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诸优势辨析

中医诸优势辨析

笔者《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1]以后，便有学界朋友对其中所倡导的观点表示了质疑：“纵然中医中药的缺点颇多，其优势也是不可否认的”。

为使我们对中医的“优势”（为了叙述方便，以下使用这个概念时不再加引号）有个清醒的认识，笔者选择其中一些流行的“优势”说法，做些“篇幅有限”的辨析。

关于“中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个优势曾经是很坚挺的。它的坚挺是如此地有效，以至于1929年在我国首次讨论建立我国的“医学标准”时，因为会议通过了废除缺乏标准化诊断和治疗依据的中医（允许使用中药）的议案，一些中医界人士只扯出一面“爱国”的横幅，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个决议案弹压下去了。提出这个议案的余云岫先生，仅仅因为在日本留过学，便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历史学者扣上了“汉*”的帽子[2]。今天的中国，民族心理已经成熟，国家也已经强大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过去和未来的时候。正是这些进步，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理直气壮地反思中医中药。

医学属于科学，它与音乐和艺术之类的文化不同。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谋求自身的进步。二胡可以不进步，进步了就可能不是二胡。但是，科学如果不进步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这样的常识本不需要多费口舌。但在我国，恰恰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却要不厌其烦地加以重述。

笔者已经指出过，全世界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从这个角度看，中医与其它古文明地区的医学本无特别的不同。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远古时代的欧洲，曾经形成过“灵草崇拜”[3]。足见那里的草医草药在征服疾病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何等的神圣！但当医学在欧洲取得重大进步的时候，欧洲人最终还是能够接受进步，告别落后。令人遗憾的是，中医不但自己没有寻求到自身的进步，甚至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医学进步的事实。二胡不进步，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医学如果不进步，其后果就相当严重了。详见下表：

几个主要历史时期中国与欧洲零岁平均期望寿命比较表 （单位：岁）

项目：欧洲；中国；

1800年：~25－30；~25－30

1929年：59.12；~30

1947年：62.70；36.4

1951年：69.0；42.0

1981年：74.0；67.8

2000年：75.1；71.3

2004年：76.0；71.8

本表资料来源：

1、Lee and Feng(1999); Peterson(1995); Wrigley and Schofield(198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1998); UNDP（2002）;

2、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vol53.,no.6,Nov.10,2004；Life Expectancy by Age,1850–2003；

3、上海人口统计资料和新华社消息。

（附记：表内，中国1947年和1951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采自上海的资料。其它可查的资料只笼统地表述为“大约35岁”。）

本表显示，在医学和生理学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大致相同，即古代中医与古代西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近。虽然欧洲的医学革命最初爆发在16世纪中叶，但欧洲人全面接受这次医学革命则是在19世纪上半叶。自从欧洲民众全面接受医学革命的成果之后，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便有了奇迹般的增加。

众所周知，1929年是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年份。在那样沉重的经济压力下，欧洲人的平均零岁期望寿命居然增加到了59.12岁。而游离于世界经济危机之外的中国，此时的人均寿命反倒停留在19世纪以前的水平上。此后，伴随着西医知识的普及，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才开始增加。作为当时发达地区的上海，1947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首次突破30岁，达到了36.0岁。

改革开放以来，西医在我国被接受的程度首次超过了中医。相应地，人均期望寿命也逐步向欧洲人追齐。局部地区则超过了欧洲。以新华社发表的2004年人均零岁期望寿命的数据为例，北京达到了79.87岁，广州达到了77岁，上海达到了80.29岁。

我国人口平均零岁期望寿命的增加，大概不能用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善来解释，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我国现在的自然环境优于古代。此外，它也不能用世界营养学界普遍推荐的“素食模式”来解释，因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现代中国人比古代中国人更自觉地遵守素食。因此，这个增加只能由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和普及来解释。毫无疑义，在20世纪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中，中医的贡献甚微。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那些躺在“优秀传统文化”上睡大觉而不思新进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付清醒剂。

