对传统理论卫气古今之争的看法

对传统理论卫气古今之争的看法

谈到卫气，要纠正《内经》给我们留下的一连串的错误！是需要学术界解决的问题。

一、对营卫属性的质疑

《内经》原文：黄帝问于歧伯曰：“人焉受气？阴阳焉会？何气为营？何气为卫？营安从生？卫于焉会？老壮不同气，阴阳异位1），愿闻其会。歧伯答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2），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3）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营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

从营在脉中可以看出，营即营血（古今看法一致）。《素问*痹论》曰：“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表明卫气是一种轻飘之气。营卫相对而言，即营血为阴，卫气为阳，对此的看法，也是古今皆一致的。《内经》有：“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

质疑：阴阳的划分是，清（轻）为阳；浊（重）为阴。“清者为营，浊者为卫”从何说起？

二、对营卫运行的质疑

营在脉中，卫在脉外的“在”即“行”的意思，即营行脉内，卫行脉外。对此的看法，古今也没有分歧。那么，真的如此吗？还是让我们看看以下的事实吧：

为了避免脱离古人的原意，把“脉”先搞清楚：“脉”虽然不能肯定是指今天的血管，但是，古人所说的脉，也是管子的意思。因为营行脉内就是行于脉管内。卫行脉外之说，给人的印象是：卫为阳，阳主升，卫气从上焦宣发；因卫气轻飘滑利，见开则出，即使玄府紧闭，部分卫气照样散出；也就是说，卫气出上焦后，部分就散出了，卫阳上升，头上应该有卫气；如果卫气行于脉外，组织细胞间的循环全是动静脉，若卫气不能行于脉内，那么，卫气只能从无血管的皮肤角化层上升了。这只是按自然规律阳气上升而言，其实，角化层上升是不可能的。如果卫气不能从皮肤的角化层运行，教科书所说的真是卫气行与脉外，那么，头上，足下都应该没有卫气。然而，实际上，头上足下皆有卫气，那么卫气是怎么运行的？谁能答复这个问题？

“营卫各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我们看看古人对此的计算方法：《灵枢*五十营》篇记载，“人身上下左右前后共二十八条经脉，总长度为十六仗二尺。气行一周，水下二刻，日行于阳二十五周，水下五十刻，夜行于阴二十五周，水亦下五十刻，日夜五十周，则水下百刻，漏壶之水皆尽”。

对漏壶滴水的质疑是：要想计算的准确，壶中之水应该永远保持一个水平的位置；或者水满时出水口小，水少时出水口大，但是，这个方法很难掌握。如果不按以上两种方法，壶中之水满时，水应该是喷射。然后是流，再后是滴，壶水将尽时是渗。根据“则水下百刻，漏壶之水皆尽”来看，表明古人并没有采取以上两中方法。也就是说，壶中之水满的喷射，相当于滴或渗的数倍、或数十倍、数百倍，用这种方法来说明一种理论怎能让人相信呢？

三、对教科书卫气功能的质疑

《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基础理论》对卫气生理功能而言：“护卫肌表，防御外邪侵入；卫，就是保卫的意思……司腠理之开合……”。

质疑：护卫肌表：“护卫”把守之意。卫气是从内向外散发，只不过是从肌表通过而已。卫气“护卫”何有“散”能“守”乎？

司腠理之开合：腠理开，卫气见开而出；腠理之合，合即封闭的意思，散出的卫气已经消逝了，卫气的“合”从何说起？

四、对《内经》卫气病理的质疑

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卫气者，出其悍气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

程士德老师对此的解释是：“目不瞑，应作‘目不得眠者’；阳跷陷，应作‘阳跷满’据《灵枢*大或论》：‘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跷满’”。

