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年存废论争

中医百年存废论争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当推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这也是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俞樾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在思想界乃至政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

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争论。

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法令》的颁布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中医界纷纷表示抗议。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发出抗议：“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曾冲进教育部，要求教育部解释并为“北京医学会”立案，被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明确拒绝。

1913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依然把中医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同年10月，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设立中医药专门学校。

对此，北洋政府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只能“先其所急”，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依然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但为了抚慰中医界的情绪，又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

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讨论了四项关于“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便只是时间问题了。因此，在议案及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汪企张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双方的争论已经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政治意识形态争论。

面对全国中医界发起的强大舆论压力，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处于风口浪尖上，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所以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在面对中医请愿代表时，当面表态：“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各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并且承诺“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不久，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但是，仍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禁止中医学校立案，禁止中医开设医院。各地中医学校改成中医传习所，次年又改称中医学社。此举又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废存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的发表，又在舆论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趋于平和。

中医科学化之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一次拉开中西医论争的帷幕。1950年，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提出将中医改造成西医。

50年代初，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包括解剖学等等。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因为政府和毛泽东大力扶持中医，最终卫生部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但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并引起废存双方新的争论。

“文革”后，中医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1982年，新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同时，医学界提出一个口号：中医药现代化。

“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成了新时期中医存废争论双方的焦点。支持中医的认为，“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而反对者则认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是“伪科学”。在民间，双方的争论一直存在。

今年，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以及在网络上发动“取消中医”的签名，卫生部发言人表示明确反对，新一轮的中医存废争论又掀起波澜。

中央国医馆的中央国医馆的历史意义

中央国医馆是中医存废斗争的产物。它在“中医科学化”的方针指导下，进行了制定中医学术标准、统一病名、编审教材等工作，为维护中医药合法地位和发展中医教育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其多种致命缺陷使它肩负的重任难以施行。不过，中央国医馆的许多创设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研究机构和中医院校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李咏肺癌病逝带给中医人的思考

世上每天都有星辰陨落，于生死而言，一切都是浮云！

李咏因肺癌走了，哈文永失我爱，幸运52舞台上最耀眼的巨星永远定格在50岁。与许许多多名人一样，在医学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在所谓最顶尖级医院最优秀医生的手下，花费巨资治疗了17个月后，带着对人世间无限眷恋遗憾地走了，留下了孤单的哈文和17岁的女儿。斯人已去，作为中医人来说，我所关注的是，尽管李咏所患的是肺癌，西医已经证明即使是最好的条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那么中医治疗能否有回天之力呢?如果中医有回天之术，那么这些名人们为什么宁可选择西医而不选择中医治疗呢?甚或那些患癌的普罗大众们呢?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医治疗癌症是否有效?回答这个问题，先看看知乎上一个关于“中医治疗癌症靠谱吗?”回答如下：

2016年陈竺团队获得美国血液学会（ASH）欧尼斯特?博特勒奖。此项研究在我国始于较早的70年代，哈医大一院的张亭栋在黑龙江林甸县的当地癌症患者口中知道一位老中医的一个秘方，就是用中药砒霜、轻粉、蟾蜍等毒物配制验方，治疗淋巴结核，后来还治好了皮肤癌。

“以砒霜作为中医以毒攻毒的代表性药物，竟可治愈90%最危险的白血病。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披露了这一情况，获得满场掌声。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又被称作最为恶性的急性白血病类型。陈竺对探索白血病治疗途径有浓厚的兴趣，经过反复摸索试验，特别是受到砒霜作为中医“以毒攻毒”的代表性药物启发，陈竺与同事在2000年提出“上海方案”：应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APL，完全缓解率显著增高，和化疗的联合治疗效果更好，取得完全缓解的时间更短，能够明显地清除患者体内的白血病细胞。联合治疗如此之好，原来最危险的白血病，现在90%的患者可以治愈，5年的无病生存率达到了89.2%，总生存率超过90%。”

