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药物学与方剂学的进展

清代药物学与方剂学的进展

一、药物学

整个清代，虽然难以找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学杰作，但也异常繁荣，至少在本草著作的数量上空前多，种类空前丰富。

(一)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

在医学史上，但凡一部伟大著作产生之后，往往会伴随着产生众多的后续性著作。在《本草纲目》众多后续性著作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一成中写过大量有关医药方面的著作，其中的《升降秘要》和《药性玄解》是介绍炼丹方法的，实际上是研究制药化学的专著；《本草话》是辨别药物真伪和产地的专著；《花药卜名录》专载药物别名和隐名；《奇药备考》是补充明代高廉所著《珍异药品》的著作。可惜这些著作都已散佚无存。赵学敏毕生心血在药物方面只留下《本草纲目拾遗》10卷尚流传于世。

《本草纲目拾遗》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总结了《本草纲目》之后药物学发展的成就。全书载药921种，其中的716中为《本草纲目》所未载。这一数字超过了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所新增添的药物数，对李时珍的错误或不妥之处加以订正。如《本草纲目》载铅粉辛寒无毒，世人“皆仍其误”，危害匪浅，赵学敏根据实地考查，证明这是错误的，并加以纠正。赵学敏对民间医药知识极为重视，他深入到民间劳动群众当中，虚心学习求教，采集了许多简、便、廉的草药和单方。如鸡血藤舒筋活络、鸦胆子治冷痢、千里光治疮、鹧鸪菜驱蛔虫、臭梧桐治头风、六月霜解暑毒等等都直接来源于民间经验。他还记载了清以来传入的药物知识，如治疗疟疾的金鸡勒、治疗咽喉肿痛的胖大海、外用的日精油及东洋参、西洋参、烟草等等。还记载了一些西药如消强水、刀创水、冲鼻水等。赵学敏编纂医药著作的目的是“可济于世”，因而他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因此《本草纲目拾遗》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清代新内容最丰富的本草著作之一，代表了清代本草学的最高成就。

(二)尊经复古思潮下的本草著作

从明代缪希雍《本草经疏》起，明清在药物理论探讨上出现了新的变更，其中有言本草必宗《本经》的尊经派，着力阐发《神农本草经》的药物机理；有致力于《神农本草经》原文的辑复工作的；还有以张仲景所用药物为研究对象，注疏“经方”药物的。这种尊经复古倾向的产生与清代整个医学界的复古思潮有关，与清政府禁固思想文化而产生的乾嘉考据学风也有关。

1、注疏《神农本草经》药物为主的本草著作

《本草祟原》为张志聪的未完稿，经其门人高士继续完成。他们从药物生成、形色性味及与病因病机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药理，切于实际，通俗易晓。

清代中叶另有姚球撰有《本草经解要》一书，论药着重在“药与症相应”。把药物气味功效与人体脏腑功能紧密结合，与《本草祟原》殊途同归。

乾隆年间著名医家除大椿撰集了《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从辨药物之形气监督来探讨药性，研讨精深，多有新意。他针对当时一些不明药性、滥用药品的时弊予以抨击。

陈修园撰写《神农本草经读》时常结合张仲景用药法，并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颇有建树。综上各家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理论上尊经崇古，但由于以上著作多出于临床经验丰富的名医之手，故有不少宝贵的用药经验体会，颇有新的见地，所以流传较广。

2、对《神农本革经》等的辑复工作

《神农本草经》的辑佚始于南宋，至明代有卢复辑佚本。清代受考据学的直接影响，一些经学家把其余力用在本草著作上，出现了一股小小的辑佚热潮，孙星衍、孙冯翼所辑《神农本草经》是各种辑佚本中较突出的一部。孙星衍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家，孙冯翼是他的学生，仰仗他们渊博的学识、丰富的资料和严谨的学风，二孙辑本受到广泛重视，多次翻刻，影响较大。此后顾观光在《神农本草经》药物校勘和考证方面下了一定功夫，辑为新的本子，但其编排次序取自《本草纲目》所列《本经》目录，未为允当。

