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精述论(______________,燕山月似钩)

元精述论

精为形之基，是人体生命的物质基础，察受于先人而充乔十后天，故就其来源可分为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元精”，即揩先天之精而言。元者，始也，元精是生命的捏源物质，并具有调节与主宰生殖、生民发育的作用。《内经》中虽无“元精”一词，但《灵枢·本神》“生之米，谓之精”、《灵枢·决气〉“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以及《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之“精”，皆是指元精而言。

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在早期的有关“精气神”论述中，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全内丹学兴起，才有明显的分别，“元精”一名始见干丹书。《古文参同契》说：“元气之积厚而精英者，称为元精”。此谓元精乃元气之精华，实指先天无形之精气，是产生后天形质之精的母气。因此，元精虽是生命的起源物质，但又不等同于男女交媾的生殖之精。故《寿世传真》说：“元精乃先天之精，非交媾之精”，《紫清指玄集》中也说：“其精不是交感精”，而是“根于父母未生前”。《老子》所说“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即指元精而言，因此元精又名“太极之精”、“天真”等。杨继州指出：“人禀天地之气以有生，而太极之精寓焉，此吾之所固有，而充塞于西间者也”(《针灸大成·肾脏图》）。《周易参同契》说：“元精眇难睹。”此精为先天无形之精气，“抟之不得，视之不见，而能潜随化机，生成万物”(《周易参同契》彭晓注），但必须含于形质之精中乃能存。正如《玉清金笥宝录》所说：“精虽元精，然无日用之精则元精不见。又如不信，譬如有水则潮生白气，未闻白气生于地也。水乃精也，白气乃华也，“元精禀于先天，受之于父母而与生俱来。当父母阴阳之精结合，在母体内形成胚胎、构成身形后，元精亦已藏之于肾，成为维持生命活动的生要物质。生命诞生以后，此精又必须依赖后天水谷之精的充养，才能发挥生长、发育的作用。元精只有不断得到后人之精的供养，才能逐渐充盈，当充盈至一定程度，才能具有繁衍后代、保持种族和个体恃持的能力。先天元精与后天水谷之精相互资生，密切相关。人在出生前，先天元精已为后天之精的加工、吸收、利用等准备了机能的物质基础;出生之后，脾胃所化生的后天水谷之精，不断输送至五脏六腑，转化为脏腑之精，脏腑之精充盛时，又输归于肾，以充养先天之精。此即《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言：“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无先天之元精则尤以生身;无后天水谷之精则无以养身。有精才有生命，无精则无生命;精足则生命力强，精亏则生命力弱。故《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

元精与元气的关系非常密切。元气为万物之本原，元精乃元气之“精英”，由“元气之积厚”而生，此即谓“气归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有“元气生则元精产”（《青华秘文》）、“先天之气，气化为精”（《类经·摄生类》）之说。人出生后，元精藏之于肾，赖后天之养逐渐充盈而为元气之根，此即谓“精化为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张介宾说：“人身之精，真阴也，为元气之本。”

“元精”之名始于丹经，元精之论也详于丹经，元精是内丹家修炼的上药三品之一，元·陈致虚《上阳子金丹大要》说，“夫金液还丹之精……此乃先天地之精，却为人之至宝……修仙之士，先明此精，既若明了，即可仙矣。”《性命圭旨全书》亦说：“炼精者，炼元精，抽坎中之元阳也。元精固则交感之精自不泄漏。”这不仅明确指出内丹上药三品“精气神”之“精”乃指元精而言，还论述了修炼之术及效应。《类修要诀》亦有“元精足，不思欲”之论。〈武术汇宗》进一步阐发说：“元精发于肾之元气，从虚极静笃生来，则精乃清;从妄念淫事中生来，则精乃浊。清浊之辨，不辨之于其精，而辨之于其神也。”认为神定志闲，所生为先天之精;稍动淫念，则所生为交感之精。故逆修之，后天可以返为先天;顺引之，先天亦可洛入后天，故葆精者，贵在清心寡欲。宋·张伯端《青华秘文·神水华池说》称元精穴为“华池”，“华池者，脐中气穴之下，两肾中间一窍。”逆升而上，则元精化为元气而为内丹之母;顺流而下，则元精化为形质之精而生男育女。并认为元精亦有赖于饮食之充养，故又说：“谷气就此而生精”、“华池之窍，乃生精而降于肾者也。”

