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院分离说当否：校长会诊高校附属医院

在全国抗击非典战疫中，众多大学的附属医院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大学与附属医院应当分离”的说法。此说法不仅引起众多医学院校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也引起国家教育和卫生主管部门的重视。

日前，在由北京大学主办的“综合大学医学院院长联席会”上，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综合大学及医学院的领导和专家认为，大学与附属医院不能分离；对目前附属医院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正视，加大力度理顺关系，确保“医教研”协调发展。

“医教研”三位一体，“分离说”不切实际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说，大学附属医院是医学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课堂。多年来，大学与附属医院合在一起，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医学人才。卫生部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目前有５２９万医学学生，其中临床、口腔、中医、护理等专业学生有６０％以上时间在大学附属医院度过，医院几乎无偿承担了全部临床教学任务。目前全国有８００张以上病床的医院中，半数以上是大学附属医院，一大批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立在大学附属医院，有８０％以上科研成果来自大学附属医院。反之，大学医学院基础学科研究对临床医疗的支持，也大大促进了附属医院的发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姒健敏举例说，２０年前成立的浙江省人民医院，是浙大附一医院分出去的，由省卫生厅直管，投入很大；１０年前成立的邵逸夫医院，是由邵逸夫捐资建成的，但它还是浙大的附属医院。二者相比，后者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前者，而且现在省人民医院的领导来找浙大医学院，希望成为我们的附属医院。这充分说明大学附属医院的优势所在。

“从医学教育规律和我国国情来看，大学与其附属医院是互相支持、互相依赖的唇齿相依关系；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四川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兼华西医学中心主任鲍朗等专家说，在现代医学教育的诞生地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医学部都设有附属医院；还有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哈佛、斯坦福、华盛顿等世界著名大学都在加强大学、医学院与附属医院的融合。

同济大学医学部主任傅继梁、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关永源、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卢捷湘等多位专家在发言中说，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表明，附属医院是办医学教育办出来的；而现代医学教育发源于医学院办医院。附属医院作为医学教育一部分，或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当前国际医学教育的趋势就是强调以高等教育为基础，强调“早临床、多临床”教学的重要性，强化附属医院的功能。

专家们认为，附属医院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目前的“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管理体制，既符合医学教育规律和中国国情，也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不仅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更有利于增强我国医学科研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大学与附属医院“分离”之说法是不可取的，“高校应当加强而不是减弱更不是放弃对附属医院的管理”。

管理体制问题多多，理顺关系至关重要

据了解，我国“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管理体制是在２０世纪末的高教体制改革中形成的。一批原来隶属卫生部及其他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医科院校连同其附属医院，被一起并入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大学。一些高校的领导和专家认为，相对自建国以来延续多年的高等医学教育独立设校办院的传统格局而言，并校后３年的磨合尚显不足。大学附属医院管理体系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今春非典疫情，使附属医院管理中的问题集中凸显。比如，大学对附属医院管理较弱，尚未充分整合附属医院资源；附属医院临床各学科与大学的基础医学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不够，与大学及其他科研院所的信息沟通与合作不够等。

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彬教授，以亲身经历讲述了附属医院与高校之间存在信息不畅、条块分割等问题。他说，在这次非典疫情中，高校与附属医院缺乏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方面的知识沟通，客观加重了疫情，增大了损失，其根本原因是高校对附属医院的管理较弱。许多专家建议，应该把这次非典当作强化我国“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医教研协调发展的契机，最终实现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研究中抢占国际制高点。

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教授指出，目前在学校和医院之间存在“关系上的危机”，这主要由于多年来医学院校和医院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他说，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医院面向市场，获得很好的发展机会。比如北大的几家附属医院，在行业评估中全部进入三级甲等医院之列，经济效益大增。和医院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医学院发展大大滞后了，医院教育投入不足，教师待遇较低。这就使得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的“附属”关系，变成了“富人”和“穷人”的关系。“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个整体，不容置疑，但关系必须理顺。

管理体制上的不顺，还表现在“级别”的差异上。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院院长闫剑群说：“中国官本位非常严重，办任何事都讲级别。高等院校机构也如此，这就导致大学医学院、医学部、医院在管理上本来难处的关系更加难处。”他举例说：“西安交大两个综合性附属医院和一个专门医院都是处级，而省医院比我们的综合医院要差，却是副厅级。这就使我们的医院很有意见。”

据武汉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杨炯介绍，武大的３个附属医院所有权目前还在湖北省，都是副厅级单位，是独立法人；而武大虽是副部级，但合校后原湖北医科大学变成武大医学院，成了二级学院，是处级，而且不是独立法人，所以目前现状是非独立法人管独立法人，处级管厅级。

明晰责权是关键，协调管理促发展

一方面“医教研”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必须坚持；另一方面目前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又必须正视。这是来自各高校领导和专家们的共识。

专家们认为，要正视问题，就要首先理顺“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内部关系，明确责任与权利。原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巴德年院士说：“如果医学院管理不了附属医院是一件悲痛的事。”他认为，医学院管理医院要有三项权力，一是党委领导权；二是干部人事任免权；三是经费管理权。据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介绍，北大对附属医院的管理有两个统一，一个是人事体制统一，一个是财务体制统一；具体管理由北大授权医学部领导。

如何理顺行业主管部门的关系，被认为是促进大学附属医院健康发展的关键。据了解，按照现行管理体制，医科类高校附属医院的行政及教学业务管理由教育部门负责，医疗卫生业务及资金、财务由卫生部门负责。专家们认为，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应通力合作，抛弃因部门权限划分造成的利益纠葛，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医学事业发展负责的原则，共同协商解决有关医学人才培养和医学科研方向等重大问题。

韩启德院士指出，医学教育的发展具有整体性、连贯性，是有科学规律可循的。高校处于教学与科研中，医院处于市场中，这就需要教育部门、卫生部门通力合作解决医院管理体制问题。以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附属医院优秀医学人才和重大科研成果都源于高校医学院，而它同时又是医学院的学生和科研水平实习与研究、实践的基地。教育部应推动高校服从卫生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有利于卫生主管部门集中精力开展行业的业务指导和推进医疗卫生改革。

大学附属医院如何在应对卫生突发事件中发挥作用？专家们建议说，首先，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应进一步总结抗击非典中的经验和教训，加强非预防医学专业的医学教育，进行疾病防控、传染病防护培训工作。同时，可以考虑联合信息产业部，整合社会信息与技术资源，建立起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系统的信息平台，在紧急情况下随时启动。

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司长周子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靠行政手段改变医院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应急问题。目前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各自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应当在它们之外建立一个联动平台，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沟通双方，在面对大地震、瘟疫等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时随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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