对卫气“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之说法，我坚决反对！因为卫气不论昼夜皆是从里向外散发，只不过是日暖，汗孔闭的松些，卫气多散点而已；夜间寒，汗孔闭的紧些，卫气散的少点而已。绝不可能卫气日向外散，夜向里聚！既然卫气性热为阳，就应该是：卫气不得入于阴（里），里则亏阳，里亏阳，则阴盛（寒）。阴盛应该是：多静（睡眠多），何有亏阳目不得眠之理？

如果以卫气的盛衰出入来阐述不眠症，正确的理解是：卫气被郁，郁而自热，内热则烦，故不能眠。“卫气不得入于阴不得眠”纯属理论上的错误！

传统医学有理论完善与否、治疗方法和所属民族的区别对吗

对。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医疗、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的医学体系，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有着理论完善与否、治疗方法和所属民族的区别，包括汉族传统医学、藏族传统医学、蒙古族传统医学、维吾尔族传统医学、傣族传统医学。

谈谈你对伦理思想传统的基本看法

“伦理”和“道德”严格地说是两个概念和范畴，在中国传统理论思想史上，“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原本以单字表示，运用也有区别。“伦”表示辈分、类别、秩序；“理”表示治理、条理、规律；“道”表示道路、道理；“德”是理的规定，道的遵守。在西方伦理学史中，认为“伦理”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是绝对精神在客观精神阶段的真理性存在。“道德”是体现伦理精神、调节伦理关系的形式。伦理赋予道德以客观内容。可见“伦理”侧重于社会，强调客观关系和秩序；“道德”侧重于个体，强调主观内在的操守。
在客观关系和实践层面上，人们往往用对自身实践及其形成的关系的调节上去理解“伦理”“道德”，将两个概念等同使用，并在日常思想交流中约定俗成。所以“伦理”和“道德”这两个词有时通用，有时则要加以严格区别。
一 谈谈传统伦理思想
传统文化理论中，“道德”是关于修身的学问，它以“善”为核心，“伦理”是关于治世的学问，以“公正”为核心。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关于“伦理”理论范畴的论述，但是，在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个人修养与社会关系的论著中，蕴藏了丰富的伦理学思想。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家庭伦理
家庭伦理主要体现在孝悌、仁爱上，“孝”是对父母祖先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顺从，在儒家伦理思想和文化中是连用的。“仁爱”就是“博爱”。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史上，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孝”最为崇尚。孔子是倡导“孝”的第一人，他所创立的“仁”学即以“孝”为其根本。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到西汉时，由于儒学的至尊地位，“孝”也被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系统的孝道。首先就是西汉的大儒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到了宋明时代，“孝”被推向极端，成为“愚孝”。可见，“孝”的道德观念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作为伦理道德的起点，也存在一个由内及外、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推行过程。推行到最后，几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可以说，孝道在封建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道德规范。由于孝具有齐家与治国的双重功能，并且被视为齐家治国的根本要道，因此孝的观念远远地超过了道德观念的范围，它被无限扩大，应用于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代以孝治天下，实行“举孝廉”之制，行孝者可以做官，因此出现了大批的孝子。
孝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家庭血脉的延续，养育后代，使家族后继有人。其次是敬养长辈，能使父母精神上得到慰籍是“孝敬”，是大孝，能使父母衣食无忧是“孝养”，是孝的基本要求。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更强调敬亲的精神层面，例如《居家杂仪》一书中就说了：“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以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反命之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许之，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也当曲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已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事？”作为晚辈，对父母的吩咐要记在心上，立即完成，完成后要告诉父母，即使父母的话是错的，也要和声柔气地进行说明，即使你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自作主张地完成了，从情感上说也是对父母的不孝。因为父母子女之间除了原则性的是非以外，更重要的是感情。其次，由敬爱自己的父母、祖先扩大到尊敬所有的长辈和老人，这是“敬亲”又引申了一步的含义。《孝经》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博爱也），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广敬也）。”这里提出了在敬爱自己双亲的前提下，“广敬”和“博爱”的主张。明确要求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情感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兄长，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离娄上》）这种由敬爱自己的双亲，推广到敬爱所有长辈老人的道德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扶困济危、尊老爱幼的民族性格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是封建孝道中更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成分。