关于“中医博大精深，属于超科学”

这个优势说法在吹捧中医的同时，低估了现代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大概也是由于对中医“博大精深”的吹捧，使得我国所有的中药医生都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半吊子医生”的事实。特别现实的例子是，一位中医肝病专家，一辈子与肝病打交道，却无法解释“肝”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这“博大精深”的吹捧后面最值得同情的，是哪些中医学院的学生和那些为了考取《中医职称证书》的人们。他们鸡鸣即起背诵“医古文”。那些晦涩难懂诘嘴拗牙的文字和逻辑，经常性地使他们如坠云雾，似穿迷宫，整天价地“在无穷概念之中玩弄无穷循环”（黑格尔语）。从五脏六腑到三阴三阳，从奇经八脉到五味四气，从六气岁物到七方十剂，从四时宜忌到八正风门，从药性赋到汤头歌，凡此种种，让那些可怜的学生们还没有背完就早已两眼火冒金星了。“博大精深”和“超科学”的假定，对于这些企图求取功名的人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学术优势，而是既躲不起也惹不起的思想负担！

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种人为造就“博大精深”的文化倾向。比如说，当你把一个日期表述成“2006年5月11日”时，你可能会被一些热衷于博大精深的人讥讽为“过于浅薄”。而如果你把它表述成“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时，你就可能赢得“满腹经纶的学士”的头衔。前者的“浅薄”，适合于与所有人交流。后者虽然也只是表达了一个日期，经过“博大精深”的造作之后，便不能与绝大部分人交流了。缺乏科学头脑又不打算去识别这种矫揉造作的真实意图的人，可能会去努力弄懂蕴含在“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之中那些所谓“博大精深”的内涵。其实，这些矫揉造作是作者刻意为了自我标榜而做成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类似的矫揉造作在中医的理论建构中更为严重。被中医断定为最重要的病因的是“风”。《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有：“风者，百病之始也”[4]一说。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医经典都从“风门”论起。可是，稍微有点现代医学常识和自然常识的人都知道，“风”无非就是空气流动。把它作为病因之首，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中医病因理论把“风”断定为“百病之始”，明显是按照对应原则，而不是按照确定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而单凭对应原则是不能建立任何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身边的例子有，白天与黑夜是对应的，但白天和黑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风中生活，按照中医理论，一个人只要患病，风就有推不掉的责任。这样一来，中医病因理论家就从风那里找到了“永恒真理”。明眼人十分清楚，这个“永恒真理”的荒谬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尽管如此，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建设却一直被限定在了这个思维框架内。为了把人的疾病与风对应起来，中医病因理论的构造者们，人为地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风。《黄帝内经》首先将风与三阴三阳相联系，然后在《移精变气论》中扩大到“八风五痹”，在《玉版论要篇》和《八正神明论》中又再扩大到“八风四时”。这还不够，“八风四时”又进一步地与虚、实、寒、热、五脏六腑之类的概念进行了两两组合。于是，一个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风，经中医理论家一扩充，变成了任何神仙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风。其结果，就连制造这些风概念的人，自己也弄不清“究竟什么是风”了。

与中医将多种病因简单化地归结为“六淫”不同，西医更注重不同疾病病因的具体性和客观性。被歧伯列为四种“中风大法”的偏枯、风痱、风懿、风痹，最可能确切的西医病因描述是心脑血管病变、血液粘稠度偏高、血脂偏高、关节炎、肌肉萎缩、脑血栓等，与“风”没有关系。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我国一些食古不化的现代人，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是把过去模糊的认识精确化，而是把已经取得的精确性认识模糊化。在一些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居然在测量了血压之后将高血压辨证为“心气虚”，在做了胃镜检查之后把慢性浅表性胃炎辨证为“脾胃不和”。这种食古不化的“创新”实在令人喷饭！