知乎回答似乎是个个例。现在拿我亲身经历的来说吧，去年跟随江西徐师学习平脉辨证期间，亲眼见到他用经方治疗好一例肺癌病人。据徐师讲，只要正确地辨证施治，肺癌是可以治好的。至于我所了解能够治愈各种癌症的中医师们更不是少数。

一位朋友说，全国的世界的不用说，就说身边的、周围的、熟悉的，只要确定为癌，只要去化疗、放射，去用最最先进的东西，结果都走了。活着的很多，被医院判只有十几天几个月生命，过了几年也还活着的也很多，那就是祖国的中医药。也就是说，中医治疗肺癌是可行的。只要找到好的中医师，精确辨证，准确用药，癌症是可以治愈的，至少可以带癌生存多年的。

既然中医能够给人们以生的机会，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为什么癌症病人宁可被西医治死而不选择中医治疗呢?

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也颇费周章。

癌症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没有之一。据有个微信网友讲，现在每年新诊断的癌症患者数目全国已超过了400万，因癌去世的人超过280万。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会有超过8个人被诊断为癌症，会有5个人因为癌症去世，所以我们几乎每个人身边都会遇到这样的人，无不惧而闻色大变。家中若有一人患癌，倾家荡产者有之，家破人之亦有之，即使有幸得以存活，也会苟延残活，惨不忍睹。

有位中医同行，针对李咏肺癌病逝在微信群里抱怨说，“他们不缺钱，不缺人脉，缺什么？缺的是对自己民族传统中医药的信任。”

作为中国人，癌症病人们在生死关头把五千年来代代依赖的传统中医剔除出去，这不能不说是中医的悲哀。但如果单单归结为病人们对民族传统中医药的不信任，虽有些道理，却有些不免偏激。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的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但无论什么样的结局，对病人来讲，最看重的还是活着，也就是民间传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在那生死关头，即使是最低层的患癌病人，无不夜不能寐、泪湿满襟，举家上下、老幼妇孺揪心权衡，生怕漏掉那即使比头发丝还细的机会。

中医能够让这些病人们视而不见吗?绝对不会！但最应该让国人选择的中医药，往往最后选择的结果却是西医。

这既有中医人的不争气，也有中草药的不管用，还有对西医体系缺陷的视而不见。

先说说中医人的不争气。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给中国百年带来的，不仅是国破和财富尽失，更根本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连根拔起，中医作为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抓手受到西方的鞑伐更是不在话下。民国的中医存废之争，当代的中西医结合、西医领导中医，让中医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能治病的凤毛麟角，打着养生赚钞票的却如雨后春笋。医学院毕业的博士硕士看不了病，民间的中医无证行医如过街老鼠，有证的单打独斗缺少资源。中医院里的大厅里晃荡的大多是香蕉中医，而病人最多的往往是那少数的几个人。无怪乎有人说，好中医在国外，纯中医在民间，而国内三甲以上医院好中医师却鲜见了。这种状况，如何让人们去选择中医。

再说说中草药的不管用。近两年，中医亡于中药之说引起广泛争论。当日本生产的中药占领世界市场时，中国人还在中药到底管不管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让人诟病的中药西药化监管。中药的灵魂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和归经，而现在的监管呢，则要和西药一样看成分组成。既然唯成分呢?自然偏离了中药治疗的根本，即使诊治技术再高超，却难保最终的疗效。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盲目用药，难以下咽的药汤。这让越来越多之人对中药敬而远之。

有了对中医人和中药的认识，西医就是大多数国人唯一的选择。其实，西医体系上的缺陷让有心人很方便识别，但面对生死关头，许多人都选择了盲目不见。怀着赌徒的心理，将亲人或自已的生命交给了亦爱亦恨的西医。

生命既然已经选择，便无回头。延参法师说：“生命可以无常，精神却似阳光，传递力量与希望，一路走好！”

还是用李咏的遗言作为本文的结语：

没有遗憾，只有不舍。

愿天下中医人共勉。

求一篇<社会对中西医的态度>的调研报告?

