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景福医谈》

诸国本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读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刚出版的《景福医谈》一书，感到既兴奋又亲切。事在人为，文如其人。田景福同志是卫生部中医司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老领导，他对当代中医药事业的系统回顾充满了真情实感。这种情感是和崇高的革命理想、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敬业如山的历史责任感联结在一起的。

景福同志是辽宁省义县人，1948年参军，随即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因抗美援朝提前毕业。1954年调中央卫生部工作。1958年底下放青海。1970年起参加河北省西医学习中医班学习两年，1972年回青海省人民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他经历高低两重境界，兼通中西两种医学，为以后从事中医药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作者在这本书的开篇中说：“我始终认为在中医药管理岗位上的公务员的核心任务是贯彻党的有关中医药方针政策。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必须强调统一认识，不能各行其是。这是我在多年的中医药管理工作中所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为此，竭尽了自己的全力。”景福同志把贯彻执行党的中医药政策作为“核心问题”和行动准则，认为这是中医药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早年他在中央卫生部工作时，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中央纠正卫生部领导歧视中医的错误的全过程。事隔20多年，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发布（1978）56号文件，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于1979年回到卫生部中医司工作。当时国家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景福同志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忠诚的执行者。从中医药战线的拨乱反正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从县县建中医院的战略决策到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从衡阳会议突出中医特色到医教研机构多项管理条例出台，从中风、厥脱、血证、痛证、热病（南北两片）、剂改等七个中医急症协作组的成立到大力开展中医急症建设，景福同志作为郭子化副部长、崔月犁部长、胡熙明副部长、吕炳奎老司长的得力助手，对中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激情洋溢的演讲、潇洒稳重的风度，印刻在全国中医药队伍的心里。

在长期的中医药管理岗位上，景福同志始终坚持走中医自主发展的道路。在《衡阳会议大放异彩》和《衡阳会议为中医机构指明了方向》等文章里，他明确指出：“不把中医机构建立起来，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就没有基地；有了中医机构，不保持发扬中医特色，也就失去了发展中医事业的意义。”他把大卫生的医、教、研机构与中医机构相比较，认为必须分清其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从哲学原理上把问题搞清楚，以便使中医药事业沿着自身的内在规律前进！

特别值得一读的是《综合篇·历史的回顾》一文，景福同志对国内外中医事业颠沛兴衰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概括与分析，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工作的回顾”一节，记录了中医药事业步履维艰的前进历程，透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部消息”。这些史实，很大一部分属于前车之覆，足以为后车之鉴。历史的曲折是难免的，但能否从曲折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增益才智，才是最重要的。

当前，全国中医药工作形势很好。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发2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里，国务院又一次重申了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事业取得的显著成绩。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同时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我国中医药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继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国务院对当前中医药工作形势的正确分析，得到全国中医药界的热烈响应。景福同志提出“必须强调统一认识，不能各行其是”，显然应该统一到国务院文件的精神上来。以科学发展观审视中医药改革发展的崎岖道路，抛弃任何不切实际的政绩观和学术偏见，团结一致向前看。景福同志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深刻的人生感悟，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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