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医药及东方文明进行的一次哲学辩护

为中医药及东方文明进行的一次哲学辩护

更新科学观念，实行“一科两制”，确立“东方科学”的学术战略地位，是关系到中医药存亡首要的认识论基础。

百余年来随着西方文明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冲击和竞争，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并取得强势地位后，不少国人逐渐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失去了兴趣和信心。然而，现代科技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和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负性效果，这不得不使人们开始反思，期望重新评价东方文明、复兴东方传统。

“科学”被抬上了神坛

在知识领域认为只有按西方观念和标准确认的“科学”，才是惟一正确的真理。人们以是否为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法性”，并以此来制定一系列管理政策和社会“游戏规则”。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进一步认为：“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这些权威观点强调的是必须符合以上条件的知识体系才能称为“科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下，“科学”被片面地置换为“惟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语，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一说到科学就要求大家要“信仰科学”，所谓“信仰”就是不管它对不对，你都得信服它、崇拜它，这对以反宗教而生的科学是一个极大的嘲讽。

由此，那些即使认识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具有实践性、可验证性，但不按西式术语表述、不按西式逻辑构成的东方知识体系，以及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暂时无法被现代科技所认识和解释的东西，就会被列为“待验证的”、“伪科学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1926年3月，新文化运动大师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没有病变的右肾，由此引起社会很多议论。尽管梁先生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这虽然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但对这样一个明显的医疗事故也不予承认，即使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辩护”，同时也不忘批判中医药，这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梁先生所认同的“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科学本身仍存在着诸多“缺陷”，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神圣。

“科学”本来很简单

“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的规律或结论”。我们一般比较强调科学的客观性(能确切地反映客观规律)、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适应性)和系统性及逻辑性(知识的理论化体系化)等特性，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相对正确性”认识不足，因为科学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动态变化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只能作为那一个时期相对正确的认识，或更接近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任何最先进的科学都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错误”。今天正确的科学，在明天完全可能成为谬论。就是在今天的正确中，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现代医学发展至今虽然已非常先进，但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仍有高达20%～30％的误诊率。美国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曾告诫到：“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

可见，科学的真实客观只能相对的“逼真”，科学的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只能体现在相对的时空“范围”内，科学的系统性及逻辑性只能相对的“完美”。这提示我们在崇尚科学、追求科学的同时，不能对科学过分地“顶礼膜拜”，更不能盲目迷信科学。有一位国外学者最近说：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惟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判别是非的词语。

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赋予了太多甚至过分局限的定义，或将“科学”概念及评价标准过度地拔高，不切实际地使其高深化、复杂化、狭隘化。按其标准判定，不仅中医药不是科学，就是西医也不是科学，这些观点能否作为一种社会认识理念推广，值得学术界慎重研究。我认为“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因此，我们应回归到“科学”这个质朴而真切的本义上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正道。

中医药的生存呐喊

中医药作为一门东方的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使其原来的发展轨迹部分或全部改变。

20世纪以来，中医药在管理、医疗、教学、科研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归根到底，其深层次的原因，无不与“中医药学是否是科学”有关。否定者认为中医连治病的机理都说不清楚(指用现代科技语言、逻辑来表述)，怎么会是科学呢？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不是科学。这种说法本身就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190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其所译的《穆勒名学》按语中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他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九流之学，“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中医药进行了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中医药予以了高度评价后，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会说“中医药是一门伟大的传统医药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以及一些管理部门制定政策中，却并没有将中医药作为科学、或一门虽然与西方科学不同但同样正确的知识体系来对待。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坚持用他们信奉的狭隘的科学观来评判中医药，如有人长期在网上发布“中医能治好病也是伪科学”的所谓科学高见。2003年还有人在南方某报发表“中医是巫术，应该扬弃”的观点。