总之，“元精论”为道家内丹术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对内丹理论的形成及内丹本的修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读文献

林雅谷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王松龄：《中国气功的史·理·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

宋·张伯端：《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中国气功大成》本，吉林科技出版社，1989年

道家元气论

“元气”，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通“原”,“始也”（《说文》），指天地万物之本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元气学说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其产生可追溯至老子之"道”，基本形成于战因时期宋钅开尹文的“精气说”（即“气一元论”)，发展干东汉末年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及北宋张载所倡之“元气本体论”。元气学说以元气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以元气的运动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等现象。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对门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气学说作为一种自然观，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元气学说在对人地万物的生成和各种自然现象作唯物主义解释的同时，还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以及有关生理现象提出了朴素的见解。基于元气学说的对人类生命的认识，即是“元气论”。元气论对中医学、气功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神本原于先天父母之精。《灵枢·本神》说：“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天年》又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意即父母媾精结胎成形之后，神气舍心才产生生命。此神为出生前尚未被后天所染之神，故当指元神而言。正如《性命圭旨全书》所说：“父母媾精之后，一点灵光……元从太虚中来者，我之元神也。”

元神所以在丹道书中论述较详，乃因古代内丹家在炼养实践中体验总结而成。元神是先天之性，又称“元性”、“真性”，因其不是思虑之神(即意念活动)，故表现如婴儿不识不知而又具备感觉、灵动的状态。气功态下，人处于恬淡虚无的境界，此时呼吸绵绵，若存若亡，无思无虑，飘飘欲仙，恍恍惚惚，这一状态即乃元神所现。正如《黄庭外景经》石和阳注：“元神者，心中之意，不动不静之中活活泼泼时是也。”《脉望》说：“内念不萌，外想不入，独我自主，谓之元神。”〈武术汇宗》说:“此神亦谓之本性，亦谓之真意，其心必要清清朗朗，浑浑沦沦，无一毫念虑，无一毫觉知，则空洞之中，恍惚似见元神悬照于内，斯时殊觉五蕴皆空，四体皆假，而我有真我也。”其实，〈老子》所言“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专气致柔能婴儿，涤除玄览能无疵，爱民治国能无为，天门开阖能无雌，明白四达能无知，”正是描述元神所主宰的出命活动状态。

先天元神与后天识神、欲神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欲神者，气质之性也;无神者，先天之性也”;“元性微而质性彰”（〈青华秘文〉）。人在少、长、壮、老的过程中，质性日彰，元性日微，结果欲神将掩盖元神，此乃“气质之性胜本元之性”;若杂念纷坛则元神即退，摒除杂念则元神即现，此乃“念止神即来，念动神即去”（〈养真集〉）一般人先天元神为后天识神所蔽，昼思夜梦如云遮月，因而元神隐退，识神常日主事。若能静定归一、无思无念，识神自然隐退，元神真性显现，此即佛、道两家之所谓见性。神本由心，心无为则元神之性现，心有为则欲神之性现，故张伯端说：“盖心者，君之位也，以无为临之，则其所以动者，元神之性耳;以有为临之，则其所以动者，欲念之性耳。行为者，日用之心;无为者，金丹之用心也”(《青华秘文〉）。

元神与元气、元精的关系非常密切。“元神见而元气生，元气生则元精产矣”(《青华秘文〉）。内丹修炼尤重元神，故《金丹四百字序》说：“炼神者，炼元神，非心意思虑之神。”内丹本的主导思想既为“返本还元”，故要求以先天制后天，从有为返无为，逐步消除气质之性。只要“气质尽而本无始见，本无见而后可以用事”;“以本元之性而用之，则气力先天之气也”;“先天之气纯熟，日用常行，无非本体矣，此得先天制后天无为之用也”(《青华秘文》）。从这一意义上讲，气功人静的锻炼过程，即为除欲神、炼元神的过程，这也是气功效应的关键所在。