此外清代对《吴普本草》、《雷公炮炙论》、《新修本草》都作了初步辑复工作。

3、注疏经方药物为主的本草著作

清代部分尊经复古者专门讨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经典中的药物。黄元御《长沙药解》，取张仲景方书中161味药，探讨张仲景治病用药机理。其特点是将论病与用药议方结合起来，间附个人见解，对当时医学中的流弊也多加针砭。

邹澍将张仲景所用173味药予以疏证，编成《本经疏证》。该书将药物分为三品，除注疏药性外，还在毒药下论述了药物基原，其特点是结合个人体会，把药、方、病结合起来论述。

此外还有周岩《本草恩辨录》吴槐绶《南阳药证汇解》和田伯良《神农本草经原文药性增解》也都着眼于张仲景用药法的研究。

(三)《本草述》及后续著作

清初节纂改编《本草纲目》的著作中，刘若金的《本草述》影响较大。他将《本草纲目》进行了删节修订，在80岁上撰成《本草述》一书。书共32卷，编排顺序、药品基本上都取自《本草纲目》大量吸收宋元以来医家有关论述。该书论药以谈论药性药效及药理入手，常于略引前人论说之后，附以大篇阐释，对有些药物解说辨析入微，颇有见地。

该书一问世，颇受欢迎。嘉庆间杨时泰对其进行删节修订，增加了药物基原、产地、性味、主治等内容，使一部原为专述药性的著作，一变成为适于临床应用的书籍，命名为《本草述钩玄》。

在《本草述》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还有陈其瑞的《本草撮要》，全书以药为经，以方为纬；体裁与《本草述钩玄》相类似。另有张琦依据《本草述》节录的《本草述录》。其后蒋溶又在张琦节本基础上再加辑补，成《萃金裘本草述录》。张琦学生包诚在张琦节本药物基础上，以十二经络为经，十剂为纬，列成《十剂表》。

(四)普及性本草著作

在清代400余部本草著作中，普及性本草书籍竟占大半，这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普及性本草著作中仍不乏高水准之作。

清代流行最广的普及性本草著作是汪昂的《本草备要》。他以《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疏》为基础加以综合节要而成。该书最大特点是实用，所选400种药物皆常用之品；另一特点是通俗，解说简明扼要，易懂易记。

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是《本草备要》的增补本。共录药物720种。分类编次悉同《本草备要》。补充了许多未见于本草著作记载的民间药材。在药物识别上他也根据体会予以记述，其次在产地、道地药材、炮灸等方面都有新的见解。

其它如郭佩兰的《本草汇》、张璐的《本草逢原》、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等也各有特色。

二、方剂学

清代方剂学与药物学有类似的特点，即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且多短小精悍，适于应用。同时对理法方药和方剂配合意义的研究已更为普遍，水准也不断提高。

清代在方剂学方面影响最大的著作要首推汪昂的《医方集解》。该书在分类编排上打破了过去方书以病症分类的传统，而采用根据方剂功效分门别类的方法，按补养、涌吐、发表、攻里、表里等21门归纳诸方。这样既便于查阅，又避免了重复。每一具体医方又分项分别论述介绍组成、方解、附方等，条理清晰，眉目分明。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其次选方精炼。该书选取正、附方各300余首，选取原则是“诸书所共取，人世所常用”。由小见大，有精见博。所选方剂皆药味简洁，药物平易者，便于实用。书中虽有少数峻猛之剂，亦为攻坚夺病所必需者，而对冷僻，专治奇症怪病或药味超过20味以上者，则不收录。其三议论有独到见解，该书中作者个人发明则以“昂按”标明。作者每每对待学术上的争鸣直陈己见，影响深远。