由于社会观念的西化，过度崇拜西式现代科技文明，如果一门学问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就意味着被沦为“非正确、非真理”。按照现在公认的西式“科学概念”来判别，中医药学科体系很难纳入其中，因为中医药学术形态、研究方法及价值观确实与现代科学不相一致，至少在目前还难以用现代科学术语来阐述中医药的治病机理。但出于求生存的本能反应，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学问不是科学，于是，在强大的现代科技的高压下，不少业内人士掉进了观念的陷阱中，要么“盲目地将西式科学的标签往自己身上一贴，就一口咬定说自己是科学”，这种没有哲学依据的结论未必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要么“用西医标准来检验中医学问，以此想提升中医药的科学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却是欲速而不达，欲生而不活，反而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中医药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而发展。

中医药的生存发展问题已讨论了几十年，总是陷入老调重弹的怪圈之中，十几、二十年前谈的问题，今天还在继续谈，照此下去，也许再过十几、二十年，仍然还是谈这些永远都“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未能彻底解决好“在现代科技大背景下，到底应该怎样面对中医药这门独特的东方知识体系”、“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等核心的敏感问题。不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事业的形象，也很难真正有效地促进中医药的学术发展。

因此，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实现中医药事业的振兴，我们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医药，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创立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来认可多形式的知识体系。只有观念上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医药发展中出现的不正确导向，中医药也才能享受到应有的科学地位和“独立人格”。否则，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知识创造，在永远不会被认可为西式“科学”的情况下，只有死路一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人卡住喉咙的“苟延残喘”，或进入“安乐死”状态，这种活法能使中医药振兴吗？

科学上要“一科两制”

我们不否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我们并没有认为现代的科学观不对，但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不完善、不客观、不公平，因为它在有意无意间带上了“偏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东西方文化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学和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差异性，决定了东西方知识体系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评价。对此，也有人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搞多元化，科学不是文化，只能有一个标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使在西式的现代科技体系中，也难以用一种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科学家霍金也承认：“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

目前仍有不少人想以一种医疗形式来一统天下，不承认非西医药治疗方法的疗效和学术地位。更有人认为即使中医药有疗效，也不能证明中医药就是科学，如此狭隘地理解科学，将科学挟持上了“窄船”，这本身就是科学的悲哀，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科学“卫道士”严重的学术“霸权主义”思想。事实上，中医药对临床上不少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对一些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还可以发挥西医难以取代的作用。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认识到疾病的诊疗规律，就不可能有疗效，有疗效至少就证明了这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

在讨论中医药的科学性、科学价值问题时，我们不能忘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更不能忘了邓小平同志著名的“猫论”认识观：“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对医药卫生领域来说就是“不管中医西医，治得好病就是好医”。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从更广泛更现实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医药的科学问题，“有疗效就是硬道理”。

既然“科学等同于正确和真理”这个观念已在社会上、学术界根深蒂固，并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有的专家想另立与“科学”相对立的全新名词概念来表述中医药等东方知识体系，还有的专家认为中医药不一定非要进入科学体系，这些思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似乎缺乏推广的现实性。比如，欧洲人不同于亚洲人，我们不能以欧洲人的蓝眼睛标准来评价亚洲人，认为没有蓝眼睛就不是“人”。亚洲人也没有必要为了与欧洲人区分，就放弃“人”的称谓和做人的尊严而另找“冠名”。对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人”，在此基础上再按人的不同“品种”进行细分，并相应地分为白种人、黄种人等等，这是谁都懂的再普通不过的道理。

因而，我们不能从“科学”的阵地上退出，必须围绕“科学”二字来做文章，对这二字赋予新的含义和进行层次上的分解，使其能够涵盖东西方文明不同的知识体系。下面我将“科学”分为两个层面来阐述：

1.第一个层面，即“基本形态”。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真实有效性，或者说是具有确切的实践性，就应认定它为“科学”，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

2.第二个层面，即“多种形式”。基于以上第一个层面的认识，我们将世界上不同形态的知识体系，按其起源的地域性分为以下两大体系：

①西方科学体系(简称西方科学)