　今天见到有一位叫张鸣的人民大学政治教授批梁启超、胡适的“科学主义”，批反对中医，根据的却是中医的谣言。梁启超、胡适虽然“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但其做学问的科学态度，却不是这位政治教授能望其项背的，至少他们不会不做起码的考证就把早被揭穿的谣言还当成事实拿来做打人的棍子。该教授缺乏做学问所需要的起码的严谨态度，他文中所依据的论据都是以讹传讹：

　　一、他说梁启超的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其实在梁启超出院仅一个多月，其弟梁仲策即在《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披露这个“事故”，引起轩然大波，“正人君子”陈西滢、徐志摩之流借此攻击西医、吹捧中医，梁启超为此发表了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医院辩护，鲁迅在当年也在《马上日记》一文中就此事讽刺过“正人君子”。参见张建伟《梁启超的“病”与“死”》（2006-05-24中国青年报）。

　　二，他说鲁迅是根据个体体验反对中医，也是因为对鲁迅著作的陌生而对鲁迅的污蔑，我以前已在《鲁迅晚年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吗？》（《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中剖析过：“其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他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即“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是在新学堂接触到现代医学，与中医进行比较之后，理性思考的结果……”在此不赘。

　　三、他说中医治好了胡适的肾炎，胡适却不愿承认，这根据的是中医的谣言。此事祖述宪教授在《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一文中已有详细的剖析，我在《批评中医》有一节据之做了概述。

　　这位政治教授以前还有一句“名言”：今天如果还有人要废止中医的话，“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我们就当此人的这些文章是酒后胡言吧。这些惯于酒后乱言的政治教授不知哪来的勇气也要批“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总比要“造谣主义”、“胡言主义”要好吧。

以下摘自方舟子著《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医治愈过胡适的糖尿病或肾炎吗？

（注释：资料引自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22卷第1期，11-25页。）

一些回忆胡适的书和胡适传记认为，名中医陆仲安治好过胡适的病，因而胡适相信中医药。据说胡适得的是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现代医学至今难以治愈的疾病，却被在中医界被推崇为“医道精深”的“太老师”的陆仲安奇迹般地治好了。“太老师”的追随者把胡适的就医经过讲得活灵活现：“1920年11月18日，胡适因久患糖尿病，兼有慢性肾炎合并心脏性水肿，被诊治已久，胡氏心悦诚服、死心塌地的协和医院，宣判为‘死刑’，词曰‘无法挽救，速备后事’。 ”他“以为‘劫数难逃’”，“遑急万状，家人惊慌无计，连颇有名望的西医好友也支持协和医院的诊断”，劝试中医。为了不致 “坐以待毙”，经“劝导再三，胡适遂勉强从之。中医至，（指陆仲安）诊毕，曰‘此易事尔，饮我此药如不愈，惟我是问。’胡服后，即见转机，后竟霍然而愈”。

实际上，胡适在生前已几次辟谣。1958年，胡适致余复洋的信中否认中医的误传，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1961年他郑重声明：“在三十多年前（即1920年），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又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

根据胡适在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和胡适日记的记载，胡适在1920年间的确曾经请陆仲安看过病，吃过陆仲安开的以黄芪、党参为主的中药。但是他得的绝非糖尿病，据《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并未确诊，胡适后来认为是误诊。1922年胡适病情复发时，曾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专家认为他可能得了结节性红斑，这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表现为下肢伸面皮肤的疼痛性结节，可伴有关节疼痛和发热，一般自发消退，但易复发。病因可能与药物过敏、结节病和感染有关。胡适在找陆仲安诊治前已病了二个多月，加上连服陆的中药三个月零三天病才好了，总共大约半年时间。因此，没有理由把胡适的病愈归功于陆的治疗，更可能是自愈。由于名人胡适生了一次“小病”，造成一服黄芪、党参为主的中药方治好了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三种难治之症的讹传，成就了一位名中医，该药方也载入了中医史册，不断被人提起。

胡适当时还对中医缺乏认识，对陆仲安颇为感激，但是很快他对陆仲安的态度就起了变化。在他1922-1923年生病的日记中，只有一处陆仲安把肛瘘误作痔疮的纪录。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晚期，协和医院治疗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陆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乃推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初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不得不前往。开始中山先生婉拒，胡适考虑到陆已在侧，只是说 “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