有人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元神，认为元神是人的一种无意识(潜意识)活动，但其并非是“未被意识到的意识”，而是与生俱来的带有明显自然属性的“原生无意识”，与出于后天生活经验的潜移默化逐步积累而成的无意识(如心理定势之类)不同，是个体的一种强大而原始的内驱力源，每个人的生命活动都在不知不觉中为它所左右，其生理基础是皮层下中枢，与真正的意识(识神)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练动者进入气功态后，意识活动暂停，于是所有监视、压抑原生无意识，使之不能活动的因素不再起作用，这种无意识就得以充分活动起来，它不仅能迅速激发体内之生理潜能，而且对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直接进行调节，使之“阴平阳秘”，从而使机体处于最佳功能态中，达到最佳练功效果。这便是元神论在气功学中的重要价值所在。

参读文献

宋·张伯端：《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中国气功大成》本，吉林科技出版社，1989年

______________,燕山月似钩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马踏清秋.
李贺
姓名
姓名: 李贺
又名: 字长吉
性别: 男
生卒年: 公元前790—公元前816
所属朝代: 唐代
所属文学时期: 隋唐五代文学
代表作品: 将进酒
同时期作家: 刘长卿
作家生平
文件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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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
李贺(790～816)
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家居福昌昌谷，后世因称他为李昌谷。李贺为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但其家已没落。他“细瘦通眉，长指爪”，童年即能词章，15、16岁时，已以工乐府诗与先辈李益齐名。元和三、四年间(808～809)，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李贺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与李贺争名的人，就说他应避父讳不举进士,韩愈作《讳辨》鼓励李贺应试,但贺终不得登第。后来做了三年奉礼郎，郁郁不平。在京时，居崇义里，与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为密友，常偕同出游，一小奴骑驴相随，背一破锦囊。李贺得有诗句，即写投囊中，归家后足成完篇。母郑夫人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后辞官归昌谷，又至潞州（今山西长治）依张彻一个时期。一生体弱多病，27岁逝世。死前曾以诗分为四编，授其友沈子明。死后15年，沈子明嘱杜牧写了序。人们出于对李贺的怀念，传说李贺临死时，见天帝派绯衣使者相召到天上白玉楼作记文；又传其母一夕梦见李贺，说他正为天帝作白瑶宫记文（李商隐《李贺小传》及张读《宣室志》）。昭宗时，韦庄上奏请追赐李贺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官职。但因宫廷发生事变，所奏被搁置。
李贺一生，以诗为业。《高轩过》赞韩愈作赋“笔补造化天无功”,也可以作为他的自我评赞。他的诗,包括四方面内容：
①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他写这类作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早年家居昌谷，其地邻近洛阳到长安的大道，征调运输所必经，达官贵人所往来，使他对人民所受重赋剥削，统治阶级所为淫奢恶行，有所见闻了解,给早熟的诗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后来旅游南北,出仕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藩镇割据的祸国殃民，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下层人民的受苦受难，进一步激发诗人的愤慨。李贺所写这一类诗篇，有的是直陈时事,有的是借古刺今。其中讽刺唐朝宫廷酣歌宴舞,夜以继日的佚乐生活的，如《秦王饮酒》；隐约反映宫廷事变的,如《汉唐姬饮酒歌》；批判宪宗求仙的,如《仙人》、《昆仑使者》；反对藩镇分裂所造成的灾祸和歌颂削平藩镇叛乱的，如《猛虎行》、《雁门太守行》、《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上之回》；反映权门贵族飞扬跋扈、骄奢淫佚、好景不常的，如《荣华乐》、《秦宫诗》、《牡丹神曲》、《夜饮朝眠曲》、《贵公子夜阑曲》、《嘲少年》、《梁台古意》；讽刺宦官当权、贤才失志的，如《吕将军歌》、《感讽六首》其三、其四、《绿章封事》；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的艰苦生活的，如《摩多楼子》；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迫害的，如《老夫采玉歌》、《感讽五首》其一;同情宫廷失宠妃嫔的悲苦生活的,如《宫娃歌》、《堂堂》；反映少数民族军事反抗活动的，如《黄家洞》;反映险恶的吃人社会、正直之士遭殃的,如《公无出门》、《艾如张》；抨击科举制度不能选拔真才的，如《送沈亚之歌》、《仁和里杂叙皇甫□》等等。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这些诗篇少数用五、七言古诗,而大量运用乐府形式,或借用旧题,或自创新题,大都凝炼而绚丽。有的含义隐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杜牧以为“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李长吉歌诗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王”两派乐府外，李贺诗别开境界,独树一帜。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这是李贺诗最重要的部分。
