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小品方》外感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主要有分四个方面:1.外感热病的学术理论,主要是分治伤寒、热病;阐发冬温证治;注重热毒为病及疟病证治四方面。2.治法,分内治、外治二法。内治法主要有解毒、清热、寒温并用等法;外治法分粉扑、外涂和洗浴等法。3.组方用药特点,重视单味药使用,注重药物配伍,随证加减变化。4.对后世的影响,《小品方》有关外感热病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为温病学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陈延之《小品方》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部著名方书,在中医学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被历代医家推崇,唐朝政府曾将其定为学医者必读之书。后来传到日本,对日本医学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该书总结了当时的医学成就,为推进中医学理论及诊疗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小品方》涉及的内容很多,内外妇儿、金疮急救、药物针灸无不具备。现仅就《小品方》中有关外感热病的内容,从理论、治法、方药及对后世的影响几方面探讨如下。
关于外感热病的学术理论
1、分治伤寒、热病
汉代至陈氏所处的南北朝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不尽相同,如《素问·热论》载:“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1]认为伤寒是热病的病因,热病是病名。《难经·五十八难》指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相同。”[2]认为伤寒是外感热病的总称,有狭义、广义之分,而热病是广义伤寒中的一种,与《素问》的论述不同。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记载“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风,使人骨节缓堕受病,至春发,名为时行。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如此诊候并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3]与《素问》、《难经》的认识也不一致。
《小品方》卷六论述了外感热病的证治,陈氏认为其内容“秘要”、“极为最要”。对于外感热病,陈氏认为:“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疗之病,天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疗者不别伤寒,天行温疫为异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辨,是以略述其要焉。”[4]因而陈氏将外感热病分为“冬月伤寒”、“春夏温热病”、“秋月中冷”(疟疾)论治。涉及的病证有伤寒、温病、天行、温疫、暑病、时行、冬温、湿热、热毒、疟疾等。如论述冬温、春月中风、伤寒可表现为“发热、头眩痛、喉咽干、舌强、胸内疼、心胸痞结满、腰背强”[4](用萎蕤汤治疗);伤寒或温病,若“应发汗而不发之”,可变为蓄血,“鼻衄、吐血不尽,内余瘀血,面黄、大便黑”[4](用芍药地黄汤治疗);温热病可表现为“头痛、骨肉烦疼、口燥心闷”[4](用知母解肌汤治疗);天行可见“头痛壮热、四肢烦疼、不得饮食”[4](用大黄汤治疗)等,反映了陈氏对外感热病理论的阐发与临床治疗经验。
2、阐发冬温证治
