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相应的藏象学基础

天人相应的藏象学基础

刘力红 赵琳 广西中医学院

藏象是中医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关系到脏腑的生理病理，也是天人相应关系的重要基础。有关这一点，我们从《素问》讨论藏象的篇章以“六节”命名，就能得到很好地说明。

六节者，言天以六六为节以成一岁，亦言日月运行之制度。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以成岁月之变化，时历之推移。在岁月时历的推移变化中，首先是以候来反映的，由候构成气，由气构成时，由时构成岁，然后，再进入下一年的循环。因而，候、气、岁、时便成为最能反映天运变化的四个层面。如果人的生命活动能够于上述四个层面上与天的变化保持协调，那么，便可以做到“勿违天时”，“天人相应”。而“六节藏象”正是在于说明藏象是如何在上述四个层面上发挥其各自的作用，以达到与天相应的目的。

1“天人相应”是指人的生命活动必须与天的运行变化协调一致。此为死生之根本，故《素问》的起首六篇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而《素问·生气通天论》则以更醒目的标题阐述了这一问题。在其开首即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通天之义有二，言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之气，皆与天气相通，皆要顺应天气的变化，此其一。而要顺应天气的变化，就必须首先知道天气的变化，故有“其生五，其气三”之说。“生五、气三”中的生气，是针对篇名“生气通天”之生气而言，若按古今的注释，将生气完全作为生命之气或人身的阴阳之气来对待，那么，“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就不好解释了。因为这里的“此”显然是指的天气而非人的生命之气，是针对天气的变化而言，“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是言经常违背天气的变化规律，就易导致邪气侵犯人体。在《六节藏象论》中亦有一段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经文，其中亦谈到“其生五，其气三”，那么，这个五、这个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稍后的一段经文里对此作了回答，其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中国的历法以注重二十四气为特征，因为它不但能够很好地反映天气的阴阳变化规律，而且还能形象地说明气候、物候与天的变化关系。一年由二十四个不同气组成，而一气由三候组成，一候又由五日组成，因此，候与气便成为最能反映天运变化的基本单位。“其生五”者，言五日一候也，“其气三”者，言三候一气也，故生气者亦候与气之谓，生气通天，即在于说明候与气是最能反映天运变化的要素，此为通天的第二层涵义。若能于此把握天气的变化，并顺从之，即可作为生之根本，“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就是这个意思。

在明确了天运的变化规律后，人之藏象又是如何在适应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呢？《六节藏象论》云：“帝曰：藏象何如？歧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此处所言的“生之本”与上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既具有相同的涵义，同时亦具体描述了心在通天过程中所发挥的根本作用。综而言之，是心在人天通应的关系中起着主宰的作用，故《灵兰秘典论》命其为君主之官。而于古代，君主亦命曰“天子”，“天子”即有“通天”之义，不尔，若非其子，何以通之？分而述之，则心是保证人体在候与气的层次上与天运变化协调一致的关键，而这个关键是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能通于天气的根本前提，是寿命的根本保障，故为“生之本”。

2《六节藏象论》云：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有关上述“气”的涵义，王冰释曰：“肺藏气，其神魄，其养皮毛，故曰肺者气之本[1]。”而《素问注释汇粹》则引《五藏生成篇》之“诸气皆属于肺”注之[2]，对于以上注释，我们以为皆有舍近求远，务虚弃实之嫌。其实，对于气的涵义，歧伯已于同篇之中作了确切定义，在上述经文稍前的一段对话中有：“帝曰：余已闻六六九九制会也，夫子言积气盈闰，愿闻何谓气？请夫子发蒙解惑焉。歧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帝曰：请遂闻之。歧伯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由上述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明确，气者，三候之谓，亦二十四节气之谓。

有关气的这个涵义，我们还可以从《灵兰秘典论》中得到证实，其曰：“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治者，不乱也，亦协调之谓；节者，节气也。因此，“治节”也就是协调节气变化的意思。结合上面的“肺者，气之本”，则肺为在节气层次上的天人协调机制便确立无疑了，由于肺是保证在节气层次上天人通应的关键，故为“气之本”，故“治节出焉”。