②个人发愤抒情。李贺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怀抱，虽然因仕途困厄，疾病缠身，存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的消沉情绪，但如《崇义里滞雨》、《赠陈商》、《浩歌》、《致酒行》、《春归昌谷》、《南园》其五等篇中，反映了在官时的生活感受，对“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不满，表现了“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但又不甘沉沦,发出“世上英雄本无主”,“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云”的豪言壮语，满怀着“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这又是李贺诗思想感情基本的一面。而在《日出行》、《苦昼短》、《天上谣》、《梦天》、《相劝酒》、《官街鼓》等篇中，则表现了悲慨时光迅速、人生短促的消极一面。
③写神仙鬼魅的题材。李贺是一个青年诗人，但在他作品中出现的“死”字却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反映了他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无可奈何的心情；“依稀和气排冬严，已就长日辞长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十二月》），则透露了他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他在两者的矛盾中，探索摆脱死亡的途径，于是产生了对神仙境界的奇妙幻想。王母、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浦、月宫等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奇丽谲幻之观。而在《古悠悠行》、《拂舞歌辞》、《官街鼓》、《神□》等作品中，则写到神仙的虚诞和沧桑的变化。既然死亡无法逃避，于是又出现了对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年老□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曲》）。幽灵出没，阴森可怖。宋人钱易、宋祁等因此称李贺为鬼才。杜牧说：“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序》），是对这类诗篇的总评。
④咏物等其他题材。其中如《李凭箜篌引》、《申胡子□篥歌》、《听颖师弹琴歌》等,通过“石破天惊”的奇特想象和比喻等手法，描绘音乐家的高超技艺和动人的音乐美，并抒发了作者的怀抱，给人以很深的感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赞颂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罗浮山人与葛篇》，描写织布老人织雨剪湘的绝技。还有《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借咏笋以赞美青春的活力；《马诗二十三首》,借咏马以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作者的愤激心情。后两组诗并且运用了李贺不常用的绝句形式。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而象《美人梳头歌》一类作品，则暴露了作者对贵族妇女生活的欣赏态度。
李贺诗的艺术特色,是想象力非常丰富奇特,惨淡经营,句锻字炼,色彩瑰丽。如“羲和敲日玻璃声”、“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湘妃》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他也有少数明白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他较多地写古诗与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七律诗一首也不写,表现了他不满于当时诗风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受齐梁宫体诗的影响,借鉴了它们的词采,也沾染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因为过于注意雕琢，有的作品也有词意晦涩和堆砌词藻的毛病。但从基本成就方面看，则正如他所赞赏韩愈的作品那样,是“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高轩过》）的。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刘克庄、谢翱，元人萨都□、杨维桢，清人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宋代刻本《李长吉文集》
诗论家对李贺诗的评价,有褒有贬。杜牧赞之为“骚之苗裔”（《李长吉歌诗序》），高□称他为“天纵奇才”（《唐诗品汇》），王夫之说他“真与供奉(李白)为敌”（《唐诗评选》），姚文燮以为他“力挽颓风”(《昌谷集注凡例》)。贬李者则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李贺诗集，自编为四编本授予沈子明，收诗223首。北宋以来流传的《李贺集》4卷本，都是219首，卷数与自编的相同，而篇数不同，编次也很零乱，并非准确编年。又有5卷本的集子，是4卷外加上《外集》1卷，诗23首，与4卷合计，共242首，篇数也和李贺自编的不同。5卷本今有汲古阁校刻的北宋鲍钦止本、董氏诵芬室及蒋氏密韵楼两家影刻的北宋宣城本流传，集名为《李贺歌诗编》。又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南宋本，集名为《李长吉文集》，无外集。又有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影印的蒙古刊本，集名《李贺歌诗编》。后两种原书今藏北京图书馆。
注本最早的是南宋吴正子注，有日本印本和通行本流传。后有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选录了吴正子、刘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姚文燮各家的评或注。还有陈本礼《协律钩玄》、黎简评本和吴汝纶评注本。1977年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是将王琦《汇解》、姚文燮注及方世举批注三种评注本汇编、加以校点而成。另外，钱仲联有《读昌谷诗札记》和《李长吉诗永贞诗史发微》，考订诗的本事有新见。1984年出版的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是兼年谱与诗注性质的新著，解诗与旧注多有不同。
李贺生平，有李商隐《李贺小传》、新、旧《唐书》本传、《宣室志》、《幽闲鼓吹》、《摭言》,还有朱自清的《李贺年谱》和钱仲联的《李长吉年谱会笺》、《李贺年谱会笺》可资参考。