西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影响世界各国，目前属于国际上的主流知识形态，也即现代主流观念所认可的“知识真理”。以现代逻辑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分解、还原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可视的物质性、理化性、空间性、结构性，重视普遍规律性，具有微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统一化、机械化、线性化等特征。常常通过对低层次物质运动的研究来解释高层次的物质运动，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释所有高层次物质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当然，新兴的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也在试图弥补这些不足。

②东方科学体系(简称东方科学)

东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中国，流行于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及东南亚等东方国家，目前处于弱势地位。以形象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整体的形象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物事的整体性、类别属性、时间性、功能状态，重视个体特性，具有宏观化、定性化、非标化、个性化、随机化、非线性等特征。常常通过一些宏观的观念、经验和理论来诠释所有的物事变化，除部分来源于微观基础而外，也存在不少较主观的臆想，这也是它的不足之处。

简而言之，东西方两种科学体系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着眼点的不同，就如马戏团驯兽，既可以用“有形”的动作敲打它，也可以用“无形”的声音呵斥它，都能达到让动物按指令表演的目的。西方科学着重在具体的“物”(结构基础)，东方科学着重在无形的“意”(功能状态)。西方科学在“物”的研究上能够突飞猛进，势不可挡，而一旦涉及到了意识、精神、功能态时，往往就束手无策，因为这类东西并非具体的物质存在，也难以量化，比如谁能对疼痛、忧虑、烦躁、情感进行量化，用数字表示出来？东方科学则避开了对“物”的追求，选择了从类型属性和功能态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常常能出其不意地解决西方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在认识清楚东西方这两种科学体系有着不同特性后，我们就应有针对性地实行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这种做法可简称为“一科两制”。将其移植到医药上就是“一医两制”，这与现行的“中西医并重”有本质区别，因为在以西为主的“一制”之下，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实现“并重”的。

通过对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在学科形态上的划分，可望避免中医药等东方传统知识体系，在与西式科学发生冲突后，被草率地划入到科学的对立面之中去。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肯定“东方科学”的学术社会地位，在科学上实行“一科两制”，中医药事业才可能重振雄风，更好地完成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伟大使命。

中医药并不“玄”

下面仅就两个最为敏感的中医药学术评价问题作一简析：

1.中医药有没有“标准”？既然是科学，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科学都要讲“标准”或“认识准则”，中医药治病有没有个“准”呢？虽然中医药属于东方科学，注重从类型属性上去分析解决问题，尤其是辨证施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仍然还是有“章”可循的，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认识到疾病诊治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有疗效。张仲景《伤寒论》的398条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辨证施治“标准”，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医诊疗“标准”，只不过它是一种不同于西医的知识形态而已。

2.中医药有没有“可重复性”？不少人对中医药的可重复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很不稳定，治同一种病有若干种方药，让人无所适从，由此认定中医药缺乏可重复性，进而认为中医药没有科学性，其实这正是中医药临床“灵活辨证”的优势所在。这种问题的提出，完全是从西医治“病”的角度在看问题，同时，也说明这些人缺乏中医药的基本常识。虽然大家口口声声都会说“辨证施治”，但却并没有真正领悟这4个字的真谛，也并未真正在临床上实践这4个字。须知，中医以“证”为核心，拥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灵活的、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临床诊疗方法。可见，中医药临床重点抓的是“证”，而不是“病”，更不是西医的“病”。只要辨证准确，就能收到良好的甚至是神奇的临床疗效。因此，从“证”这个角度来讲，中医药肯定具有可重复性，关键是我们能否在临床上熟练地运用中医药理论，准确地“辨证”，合理地“施治”。