上述“治节”的“节”，还有另外一个涵义，就是关节的意思。肺主治节，即肺有主管治理人体关节的作用。人之关节大小合之为三百六十五节以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四肢之大关节则合为十二，即高士宗所云：“十二节，两手、两肘、两臂、两足、两、两髀，皆神气之游行出入也[2]。”天之运行有十二月，每月一节一气，合之为二十四节气，人之十二节，每节一阴面一阳面，合之二十四面，以应天之二十四节气。大有四时，人有四肢，天之四时，由节气来维系，人之四肢，则由关节来连结，这便为天人在气的通应上营造了一个形的基础，亦为形气之相感作了较好的说明。另外，关节病变受节令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关节是人体感受天之节气变化的一个最灵敏的反应器，而这个反应器是由肺来治理的，因此，这又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肺是构筑在节气层次上天人通应关系的基础。

3由六气所构成的时的变化，既反映了天地阴阳的盛衰消长，亦反映了大地万物的生长收藏，在这一层面上的天人相应，是通过两方面来完成的。

《六节藏象论》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为阳中之太阳，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通于夏者，言心主管人与夏气的通应，依次则有，肺主人与秋之通应，肾主人与冬之通应，肝主人与春之通应。

在五脏之中，肝心肺肾分主春夏秋冬四时，何以脾独不主时而通于土气呢？《素问·太阴阳明论》云：“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生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亦云：“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以名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4]’。”土居中央以贯四旁，以四时之末的各十八日寄治，虽不独主于时，却能赞化四时，成就金木水火之运。四时之际、木火金水之间的交替变化必须依靠土气的作用方能实现，故曰：“金木水火土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以土运之岁为南政，其义亦在于此。因此，脾不主时而通于土气的作用，正是在时的变化层次上协调天人之间的通应关系，亦可以说脾是在时这个层面上协调天人关系的重要基础。

4由三候构成一气，由六气构成一时，由四时构成一岁。在岁与岁的交替循环中，由于每岁年运的不同，加之司天在泉之气的差异，这便导致了在岁与岁这个层次的交替上，具有更加深度和广度的变化。故《六节藏象论》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因而，在岁的层次上建立人天之间的协调机制是在所必须的，这亦是“罢极之本”的意义所在。

如论中所言，“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对于“罢极”一词的涵义，历代的注释基本一致，现举五版《内经》教材之释以概其余，“罢，音义同疲；极，《说文》：‘燕人谓劳曰极’。罢极，即劳困的意思。吴 注：‘动作劳甚，谓之罢极。肝主筋，筋主运动，故为罢极之本’[5]。”关于上述的罢极释义是否是经典的，是否符合《内经》的原义，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欲提出两个问题：其一，肝主筋，是疲劳的根本，那么，脾主四肢肌肉，主运动；肾主骨而能立；心主血，足受血而能步，等等，是否就不能作为疲劳的根本了呢？这里关系到一个特异性问题。其二，从本段经文的前后内容看，“心者，生之本，……肺者，气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脾……仓廪之本”，四个本都是讨论人体维持生命活动及与天气通应的基本能力，而为什么到肝的“罢极之本”却要谈论异常态下的疲劳现象呢？这是一个逻辑性问题。

要解开罢极的涵义，进而明确其在天人相应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必须首先对“极”有一个还原性解释。《周髀算经》云：“阴阳之数，日月之法，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七十六岁。二十蔀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天以更元，作纪历[6]。”由上述可知，“极”是宇宙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一个周期时限，与岁、章、蔀、遂、首相较而言，它是古人论时的最大周期。因而可于此最大的周期时限内，将“极”喻为天运之尽头，故而在这个“尽头”上会出现天以更元的“生数皆终，万物复始”的变化。然而，对于象“极”这样一个大周期内的阴阳变化，要用数来进行把握，显然是不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素问·阴阳离合论》提出了：“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的基本原理。那么，这个“要”指的是什么呢？《素问·五运行大论》对此作了回答：“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这说明了“象”具有多层次、广范围的适应特性，说明了在大小不同的周期时限内，其阴阳具有同象的变化原理。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云：“黄帝曰：愿闻四时之气。歧伯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从一年的四时而言，较之一日的朝、日中、日入、夜半，在周期时限上本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象”这个要素上的相似性，故而一日之中亦分四时。同理，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较之一岁，在时限周期上虽有巨大的差异，但由于在象变上的相似性，因而，在一岁之中亦有一个“极”的变化。