为什么近代以碧霞元君为代表的女神信仰在泰山信仰中占据主导地位

泰山碧霞元君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尤其是明清以来，她在民间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泰山主神东岳大帝，以至于当时的文人士子对碧霞元君势力的发展颇有微词，明人谢肇淛曾说：“岱为东方，主发生之地，故祈嗣者必祷于是，而其后乃傅会为碧霞元君之神，以诳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为岳也，而今之祠泰山者为元君也。岳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姓女主，偃然据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
一、碧霞元君信仰缘起
碧霞元君信仰肇始于宋真宗封禅泰山时发现的玉女石像，不过，《宋史》不见载此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则保存了一条资料。《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考”云：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顶，池侧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浊，东封先营顿置，泉忽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广，清泠可鉴，味甚甘美。经度制置使王钦若请浚治之，像颇摧折，诏皇城使刘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与近臣临观，遣使砻石为龛，奉置旧所，令钦若致祭，上为作记。
这条资料称将石像“奉置旧所”，这说明在真宗东封发现玉女石像之前，玉女曾经受到过尊崇，所以才会有石像和旧所等遗迹。
马端临是宋末元初人，稍早于马端临的王应麟在其所撰《玉海》中，也保存了数条有关真宗东封的资料。《玉海》卷二十八“祥符东封圣制”条引晏殊《东封圣制颂序》：“皇帝御极之十二载，受灵贶，对休命。……于是有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于是有九天司命、青帝广生之赞。……于是有天齐王灵源之赞。……于是有昭烈、武成、文宪王之赞。怀柔百神，登秩群望，于是有玉女石像之记。” 同书卷三十一“祥符泰山铭赞”诸条云：“祥符二年五月戊午，对辅臣于后苑，出御制御书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司命天尊、仁圣天齐王、周文宪王、玄圣文宣王赞、玉女像记示之。” 结合上述马端临的记载，玉女的信仰在真宗之前曾经出现，到真宗时不过是恢复其信仰而已。遗憾的是宋真宗为玉女所做的记文今已不传，使我们失去了知其详情的线索。
宋真宗对于玉女石像不仅是“奉置旧所”，令人致祭，而且还在岱顶修建了奉祀玉女的庙宇——玉女祠（即现存的碧霞祠）。对于玉女祠，《泰山道里记》引《岱史》云：“宋建昭真祠，金建昭真观，明洪武中重修，号碧霞元君。成、弘、嘉靖间拓建，额曰‘碧霞灵佑宫’。” 庙宇虽建，但在宋元时期，泰山玉女的信仰还是附着在东岳大帝之下，并没有成为独步民间的神灵。现在所能见到的宋代关于泰山玉女的史料非常有限，直接称为碧霞元君的则一条都没有。专门研究碧霞元君信仰的吴龙安，在其论文中谈到碧霞元君信仰在北宋时期的发展时，引证了宋人钱世昭著作《钱氏私志》中提到的“玉仙圣母”能授人子嗣一事：“贤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圣（仁宗后）问云：主主以未得子为念，为甚不去玉仙圣母处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须是官家娘娘处分。后数日，……光玉奏云：既得圣旨，安敢不信！遂择日与贤穆同诣玉仙，止留知观老道士一名祝香祈祷，道士见贵主车服之盛，歆艳富贵，云：愿得贫道与大主做儿子。归而有娠。”但其中的“玉仙圣母”是否就是后来的碧霞元君，证据尚不充足。吴氏还发现了万历《盱眙县志》中关于碧霞元君的一条资料，该县志卷八古迹志“瑞岩观”记载：“县西玻璃泉南石岩上，宋时女冠朱妙真建，殿三重，所专奉者曰碧霞元君。始名瑞岩庵，元末废于兵，洪武永乐间重建三清、三官、玄帝三殿。近于天顺七年，改名曰观。今道会司所驻，邑人名曰上观。其香火自春入夏，士女络绎，昼夜不绝，盖盱眙之胜，此山独擅。自宋元石刻盈山，至今为游观佳境。”同时还引了《都梁记》的记载：“盱眙县碧霞元君瑞岩庵，宋宗室女尼开林，赐赉甚盛。后以南渡割据，事金于泗，每岁南使驻节盱眙来庵，遂为游观之所。旧迹碣文满山，至今道场仍旧。”盱眙县曾经属安徽凤阳府，今属江苏，地近山东。万历《盱眙县志》中虽然说瑞岩观“专奉者碧霞元君”，但是，以明代志书的记述来推证宋代建庙时奉祀神灵的情况，则难以令人信服。