姓“中”就要办“中”的事

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中医药是一门至少在现在还难以从本质上与西方科学彻底融合的“东方科学”。因此，我们应该树立起自己的学术“尊严”，如果不切实际地套用西式观念来管理和研究中医药，看似先进，貌似现代化，搞不好丢掉了自己的特色优势，还会落得个“不伦不类”。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中医药政策时，应考虑到中医药的学科特殊性，充分遵循东方科学的发展规律来发展中医药事业，必须努力突出中医药特色，敢于承认自己姓“中”。如果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姓“中”，还能搞好“中”的事吗？下面就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提出几点个人建议：

1.塑造中医药科学形象

①中医药有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经常对社会宣传党和国家的中医药政策、方针，广泛传播中医药科学观，努力维护中医药的声誉，在涉及中医药重要事件时，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以表明立场。

②中医药专业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向社会广泛宣传中医药科学知识。

③呼吁社会媒体更多地从正面宣传中医药学，让社会充分了解中医药这个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现状，以寻求强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和发展中医药事业。

2.突出中医药科学特色

①中医药医疗。如果不突出中医药特色，很显然就失去了办中医院的意义。因此，国家应针对中医院制定一套有利于突出中医药特色的管理和考评政策，以及合理的定价标准，特别要制定“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中医药内容)，否则，在中医药临床出现问题后，我们连法律解释的依据都没有了。我们必须让中医院能够理直气壮地姓“中”，才能坚定不移地开展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

②中医药教育。必须进行中医药教育改革，要按照中医药知识传播的特点组织教学和临床实习，必须重视中医药经典教学，不宜忽视中医临床“师带徒”的教育方式。在中医药大学的《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中，应增加新的“科学”概念和“东方科学”观念的内容，让受过现代西方文明影响的大学生们，充分了解中医药的科学性，进而从思想观念深处认同和接受中医药学，从根本上巩固中医药学生的专业思想，增强从事中医药事业的信心。

我曾多次呼吁“中医药教育，也应从娃娃抓起”，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探索创办中医药大学附中的可行性。同时，在中小学教材中的有关部分，应增加和强化中医药内容。

③中医药科研。国家在鼓励广泛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中医药研究的同时，也应维护和提倡按照中医药学术特点进行的知识创新。

④中药材及中成药产销。现行的中药新药申报审批制度、中药生产企业的GMP改造和中药饮片管理，在向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迈进的同时，这种“大跃进”是否有不符合中药产业实际的问题存在，值得有关部门和专家进一步调研。

3.创立中医药科学评价管理体系

近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已经没有充足的理由，再继续按西式观念来评价管理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医药事业了。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的智慧，还要处处按别人的“脸色”来行事，这能管好传统科技文化事业吗？因此，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有勇气制定一套相对独立的真正属于中医药的评价管理体系。在此，建议新订和重新修订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及考核、中医药科研鉴定、中医药人员职称考评(应以临床疗效为主要依据)、执业中医药师考试、中医临床诊疗规范(包括诊断、治愈标准)、处方权限(中医师的西药处方权限，西医师的中药处方权限)、中医医疗事故处理(此项特别重要)、中药不良反应鉴定、中药新药申报审批办法及中药产品质量认证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否则，中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都不可能真正突出中医药特色，开展优质的中医药医疗服务也就只会是一句空话。

补记：为什么要“高谈阔论”

这次我受命负责“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的具体策划组织工作，在会前会后都有人问我：“召开这个会讨论中医药的科学与哲学问题有什么意义？”、“对中医药发展能有多大的帮助？”、“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的是，这种“务虚”的“高谈阔论”，不仅不能直接解决任何能够掂量出有几多价值的有形的问题，而且也不敢说讨论了这些问题，就能立即使中医临床疗效提高多少个百分点，那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此时，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也可以说是务虚的讨论所形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重要思想，最终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认识论基础，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今天，中医药在现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五彩缤纷”诱惑下，又一次站在了足以改变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中医药将何去何从，牵动着每一个岐黄传人的心。我们期待着这种形式的讨论，能够逐步理清以下问题：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如果是，它又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其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何在？如果不是，中医药又是什么呢？当然，讨论的所有结果是否正确，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但最后该怎么决策，又该怎么做，那就不是这些“高谈阔论”的专家的事了。

