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博士：质疑中医但不要否定中医

医学史博士：质疑中医但不要否定中医

有关中西医的争论由来已久。当西医刚进入中国时，人们主张“中体西用”，后有“中西医汇通”，也不断有“废止中医”的呼声。解放以后，“中西医结合”、“西学中”压倒了反对中医的声音。文革时期“针刺麻醉”、“一根针一把草”、“中医办学”使中医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医一方面受到国际关注，另一方面又受到科学界的质疑。几起几落，中医究竟是什么？如何看待它？它的命运如何？众说纷纭。

在部分坚信中医的人看来，中医临床的确能治病，这就是科学，尽管有些理论未被科学实验证明、治疗原理尚不能阐明。

在部分半信中医的人看来，中医的确有些地方不科学，但中医能满足相当多患者的需求，也有临床效果，不能轻易否定。

而部分坚决否定中医的人认为，任何经验必须通过实验才能成为科学理论，而中医理论并未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而近几十年许多人做的相关实验并未证实中医理论。

还有人认为，中医与现代自然科学比较虽有明显差异，但不能简单将中医与自然科学相比。中医更多体现为一种传统文化，它是一种需要保留的文化遗产。

更有人认为，医学本身就是不纯自然科学。目前的西医偏离了医学的发展方向，而中医依然体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思想，但它的发展阶段却仍处于初级。中医的存在能给西医的发展以借鉴和启示。

在古代，医学都是地方性的，如古印度医学、古巴比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埃及医学、古中医学等。它们都有许多共同特征。如古希腊罗马医学以“四元素”哲学派生出人体“四体液”，主张整体观念、自然疗法，认为“心主神志”，动脉是“气管”，而以脉诊病也盛行了一千多年。同样，中医学以“五行”哲学派生人体“五脏”，以“阴阳”哲学推演人体“阴阳”，也主张整体观念、自然疗法，也认为“心主神志”，动脉是“气管”。至王清任《医林改错》还说：“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当然，中医至今仍以脉诊病。古代医学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它们都是借助当时盛行的自然哲学理论来解释医学实践及经验，从而自成体系，其优点是没有把医学聚焦到生物层面，而是从社会、心理、哲学、宗教、文化等多视角看待医学，临床中能多层面、多方位捕捉疾病信息，有利于整体来诊疗疾病。其缺点是以自然哲学思想代替对医学特殊规律的认识，医学发展难以突破经验层次，经验的个体化难以重复，也阻碍量化和标准化，形成“心中明了，纸上难明”，从而使临床治疗实际依靠长期的个人经验积累，而非清晰的医学理论指导。

医学理论的模糊激发了人类的探索。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抛弃了过去的观念和方法，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重新认识人体及疾病。如弗朗西斯·培根强调，应该放弃一切普遍观点(指自然哲学观点)，而向大自然，以实验方法给科学以确实性。正是如此，达·芬奇、卡纳诺、维萨里等通过大量的尸体解剖，创立了人体解剖学，而哈维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发现血液循环，创立了生理学。世界古代医学从此迈向现代自然科学，医学越来越深入细致地看到人体的细微结构，不断在微观层次还原人体生命过程。同时也在不断割裂人体各种生命活动的非生物因素。在人类认识人体生命过程及防治疾病的过程中，现代医学在生物层次取得了惊人进步，但却越来越只见病而不见人。

然而，人体生命及疾病远不是单纯的生物活动。几百年过去，现代医学工作者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上个世纪70年代，以美国科学家恩格尔为首提出了医学应从生物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当然，这个转变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不是医学的倒退或复古，而是分析后的综合，是医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中国没有产生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革命，中医也没有经历古希腊罗马医学那样的变革。古中医一直沿袭至今。尽管有所变化，但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并没变。的确，中医是中国文化遗产，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然而，医学也不是纯自然科学，医学实际上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早在150多年前，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魏尔啸就说：“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其实，中医正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处。不同的只是古代自然科学和古代社会科学的交叉处。那么，当现代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时，中医有何作用？中医可为这种转变提供思想和方法的借鉴。

