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鞠通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吴鞠通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吴塘（1758－1836），字鞠通，又字配珩，江苏淮阴人，清代著名医学家，为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吴鞠通从小苦读诗书，想走科举之路，得个功名，但十九岁时，他父亲生病，终于死去，吴鞠通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他认为父亲病了自己却不懂医，有什么颜面立在天地间？于是购买方书，刻苦研读。受到仲景“外逐荣辱，内忘身命”之言论启发，于是概然放弃科举之路，专攻医学。26岁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又得到明·吴又可《温疫论》，觉得他议论宏阔，发前人所未发，便专心学习。吴鞠通为医谨慎，不敢草菅人命，虽然攻读十年，颇有心得，但仍不敢轻易为病人治病，直到1793年，京城流行温疫，死在庸医手中的人，不计其数，在朋友们劝说下，吴鞠通才开始诊治病人，在危重病人中救活了几十人，从而使声名大振。

吴氏一生严谨治学，勤于思考，细心研究。他读书时必辨别书中精华部分和疏忽之处，认出其中错谬的地方，以明理为首要，不被偏激的学说所迷惑；在临证施治之时，不管用补法还是用攻法，他都力求恰到好处；他著书立说，能博采众家之长，避免诸家短处，消除门户偏见，达到中正的境界。他反对——读书的时候，易于满足；对各家学说存在喜好和厌恶的偏向，以致因一家之言而使自己被引向谬误之处；对正统范围内的东西就遵遁有加，超越常规的就鄙视而不接受；喜欢读简单易懂的书，畏惧艰辛的学习经历。他强调“医虽小道，非真能格致诚正者不能。上而天时五运六气之错综，三元更递之变幻，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非真用格致之功者，能知其性味之真耶？”他认为，学医的人应当“博学而通古今，审问而广见识，慎思而晓道理，明辨而致不惑，如此方能见多识广，辨证准确，治病救人。”行医者不仅要有高深的理论，精湛的医术，还应具备高尚的医德，他指出：“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有德者必有不忍之心。不忍人之心油然而出，必力学诚求”（《医医病书》）。他愤慨叹道：“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温病条辨·自序》）。

有感于自晋唐以来医家对伤寒的研究较为详尽，而在温病方面的研究却很少，对方剂的应用又往往局限于经方，并且偏好温补，以致温疫流行，医生有的束手无策，有的误治害人，造成无辜死亡者不计其数，于是吴瑭在大量临证基础上，采集编辑历代名贤的著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其间再加上自己的体会，以以及临床的经验，前后花了六年时间，撰成《温病条辨》。该书在疫病又一次将到来之前出版，流传于世。此书是吴瑭的代表著作，是论述温病的专著，兼论产后小儿部分病证，共六卷。其学术思想“远追乎仲景”，“近师承于叶氏”，取法于叶天士的很多，也融汇贯通各家学说。书中提出了“三焦辨证”理论，故成为温病学派之圭臬。后人评论吴氏，认为他“上为吴又可之诤臣，下导王孟英之先路”。然而吴鞠通自谦地说：“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

此后吴鞠通以医为业，孜孜汲汲40多年，屡起沉症。晚年著有《医医病书》（1831）2卷，针砭时医俗医的弊端，提倡医德博学，并阐述了许多温病和内伤杂病的证治大法，也为世人所重视。他的医案由后人汇辑整理成《吴鞠通先生医案》（一名《吴氏医案》）5卷（一作4卷），总结了他毕生的临床经验，记载了暑温、伏暑、胃痛、呕吐等五十多种温病和杂病的病案，也是医家喜读之书。