中医理论建构中远离实际的情形，大概是一些有点文墨而又没有找到判断真理的方法的文人造成的。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郎中，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一些头脑清醒的读书人也与那些乡村郎中相通。他们编修的验方集成著作，就多少对那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取蔑视态度。就笔者陋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列出《外台秘要》、《苏沈良方》、《备急千金方》、《小儿药证直诀》、《妇人大全良方》和《验方新编》。从这些蔑视“医理”和“病理”的验方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国古代，那些装腔作势的“医理”和“病理”也是完全可以被抛弃的东西。

科学认识应该逐步走向确定性。像中医病因理论这样把一个概念越搞越复杂，越搞越不确定，不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要求。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最初几章的读者也许能够概括得出，古代欧洲、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仑地区的医生，对于疾病的病因和疾病的描述是由模糊到精确、由不确定到确定、由复杂到简单，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年轻人应该取这种态度，而不要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博大精深”牵着鼻子走。

至于“超科学”的说法，迄今没有人给它下过定义，也没有人指出过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是什么关系。既然制造这个术语的人还没有明确这个术语的意义，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学术背景下去纠缠它了。

关于“中医是系统医学”

这个优势是那些接触过系统科学而实际并不真懂系统科学要义的伪学者们制造出来的现代神话，没有丝毫的科学内涵。

哲学史告诉我们，远在古代希腊，哲学家们为了摆脱神秘主义的思想束缚，创造了把“多”的世界化为“一”的世界来认识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简单性方法。这个简单性方法的思想起源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正是这种本体实在主义的哲学，把万事万物变化的内在因素归结为少数“不变的实体”。德谟克里特解释物质构成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原子”；亚里士多德解释生命现象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基质”和“隐德来希”；如此等等。发动医学革命的巴拉塞尔苏斯，最早把药物真正起治疗作用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药物的“精素”，也是在这种哲学的启发下做出来的成就。

“不变的实体”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效的。从古希腊以来全部科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寻找这个“不变的实体”。伽利略的运动学和牛顿的力学，把运动的奥秘归结为“力”，波伊尔、道尔顿、拉瓦锡为代表的近代化学，把决定化学变化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元素”。此外，电磁学的“电子”和“磁子”，生物学的“细胞”和“原生质”，光学的“光子”或“光波”，都是这样的“不变的实体”。2000多年来科学的发展一直在证明，任何“多”的实在都可以通过“一”来认识的。

受本体实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医学也试图走出一条简单性方法的成功道路。于是，细菌和病毒之对于感染性疾病，尼古丁之对于肺癌，二氧化硅尘埃之对于矽肺病，激素之对于生长发育，如此等等，使得疾病的病因都得到了简单性的解释。这些简单性的解释为进行简单性的治疗和预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预防为例，对于感染性疾病，西医主张消灭细菌和病毒或将通过免疫减少细菌和病毒对健康人体的为害；对于肺癌，西医劝告大家不要吸烟；对于矽肺病，西医劝告大家尽可能避免将二氧化硅之类的尘埃吸入肺部。有了这样一些可靠的简单性认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可是，正当简单性思维高唱凯歌的时候，人们陆续发现了一些简单性思维框架下不能得到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医学生理学而言，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体温的变化。众所周知，一些外部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的引入（如烤火和呼吸氧气），并不能改变生命物体的体温。感冒或一些局部炎症反倒能够使体温发生骤然变化。体温明显是关于生命物体的宏观测量值。但是，这种宏观状态的物理测量值，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为什么一个局部的炎症会骤然影响到整体？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用“不变的实体”来解释了。这就暴露出了简单性思维的局限性。系统性思维就是从寻求对这一类问题的可靠性理解而提出来的。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作为“实验生理学之父”的贝纳德（Claude Bernard）。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向还原论的生物学哲学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人们的思想角度引向了生物有机体的“内部环境”（internal milieu）[5]。