如今，西医已由古希腊罗马医学发展为世界性医学。中医仍为地方性医学。西医与中医不是两种地方性医学的关系，而是世界性医学与地方性医学的关系。根据医学发展的规律，地方性医学最终将能融入世界性医学之中。所谓融入，就是中医的思想方法影响世界性医学的变革，中医的临床经验通过实验逐步成为世界性医学的新内容。同样，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世界性医学(西医)还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时，人们就要求助中医；当中医也不能解决时，人们还可能求助于巫医。作为补充和借鉴，中医还会长期存在，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完全否定它，不切合实际；过分夸大它，缺乏充分理由。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如此。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有关中医的争论会继续，但中医仍会在它适宜的层面和时间内保持存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会给科学探索者以不同的启发，但作为实用科学，它又会在不断的规范和法制建设中受到制约。中医的实用领域也许会越来越缩小，但中医的思想方法也许会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这个民族的中医

     原文刊载于2月28日的《光明日报》《这个民族的中医》，作者为知名作家、导演张曼菱。她在文中回忆了自己与中医的“瓜葛”，谈及了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认识与思考，读来既生动有趣，又引人深思。

   

         妙手回春

   我们每个人都与中医有“瓜葛”。眼下的“90后”“00后”，显然很在乎那些情人节、圣诞节，但他们也不会忘记板蓝根。但凡幼时“上火”，或是如今喜欢吃烧烤，长辈总会令他们吃几片板蓝根化解，以免嗓子发炎，酿成病症。而往上数几代人，大都有被中医救治的经历。

      我是感恩中医的，中医曾救活弱小无助的我。我和家人都不知道那位郎中的姓名，但那一块“妙手回春”的匾额，今生是挂在我的心里了。

      我父母自由恋爱结合，喜得爱女，然不到一岁，婴儿患上急症，民间叫“抽风”。小人儿痛苦抽搐，口吐白沫，十分危重。父母都是“新派”人物，立即抱着我送往法国人在昆明开办的甘美医院。

      后来我看史料，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是“非到疑难重症时，才进这家医院不可”的，因为它收费高昂，床位不易得。而濒临死亡的我，却被甘美医院宣判“无望”，放弃救治。

      父亲请匠人来家，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以尽对这个小生命最后的爱。

      家里“叮咣”响着木匠作业的声音，里屋躺着奄奄一息的我。忽然门外传来摇铃声：“谁家小儿惊风，我有祖传秘方……”这一刻，恰似《红楼梦》。

      奶奶急奔出门，拦住了那个游方郎中。如果不是到了无门可投的地步，我父母是不会让一个路人来医治爱女的。游走四方的“草医”，是连门诊铺面也没有的，正如此次在武汉参与抗疫的“游医”。

      我曾多少次想象当时的情形：一个衣着潦倒、面目沧桑的江湖郎中走到翠湖边的黄公东街富滇银行宿舍，一幢气派的法式洋楼前，挺有底气地“喊了一嗓子”，而后拘谨地走进我家，到小床前看这垂危婴儿，从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药丸，吩咐每粒分成四份，以温开水服下。

      奶奶喂我，父母任之，不存希望。撬开小嘴，第一份咽下，我停止了抽搐。母亲说，当时还以为“完了”，仔细一看，是宁静了。按时辰，将第二份服下，我睁开了眼睛，骨碌骨碌四处看。四粒药丸没有吃完，我已经能辨认亲人了。父亲拎起小棺材出门，送到一家医院的儿科，捐了。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点知识和家底的人，都以去西医医院为上策。而我，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某些偏激，在对待自己传统医学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视为至尊的几位先驱，胡适、鲁迅，都排斥中医。究其原因，有因个人的经历而怀有厌恨的，也有因改革“旧文化”的意愿太迫切所致。中医显然是被误伤了。

      不知何时，游方的郎中没有了，“祖传秘方”变成笑料。在现代史上，中医身影飘零。在教科书里，大概只有《扁鹊见蔡桓公》与中医有关，但人们的关注点多在“为政”，而非“医理”。

      当屠呦呦女士以青蒿素拯救非洲，荣获诺奖，中医中药才在世界上喊响了“这一嗓子”。可惜，在医学界不见太大的反响。屠呦呦说，祖国医学里还有许多珍宝值得后人发掘。

      我插队的德宏，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疫之地”。《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吃过“瘴疠之气”的大亏。唐代天宝年间征讨云南，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里反复提起的也是瘟疫：“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对瘟疫的恐惧，使当年这位壮丁自折其臂。直到从金鸡纳树上提取汁液制成奎宁，对疟疾才有了控制。我这个知青曾是寨子的“抗疟员”，每天收工后把药片送到傣家饭桌上。