其次是和顺，和顺是家庭关系融洽的基本要求，传统家庭伦理所关注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不仅仅是夫妇、父子、兄弟等“三亲”关系，还涉及到几乎所有与血缘有关的亲属关系，如祖孙、外祖孙、叔侄、婆媳、翁媳、妯娌、姑嫂、堂兄弟、表兄弟等。如何处理好这些众多而复杂的关系，传统家庭伦理中都不乏精辟之见解，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研究和总结。家庭关系中首先是夫妻关系，夫妇之道，天地之义，风化之本原也，夫妇和顺，要求为夫要守义，见色而不忘义，处富贵而不失伦，为妻要节俭、勤劳等。如果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夫妇只有相敬如宾，才能和睦美满。其二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是一种血气相通、天然形成的骨肉亲情关系，相互间应友善相处。其三是妯娌关系，妯娌之间没有兄弟、父子之间那种血缘亲情关系，家庭矛盾大多由此而起。处理好妯娌关系是家庭和顺的重要要素。家庭和睦，夫妇、父子、兄弟、妯娌怡怡其乐，成为家道兴盛、光耀门楣的基础和保证，也是要着力解决的伦理问题之一。在家庭人伦关系中，主要是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正所谓“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
2、教育伦理
教育伦理在传统文化中，多是以家书、家训的形式来表现的。它首先强调教育的道德伦理。人的道德品质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属性，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如一旦形成了某种不良品性，要改变则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且会因此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
“天真纯固，固须早教”。强调早期教育不仅符合儿童生理发展的规律，也能充分体现儿童的心理特征。少年时代精力旺盛是人生的知识储备时期，其基本任务是学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知识，形成一定的生活能力，其中包括道德意识和知识技能。这时期儿童的求知欲特别旺盛，记忆力、模仿力也最强，而且其精力也最容易集中，生活经历单纯，心无纷扰。因此，少年时期进行知识教育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然提起，尚可数行成诵”。（张英《聪训斋语》）
进德、修业是不可分割的，学业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孩童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其各种能力的发展。从大量的文献来看，古人是把“立志”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明代大儒者姚舜牧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总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什么是“志”呢？就是重视自身的修养，包括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喑世不欺等等。具有这种远大志向和高尚情操的人，必能安邦治国、抚民施政，以天下为己任，以报国为自许；必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有了志向就会自我完善，做一个有作为的人，立志是一种人生境界。例如，明·杨继盛就说过：“人需要立志。初时立志为君子，后来多有变为小人的，若初时不先立下一个定志，则中无定向，便无所不为，便为天下之小人，众人皆贱恶你。你发愤立志要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志起志气来。”（《明·杨继盛《杨忠愍集·给子应尾、应箕书》）
名人先哲有名人先哲之志，庶民百姓也有庶民百姓之志。北宋诗人张耒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同列“苏门四学士”。他写了一首反映卖饼小儿寒夜沿街叫卖的诗教育儿子要为立志向而努力，诗的题目很长，像个述事小序：《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因为作诗，且有所警，示秸秬》。其诗曰：“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这首示儿诗不仅充满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又以此例教育儿子：“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不管职业的高低，意志都应当坚定，男子汉有了追求，就不可能清闲自在，生活的艰辛应当成为催人奋起的动力，诗人借卖饼孩童之例教育儿子，是别具一格的教子诗。
人立了志，就需要勤奋学习，人才能学有所成。首先强调学贵勤勉。古代关于教子劝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不可胜数，仅从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三字经》看，其中就列举了20多个劝学、勤学、励学的故事，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退，尔小生，宜早思。”些故事通过《三字经》琅琅上口的传颂，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传统教育伦理中，非常注重治学方法的传授，左宗棠谈到读书要“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至今都仍作为读书的经典之法。郑板桥在精读与泛读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精辟见解：“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千古过目成诵，孰有如孔子者乎？读《易》至韦编三绝，不知翻阅过几千百遍来，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虽生知安行之圣，不废困勉下学之功也。东坡读书不用两遍，然其在翰林读《阿方宫赋》至四鼓，老吏苦之，坡洒然不倦。