胡适请中医治病是他年轻（30岁）时候的事。后来胡适对中医一直持批评、否定态度。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中医问题论争中，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二篇激烈抨击中医的文章《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胡适对其表示支持。1935年，胡适在为《人与医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说，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他还认为，不仅每个医学生应该读那本《人与医学》，而且“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1936年，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中，胡适又自称是“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插图说明：胡适说：“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一代国医泰斗——施今墨

近期，一部名为《老中医》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因受“翟天临事件”影响，该剧所有由翟天临参演的镜头全部被删除，也曾因此引起广大网友的热议，而我却从《老中医》这部电视连续剧，再次联想到了曾经的京城名医，一代国医泰斗——施今墨先生。

我在撰写《陆士嘉：她曾师从物理大师普朗特》一文时，曾涉及到施今墨其人，施今墨是陆士嘉的亲舅舅，陆士嘉的母亲施桐君在陆家几乎被山西新军满门抄斩之后，投靠在京城从医的弟弟施今墨，一家人才得以劫后余生，而陆士嘉当年能够前往德国自费留学，也是完全得益于其舅舅施今墨的资助。

2019年是施今墨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对于这位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和改革家，当年曾享誉北京的“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公众还是所知甚少，让我们一起去领略施今墨先生精彩的中医人生吧。

施今墨（1881—1969）原名施毓黔，字奖生，浙江萧山人，1881年3月28日出生于贵州，因此被取名毓黔，以示出生于贵州，施今墨的祖父曾在云南、贵州为官，而施今墨也就出生在了“黔”，而施今墨外祖父李秉衡更是晚清重臣，曾任安徽巡抚、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封疆大吏。

施今墨在其年幼之时就立志学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母亲多病，二是因为舅舅李可亭是名中医，施今墨是在甲午战争那一年开始随舅舅李可亭学习中医的，经过七八年的学习，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并可以独立行医了。

但施今墨的父亲却认为男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走仕途才是唯一出路， 1902年其父亲到山西任职时，施今墨不得不放弃学医之路而随父亲入晋，入读山西大学堂，当时山西大学堂刚成立不久，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接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议，在山西大学堂增设西斋，原有部分为中斋，施今墨曾因反对李提摩太的专制而被开除。

施今墨由此转入山西法政学堂就读，因其学习成绩优异而被保送到刚刚成立的京师法政学堂学习，这所学校位于北京，是以造就法政通才为办学宗旨的。

施今墨在太原和北京求学期间，并没有完全放弃从医，而是以自己的医德和医术悬壶济世，以疗效卓著医德高尚而深受老百姓的信赖，其名气也逐渐远播，许多人都慕名找他看病。

当时辛亥革命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施今墨也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经人介绍与湖南人黄兴相识，由黄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跟随黄兴从事革命活动。

1912年1月，施今墨以山西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典礼，并应黄兴之邀留在陆军部，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当时陆军部制定的《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等典章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

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黄兴的陆军总长一职被段祺瑞所取代，不久“二次革命”爆发，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奔波操劳，黄兴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因病在上海逝世。

当时正值谭延闿复职湖南省长兼督军，他力邀施今墨出任湖南省教育厅长，但施今墨到任不久，就发现因军阀混战而无人过问教育，在无钱无人的窘境之下，施今墨也是壮志难酬。

1917年8月，京畿一代发生水灾，曾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被特派督办，全权赈济饥乏，抚恤流亡，收养难童，他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了香山慈幼院，邀请施今墨出任副院长，经过几年的运作，施今墨深感官场的倾轧和腐败，遂对从政失去信心，从此弃政从医，又回到从医的轨道上来。

1921年，已是不惑之年的施今墨在北京宣武门内开办诊所，正式挂牌悬壶济世，并将自己的名字“毓黔”更名为“今墨”，一是纪念诞生之地；二是崇尚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三是以“修身洁行，言必由绳墨”为立身之本。