      在那首《祝酒歌》还没有唱响全国时，我参加下乡医疗队到滇南石屏县，趁机学习中医，不辞做最辛苦的事情：上山采药，回来晾晒、焙治，管理药房。

      我对“脉象”把握精准，得到队里中医的赏识。“洪脉”“滑脉”“弦脉”都与文学的意象相通，所以学中医是必须学好中文的。“把脉”是中医非常要害的一手，有些病人是说不准病情的。我把脉时还发现了两位孕妇，农村妇女羞于说出实情，若不调整处方很容易导致流产。

      四气五味，八纲辨证，中医原理与中国人日常说的一些成语是沟通的，如“阴盛阳衰”“此消彼长”“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在中医和道家的观念里，人从来不会高过自然，人要配合、服从自然。例如四季的饮食与作息，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也是万物的规律。这些思想不断深化，影响着我的人生。假如不是高考恢复，我的出路可能就是中医。

            伴同生死

      2000年春，我到京采访李政道先生。我带去一盒云南的天麻、三七药材。有人告诫我：“人家留洋多年的学者，不会要你这带土的也没有消毒的东西。”而李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却说：“李先生信这个。他这次来，就是特意到北京中医医院去看病的。”果然，李政道很高兴地收下了。

      2015年春，我到台湾世新大学参加学术交流会。我将一批云南白药产品分送给台北的西南联大学长。抗战时期，云南白药支援前线，深受将士们的喜爱，也在这批“高知”的心目中留下了神奇的印象。

      我到“金三角”探望远征军眷村时，看到东南亚人民和华人依然崇奉着中医，将来自中国的中成药视为至宝。在泰国最有名的大学里，开设有中医课程。

      然而在我们这里，中医院校与一般高等院校相比，总有种入“另册”的感觉。云南是中草药王国，我曾到云南中医学院讲学，院长告诉我，他们招收的多为贫苦学生、农民子弟，且多数是女生。

      中医顽强地生存着，“清贫”是它的特征，也是它与人民不可断的纽带。其实，无论什么社会阶层，中国人早将中药视为家常必备之物。谁家抽屉里不会收着几盒廉价的中成药呢，藿香正气丸、通宣理肺丸，更有速效救心丸，可谓功德无量。

      因为朴素，因为可靠，反而被轻视，这很像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对待亲人的态度。多年来，我们不就是这样对待中医的吗？

      在城市中，似乎有一种“势利”的思维，仿佛只有底层百姓才会去看中医吃中药，中医退缩到偏僻的角落里，艰难地生存。其实，许多患者在接到西医的无情宣判后，总会返回民间，到陋巷和山里去寻求中医的救治。

      而中医，从来没有因无望的诊断而抛弃病人——即使是最不可能有收效的病人，中医也会让他服用调理与安慰的药剂，以示“不放弃”。从这一点来看，中医“悬壶济世”的信仰是高于西医的，因为它是因人创立、为人所用的医学，可陪伴人的生死。

      中医与这个民族是同生共死的。

      在那些著名中医的传记里，总有这样的故事：当无名瘟疫暴发，中医临危受命——这个“受命”，不一定来自皇帝或是官家，更多的是他们内心的召唤。他们挑起药担，带着弟子，深入疫区。在那些村镇，他们立灶架锅，熬药施救。民众们端碗喝药，医者观其效果，不断改进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时因地配制的不同药方。

      所谓“逆行”，是中医的世代担当。救人救疫，岂论成败功过，只谓问心无愧。

      自“神农尝百草”到我们那些历历可数的家珍——《伤寒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历千年护佑着这个民族。世界上，瘟疫与逃亡留下了一座座曾经高度发达的城市，渐渐被荒漠湮没，而华夏大地上却没有因为瘟疫而被废弃的地方。

      西医对病症讲究精准的学理分析，没有胜算不会出手，它是一门科技，能够发出“科学的判断”。也正是这一点让现代人质疑中医。和西医的造影、化验、超声波等诊断手段相比，中医只有“望闻问切”和一套近乎玄乎的说法。

      这是中医的“短板”，“得手”与“失手”都拿不出“人体数据”。而依靠个案经验的累积很难得到广义上的认可，因而发展很慢。

      至于“庸医”，其实每个行当中都有优劣之分，但西医因为有诊断的科技凭证，“误判”往往能够得到开脱，而世人对中医则“人死必究”，故“劣迹”斑斑。

       “疫”火重生

      去年，我通览一本《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出版，台湾学者皮国立著），主轴写民国以来的疾病与医疗史，中医与西医在细菌学上的不同医理和对抗，可谓艰涩探索。其视角是中西医的“对决”，作者对中医怀有危机感，甚为悲观：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生命”也将走向尽头。史事可鉴，研究中医者能不警醒乎？