可是，这个内部环境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影响到整体的，却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有迹象表明，简单性思维虽然不能回答体温变化的机理问题，但似乎对解决体温问题有效。众所周知，尽管我们不知道体温是如何升高的，但当我们使用一些退热措施和消炎措施之后，是的确可以降低体温的。

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是，西医没有完成的任务，中医是否能够完成，或早已完成了？换句话说，中医是否真的达到了“系统医学”的水平？

把“风”理解为“百病之始”是系统性思维或复杂性思维的结果吗？不是！它的思想特征实在过于简单，甚至比西医用细菌和病毒来解释感染，用吸食尼古丁来解释肺癌，用吸食二氧化硅尘埃来解释矽肺病，用激素来解释生长发育，还要简单。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简单远不能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简单性相比（以下谈到的中医简单性都只能做这样的理解）。从确定性上看，中医对所有病因的解释都是一笔“糊涂帐”。有作者认为中医对病因的认识是一种“客观认识”[6]，实在没有依据。没有认识上的确定性又何以可言认识上的客观性？系统理论从来就是追求事物演化的确定性的。只不过它所追求的是系统演化的确定性，尤其是系统演化中产生概然事件（通常的术语叫做“凸现”）的确定性，而不是以往那种一一对应事件演化的确定性。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也与系统科学毫不相干！

至于施治方法，中医的简单性思维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众所周知，中医看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施治”。于是，中医没有医院、没有医学检验、没有病理分析，甚至连基本的临床统计也没有，更不用说双盲对比实验检验了。一个中药医生根据“辨症施治”就可以包医百病，其系统性从何说起？19世纪以来的西医则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许多医生看一种病。就其对疾病的诊断而言，它需要多个程序的系统检查和多人的会诊（病理分析）。稍微有点系统论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允许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中医体制属于系统医学观，而许多人看一种病的西医体制反倒不属于系统医学观。

再看治疗方法。中医的辨证施治只针对不同的“证”（通“症”）使用不同的药。在这个过程中，仿佛所有的“证”都是各自独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至于决定这些“证”的“因”，则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前已述及，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中药医生可以确定性地解释这些“病因”的真实含义。于是，不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医学意义也是模糊的。这也是造成许多中药医生可以抛开那些意义不明的病因理论，直接对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于“施治”是基于“辨证”的，于是，泻下用大黄芒硝，发汗用麻黄姜桂，风湿用防风独活，利尿用猪苓泽泻，如此等等。这些施治方法，实在没有任何系统医学观的趣味。与之相比，西医的施治方法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系统医学。因为西医是一个集治疗、防疫、免疫和公共卫生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因而，西医对待任何一种疾病都倡导使用系统化的措施。比如，西医为了征服肺结核，用接种卡介苗提高人体对结核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平杀灭结核的同时采取保护肝脏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面，西药医生还劝告结核病人注意补充蛋白质、戒除烟酒、注意保暖，等等。西医这种基于可靠性认识而采取的系统性方法，中医至今也不能望其项背。究竟谁更接近于系统医学，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结论。

在求实的科学面前，任何自我标榜只会贻误发展的时机，不会有任何益处。但愿读者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2]中国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编，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于我国医药发展的影响，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

[3]（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4]佚名，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第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页。

[5]张功耀，科学技术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6]荆志伟，科学是中医的“紧箍咒”吗？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中医的优势为何？劣势为何？