吴氏在论文提到的两条北宋末至金明昌年间，有两处奉命礼岱岳、次谒玉女祠的刻石资料，却是值得特别注意。这两条刻石题记收录在清人阮元的《山左金石志》中，其一为宋人刘衮的题名：“兖海守刘衮奉诏祈雪，次谒玉女祠，率巡山刘孟、邑令林会登二绝顶，临四观，遍览胜概。元佑丁卯孟春三日。”其二是金时题名：“皇姑濮国大长公主奉命同驸马浚州防御蒲察敬诣岱岳，焚香礼毕。明日，遂登绝顶，拜于玉仙祠下。时明昌元年三月十二日。” 元佑为北宋哲宗年号，丁卯年为公元1087年。明昌是金章宗年号，明昌元年为公元1190年。刘衮奉诏祈雪，然后拜谒玉女祠；金濮国公主与驸马“敬诣岱岳”，然后也登顶“拜于玉仙祠下”。“玉女祠”和“玉仙祠”是不同时代对岱顶泰山女神庙宇的不同称呼。宋真宗在岱顶置玉女祠，等于官方对泰山玉女的信仰给予了肯定，这种对于泰山玉女的推崇行为自然会在民间信仰中产生影响。我们现在见到的上述两条资料，虽然都是官方所留下来的，但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在当时民众对泰山神灵的崇祀已经十分普遍、泰山的香社活动已经成熟的时代，普通民众也一定会从信仰行为上对泰山玉女有所表示，只是没有留下历史记载而已，泰山玉女在信仰方面的吸引力还是不容忽视的。
二、碧霞元君信仰与道教、民间宗教
泰山玉女发展为后来的碧霞元君，一个关键环节是她与泰山神东岳大帝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座神仙名山，历来是一名神灵主司一座名山，东岳大帝自然是泰山的主神，但是在五岳之首的泰山，宋代之后却出现了女神碧霞元君与东岳大帝共主一山的现象，甚至碧霞元君的影响在民间大有凌驾于东岳大帝之上的势头。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泰山的神灵在宋真宗之前没有显赫的女神，宋真宗修建玉女祠奉祀玉女后，泰山玉女在一个时期内只是附祀于东岳大帝之下，这从上引的两条北宋和金代的刻石题记中也有所反映，他们是在泰山上完成“祈雪”和“敬诣岱岳”后，再去拜谒玉女祠（玉仙祠），泰山玉女的附祀地位十分明显。岱顶玉女和东岳大帝的关系最迟在元末被确立为父女关系。生活在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根本没有提玉女和东岳大帝的关系，最早明确提到泰山玉女和东岳大帝父女关系的，是元人秦子晋所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的“东岳”条：“帝一女：玉女大仙，即岱岳太平顶玉仙娘娘也。” 把泰山玉女与东岳大帝的父女关系确立下来，使她在泰山上的地位合法化，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东岳大帝的儿子（东岳有五子）一起承受香火。
泰山玉女被“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称呼所取代大概是在明朝初期，而且是与宋元道教以及明代民间宗教对泰山神灵系统的吸纳有关。
宋代诸帝对道教的提倡，以宋真宗和宋徽宗为最。宋代时，泰山神已被纳入道教体系之中，宋真宗东封泰山，虽为夸示四方，着重在政治上的宣传，但多少也有神道设教的意味。因此，对泰山玉女的推崇，自然容易被纳入到道教体系之中。但在泰山玉女信仰的发展中，有宋一代，在道教谱系里还没有泰山玉女或碧霞元君的地位。碧霞元君的称呼具有浓重的道教色彩。“元君”之称，明代人认为是道教对女仙的称呼：“男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不过，说元君之称只用于女仙，并不尽然。晋人葛洪在道书《抱朴子·金丹》中说：“元君者，老子之师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调和阴阳，役使鬼神风雨，骖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皆隶焉。”这里所说的元君，不是碧霞元君，而是太乙元君，是元始天尊的雏形。有人依据唐代刘禹锡的诗句“堪为列女书青简，久事元君住翠微”（《送东岳张炼师》），认为诗中所说的元君就是碧霞元君。刘禹锡提到的元君虽然与泰山有关，张炼师也应该是道教中人，但诗中提到的元君到底是男、是女尚不确定，与后来形成的碧霞元君的关系就更不好说了。 发展到元代，道徒们才开始把泰山玉女拉来作了东岳大帝的女儿。在明代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刊印的的《万历续道藏》中更有了冠以“碧霞元君”之称的道经——《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这说明碧霞元君之称此时已经普及。称呼泰山女神为碧霞元君，《岱史》中还记有弘治十六年（1503年）、嘉靖十一年（1532年）皇帝派太监致祭碧霞元君的“御祝文”； 近年，泰安市的文物工作者在修复泰安城内原碧霞元君的下庙灵应宫时，出土了一块正德二年（1507年）皇帝派遣太监致祭碧霞元君的明碑（该碑今存灵应宫内）。皇帝已经派员致祭，说明“碧霞元君”的称呼及其信仰已经在宫廷中有了牢固的根基，作为民间信仰，碧霞元君在宫廷中的地位也反映出民间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