岂以一过即记，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张睢阳、张方平，平生书不再读，迄无佳文。且过辄成诵，又有无所不诵之陋。即如《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更有小说家言，各种传奇恶曲及打油诗词，亦复寓目不忘，如破烂橱柜，臭油坏酱悉贮其中。其龌龊亦耐不得”（《郑板桥集》）。世人常以为自己有过目成诵的聪明就逞能，郑板桥认为这是最不济事的。孔子读《易经》使编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苏东坡读《阿房宫赋》至深夜四鼓，这些名篇都不是以过目能记就了事的。但也不能什么都读都记，如一部《史记》，洋洋数百万言，其中只有如《项羽本纪》中的钜鹿之战等精彩篇幅是最好的文章，宜反复诵读。如果篇篇都去读，就成了没分晓的钝汉。读书要有选择，不能什么都读，什么都看，只有对真正的好书，才要求反复阅读，仔细探求，不能“以过目成诵为能”。郑板桥一身奇异，他的读书体会弥足珍贵。另外，在读书不如抄书、爱惜书籍和老老实实做学问等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都有很好的精辟的论述。
3、处事伦理
传统伦理思想中，对人与人的社会影响，青少年交友成长等处事伦理，都有很重要的内容，首先便表现在择友方面。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以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颜之推又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店），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因此，君子必慎交友。一个人成家立业，逐渐远离父母的教诲 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后，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交朋友。如果朋友非常投机，朋友的话就如兰如芷，十分中听，甚至连父母兄弟妻子的话都听不进去，唯朋友之言是信。如果一旦误交坏人，很容易被带坏，甚至执迷不悟。所以，“保家莫于择友”。在至亲中，选择那些德行谨厚，爱好读书的人两三个作为朋友就足够了。兄弟也可以互相交流切磋，也不会太寂寞。
其次是淡泊名利。传统伦理思想中，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贵义贱利的，是反对计较功利的。例如，对于士而言，要学习圣人，其终极的价值取向是道或是仁。圣人标志着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有很精彩的论述：“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不可贪图虚名）。”他在《家训·慕贤第七》篇中说：“用其言，齐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剽窃他人的名利，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偷别人的东西有刑罚加以制裁；盗取别人精神财富的人，要受到良心的谴责。高尚的人如果吸收了别人有用的东西即使那人是低贱的也一定要替他扬名，他在《家训·名实第十》中说：“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名誉与实际才能就像形体与图像一样。道德笃厚、才能完备的人，名誉自然好听；面容美丽的人，其图像也肯定优美。如果不修善自身而企图在世间求得美名，就像相貌丑陋而幻想在镜中照出美好的图像一样，不可能实现。道德高尚的人，忘却名利；道德一般的人，追求名声；道德低下的人，窃取名誉。追求虚名的人表面温厚内心奸诈，华而不实，但最终却不能得到名誉。要想立名，先得修身，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却又在于既品性高尚，又淡泊名利。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而精神可以永存，人死名存，教育后世，造福社会，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人生在世，当以修善立名为务。
还要崇尚节俭，勤俭节约是中华传统的美德，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为人处世节俭是非常崇尚的。例如，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说：“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宦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如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矣。”一个人片面地追求豪宅美室、妻妾成群、随从如云、交游挥霍的奢侈生活，不贪污是不可能的。要做到廉洁就必须养成节俭之德。
北宋名臣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司马康，写下了著名的《训俭示康》的文章，他在文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到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传统伦理思想中，还有很多倡导节葬的内容，认为生是人之始，死是人之终，主张生前优待而死后葬礼简单，人生在世要尽量立业扬名，而死后也要节俭。这种思想，至今也在社会上得到提倡。
二、谈谈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的浸染，其中以儒家思想的影响最深。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表现。它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宗法伦理
宗法伦理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基本特点，它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一种家庭伦理。宗法家族制以血缘维系家族的完整，例如，家庭由父权支配，血统按父系计算，女嫁男家，妻从夫居等。父权家长作为家庭的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整个家族实行经济专制和思想专制。司马光在《书仪》卷四《家仪》中即说：“号令出于一人，家始可得而治矣。”实际上，父权家长制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的要害所在。宗法家族的伦理观念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又形成了宗法家族的礼法制度，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的发展，形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适用范围更广的一整套封建礼制，由此而形成了更具实用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内容。