吴仪洛鉴于《医方考》和《医方集解》各具优缺点，综合二书内容，进行了删改补充，编成《成方切用》一书，影响亦较广。

在清代众方书中独树一帜的还有赵学敏的《串雅》内外编。这是一部民间‘走方医’(铃医)的医术方药经验汇编。赵学敏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科学家，将走方医的秘不传授的秘方整理保存下来。全书载方贯穿“贱、便、廉”的原则，高度评价走方医的截、顶、串三da法。记载了许多卓有疗效的经验，如吴茱萸末贴足心治咽喉肿痛、鸡血治娱蚣咬伤等等，至今仍在临床使用。

费伯雄著《医方论》4卷，根据《医方集解》方剂次序，逐方予以评述。王翊的《万全备急方》多取山野常见草药，适于僻壤穷苦之人。宋鸿雪的《方便方》，选古今名医经验单方汇集而成。陶承熹的《惠直堂经验方》取祖父、外祖父平生所集录的验方及他本人二十年间在各地所闻所得的各种成方。徐大椿把《伤寒论》中各方分成桂枝类、麻黄类、葛根类等十二类，以简驭繁，纲举目张，著成《伤寒类方》、许宏《金镜内台方议》也专为阐发张仲景方义而作。清代较有影响的方书还有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王孟英的《潜斋简效方》、年希尧《集验良方》、何梦瑶《医方全书》等等不可胜计。

以歌诀形式普及方剂内容的著作在清代也有很多，如汪昂的《汤头歌诀》选方290首，编成200余首七言歌诀，每首歇诀之下还有简要注释。该书亦流行甚广。陈修园编有《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时方歌括》等。