从春三月的万物以荣、夏三月的万物蕃？，秋三月的华实容平，到冬三月的水冰地坼，此时天地已进入到“生数皆终”的极变状态，如何在“生数皆终”的极变以后产生“万物复始”天以更岁的纪历变化呢？“罢极”的涵义正好体现了这一作用。极的涵义，已如上述。罢，音霸，休也已也，终结也。罢极，就是使极变终了，从而开始“万物复始”的新岁循环。肝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春为一岁之始，亦为天以更岁（元）之时，因此，肝的这个“罢极之本”，就正好充当了岁运交替变化中的人天协调机制。结合《伤寒论》中的时相机理，肝属厥阴，布于丑寅卯时。丑为冬末，寅值春初，这里正好是一个“生数皆终，万物复始”的极变区域，而厥阴肝正主于此时，这就更进一步证实了肝为“罢极之本”的作用是在发生复变的层次上协调天人关系的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藏象作为人体的核心，亦是天人相应这一过程的中心环节。对它的探讨能有助于天人相应及藏象理论的研究，同时亦能为藏象的实验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关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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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中振兴中医--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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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40910]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曲清文
从《内经》时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创立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成熟，中医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发展步伐明显减慢。
中医落后论调的滥觞
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和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学发展的滞后益发明显。于是，当时的中医界形成了一股潜流，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中医学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医学没有中西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之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主张全盘西化。
曾有人宣扬：“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种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直接导致了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炉。
时至今日，尽管无人重谈“消灭中医”的老调，但对中医的怀疑甚或排斥并未绝迹，不论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医药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实，给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综览历史，认为中医落后，主张消灭中医思想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840年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炮舰的侵入，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天朝大国”美梦的破灭，迫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在传统文化的一切层面上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反思。在这股反思大潮中，中医学作为“国粹”的地位不受到冲击和震撼是不可能的，而且因为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这种冲击与震撼更为强烈。
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
中医学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尤为密切，二者唇齿相依，这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远古或较久以前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世代流传至今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祸福相倚，对立统一，沉静无为等思想；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
在科技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的古代，人们无法把握微观世界，但对宏观世界的把握是准确到位的，并且这种把握甚至超出了肉眼范围囊括了整个宇宙世界。在中国古代的认知论中，微观就是宏观，“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宏观与微观等同，认知方式是一致的。宏观世界是人类能够认知的一切可想象事物的总和，所以传统文化强调认知的立足点、出发点，重视观察角度，以自我为中心，“格物致知”，穷究其理；以“心”为轴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些观点直接渗入了中医理论。中医注重整体调节，阴阳调和，辨证施治，力求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诊治时对人不对病，审证再求因，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用药讲求君臣佐使，升降有度，出入有序，广用和法，慎用攻法……
然而，人的认知能力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总是有限的，由于认知手段的局限，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很局限的，充满怀疑、矛盾和力不从心的感觉，既无法用精确的语言准确地描述客观世界，更无法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从理论到理论，一路穷推。表现在中医学上，就是理论内涵的不确定和外延的无限扩大。理论上的自圆其说，无可证伪和解释的模棱两可、歧路百出，这些都长期为人所之诟病，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日益倾向于内省而外纳不足，中医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脱节，这一切都成为后来传统文化反思大潮中中医频遭非议的致命伤。
正因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当传统文化发生动荡时，中医的波动就无可避免。
传统文化反思大潮的兴起
19世纪40年代，西方文明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在对西方文明逐渐被重视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一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民主”面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从专制政体到经济体制，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由于国难当头及认识的局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能对中国文化分清泌浊，进行冷静的思考，这种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的泛滥。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科学社会文化主义等纷纷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争高低。在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交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落后文化，糟粕被无限夸大，精髓被遗忘。这股缺乏冷静与深思的反思潮流一时间淹没了中国文化界。
中医在反思大潮中的处境
中医在这股潮流中身不由己，被重新审视，在偏激的眼光中，其理论构建的粗糙，诊疗手段的裹足不前一览无余。尤其是在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疗效都有了对比物。作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西医不断地抢占中国市场。