      我想，隔着海峡，皮国立先生一定也在关注大陆的抗疫之战。他会惊讶并欣喜地看见，在中国大陆这块母土上，所谓“没有硝烟的战役”，再也不是中医和西医的“对决”，而是二者携手同战病毒——医生们没有执着于学理上的分辨，没有门户的私心，完全从救人的实效出发，互相印证，各得其所，各出妙招，共同制定方案。

      引用武汉抗疫前线一位西医的话：“中西医结合，效果非常明显，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中医在这次战‘疫’中表现耀眼，有目共睹。”

      就在前几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中谈到：“80%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轻度症状，能够自愈或治愈，并不会发展为重症。”轻症患者的“自愈”和“治愈”，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排毒”过程。

      如果没有中医的介入，“自愈”对于很多基础体质不好的人，是很难实现的——病毒损坏了人的生理机能，生命非常脆弱。中西医护工作者以人为本，联合对抗疫情，才构成了“自愈”的安全轨道。没有中医，轻症患者的占比恐怕不会是80%。背靠民族的根基之学，中医正在成为开放的医学，吸纳西医的诸多手段，补充自己的“短板”，尤其是诊断标准。而西医也乐于“就地取材”，与中医握手言欢，正在成为“中国式的西医”。疫情中的医者，也是仁者与智者，正在创造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观。

      近年来，中医课程进入了小学课堂——作为中华民族“大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没有理由不进入。我想，这并非让孩子背“汤头”，而是要让他们懂得“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多读一些历史上中医治病救人的故事，懂得医德、仁爱，让他们学习中国传统道家的哲学，如《道德经》，因为它和中医是一体的。

      学中医，就是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祖先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未来的。不仅是小学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懂得“天人合一”“万物渐进”的道理，懂得“无为而治”会使身体和社会都安静下来，少一些破坏性的骚扰。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本是中医的医理，也可成为疫情中的我们自强不息、正气凛然的座右铭。闯过这次大疫后，我们更应该为子孙万代栽培好中医这棵庇荫大树，留下防护堤，中医不能再疲软下去了。

      那么，都想一想，我们为中医的发展还能做些什么吧！

    【完】

    【作者简介】：张曼菱，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独立制片人和导演，职业作家。代表作有《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涛声入梦》等。张曼菱是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她曾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交流，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女性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反响很大。 

      摘自：半推半灸

      发布时间：2021-03-06 00:00

     