《伤寒论·伤寒例》曰:“其冬有非节之暖,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5]《伤寒例》认为在冬令不但有伤寒,而且有冬温。冬温感受冬令非时之暖而患病,属时行之气为病,与伤寒截然不同。陈氏具体论述了冬温证治:“冬温未即病,至春被积寒所折,不得发,至夏得热,其春寒解,冬温毒始发出,肌中斑烂,隐疹如锦文,壮热而咳,心闷,呕,但吐清汁。”[4]用葛根橘皮汤(葛根、橘皮、杏仁、麻黄,知母、黄芩、甘草)治疗。陈氏指出了冬温的病理过程、临床表现及治疗方药。从病理过程及临床表现看属“伏气温病”范围。对于“伏气温病”,《内经》等有所论述,《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1]后世认为是“伏气温病”的渊源。《伤寒例》引《阴阳大论》语:“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5]由此可知伤寒与温病同为感受寒邪,伤寒中而即病,温病则至春夏而发,后世称为“伏寒化温”。《小品方》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突破了“伏寒化温”的局限,认为温病并非全由寒邪所致,尚有感温邪而发者,提出了伏气温病的另一种证型即“伏温成温”,丰富了对伏气温病的认识。
3、注重热毒为病
陈氏所处的时期,对于外感热病的病邪学说,由于受《阴阳大论》、《伤寒论》等的影响,大多认为以寒邪为主,即所谓“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5]《小品方》在这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寒毒为病方面,陈氏认为:春夏天行,若寒毒伤胃,可胃冷而变啘;“温热病未除,重被暴寒,寒毒入胃”则“热蕴结不散,变啘”[4]等。
陈氏还论述了热毒为病,认为热毒内盛可“下黄汁,及赤如腐烂血,及赤滞如鱼脑,腹痛、壮热”(用犀角汤治疗)。湿热为毒,或太阳伤寒,若“外热内虚,热攻肠胃”可“下黄赤汁、及如烂肉汁,及赤滞,壮热,肠痛”。[4]“温毒发斑,赤斑者五死一生,黑斑者十死一生[4](用黑奴丸治疗)。伤寒热毒,可“变作赤色,痈疽、丹疹、肿毒及眼赤痛生障翳”[4](用漏芦连翘汤治疗)。毒病冲眼,可“忽生赤翳,或白,或肿肤起,或赤痛不得视光,痛入心肝,或眼外浮肿如吹,汁出”[4](用秦皮汤治疗)。
陈氏关于热毒为病的论述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具有启迪作用。
4、疟病证治
陈氏在辨治秋月中冷(疟疾)方面有独到之处。他根据寒热的多少将疟疾分为瘅疟、温疟、瘅疟及山瘴疟。《小品方》对疟病的治疗有两大特点:一是在治疟药中配伍了祛瘀软坚药。用于疟疾初起,病程短暂,未形成疟母,但已兼夹瘀血或痰癖结块者。在治疗方剂中酌情加入祛瘀软坚之品(如鳖甲、乌贼骨等),既能提高疗效,又可截断病势,寓有治疗防变的深层用意。二是治疟剂中加入酒剂,如常山汤中用久酒。盖酒性辛热,能温通气血,行助药势,使药物在体内迅速发挥作用,特别是常山用酒煮后,其截疟之功更著,并能减轻其副作用。所以治疟方剂用水酌加酒煎,或常山用酒浸炒,有利于提高疗效。如《本草纲目》谓:“酒蒸炒熟用,则气稍缓,少用亦不致吐也。”[6]李中梓亦说:“常山若酒浸炒透,但用钱许,余每用必建奇功。”(《本草通玄》)[7]在对疟疾的治疗时间上他强调在疟疾发作之前给药,并且提出“禁食”、“断杂人”等护理方法。所有这些对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疟疾具有指导意义与实用价值。
治 法
《小品方》主张综合治疗外感热病,其治疗方法可分为内治法和外治法。内治法主要有解表法、清热法、寒温并用法等;外治法又可分为粉扑法、外涂法、洗浴法等。
1、内治法
(1)解表法
辛温解表法 是《小品方》治疗外感热病常用方法。如诏书发汗白薇散(白薇、麻黄、杏仁、贝母、酒)。方中白薇苦寒,《本经》谓“主暴中风,身热肢满,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气,寒热酸痛,温疟洗洗,发作有时。”[8]白薇长于清热,又能透邪外达,与麻黄相配清热宣肺解表。杏仁配麻黄宣肺平喘,贝母清热化痰止咳,酒助麻黄发汗。本方《千金要方》白薇用十二铢,麻黄用一两八铢,杏仁、贝母各用十八铢,[9]从其剂量看为辛温发汗之剂。《外台秘要》所载本方白薇用二两,麻黄用七分,杏仁、贝母各三分,酒方寸匕,[10]白薇剂量明显大于麻黄,则有辛凉解表之意。本方为诏书颁布的方剂,反映了当时治疗外感热病的经验。
养阴解表法 如《小品方》中的萎蕤汤。乃麻杏石甘汤之 变法;方中有麻黄、杏仁、石膏、甘草四味,增白薇以清上,加独活以启下,皆可以助麻黄解表。萎蕤合石膏则清而能润,川芎配木香则疏而能清。本方的特点是养阴药与解表药同用,为养阴解表之代表方。萎蕤汤后被《千金要方》收载,用于治疗风温证等。
(2)清热法
清热解毒法 陈氏常将清热解毒药配伍辛温解表药,即在清热解毒剂中佐以辛温解表药,这是《小品方》用药的一个时代特征。二者配伍后,互相制约,去其辛温之性而存宣散透邪之用,以收清宣里热之功。如漏芦连翘汤(漏芦、连翘、黄芩、麻黄、白蔹、升麻、甘草、大黄、枳实),治时行热毒虽焮发于外,而毒尚根于内,故用漏芦、连翘、黄芩清热解毒,枳实、大黄攻逐未尽之邪,升麻辛寒,既能清热解毒,又能透邪,麻黄辛温开泄既发之毒,白蔹清热凉血,甘草清热解毒,又能调和诸药。