很显然，仅仅只有这一次论坛，是不可能将所有问题都能讨论清楚的。我赞同李振吉副局长、李大宁司长和陈贵廷社长的意见：将这种形式的论坛继续进行下去，并努力使它的影响逐步扩大，成为中医药乃至整个东方科学文明的一个思想库、智慧库……

注：毛嘉陵系本报总编助理兼总编室主任

请问中医中蕴涵着怎样的丰富文化？

　　中医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中医”是个专用名词，它的“中”字显然是为了区别“西医”的“西”字。因此，大家理解的“中医”是指传统中国医学或中国大夫。不过认真求实地考证一下，这个“中医”之“中”，本来的意思根本就不是指中国呢！

　　何以为证？“中医”一说，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病不冶，常得中医”句。早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了“中医”一词，那时西医还不成系统，更没传入中国（西医传入中国是在西汉以后又过了一千七百年的明末），西汉人连西医为何物都不知道，怎可能为区别“西医”，而称中国的医学医术为“中医”呢？

　　西汉开始有“中医”的说法，若“中”不指中国，究竟何意呢？中国最早认识尤物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易经》，将世界一切事物均纳入阴阳的轨道，对后世的哲学，社会、堪舆、天文、地理、医学……都具有重要和直接的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阴阳保持中和才会取得平衡不会生病。若阴阳失衡，则疾病必来。中医大夫有“持中守一而医百病”的说法，意即身体若无阳燥，又不阴虚，一直保持中和之气，会百病全无。所以“尚中”和“中和”是中医之“中”的真正含意。

　　当然，今日“中医”一词指中国的医学，但是，若理解了“中和”之意，会明白大夫为何常说滋阴、补阳、调理……
　　。从此，中国医药学的文明史开始了。

　　中国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医学史，由于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国独特理论框架，及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撞击及西医的传入，出现两个分明的层次，在东西方医学交汇中呈现复杂多态的状态。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

　　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进了医药卫主之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传统医学在走向现代化。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格局将会对这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作出客观的再现和评述。

　　中国医学史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研究，还是对近现代医学的研究，或是与各种不同体系医学的比较研究，对医、教、研和卫生管理等工作及学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涵盖面广，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久远博大，不是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

　　从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到现在流行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我们都在等待下一个考验我们的疫情是什么？该如何面对？然而，在对SARS和禽流感的防治和治疗中间，人们发现有一样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那就是中医。中医学有着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它和国画、诗词，以至于《易经》、风水一样都属于中国文化体系。同时它又是一门和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医学科学。

　　2003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广东省中医院后说，SARS患者接受中医治疗后缩短了发烧时间和住院时间。专家们还建议，如果能把中医参与治疗提升到常规治疗层面对世界其它地方防治SARS将会很有帮助。这大大鼓舞了中医界，也为这上千年的传统医学注入了一股实证的新鲜血液。

　　回顾中医的历史，可以上述到先秦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阶段。在这长达1800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传统文化基础。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如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等等，哲学体系影响下发展出了中医中药学。可以说中医拥有的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正是他与西方医学最重要的不同点。当人们开始懂得把从生活中学来的自救知识积累成一套医疗理论的时候，西方原始医学和中国原始医学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样的。有西方“医学之父”之称的希波格拉底指出，自然界由“四元素”组成即火、气、水、土产生万物的运动变化。在中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间概述了天体运行的“阴阳”规律，和地上万物生成的“五行”规律表现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这四元素和五行，显示出了这时期东西方医学的概念距离还不是很远。