明代北方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迅猛发展，明代中期以后各种新兴的民间宗教多崇奉无生老母，并把其信仰概括为“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八字真言。在传世的各种民间宗教的宝卷中，无生老母是创世女神，她生下九十六亿“皇胎儿女”，把他们遣往东土；在社会现实中，无生老母又是一位救世主，对受苦受难的世间男男女女来说，她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不仅如此，此前佛、道及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大都成为这位女神的部下或化身。泰山女神很自然地也受到民间宗教家们的重视。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谈到宝卷时，提到他“在北平得到了不少的明代（万历左右）的及清初的梵箧本宝卷”，在他认为的比较重要的二十一种宝卷中，有两种宝卷和泰山女神有关：《天仙圣母泰山源留宝卷》（五卷）、《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二卷）。 车锡伦的《中国宝卷总目》是目前收录宝卷书目最全的著作，其中关于泰山女神的宝卷有以下几种：《天仙圣母源流泰山宝卷》（五卷），明普光撰，简名《圣母宝卷》、《天仙圣母源流宝卷》，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二卷二十四品），明悟空编，西大乘教宝卷，又名《娘娘经》、《泰山真经》，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本；《泰山天仙圣母灵应宝卷》（二卷），清刊本；《泰山圣母苦海宝卷》（九卷），清抄本。 《灵应泰山娘娘宝卷》，卷中的泰山女神被称作“圣母娘娘”或“泰山娘娘”，她是西牛贺洲升仙庄金员外妻黄氏所生，三岁吃斋，七岁悟道。皇上召她为妃子，不就，而到泰山修行；父母追她到泰山，不归。在泰山修行三十二年得道成仙，“天佛牒文、玉帝敕令”封她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永镇泰山。她为民众送子送药，劝人行善，并具有护国佑民的神格。卷中还讲述了北京董氏夫妇在家供养泰山娘娘和眼光娘娘、送子娘娘，刊印施放《十王卷》（即《泰山东岳十王宝卷》）和《伏魔卷》（即《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又发愿作此宝卷，舍财刊板施放，祈子求福。卷中说他们“夫妇共一心，施财留经文。娘娘来加护，准定得子孙”。在《天仙圣母源流泰山宝卷》中，天仙圣母的出身却不是平常人家的儿女，而是皇帝的女儿千花公主。另外，车锡伦还指出：“明隆庆末王之纲《玉女传》引《玉女卷》实际上也是一部宝卷。该卷今不传，全称不详。王文中引用的一段话是宝卷开头，介绍主人公出身的话，似非原文。这段话又经常被研究者引用。” 王之纲《玉女传》所引《玉女卷》的文字为：“汉明帝时，西牛国孙宁府奉符县善士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年四月十八日子时生女名玉叶，貌端而性颖，三岁解人伦，七岁辄闻法，尝礼西王母。十四岁，忽感母教欲入山，得曹仙长指，入天空山黄花洞修焉。天空盖泰山，洞即石屋处也。三年丹就，元精发而光显，遂依于泰山焉。泰山以此有玉女神。” 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而又同宗教或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讲唱文学形式，由于它采用了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宣卷”（或称“念卷”）的仪式，借助了民众熟悉的民间曲艺说唱表演艺术，兼具有教化和娱乐的双重功能，所以极容易在民众中传播开来。碧霞元君信仰在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被道教吸纳进神灵系统，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另一方面又被民间宗教所吸收，使她在民间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灵应泰山娘娘宝卷》，即为明万历年间西大乘教的教徒编印。