清热泻火法 本法代表性的方剂是大黄汤(大黄、黄连、黄柏、栀子)。其中黄连泻心火为君,因心主神明,火主于心,泻火必先泻心,心火宁则诸经之火 自降,且又能泻中焦之火。黄柏、大黄泻下焦之火;栀子通泻三焦,导热下行,使火热从下而去。治疗天行,见头痛壮热,四肢烦疼,不得饮食等。
清热凉血法 芍药地黄汤(芍药、生地黄、牡丹皮、犀角),治疗伤寒及温病内有瘀血者。血属阴本静,因诸经火逼,遂不安其位而妄行。芍药酸寒,和阴血而泻肝火,肝者,心之母也。生地大寒,凉血而滋水,以平诸经之逆也。犀角大寒,解胃热而清心火,丹皮苦寒,泻血中之伏火。芍药地黄汤即《温病条辨》之犀角地黄汤。这是历代医家所推崇的名方。孙思邈从《小品方》收录于《千金方》中并更改方名,致使后人误认为此方源于《千金》。
(3)寒温并用,表里双解法
此法适用于病者外寒内热,治宜温散寒邪、兼清里热者,故单纯寒剂或热剂均非所宜,而当寒热并投。如葛根橘皮汤治冬温发斑证,因冬月腠理致密,故用辛温之麻黄以解表,肌属阳明,故用葛根以解肌,肺气不利,故用橘皮、杏仁以利气,闷为心膈有热,故用苦寒的黄芩、知母清里热。又如知母解肌汤(麻黄、知母、葛根、石膏、甘草),主治温热病头痛,或天行,或热病下痢,虚热烦渴者。方中葛根专开阳明肉腠,但必兼麻黄用之,使阳明之邪循太阳而出。石膏,大寒质重,能入里降火,味辛气轻,能透表解肌,虽寒而甘,能缓脾益气,清肺而泻胃火。知母取其苦寒能泄热,清肺而泻肾火,甘草清热而和中。
2、外治法
(1)粉扑法
本法常于发汗之后使用,如疗伤寒初起,发汗后二三日不解,头痛、内热的鸡子汤服法中:“适寒温顿服之。盖覆汗出,粉傅之,有效。”
(2)洗浴法
治百合病,变成渴者,方中记载用百合根,以水一斗,渍一宿,以汁洗病人身。
(3)外涂法
用于治疗秋月中冷(疟病)中的山瘴疟的方剂,如鲤甲汤(陵鲤甲、乌贼骨、鳖甲、常山、附子),以酒三升,渍之一宿……兼以涂身体。
组方用药特点
1、重视单味药使用
《小品方》中收录了大量治疗外感热病的单验方,这些单验方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如治伤寒鼻衄不止方:茅花汤主之(茅花一大把);治霍乱诸方中治霍乱洞下腹痛方:“以艾一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良。”“疗霍乱,饮后辄干呕方,煮高良姜饮之,大佳。”[4]均突出了单味药的专用意义。
2、注重药物配伍
《小品方》注重药物的配伍,主辅作用的配合,不同功能药物的协同使用。如知母解肌汤中石膏与知母相配、葛根与麻黄相伍等,通过配伍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
3、随证加减变化
《小品方》用药既有按法立方,据证用药的原则,又依据病情的不同,采取加减变化、灵活用药的方法。主要体现在药物的加减变化方面,如伤寒及温病,内瘀蓄血证选用芍药地黄汤,若其人热如狂者加地黄三两、黄芩三两。其人脉大来迟,腹不满,自言满者,为无热,但依方服,不须黄芩。又如治温热病头痛,骨肉烦疼,或夏月天行毒,或热病自得痢的知母解肌汤,若已下,及自得下,虚热未竭者,除麻黄,加知母、葛根。病热未除,因梦泄者,可除麻黄,加白薇、人参各二两等,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
对后世的影响
《小品方》在理论方面提出了伤寒、温病分治学说,明确指出伤寒、温病、时行之不同,他还提出了“伏温成温”说,突破了“伏寒化温”的局限。此说后被宋代医家庞安时作为温病发斑的主要依据之一。由此可见,在现存的医学文献中,《小品方》作者陈延之虽不能称为温病学派的肇始者,但其为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组方用药方面,陈氏创立的芍药地黄汤(即犀角地黄汤),孙思邈将其收录于《千金方》中,并更易方名,用于治疗温病热入血分证。清代吴鞠通又将本方收入《温病条辨》,并指出“犀角味咸,入下焦血分以清热;地黄去积聚而补阴;芍药去恶血,生新血;丹皮泻血中伏火。”[11]四味之中养阴清热,凉血散瘀,各尽其职,相互配合,而无留弊之虑。为清热凉血散瘀的代表方。
综上所述,《小品方》有关外感热病的理论与临床实践对后世外感热病的发展,特别是明清温病学说的崛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温病学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183,21.