　　“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在这里中字念去声，中。“中医”这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又叫中国医学为“汉医” “传统医”“国医”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现的。两千多年前，《汉书》里的那个中医概念，倒是体现了中国医学中的一个最高境界。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致中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逸就要劳，劳就要逸。微者逆之，小的你就可以逆它。甚者从之，你不能逆它，你逆它你就崩溃了就没有了。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了。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就是它的一种最高境界。《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这一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级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气在中国古代是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一种朴素认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观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物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这种朴素的认识被引进医学领域在中医学中逐渐形成了气的概念：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聚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有机体，气散则形体灭亡。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全天下就是一个气。有了这个气就运动，就生生不息，就变化不止。没有这口气就完了。中国著名的近代著名的这个中医基础教授，内经教授。他说人就这一口气，这口气没有了这个人还在这什么都没有了，人这口气不走，这口气就在它就是活着。就你讲那个活体的。我们研究的就是有气的这个活体，有气的活体。精气学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中国认为世界怎么来的？中国的哲学家认为气一元论。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是气来的呀，在上就是为气，在下则为形，就是地。这就是气。然后呢你象在《春秋繁露》里董仲书说的：“元气者，始也”。万物之始也。有了这口元气什么都开始运动了。没有这口元气，就没有，就好像上帝的推动力就像牛顿找上帝第一个推动这个地球一样。这就是大家都在找一个解释这个世界，而中医恰恰它可理解是这个世界。阴，阳。何谓阴阳？我们的祖先认为宇宙间一切能量、运动方式、空间方位、时间序列、事物的性质、以及聚万物之灵的气等等都可以用阴阳来概括。阴阳是一切事物辩证对立的两方面。《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出：“察色按脉 先别阴阳”。中医讲求阴阳平衡以致中，致和。在《易传》里，就是我们讲的《十翼》，《易传》里说了：“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万物之始也，有了阴和阳，才有了万物之始。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是有了阴阳还有了气才有了万物。这就是我们讲阴阳的观念。

　　西医和中医呢它也有这种类似、相类似的地方。中医讲阴阳平衡。西医讲什么？酸碱平衡。电解质紊乱在现在医院里是个很难治的病。这个人如果岁数大一点电解质紊乱了，抗菌素就不好用了。肺炎肯定就死了，要了命了。酸中毒，碱中毒，一到酸碱中毒，我们很多医生就头疼，不好调整。你用点碳酸氢纳去也不好用，你给他用点酸，也不好用。那么西医它是怎么来认识酸碱平衡的呢？它认为这个人的人体，它的这个钾离子和氯离子，各有156毫克单位，它要寻求这个平衡，就叫酸碱平衡，就是PH值平衡。然后呢，它经常在变换，变化时候它就有一个缓冲对。它有三个缓冲对，它有最弱的是氨基酸缓冲对、磷酸缓冲对、碳酸缓冲对，这三个缓冲对是什么呢？就是来纠正这个淤值。你比如酸高一点，它可以调整调整；碱高一点，它也可以调整调整，它是个调节器。当你太厉害了，这三个调节器就无效了。无效了就出现电解质紊乱。它也在追求阴阳平衡，它认为如果调整不好，出现电解质紊乱的人就叫做酸中毒或者碱中毒的。用中医话，就是阴阳不平衡，它是怎么不平衡？钾钠离子不平衡。高钾的病人就很危险，低钾的病人也很危险，高钾的病人可以猝死，低钾的病人也可以猝死，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就说西医就是在讲阴阳？不是，它也不是在讲阴阳，它是讲一个内环境的稳定。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和你讲的这个中医的这个“中”字，这个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医，是在讲究一个人体内环境稳定的医学体系，西医就可以接受。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中西医结合，去和西医对话，就好多了，就好多了。

　　2006年2月中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申请项目。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在与疾病做斗争的漫长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学科名列其中。根据规定，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处于濒危状态，有完整的保护计划。而是否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是最关键的一条……

　　中医是在绝对性世界观和虚无轮回人生观基础上综合考虑人类生理、心理、行为、外界物理运动后对人类生理、心理、行为的非统一现象进行修正统一的综合性方法论。其世界观是深刻的、本质的；其人生观是超越生死的；起方法论是公正、公平、合天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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