中医学能得到学理上的合法性辩护吗_重估中国传统医学的科学价值

专论 中医学能得到学理上的合法性辩护吗? 重估中国传统医学的科学价值程 伟 摘要: 医学并不简单地就是自然科学。医学的方法是综合的, 利用其他任何科学的成就。中医是经验医学, 而且主要是临床医学。在广义的科学概念下, 可以说中医是科学。中医基本理论没有根本改变其自然哲学形态, 评价中医药学应主要着眼于其实践活动, 也不可忽视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关注中医药学可以启发我们, 知识的发展可能以多元、曲折的方式进行, 重估中医药学价值既可以对医疗实践也可以对科学发展做出某种贡献。关键词: 科学, 医学, 中医药学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0772( 2007) 04- 0001- 03 Could TCM Get the Lawful Vindication on the Theory? Evaluate the scientif ic value of TCM CHENG Wei . Heilongj iang Uni ver sity of Tr 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r 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Medicine is not simply a natural science, and medical methods synthetically utilize other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CM is not only empirical medicine but also clinical medicine. We may say TCM is a science in the w ider concept of science. T he basic theo ry of TCM can not change its natural philosophy form essentially, so we should evaluate the TCM to its aspect of medical pr actice, and not ignor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theory of TCM and practice of TCM. Focusing on the T CM can enlighten us that knowledge may develope in the polyphyletic and labyrinthian way, and r eevaluating the value of TCM can contr ibute to the medical pract 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Key Words: science, medicine,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CM) 歌德说: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 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提升, 随着现代医学实践中诸多问题的暴露和全球性回归自然的呼声高涨, 传统医药的特色优势备受关注; 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国力不断增强, 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国文化一起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然而, 与此同时, 对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的质疑、否定的声音, 依然不绝于耳。抛开这些非议中的无知与非理性的因素不谈, 诸多质疑仍然集中于 中医是否科学 , 即是说, 中医学的学理上的 合法性 , 尚未完全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超越前贤, 澄清认识, 是学术界一项艰巨的任务。 1 艰难的辩护从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开始, 对中医学的合法性亦即是否科学的质疑之声时强时弱, 从未间断, 最初是中医界, 而后扩大到中医界之外, 为中医药学学术合法性辩护的策略也在逐步调整。最初, 在西方科学的强大压力下, 中医界实际上采取的是相对低调的守势, 注重强调中西医体系不同, 以及中医特有的临床疗效优势; 其后, 争取到了 政治上 的合法、平等地位, 在政府政策的保护下, 从教育到研究开始了积极的现代化努力, 即所谓 努力发掘, 加以提高 。但在建国后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的进程中, 标志性成就数量有限, 且评价不一; 而中医医疗阵地在现代医学的迅速扩张中, 相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对缩小; 与此相应, 真正依靠中医药的服务能力也在削弱, 特色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中医临床人才队伍也呈现出萎缩、异化的趋向。然而, 现代医学的某种局限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诸多弊端的日益显现, 使传统医药的特色优势在全球性回归自然的呼声中备受关注。因此, 尽管中医药界已经面临诸多问题, 带有很强优越感的自我辩护日益乐观起来。不过, 与此平行的是, 对中医科学性的更加激烈的质疑和中医事业今不如昔的担忧。基于中医学在民族繁衍的历史上的贡献的历史的合法性辩护, 基于中医学在当今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作用的现实的合法性辩护, 以及基于国际上认可程度逐步提高的外在认同的合法性辩护, 还不能等同于学理合法性上的确认。 2 科学的 词性 实际上, 中医药现代化的追求进程也是对学理合法性的追问过程, 追问合法性的法庭一直在寻求着某种判据, 随着认识的深化, 问题复杂性的逐步被揭示, 人们开始思考, 这个被称作科学的法庭自身的合法性是否也可以受到质疑。科学, 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作为名词, 它指称着人类的知识体系; 作为动词, 它指称着人类探索世界的活动; 作为形容词, 它几乎成了真理的化身。审视中医学的合法性, 有必要审慎地考虑, 科学究竟是什么? 