2．宣传教化的特点
《隋书·卷34·经籍三》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在中国社会里，由婚姻产生的血缘关系而结合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三纲，首先就是通过家庭教育来实现的。家庭教育在中国往往又是通过家教、家训、家诫、家书之类来体现的。它对儒家思想向民间和社会的普及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家庭教育的传播方式，儒家伦理思想才达到了深入人心的程度。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些古代“家训”、“家诫”的内容，对于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中庸之道、立身扬名等等，都有具体的阐述，并用此来教育子孙后代，使他们在成家立业、求学、修身上，将传统的伦理思想、儒家的思想贯穿于生活的言行之中。例如，诸葛亮的《家诫》就告诉子孙：“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悲叹穷虑，将复何及！”这种“家诫”实际上对社会的每一位成员，应该说都是有益的。
3、维护社会的特点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教化功能，为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思想、理论人格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译注》）。身修才能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太平。显然，这个链条是环环相扣的，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社会是家庭的扩展，传统伦理的教化功能是要通过实现儿孙、子弟、家人在道德等方面的修养而达到自律和家庭和睦，这样，就为“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太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3] 由此可见，儒家是将齐家与治国统一起来的，在家能尽孝，为国则能尽忠。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当然使统治者感到十分需要。传统伦理思想不仅为个人需要，亦是家庭的需要，更是国家的需要，为维护社会，安定社会，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谈谈传统道德思想
“道”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其目的在于探讨研究天地万物的本源。道家在通过自觉体悟中，认识到了万物天地起源于混沌未分的“道”。既然“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事物它的运动变化规律就必须遵守道的“规律”。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则主要着眼于道的规律性的涵义，例如，儒家所倡言的“天道”、“人道”、“圣人之道”，“臣道”，中医学家倡言的“医道”等等。
“道德”是在道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重要哲学范畴。德的本义为“德行修养”，如《老子·三十八章》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道家基于清静无为的思想，以天真淳朴的禀性为德，例如《庄子·天地》说：“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道家亦以淡泊谦下的修养为德，例如《老子·四十一章》说：“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1、传统思想道德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主要特质的，道德占有核心地位。在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上来讲，它强调的是每个人道德的修养，以个体修养为指向，乃至整个社会运作，都建立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之上。
中国传统思想道德，其实就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体，结合了道家德的思想内容，相互融合的一个综合理论体系。儒家主张仁孝为本，礼乐为用，实践内圣外王之道。它认为人的德就是对社会伦理、三纲五常的掌握和实行的一种提倡，是作为对一个人的良好品行以及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说明。例如，《老子·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说明道最伟大的“德”就是生长养育万物，并不据万物为己有。儒家也极力赞美自然界化育万物的大德，正因为有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进化过程，才有了人类的生存，延续，自然万物是人类的母体，主张人类要“厚德以载物”，“舜之为君子也，其政好生而恶杀。”这其实就是儒家提倡的仁爱、博爱思想。后世称之为“道德”者，就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的概括。严格的说，现在我们所谈到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实质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实质是相互融合的一个整体，很难具体划分开来。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其实也就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体现。
人立于天地之间，学做人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要培养完美的人格，首先要从思想道德入手。这就是修身养德，简称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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