施今墨原本就已修成正果，一旦全身心投入悬壶济世，很快就医名大噪，诊所门前经常是车水马龙，慕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其精湛的医术立即誉满京城，成为京城名医之一。

1924年12月底，孙中山扶病抵达北京并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在孙中山住院期间，还曾延请施今墨参加会诊，以期望通过中西医综合疗法康复，但孙中山终因肝癌病逝。

历史 上反对中医者，不乏重量级人物，诸如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汪精卫等人，但主张废止中医第一人则是余云岫，在1929年2月下旬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时任中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竟被会议通过，南京政府随即公布了“废止中医案”。

“废止中医案”公布之后，立即引起全国医界和公众的哗然，面对中医生存岌岌可危之势，施今墨挺身而出，团结业界人士奔走呼号，并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南京请愿，逼迫政府收回“废止中医案”。

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南京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也不得不取消了废止中医的提案，但此举对中医的打击却是巨大的，此后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就没有中断过。

为了振兴中医事业，施今墨与萧龙友、孔伯华等人在北平创办了“北平医学校”，由萧友龙出任校长，施今墨与孔伯华出任副校长，此校后来又更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前后办学14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中医人才，直至于1943年被迫停办。

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焦易堂出任馆长，陈郁、施今墨出任副馆长，在“中医科学化”的方针指导下，制定了中医学术标准、全国统一病名，编审中医教材等许多有益的工作，为维护中医药合法地位和发展中医教育做出了 历史 性贡献。

1932年春，施今墨又与魏建宏、刘肇甄等人创立了华北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校址位于北京西城大麻线胡同，以学习借鉴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中医遗产、发展国医教育、培养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主办《文医半月刊》，办学长达18年，入学人数接近650人，办学经费除收取少量学费之外，不足部分均由施今墨自掏腰包。

施今墨声望日隆，慕名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达官贵人，何香凝、溥仪、载涛、李宗仁、郭德洁、杨虎城等人都曾延请施今墨诊病，尤其是施今墨为汪精卫岳母卫月朗治疗痢疾案例，可谓是一脉定乾坤，让一向反对中医的汪精卫从此禁言。

1936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标志着中医在国家医药卫生系统取得了合法地位，而施今墨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大的，《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施今墨与萧龙友、孔伯华、王逢春被推举为主考官，负责出题及阅卷，“北京四大名医”之说从此流传开来。

1941年，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成立，由施今墨出任董事长，并创办校刊《复兴中医》，又先后在北平、上海、山西、察哈尔等地协办或资助创办中医学院、中医讲习所、函授班、研究班等，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施今墨为保卫国粹，维护中医的 健康 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施今墨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了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并且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周恩来鼓励他为祖国医学事业多做贡献，而施今墨也为中医的发展献计献策，“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的地位……。”不遗余力地为振兴中华传统医学奔走呼吁。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和宴请卫生系统知名人士之时，就包括京城名医施今墨先生，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毛主席与施今墨同框的 历史 老照片，时任卫生部长李德全也在其中。

文革开始之后，一生经历复杂的施今墨也难逃厄运，被抄家被批斗，甚至被勒令搬出东绒线胡同194号寓所，以致全家无处安身，施今墨小女儿不忍看着年迈且病重的父亲受难受辱，偷偷给周恩来总理拍了封电报，全家人才得以被保护起来。

1969年春，正值九大召开期间，施今墨却已病危，人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他还口述对中医的建议，并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冈，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嘱咐家人在他百年之后，将此诗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

1969年8月22日下午4时，施今墨在北京医院走完了他的中医人生，享年88岁，其遗体被用于医学教学解剖，这也是遵照其生前遗嘱安排的，要为医学研究做最终贡献，他也是京城名医中第一个捐献遗体的人。

1971年，施今墨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家人在北京万安公墓为其修建了一座衣冠冢，也许是因为许多知名人士都在这里安息，也许是考虑为了清明扫墓方便。

在施今墨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也借电视剧《老中医》热播之时，谨以此文缅怀和纪念施今墨先生，并向一代国医泰斗施今墨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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