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吴瑭是有过卓越贡献的医学家，他创立了三焦辨证，完善了温病治法，拓展了经方应用，研制了诸多新方，从而成为一代名医，广为后世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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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历史渊源
温病学派是中国明代末年以后，在南方逐渐兴起的，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术派别。明清之际，温疫流行猖獗，尤以江浙一带为著，且该地区气候溽暑，热病盛行，客观上促使江浙诸医家对温热病进行研究，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学派。
继明末清初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阐发疫病流行之特点、治疗之法当与《伤寒论》有所不同后，江浙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新理论与治疗方法。其共同特点是认为“温热病及瘟疫非伤寒”，故后人称其为“温病学派”，叶天士（1667—1746）乃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后又有在学术上毫无门派之见的吴鞠通（1758—1836），在全面研究上迄《素问》、张仲景，下至吴有性、叶天士的相关学说后，把温病传变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提出将温病分为上焦（肺与心）、中焦（胃与脾）、下焦（肝与肾）三个阶段，即所谓“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
产生原因
温病学派产生成熟于明清两代的我国南方地区有着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明清两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成为了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有关文献统计，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绍武等地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由于传统的伤寒法治这些瘟疫效果并不理想，这使当时的医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来治疗这些瘟疫，这便为温病学说的产生创造的积极的条件。
另外，温病学派产生于我国南方地区也和中国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湖河渚泊，地处卑湿，水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较之北方多温，这也造成了江南多温病的自然条件。这也使江南医家有了更多的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温病学派产生于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前代医家的不断探索也为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温病学派也就应运而生了。
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当时政治腐败，清兵入侵，瘟疫大流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吴江县志》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吴有性目睹当时的惨状，深有感慨地说：“守古法不合今病……医者徬徨无错，病者日进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他痛心忧虑，感到一个医生的责任重大，为了治病救人，他全力投入到传染病的治疗中，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进行细致观察和比较。他在六十岁时将自己平生治疗温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编著了一部论述传染病学的重要著作《瘟疫论》，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特色
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温病学派的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治疗外感病方面逐步摆脱伤寒学说的羁绊而形成的一大学派。
2、温病家有强烈的崇实创新精神。通常被称为"时医"， 处方用药以"轻、清、灵、巧"见长。
3、以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典型的温病。以逆传心包、湿温、伏气温病理论治疗非典型温病。
4、重视预防及潜伏期和初期治疗，病程中注意存津救液、保护元神。
5、验齿察舌、辨斑疹白瘖等阳性体证检查被普遍采用，提高了中医诊断水平。
影响及贡献
温病学派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了中医学的理论
温病学派将温病从伤寒中独立出来，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补充了前人在理论上的空白，使温病的治疗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在临床上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初步建立了中医传染病学
吴有性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从“口鼻而入”。这些都为传染病学的防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使中医传染病学得到了初步的建立。
对传统辨证论治的补充
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卫气营血辨证补充了传统的“六经辨证”或“八纲辩证”的内容，为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注重实践的传统
温病学派医家注重实践，敢于突破创新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中医的发展。
综上所述，温病学派作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它完善了中医基础理论，同时也开创了中医传染病学的先河，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评价
《温疫论》是吴有性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
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中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千古绝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启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
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
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吴氏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
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温病学派的创始人是谁

温病学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技术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吴门医学院的主流。明清两代达到顶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世界科技的领先地位。

温病学是晚明以后在中国南方逐渐兴起的一个学术流派，以研究外感热病为主。明清时期，温病肆虐，尤其是江浙一带气候炎热，热病盛行，客观上促使江浙一带的医生研究温病，并逐渐形成学派。

明末清初，吴有兴所著《疫论》(1642年)阐述了疫病的流行特点和治疗方法，与《伤寒论》有所不同，江浙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新理论和治疗方法。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温病和瘟疫都不是伤寒”，所以后人称之为“温病学派”，叶(1667-1746)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然后是没有学术观点的吴鞠通(1758-1836)。他综合研究了、张仲景、吴有兴、叶的相关理论，将温病的传播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提出温病可分为上焦(肺心)、中焦(胃脾)和下焦(肝肾)三个阶段。

明清时期中国南方温病学派的产生和成熟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由于明清时期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疫病成为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相关文献统计，明朝276年有64次疫情，清朝266年有74次疫情。如明代永乐、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邵武等地，死亡7.84万余人。由于传统的法治对于伤寒的治疗，这些瘟疫的效果并不理想，使得当时的医生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来治疗这些瘟疫，这为伤寒学说的出现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此外，温病学产生于中国南方，也与中国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处低湿，水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比北方温暖，这也造成了江南温病较多的自然条件。这也给了江南的医生更多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这也是中国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出现温病学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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