中西医只是西学上的两个分支，各有所长，中医的辩证、整体思维是医学宝库中最灿烂的东西。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最终又会合二为一。药不治病，用药只是调整人体的一种自我治疗机制的启动，这种机制才是最好的药物，也是所有药物所无法相比的。目前中医的处境艰难，有很多客观原因，一是中医系统理论的自我完善不够，没有系统的数据和实验过程支撑；二是经方使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同一经方，不同的中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用量，标准化问题无法解决；三是中医药的科学化问题，如何提高治疗用药简捷方便、快速和有效性问题，一直是个无法解决的难点；四是有不少中医不懂中医，对自己的治疗思维和观点，只是停留在模糊的概念上，知所以，不知所以然。特别是对一些用药的作用实质和治疗的内在机制方面，都有很大的不足。目前的西医，缺少的是整体观，采用的是杀灭和切除，人是一个整体，任何器官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并不是杀灭或者切除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西医对一些炎症消除的快速作用，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这是很明显的优势，尽管抗生素使用的副作用问题，但在一定时候，却是遇急救人的有效办法。
西医的不足，其实这个情况，世界很多知名医学专家也认识到这点，积极寻求中医辩证思维在西医治疗中的应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全球排名前列的斯坦福医学院，也在今年开始设立中医基础课程，这都是中医发展的一种迹象，中医的伟大也在慢慢为人所知。当然，话说回来，在国内很多中医人士强调传统中医的完整性，不希望其他高科技知识融入中医。其实学种想法是很错误的，中医的几千年的发展过程，都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没有创新，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医。古人尚可接受创新，为何今天的许多专家却惧怕新科技进入中医领域，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胡言乱语说了一通，仅供大家参考。

中医中药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具体体现在哪里?

中医的优势在于一些功能性的疾病，或抗菌素不能治疗的病毒感染等等。特色就是辩证论治，整体观念。中医是治有病的人，而西医是治人的病。对一个有病得疾病，整体调治，不会对机体造成其他损害。西医就是单纯针对一种疾病，当病治好了，其他方面可能出来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医，西医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西医的优点：

1、沟通成本低，至少影像学可以上让医患面对同样的ct片，化验单和统计学可以让患者接受自己的数据化健康信息。

2、手术技术高潮，这是现代科技的胜利，不是西医理念的殊荣。

3、抗生素与激素发展迅速。

缺点：

1、对人体认识有限，对结构治疗和功能监测为手段。

2、通过药物介入调控身体功能，以致终身服药说明还是没解决问题。

中医的优点：

1、预防能力极强，饮食养生导引吐纳等诸多手段作为疾病的初级防御体系。

2、拥有上千年积累的治疗验案数据量，可待整理验证开发。

3、辩证论治针对个体施治。

缺点：

1、不精细，技术形式粗糙，并且门槛低，骗子有很多。

2、中医教育和临床的结合，至今没有解决，人才短缺。

3、一部分中医以文化为核心而不是疗效。

扩展资料：

中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两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

而在治疗疾病，纠正阴阳失衡时并非采取孤立静止的看问题方法，多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即强调“恒动观”。

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中的诊断技术更多的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做出对疾病准确的诊断。医生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嗅诊等方法或借助听诊器、叩诊锤、血压计、体温表等简单的工具对病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中医

-西医

中医与西医相比较的优势有哪些？

中医使用中药治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辨证施治，是针对每个病人不同的病情用药的，第二中医使用的药材都是纯天然的药草和矿物，卫生环保，毒副作相对小，而且质量稳定，价格也较低，第三中药的依赖性小，没有上瘾的问题，再次中药在治疗慢性疾病方面，较西医有着不可超越的优势，这主要是中医和西医在对待疾病观点上的不同。中医治病其实是帮助病人重建体内的平衡，最终使阴阳得以平衡，身体自然就有能力抵抗外邪，疾病也就被战胜了；西医则是通过引入外援来治病，表面上症状是缓解了，但是疾病还是要病人自身积聚起能量去克服；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西医，它在外科领域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最后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中医中药的优势所在，西医在抗病毒细菌上用的抗菌素，已经使细菌进化了，也就是细菌的抗药性，而中医的一些中药如牛黄解毒丸等却一直沿用至今，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使用的是复方，它由几种或几十种的药物，它们分君臣佐使，协同作战，帮助我们的身体重建平衡，这么复杂的药性，西医甚至没法去分析，更何况小小的病毒细菌了，其中中医的一些古方秘方，被我们的邻国日本强要去后，他们一直奉若珍宝，并护佑着他们国民的健康，当然这些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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