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对大脑萎缩、痴呆及智能减退（或下降）的认识

大脑萎缩、痴呆及智能减退（或下降）、属中医脑萎、痴呆、健忘、不、郁证、癫证、失眠、眩晕等病范畴。

中医医籍记载脑为元神之府，由脑髓滋养，脑髓充足，才能神气清灵；髓海不足，则神呆气钝，失却清灵。年老之人，肾气渐衰，阴精渐亏，精亏于下，不能上充于脑，由髓海空虚，元神失明，神明失聪；脾气亏虚易致痰阻脑络；七情失调，可使脑络发生瘀滞。

大脑萎缩、痴呆患者大多以记忆缺陷、失认、失用、智能减退为主要表现，而最常忽视的临床表现是精神行为症状。精神行为症属精神病学。

我国精神病学是祖国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心疾、首疾等疾病的记载，提示当时对精神病可能已有认识。公元前5—前3世纪，我国现有最古老的医学典籍《内经》对精神病有诸多描述。《内经》把人的精神活动归之于“心神”的功能，所谓“心藏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神”不仅主持人的精神活动，而且统管人的五脏六腑。故“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灵枢·本神》指出：“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后脑髓生。”“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这充分说明了“神”是物质基础上表现的功能活动，这种活动，将随生命的终止而消失，如《灵枢·天年》：“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的神随形终的结论。由此可见，祖国医学精神活动的基础，已具有唯物主义的观点。提示精神是物质实体的产物与躯体密切有关。

“神”的活动，在《内经》中是以“五神”和“五志”分属于“五脏”，由“心”来统领。《素问·宣明五气》：“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所谓神、魂、魄、意、志，统称五神。《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即五志。并且认为：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后世在“五志”的基础上，发展成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学说。

上述的“五神”与“五志”，为精神活动提供理论解释。此外，《内经》还论述过在剧烈的情志变化下，能引起精神异常，且影响体内正常功能，同样躯体内脏的变化也可以累及情感。如有所谓：“百病皆生于气”，“大怒伤肝，大喜伤心，思虑伤脾，悲忧伤肺，惊恐伤肾”的七情内伤论。这一学说发展为后世的三因论之一。

关于临床症状方面的记载，《内经》中主要有关于阳厥（发热谵妄状态）、妄见妄闻（幻觉状态）、各种妄想（夸大、迫害）、癫痫发作、怪异言行等综合征的记述。

《素问·阳明脉解》论阳明发狂的症状是：“病甚则弃充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素问·厥论》：“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所谓阳明，就是发热的意思。发热之极、神志谵妄、幻觉丰富和躁狂骚动，均是古人对于感染中毒性精神病的观察记录。《灵枢·经脉》说：“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是指古人所谓“髓厥”一症的病状，近似现代精神病学中迫害妄想与幻觉症状。

汉代张仲景（150—219）著《伤寒杂病论》对急性热病或传染病所引起的精神障碍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提出“谵妄”，“伤寒发狂”，“热入血室”，“郑声”等病名。他在《金匮要略》中对癫的状态描述较为详细，“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此外他还首次提出“脏躁”、“奔豚”、“百合病”等病名，其临床症状的描述类似现代的癔症、神经衰弱与传染病后衰弱状态的表现。

晋代皇甫谧（215—282）著《针灸甲乙以》，介绍了不少治疗精神病的穴位与方法。葛洪（265—341）著《肘后备急方》，收集了许多民间的方剂，其中治疗精神病的方剂与针灸方法达20多种，还提出用水淋喷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为我为最早期的物理治疗。

隋唐时代巢元方（610）著《诸病源侯论》中根据病因和症状分别列了30多种精神病的综合征，内有不少癫狂的记载。如风狂候：“气并于阳则为狂发，或欲走，或自高贤称神圣是也”。鬼邪候：“或言语借谬，或啼哭惊走，或癫狂昏乱，或喜怒悲笑，或大怖惧如入来逐，或歌谣咏啸，或不肯语。”这些较之前代诸家的症状描述确实细致。

唐代孙思邈（581—682）著《千金方》《千金翼方》对癫狂证侯的描述是非常丰富而真实的。如“凡诸百邪之病源起多涂，其有种种形相示表癫邪之端而见其病，或有默默而不声，或复多言而谩说，或歌或哭，或吟或笑，或眠坐沟渠，啖食粪秽，或裸形露体，或昼夜游走，或嗔骂无度，……如斯种种癫狂之人，今针灸与方药并主之”。在王焘著《外台秘要》（752）一书中，认为气血失调为发狂的病理。这种认识到了明清时代就被大大地发扬了。