[2] 难经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128.
[3] 晋·葛洪撰.尚志钧辑.肘后备急方[M].安徽: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48.
[4] 陈延之撰.高文铸辑.小品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108,110,112~113,122~123.
[5] 金·成无己撰,明·汪济川校.注解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34~36.
[6] 明·李时珍撰,张宁康,等校.本草纲目[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498.
[7] 包来发编.李中梓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515.
[8] 清·黄奭辑.神农本草经[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2:167,170,193.
[9] 唐·孙思邈撰,一木校.千金方[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328.
[10] 唐·王焘.外台秘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65.
[11] 清·吴鞠通.温病条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128·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203) 郑彩慧 指导 程磐基
1、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
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2、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
《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
3、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
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4、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是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5、脉经
脉学著作,西晋·王叔和撰于公元3世纪,10卷。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选录《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扁鹊、华佗等有关脉学之论说,阐析脉理、脉法,结合临床实际,详辨脉象及其主病。
《脉经》系我国现存较早的脉学专书,首次系统归纳了24种脉象,对其性状作出具体描述,初步肯定了有关三部脉的定位诊断,为后世脉学发展奠定基础,并有指导临床实践之意义。同时《脉经》还保存了大量古代中医文献资料。
参考资料:-难经
参考资料:-黄帝内经
参考资料:-神农本草经
参考资料:-伤寒杂病论
参考资料:-脉经
中医必读的经典有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
但古籍对初学者比较困难,很不容易产生兴趣,
所以可以先从一些入门书开始,
我看过比较好的入门书,
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医文化对谈录》,是以师徒对话的形式,介绍一些中医的基本观念,以及行医济世的实际经验,相当浅显易懂。
像这样的书还有很多,自己到书店多翻翻,找到有兴趣的书即可。
其次,看你对中医的哪些部分比较有兴趣,
基础理论?药物?方剂?诊断?针灸?推拿?
从自己有兴趣的部分着手,会愈学愈有兴趣,
像我就是对针灸特别有兴趣,由针灸出发,
开始接触中医理论、解剖、诊断、推拿等知识的。
对于非中医专业的中医爱好者而言,
其实不需要一开始就求全,
否则,光是黄帝内经的经络脏腑理论、本草纲目几百味药加起来,
就足够吓退一大半人了
热证不可灸
汪机认为灸法的适应证型是寒证、阳绝、阳陷,其他情况下“皆不可灸”,原因是“恐致逆也”。《针灸问对》多处引《伤寒论》中关于火逆的论述,解释热证忌灸的原因:“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汪机热证忌灸的思想来源于《伤寒论》的火逆之说,火逆是指用火法(包括灸法)后所出现的一些变证,《伤寒论》中描述变证的相关条文还有:“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114条)。“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
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115条)。古代的医疗条件较差,加之外感热病具有病势急、传变快的特点,容易出现黄疽、意识障碍,出血等表现,在治疗这类疾病的过程中使用了灸法,出现了“变证”,可能就会责之于艾灸,并且彼时火法盛行,甚至达到了滥用的地步,《伤寒论》中多处描述火法引起的变证,反复强调火逆变证,实际上是突出对顾护津液的重视程度,并不能全然归咎于灸法或者其他火法。