戴维 林德伯格曾说: 历史学家需要对 科学 下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 这个 科学 的定义将允许历史学家对范围广泛的实践及其基于的信念进行研究, 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科学事业。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应是宽泛的, 具有包容性的, 而不是狭义的, 具有排斥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 年4 月第28 卷第4 期总第330 期 Medicineand Philosophy( Humanistic & Social Medicine Edition) , Apr 2007, Vol. 28, No. 4, Total No. 330 1 性的。同时, 我们还要注意, 我们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 所需的科学概念就越宽泛 [ 1] 。也有人提出, 中医自我辩护的策略可以是多样的。首先应该与现代科学相结合, 特别是与现代最新的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相结合, 用西方科学的话语来论证中医药的效率性、可操作性; 另外一种辩护方案, 则是回到科学的源头了, 对科学重新进行说明, 以此来论证中医的科学地位。即重新考虑什么是科学, 再从一种新的科学观来看看中医的意义 [ 2] 。爱因斯坦的科学概念就是很宽容的: 对于科学, 就我们的目的来说, 不妨把它定义为: 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 可以认为, 在广义的科学概念下, 中医学可以是 科学 大家庭中的一员, 它是以一定经验为基础的关于自然界的一个方面 ( 部分) 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它整合了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 含有丰富的真理性知识。然而, 中医学的实践基础主要是经验, 所以它又是经验医学。 3 医学与科学我们是否认为医学( 实际上或潜在的) 是一门科学肯定会影响我们就制定研究计划、满足社会需要和指导临床实践等方面做出的决定。然而, 医学并不简单地就是自然科学。医学是科学还是技艺问题, 不能做非此即彼的解决。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都有较为深入的讨论, 尤其是国外学者的一些经典性的论述值得我们关注。医学作为一个庞大的应用学科有如下特点: 医学的目的是诊治防控疾病, 维护健康。医学的对象是人, 单个人或具体的人群都有个体化的特点; 医学的方法是综合的, 利用其他任何科学的成就, 数学、自然、人文、工程技术 [ 3] 。对医学知识的结构加以分析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医学与科学的异同。瓦托夫斯基认为, 医学是一个独特的异质综合体, 多门学科和多种实践在其中交叉。自然科学、数学、工程学、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以理论的方式或应用的方式组成医学的各个方面。对医学知识的性质的考虑有助于人们认识到, 人类知识的发展不是线性的, 人类的理性也不是在物理科学的理想模型之中达到他的顶点或最高阶段。知识的发展可能以多元的、曲折的方式进行, 而医学由于它的思想和实践十分复杂, 由于它的理论目的和实际目的的结合, 由于它的科学解释和临床实践的独特结合, 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论 [ 3] 。医学包含着使用科学特有的实验方法和技术建立一般理论的研究, 医学使用从科学借用来的并且部分通过临床研究确立的概念和概括。解释要求理论和定理, 而医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和定理是全然不清楚的。医学十分可能有它自己的基本概念, 用以解释其他一切。尽管这些概念本身不能还原为生物化学或物理学的基础 [ 3]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医理论的了解, 更深入地思考此类问题。医学与科学的区别还在于: ( 1) 目的不同( 决定什么算医学实践的是促进健康的目的) , 医学的基本内在目的不同于科学的基本内在目的; ( 2) 成功的标准不同, 医学成功的标准是促进健康的工具上的或使用上的成功; ( 3) 医学实践有它固有的道德方面。由此可见, 简单地以科学或不科学来断定一个医学体系的价值难免失于武断。 4 临床医学与中医学中医是经验医学, 其实践基础主要是经验, 这是相对于近代科学的实验基础而言。实验科学靠数据来说明现象间的联系, 而经验医学对经验现象的说明就不能不依赖某种理论建立其逻辑结构。中医理论的构成由于多种不同层次的学说重重套叠而十分复杂, 评价中医学的价值应当主要着眼于其临床实践领域。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特色与个体化诊疗密切相关, 而因其缺乏规范标准和难于重复再现又每每遭人诟病。实际上, 规范、标准、可重复并非临床医学的全部, 临床医学尚不完全是科学。每一个病人都是因果链上的一个独特的个别的结。概括是从个体的表现中引出的, 个体是许多影响的产物, 许多侧面的合成物。当一个人是个体时, 变量很多, 使得其历史和初始条件的许多影响复杂得难以置信, 以至不能确定。临床医学原则上不同于科学在于医学有必然的可错性。可错性的根据是每一个个别的病人都具有独一无二性, 因此做出错误的预见几乎不可避免。这是由于历史和变量无比复杂所致, 可错性是必然的。在此, 对中医的个体化诊疗的苛求是脱离实际的。而且, 临床检验和治疗干预都是实验性的。临床医学的每一个经验方面在某一时候是实验的。在完整的人体这个层次上医生是实验者。临床医学的进展取决于病床边和手术室中的经验。这些地方是医生的独特的实验室。并不是说他不利用理化、解剖实验室的成果。临床医学不可能是完全科学的; 实际上, 临床科学不仅是医学科学的应用, 而且对与医学科学一词相应的理论和知识总体的扩大也是重要的。唯有临床医生是对获得人体中发生的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人, 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不限于被动的观察 [ 3] 。正因如此, 早已有学者指出, 中医学理论的助发现作用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此外, 医学中的技术也是在演变的。巴斯德、科赫之前, 医学的进步主要是靠技术发明。许多重要发明是用经验的方法获得的, 而不是从医学的理论基础推导出来的。