19世纪30年代，西方医生凭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大门，将西方近代医学引入了中国。西医讲求微观，要求眼见为实，力求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注重实效。建立在解剖学和微生物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理论严谨，疗效可靠，其注重定量定性分析和疗效观察的实验科学方法也让国人耳目一新。由于近代西医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所以其发展与科技发展同步，而与其传统文化基本无关联。西医认为中医是单纯靠臆想建立的理论体系，临床疗效缺乏实验依据，缺乏大样本的观察，没有推广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挂靠在科学大旗下的西医既有列强的保护，又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盲目吹捧，在与中医对峙的过程中，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军阀迭出，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为了自身利益，统治集团都或多或少地投靠西方列强，对列强刺刀保护下的文化侵略即使不是心甘情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认态度。
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有过留学经历，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由于他们大多早期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客观地讲，他们欢迎西医进入中国，目的无非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并非让国人顺天安命地作亡国奴，但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全盘否定及激烈批判，更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怀疑与误解，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社会表率作用大大加深了中医的灾难。如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把中医的辩证论治视为“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例而得其真也，”认为中医治病全凭“臆意”，凭空想象，任意捏造。鲁迅也对中医用药“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旁注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等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并且直言“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窍’，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鲁迅东赴日本学习西医的初衷与其对中医的怀疑与失望有直接关系。
科技的落后也直接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中医学初建伊始，科技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但由于中国自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将其界定在“器用”层面，所以中国科技到明朝后期余威已逝，中医即使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无水可纳。科技的滞后导致了中医发展源泉的枯竭，中医的发展失去了生命力和动力。不幸的是，现代科技恰恰是一切学科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当西方科技涌入中国时，中医一则措手不及，二则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以妄自尊大为文化特征的抵触心理在国难当头之时的引发，使中医的发展错失良机，未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中医在反思中求发展
在内外交困中，中医并没有自甘沦亡，一部分开明的中医人一方面坚持中医立场，一方面再次显示出中医海纳百川的气魄，欢迎西医的引入，在汹涌的反思大潮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开始了对中西医结合的艰难探索。中西医汇通派的兴起，中医科学化的勃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努力的见证和结果。他们从中医立场出发，剖析中西医的差异，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主张求同存异，互为补充；同时冷静地承认中医的不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正意见，要求中医走科学化道路，与时代发展同步，并且对中西医如何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老一辈中医人不可能从更深层次进行相关理论探讨，但他们在反思浪潮中的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医的无限热爱与执着，对中西医结合的探讨等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在看待近代中医发展缓慢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1）近代中医发展只是速度的缓慢而非落后。中西医各有所长，几乎没有可比性。在谈及中西医治病的疗效时，著名老中医干祖望曾说：“40%西医好，40%彼此彼此，10%中医好一些，还有10%的疑难病，西医束手无策，中医应付自如”。
（2）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不是传统文化的衰落造成的。从1840年至1949年，传统文化并没有衰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等一系列冲击，但依然在艰难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断地吸收、沉淀、扬弃，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医希望之所在。
（3）近代中医发展缓慢是伴随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而产生的，与当时传统文化的反思大潮密切相关。由于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在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思过程中，中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同样的致疑与反思，在反思中求发展应是中医发展出路之所在。
（4）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也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落后、科技的停滞、西医的进入、中西医的巨大反差、统治者与社会精英阶层的鼓吹与提倡，中医自身某些劣势的长期积淀等。
（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文化的碰撞再次发生，反思不可避免，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反思中一定要把握方向，避免历史重演。传统文化的基石地位一定不能动摇。1919年9月，章士钊在《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说中指出：“凡欲前进，必先自立于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中医学从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一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有时快，有时慢，但从历史上看，绝没有停滞不前。中医学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轨迹和规律，那就是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发展必然同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凝结的纽带、存在的价值、民族灵魂之所寄，决定着民族的种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中医学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发展核心，以现代疾病谱系的变化为发展导向，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发展手段，将临床疗效作为发展目的，遵循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在自我完善中不断创新发展，中医真正走向世界将指日可待。

何谓藏象学说，它研究的对象包括哪些方面?

藏指深藏于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象，指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在机体外部的表现和征象。
藏象学说，是通过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研究人体各个脏腑组织器官的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藏象学说研究的对象包括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和精、气、血、津液、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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