此后,汪机以及许多其他医家都受《伤寒论》影响,反对热病用灸,如张介宾《类经图翼》曰:“其有脉数、躁烦、口干、咽痛、而赤、火盛、阴虚内热等证,俱不宜灸,反以助火,不当灸而灸之,灾害立至矣”。
鉴于古代认识水平和医疗技术的局限性,事实上包括汪机在内的大多数古代医家对灸法的作用及适应证型的理解主要并且只能基于艾叶作为药物所具有的药性特点来思考,因而用以解释热证用灸的原理也难免偏于牵强,缺乏说服力。基础研究的缺乏使得许多医家无法接受热证用灸的事实,从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灸法的应用和发展。幸而现代研究己经揭示,艾灸可以通过其微创效应叫激动皮肤多觉型感受器,抑制组织原性炎性介质,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改善毛细血管痉挛状态,增强氧自由基清除能力,诱导IL-2产生,提高红细胞受体花环量,降低胸腺细胞凋亡率,上调单胺类递质,降低NO水平等发挥抗炎、调节免疫等途径治疗热性疾病。
热证可灸己经成为针灸学术界的共识,然而热证可灸并不代表热证宜灸、贵灸,也并不意味着灸法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热证、热证中的所有阶段。即使极力倡导热证贵灸的近代灸法大家周嵋声先生也在其灸法专著中提到“热证宜灸,并非说对任何类型的高热均为唯一的治疗手段”。那么作用于热证的哪一个阶段才能充分发挥灸法的作用?这就要从灸法的作用特点出发,将注意力集中于总结探索灸法的适应病理环节、病理状态。在此基础上,通过灸穴、灸量、灸技的优化和整合配对,最大程度地发挥灸法的作用,然而目前大多数研究仍注重于对热证可灸的机制探讨,缺乏灸法对热证适应病理环节的筛选,施灸方法、灸量及灸效在热证用灸中的分析以及灸法与其他医疗手段治疗热证的对照研究。
研究热证用灸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灸法的作用,明理致用,灸法不是万能的,只有充分理解了灸法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特点,才能对针灸调虚实、处百病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那么将灸法用于寒热虚实之证才能拥有更具体化的意义,在而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变化多端、不断扩大的疾病种类时,方能秉承“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充分发挥灸法的优势,得其所宜。
无病不可灸
《针灸问对》载民谚如“无病而灸,如破船添钉”“若要安,膏育、三里不要干”。可见,无病施灸在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汪机独不以为然,认为“一穴受灸,则一处肌肉为之坚硬,果如船之有钉。血气到此,则血气涩滞不能行矣”。究其原因,大抵有二,分而述之。
(1)不忍灸治之痛
汪机反对无病而灸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古代的保健灸主要指的是直接灸法中的瘢痕灸。晋《小品方》载“黄帝曰:灸不三分,是谓徒冤。解曰:此为作灶欲令根下广三分为适也。减此为不覆孔穴上,不中经脉,火气则不能远达’心〕。《黄帝明堂灸经》曰“凡下火点灸,欲令艾灶根下赤辉广三分,若不三分,孔穴不中,不合得经络”。这些论述体现了古代医家对大艾灶及大的艾灶底而积的重视程度。这种大艾灶带来强灸量、大创而的同时,也引起了较大的痛苦。如《备急灸法》中所言:“要之富贵骄奢之人,动辄惧痛,闻说火艾,慎怒叱去”。这种疼痛的程度甚至到了需要使用麻醉剂的程度。
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该著作是《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是一部论述外感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作者是东汉末年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书籍价值
《伤寒杂病论》一直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对该书详加注释,闸述发挥者颇多。这些医家之间,虽然有不同见解,但在继承发扬《伤寒杂病论》的学说思想上是一致的。到了明清时期,温病学说兴起,在伤寒与温病之间的学术争鸣声势宏大。
其间,对外感热病的诊治,尊张仲景伤寒之学说者自成一大派,后世称之为伤寒学派。伤寒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晋代王叔和及其整理编次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及其《千金翼方》;金代成无己及其《注解伤寒论》;明代方有执及其《伤寒条辨》;清代张锡驹及其《伤寒论直解》;尤在泾及其《伤寒贯珠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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