科学关心的是知识, 技术关心的是能力。临床医学是一种成功地吸收了许多技术成就的手艺技能。事实上, 直到19 世纪中叶, 科学和技术是分开发展的, 技术的进展多数不是由于应用了科学知识, 而是由于有实际经验的人的发现和发明取得的。而技术变化加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建立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密切联系, 那只是后来的事了。所以, 没有实验科学的医学也未必会骤然中断了它的生命力。 5 理性地看待中医理论 ( 下转第16 页)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 年4 月第28 卷第4 期总第330 期 2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Humanistic & Social MedicineEdition), Apr 2007, Vol. 28, No. 4, Total No. 330 高的上层白种人群、年轻人和女性居多。而 51%的替代医疗的开业者是具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和精神科医生。替代医疗为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政府所接受和理解的事实说明, 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 将其他民族的, 凡不符合西方科学医学的东西统统宣布为反科学或非科学是错误的。医学历来被认为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 将生存质量的研究引入疗效评价开始受到关注, 但什么才是高的生存质量,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看法。化学药物带来的严重的副作用, 创伤性检查带来的精神痛苦和器官移植出现的人性异化, 在强调法天则地, 内外调和, 先治神、养生、调饮食, 后才用针灸和药物的中医看来也许是得不偿失的。例如, 西医发明的抗菌素为降低传染病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物极必反, 随着抗菌素的广泛应用, 具有抗药性的细菌越来越多, 抗菌素的抗药性已经成为当代的一个世界性问题。抗药性不仅影响着病患的痊愈, 而且因为抗药性具有代际性和传播性, 会影响几代人和远距离传播给其他无辜的人群。据美国微生物协会的估计, 美国每年用于治疗抗药菌引起的人类感染的费用超过40 亿美元。由此可见, 所谓 科学的医学 也有致命的缺陷和不科学的时候。西医坚信人定胜天, 中医认为健康之本在于和于阴阳, 调于四时, 顺应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有不同的自然观和生命价值取向, 谁好与不好, 还须看其可持续发展性。显然, 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不利于学术的争鸣和科学的发展。如果说后现代思想对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仅仅持批评态度的话, 那么, 后殖民批评家们则是要向世人表明, 其实, 合理的生存方式从来就不是只有一个! 合理的知识体系也可存在着非互斥的多值逻辑的情形。参考文献 [ 1] 邱鸿钟. 医学与人类文化[ M] .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2] [ 德] 加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 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180 - 194. [ 3] [ 美] 理查德 罗蒂. 后哲学文化[ M ]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15, 48- 69. [ 4] [ 法] 米歇尔 福柯. 词与物[ M]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1- 14. [ 5] 中华中医药学会编: 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 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36. 作者简介: 邱鸿钟, 男,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医学哲学, 临床心理学。收稿日期: 2007- 02- 22 修回日期: 2007- 03- 18 ( 责任编辑: 徐承本) ( 上接第2 页) 在当今的中医医疗实践中, 中医药理论还有着巨大的生命力。没有理论上的把握, 就不能准确驾驭中医药巨大的经验、文献资源。尽管中医学的传统性与西方医学的现代性相对而存在, 虽然有古今差异, 有社会与文化差异, 有技术上的先进、后进差异, 有服务能力的差异, 但其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无可否认。中医药研究的复杂性在于其理论与经验的复杂关系, 中医基本理论没有根本改变其自然哲学形态, 而这种自然哲学理论也并非完全是由医疗实践基础上形成。强调这种理论的自然哲学特征, 只是意味着对它说明世界的有效性和有限性的估价; 说它是朴素的唯物论、自发的辩证法是事实而非贬低; 中医理论中不同层次上的概念的现实相关度皆有待考察、分析, 而非单纯的翻译和证明。我们不能把那些自发的、自在的朴素思想拔高成自为、自觉的思想观念, 天才的猜测也只是假定, 确定的联系要靠实验说明后, 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发现。当然, 由于自然哲学性质的理论与重在解决临床问题的活的中医学的关系颇为复杂, 简单地期待中医基本理论实现突破而后带动中医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突破只能是科学研究层面上的突破, 几乎可以说和中医的基本理论不再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一旦有了突破就必定要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表述出来, 实际上就会消解中医理论框架内的概念、命题意义。重要的是, 中医研究不能脱离临床实际这一原则应当坚持始终; 充分尊重中医用药经验的中药及其复方的研究应当长期作为各层次研究的战略重点; 针灸学研究的重点不应脱离针与灸; 由于单纯的经络学说研究经验已经证明成绩有限且未得到科学严谨的评价, 针刺效应、穴证效应等紧密结合临床的研究才有可预见的可持续性。