《诸病源侯论》《千金方》与《外台秘要》三部巨著，集唐代以前医学之大成，也为我国有关精神病的诊断、治疗进行了总结，迄今仍为学习中医的重要参考书。

宋代朱肱在其《活人书》中，将“伤寒发狂”分为“阳毒发狂”和“蓄血发狂”两类，辩证甚详。还提出了新的疗法，以采用凉血解毒的方法来治疗“伤寒发狂”是一大进步。

从宋末到清末（12世纪初至20世纪初），继汉唐医学的成就，金元医家崛起，为精神病的诊治和理论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这一时期前一阶段最突出的发展是病理机理的发扬和治疗的多样化，后一阶段的特色是精神病论述的总结，并开始有精神病的初步临床分类。

金元时期，创立新学说与墨守古法的斗争十分尖锐。中国医学在唐宁以前，皆遵循《内经》《伤寒论》而发挥。到金元时代，新旧之争十分激烈，各家学说崛起，开展学术争鸣，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也为精神病的病因、病机、治疗等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

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发挥了《内经》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的理论，强调癫狂是由于火热过亢而引起，主张治疗癫狂必须泻火，倡火热过亢论。痰迷心窍论者认为：“痰是癫狂的病理起自金元时代的张从正和朱丹溪两家”。此后明清医家戴思恭、虞搏、徐春甫、张景岳及陈士铎都相继发扬了“痰迷心窍”的学说。明虞搏者著《医学正传》谓：“大抵狂为痰火实盛，癫为心血不足，……”，是为心血不足论。继“痰迷心窍”的重大发现以后，明李梴著《医学入门》，对月经期和产后发生精神病的病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血迷心包论。明清以来的医学还提出以脏象为基础的综合辩证论，他们在情感与脏象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综合了金元医家关于精神病的病理的气、血、痰、火等机理，对精神患者进行了辩证分析。如清陈士铎：“癫病之生也，多生于脾胃之虚寒，脾胃虚寒，所食水谷不变精而变痰，痰凝胸膈之间不得化，流于心，而癫证生矣。”这对以后治疗癫症注意到脾胃虚寒采用温化顽痰的方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治疗方面，朱丹溪创立了以情胜情的：“活套”方法，在古代七情五志的基础上，比较完整的发挥了中医的心理治疗方法。朱氏有这样一段话：“五志之火，因七情而起，郁而成痰，故为癫痫狂妄之证，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所能疗也，须诊察其由以平之”。所谓“人事制之”，就是指的心理治疗。朱氏对此方法特别指出：“此法唯贤者能之”。提示此法的进行不可勉强而为，需通过详细的调查，因人制宜，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14世纪（明代）以后，著名医学家李珍表编《本草纲目》一书，其中也有许多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与方剂。例如，为了验证服了蔓陀罗花后能“令人笑，令人舞”的说法及其麻醉作用，他还亲自做了实验观察。今天看来，上述精神症状实为洋金花制剂治疗精神病过程中出现的轻度意识障碍的一种表现。

明代王肯堂在17世纪初著《证治准绳》，对我国以前历代医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其中列出神志门，是比较详细的精神病论述专章。最主要的贡献是把癫与痫两症明确划分，改变了以往精神病分类的混乱情况。他将精神病分为癫狂痫、烦躁、惊悸恐三大类。在癫狂痫下又将癫、狂、痫三者明确划分。烦躁下则有虚烦、躁、谵妄、循衣摸床、喜笑不休、怒、善太息、悲。在惊悸恐下列惊、悸（怔忡）、恐、健忘、不得卧诸类。从混乱的症状描述中，分成大类小类，为今后临床归纳提供范例。

明代张介宾于1624年著《景岳全书》，提出“痴呆症”加以论述说：“痴呆者，凡平素无痰，而或以郁结，或以不遂，或以思虑，或以疑贰，或以惊恐，而渐致痴呆，言词颠倒，举动不经，或多汗，或善愁，其证则千奇万怪，无所不至”。又说：“此证有可愈者，有可不愈者”。指出有的预后不佳。

清代陈士铎著《石室秘录》，将精神病划分为狂病、癫病、花癫和呆病四类，治则方药，且多新的创见和补充，并有生动的病案记录，实为一部精神病论述的重要著作。特别是对呆病的描述生动具体：“呆病如痴而默默不言，如饥而悠悠如失也。意欲癫而不能，心欲狂而不敢，有时睡数日不醒，有时坐数日不眠，有时将已身衣服密密缝完，有时将他人物件深深掩藏，与人言则无语而神游，背人言则低声而泣诉，与之食则厌薄而不吞，不与食则吞炭而若快”。

清代王清任于1830年著《医林改错》脑髓说指出：人的“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也”。“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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