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代君王中,有不少与中医药结缘,这对祖国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远古时期,“三皇”之一神农氏,为普济众生,曾翻山越岭寻找草药,最后掌握了多种药性,成为“本草学”的奠基人。“五帝”之一黄帝,热心医药,他曾经与臣子岐伯、伯高等研讨医药,留下了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
西汉淮安王刘安,“博览群书”,“善医药”,被誉为我国最早的科学家,他从尿液中提取结晶,制成中药“秋石”,是古代制药的雏形。
三国时曹操之子曹翕,对中医灸法情有独钟,曾撰写《曹氏灸方》七卷,在当时颇有影响。
南北朝时简文帝(梁)萧纲,对医学精通,曾撰写《劝医论》,云“九部之脉甚精,百药之品难究,察声辨色,其功甚秘”。提示为医者要敢于吃苦,才能作良医。此文后被收于《古今图书集成》中。
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但对医药非常重视。公元657年,他命苏敬等二十余人共同编撰了《新修本草》这部宏篇巨著,两年后颁行天下,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
宋朝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与数朝皇帝都崇拜医学有关。太宗赵光义未登基时,曾留心医术,遍收名方。即位后非常重视医药,下诏命王怀隐等人编著出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宋仁宗赵祯喜欢针灸,1023年命翰林医官王惟一编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政府颁布各州,并铸针灸铜人模型两具,供教学和考试之用。宋徽宗赵佶治国无方,却是个颇有建树的良医。他继位后,曾颁布圣旨各州县广泛设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医疗保健和慈善机构,并设“修合药所”这一医药管理部门(后改为惠民局);后又命人编著、颁行了本草范本《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国家药局方《和剂局方》等大型方药经书。1117年他亲自主持,历时18年,完成了旷世巨著《圣济总录》,集宋以前中医药文化之大成,后又亲撰《圣济经》一书。
明代周定王朱棣,平生喜欢医药,亲著或参编了《周府袖珍方》、《普济方》、《救荒本草》等书。特别是《救荒本草》,将民间可供食用的各种草木逐个描图,记明出产环境、外貌、性味及食用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
清代的康熙大帝,据说也“留心医理,熟谙药性”,有较高的医学造诣。他曾两次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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