中医是好东西，大家不要误解它～！ 求对中医的误解～

　　说理缺陷不能满足时代需求中医的科学性已不再需要怀疑，但理论发展的迟滞，使中医的说理始终停留在古代哲学层面上，其笼统性、模糊性与现代科学的严格性格格不入，明显表现出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国家最近颁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就明确指出了中医说理上存在的问题：“中医以整体、动态和辨证的思维方式认识生命与疾病的复杂现象，但用传统概念表达的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由于说理上存在着时代缺陷，中医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也就自然地借用西医理论来弥补自己说理上的不足。久而久之，在借用西医理论进行说理的同时西医的思维便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医临床，中医思维便被逐渐淡化。

　　证候水平难以把握客观病理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是通过对人体外在证候变化的整体把握来获得的。其整体观是中医的优势，但对疾病客观病理的认识则缺乏现代科学水平上的洞察。证候与客观病理之间的距离，使现代中医深感仅靠证候的辨识难以从客观上把握疾病的变化。于是，为了达到疾病诊治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从医生的责任出发，现代中医便自觉地拿起现代医学的武器，以西医的先进理论和手段帮助自己提升对疾病的认识，特别是充分利用现代医学先进的检测仪器，以延伸四诊所不及。中医在积极学习和大力借鉴西医知识、方法与技术的过程中也就难免被西医的思维所影响和左右。

　　个性化疗效难以“复制”为了提高临床疗效的可重复性，参照现代西医理论和现代中药药理指导中药应用的现象便在中医临床普遍兴起，希望从现代药理研究中找到“药”与“病”之间较为明晰的对应，找到药效之间的线性关系。随便翻阅一篇中医临床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借用了现代中药药理来阐释疗效的机制，有的是中西医药理的结合说明，有的则是直接以现代药理为依据。由于借鉴的简单化，便导致了中医临床上“对症治疗”和“中药西用”现象的发生。

　　不难看出，中医“西化”的根由不是中医根基不牢固，也不是西医的渗透，而是在于中医自身存在的明显不足，在于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的巨大差距。所以，在分析中医“西化”的根源时只强调客观因素，而不去反省自身，看不到自身的缺陷，就永远抓不住问题的症结所在。

　　辩证地看待“西化”

　　中医自身诸多不足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没有与现代科学融合发展，没有在发展中得到现代科学的支持。所以，在中医的科学性被实践证实的同时，其科学内涵却未能得到现代科学水平上的揭示和阐释。为此，《中医药创新发展纲要（2006-2020）》明确提出：“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努力证实、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和中药产业技术水平，通过知识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和医疗保健模式。”也就是说，中医要得到根本性的发展，得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和支持是不能达到的。

　　中医要创新，首先需要观念的更新，需要认识上的跟进。中医“西化”，虽然对中医的传统思维形成一定冲击，但它所表现出的对新事物、对现代科学的追求是不可否认的。辩证地看，“西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对旧观念的突围和挑战。

　　一直处在较为封闭的模式中发展的中医，能够主动地去接受和借鉴西医，是观念上的进步，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在强调中医院“姓中”、反对中医“西化”的时候，不应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要轻易伤害中医对西医、对现代科学萌生出的这份宝贵的“情感”。

　　“西化”现象是局部的、个别的，绝大多数中医临床还是在坚持中医主体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借鉴西医来为中医服务的，不然我们怎么来看待和评价中医的发展呢？我们千万不能为了防止中医思维的“西化”而毫无保留地将西医包括它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全部赶出中医的阵营。二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仅靠传统的方法难以揭示中医的科学内涵，难以引发中医理论质的突破，难以将中医现有的疗效水平再向前大步推进。中医“现代化”、“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医今后发展的基本任务，《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中医研究要“中西医优势互补，相互融合”，“多学科结合”的主张。中西医相互融合，绝不仅仅是技术方法上的，更主要的应当是中医的整体思维与西医的分析思维的逐步融合。这需要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需要找到它们的结合点。所以，我们不能在两种医学结合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探索阶段，特别是在遇到一些困难、出现一些问题时就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不理智的，也不是对待科学的态度。应当尊重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面对当前“衷中参西”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应当从更深的层面对现象背后所深藏的本质原因和必然性进行深刻的思考。

　　中西医融合，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优势互补，绝不是谁要取代谁，谁要消灭谁。但是，在发展中必然要辩证地否定一些东西，或者是西医的或者是中医的，这是医学发展规律的选择。我们应当坚信，只要是科学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就一定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就不会被任何东西所轻易“化掉”，轻易消灭掉。

　　中西医之所以“关系亲密”，是因为中西医学科最为贴近，相互间有着比其它学科更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所以中西医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是遵循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其“合”与“离”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出现一点“西化”并不可怕，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怕的是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在发展中将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不与外界交流，不倾听时代召唤。

　　“西化”给我们了一些警示，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中医的希望就在于中医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顽固不化”，而是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敢于冲破封闭的围墙，自觉地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可以预见，一个更为科学更为完美更加贴近现代社会需求的新中医正在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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