随着碧霞元君影响的扩大，以及在民间的普及，有关碧霞元君身世的各种说法就应运而生。1929年罗香林曾在国立中山大学的《民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碧霞元君》 ，其中对碧霞元君身世有详细的考证。文中对碧霞元君的来历共归纳出四种说法：一为东岳大帝的女儿说，二为黄帝遣七女迓西昆真人说，三是华山玉女说，四是民间凡女得仙说。罗香林的资料引证极为丰富，后来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均无出其右。在文章中，罗香林自己是将碧霞元君归为民间的“三姑六婆”，实际上也就是他所归纳的“民间凡女得道说”。
三、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元明之际
泰山女神被封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传统的说法是宋真宗的加封，但在《宋史》和《文献通考》以及宋代公私著作中，均是对宋真宗的封禅记述甚详，而没有提及他给泰山女神加封之事。到了明代，弘治十六年、正德二年、嘉靖十一年的祭告文，《岱史》中所载刘定之、尹龙、徐溥等人的《纪略》，王之纲的《玉女传》等，都已经提到“碧霞元君”或“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但都没有说明何时加的封号，从中可见这个封号也不是明代皇帝加封的。如果是明代帝王加封，那一定会在当时文人们的著作中大书一番。将加封之事归功于宋真宗，最初见于明末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该书卷之三引“稗史”：
元君者，汉时仁圣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石像仆。至唐，童泐尽，女沦于池。至宋真宗封泰山还，次御帐，涤手池中，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涤之，玉女也。命有司建小祠安奉，号为圣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后祠日加广，香火自邹、鲁、齐秦，以至晋、冀。
这段记述中关于玉女封号来自宋真宗的说法，只能是一种顺势推测而已。根据上面我们对泰山玉女和碧霞元君称号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比较肯定的说，元代末期，道教信徒开始把泰山玉女纳入道教神灵体系；到明代，皇帝和后妃们崇奉泰山女神，道教信徒趋炎附势而给泰山女神加上了封号，泰山女神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封号，时间应该在明代前期。到明中期的弘治、正德年间，碧霞元君的封号已经非常普及，并通过民间宗教利用宝卷的形式广为传播，而为广大民众所熟知。
考察碧霞元君封号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对碧霞元君信仰在明代发展情况的考察。明代初期，朱元璋整顿祀典，登基的第三年（洪武三年，1370年）就下诏书罢去泰山“东岳天齐仁圣帝”的封号，单称“东岳泰山之神”。 削去泰山神的帝王封号，无形中把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原来的差别缩小了（一主一从），他们同为泰山神灵，一男一女，平起平坐，这就为民间崇奉碧霞元君提供了机缘。从洪武三年罢去泰山神的封号，到弘治十六年皇帝派员致祭碧霞元君，在这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碧霞元君已经从默默无闻而发展为声名显赫，她的职司也从最初的生育神发展为功能涵盖面十分广阔的神灵，尤其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碧霞元君信仰深入民间，在民众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基，以碧霞元君为奉祀主神的泰山香社也空前活跃，民众在泰山的进香活动进入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这种繁盛景象一直持续到清代的康熙、乾隆时代，余波至于光绪年间，时间长达4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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