药物的发展史

l9世纪末，化学工业的兴起，Ehrlich化学治疗概念的建立， 为20世纪初化学药物的合成和进展奠定了基础。例如早期的含锑、砷的有机药物用于治疗锥虫病、阿米巴病和梅毒等。在此基础上发展用于治疗疟疾和寄生虫病的化学药物。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现百浪多息和磺胺后，合成了一系列磺胺类药物。1940年青霉素疗效得到肯定,β内酰胺类抗生素得到飞速发展。化学治疗的范围日益扩大，已不根于细茵感染的疾病。随着1940年woods和FildeS抗代谢学说的建立，不仅阐明抗菌药物的作用机理，也为寻找新药开拓了新的途径。例如根据抗代谢学说发现抗肿搐药·利尿药和抗疟药等。药物结构与生物活性关系的研究也随之开展，为创制新药和先导物提供了重要依据。30比~40年代发现的化学药物最多，此时期是药物化学发展史上的丰收时代。 进人50年代后，新药数量不及初阶段，药物在机体内的作用机理和代谢变化逐步得到阐明，导致联系生理、生化效应和针对病因寻找新药·改进了单纯从药物的显效基团或基本结构寻找新药的方法。例如利用潜效(Latentiation)和前药(Prodrug)概念，设计能降低毒副作用和提高选择性的新化合物。1952年发现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氯丙嗪后·精神神经疾病的治疗，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非甾体抗炎药是6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活跃领域，一系列抗炎新药先后上市。 60年代以后构效关系研究发展很快，已由定性转向定量方面。定量构效关系(QSAR)是将化合物的结构信息、理化参数与生物活性进行分析计算，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研究构-效之间的量变规律，为药物设计、指导先导化合物结构改造提供理论依据。QSAR常用方法有Hansch线性多元回归模型，Free-WilSon加合模型和Kier分子连接性等。所用的参数大多是由化合物二维结构测得，称为二维定量构效关系(2D-QSAR)。50~60年代是药物化学发展的重要时期70年代迄今，对药物潜在作用靶点进行深入研究，对其结构、功能逐步了解。另外，分子力学和量子化学与药学科学的渗透，X衍射、生物核磁共振、数据库、分子图形学的应用，为研究药物与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药效构象以及二者作用模式，探索构效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先进手段，现认为SD－QSAR与基于结构的设计方法相结合，将使药物设计更趋于合理化。 对受体的深入研究·尤其许多受体亚型的发现，促进了受体激动剂和秸抗剂的发展，寻找特异性地仅作用某一受体亚型的药物，可提高其选择性。如β和α肾上腺素受体及其亚型阻滞剂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常用药物;组胺H2受体阻滞剂能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内源性脑啡酞类对阿片受体有激动作用，因而呈现镇痛活性，目前阿片受体有多种亚型(如δεγηκ等)为设计特异性镇痛药开拓了途径。 酶是高度特异性的蛋白质，生命活动许多是由酶催化的生化反应，故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活性。随着对酶的三维结构、活性部位的深入研究，以酶为记点进行的酶抑制剂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例如通过干扰肾素(Renin)-血管紧张素(Angiotensin)-醛固醇(Aldosterone)系统调节而达到降压效用的血管紧张汞转化酶(ACE)抑制剂，是7O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降压药。一系列的ACE抑制剂如卡托普利、依那普利·赖诺普利等已是治疗高血压、心力衰竭的重要药物。3羟基-3-甲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对防治动脉粥样硬化、降血脂有较好的疗效。噻氯匹定可抑制血栓素合成酶·用于防治血栓形成。 离子通道类似于活化酶存在于机体的各种组织，参与调节多种生理功能。7O年代末发现的一系列钙拮抗剂(Calcium Antagonists)是重要的心脑血管药，其中二氢砒锭啶类研究较为深入·品种也较多，各具药理特点。近年发现的钾通通调控剂为寻找抗高血压、抗心纹痛和I类抗心律失常药开辟了新的途径。 细胞癌变认为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基因表达失调和细胞无限增殖所引起的，因此可将癌基因作为记点，利用反义技术(antisense technology)抑制细胞增殖的方法，可设计新型抗癌药。 8O年代初诺氟沙星用于临床后，迅速掀起喹诺酮类抗菌药的研究热潮，相继合成了一系列抗菌药物，这类抗菌药和一些新抗生素的问世，认为是合成抗菌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寻找内源性活性物质是药物化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近年来发现许多活性多肽和细胞因子·如心钠素(ANF)是8O年代初从鼠心肌匀浆分离出的心房肽，具有很强的利尿、降压和调节心律的作用，内皮舒张因子(EDRF)NO是同时期证实由内皮细胞分泌具有舒张血管作用的物质，其化学本质后证实是一氧化氮(Ho)。它是调节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功能的细胞信使分子，参与机体的多种生理作用，9O年代后，有关NO的研究已成国际的热点。NO供体和NO合酶抑制剂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将为心血管抗炎药等开拓新的领域。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是近2O年发展的高新技术，医药生物技术已成为新兴产业和经济生长点。9O年代初以来上市的新药中，生物技术产品占有较大的比例，并有迅速上升的趋势。通过生物技术改造传统制药产业可提高经济效益，利用转基因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研制、生产药品，将是21世纪生物技术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年来发展的组合化学技术，能合成数量众多的结相关的化合物，建立有序变化的多样性分子库，进行集约快构速筛选，这种大量合成和高通量筛选，无疑对发现先导化合物和提高新药研究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70-90年代，新理论、新技术、学科间交叉淮透形成的新兴学科，都促进了药物化学的发展，认为是药物化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代。人们认为20世纪中、后期药物化学的进展和大量新药上市，归纳为三方面主要原因:(l)生命科学，如结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基因学和生物技术的进展，为发现新药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2)信息科学的突飞猛进，如生物信息学的建立，生物芯片的研制，各种信息效据库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便捷地检索和搜寻所需安的文献资料，研究水平和效率大为提高;(3)制药企业为了争取国际市场，投入大且资金用于新药研究和开发(R&D)，新药品种不断增加，促进了医药工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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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高人知道明代方剂在临床各科的具体应用吗？

在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家对文教卫生事业的重视，为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科技进步，中外交流与频繁的战争又从不同角度推动着医学的发展。明代医学、药物学的进步以及金元时期方剂学取得的成就促进了明代方剂学在深度、广度上的继续发展。鉴于此，本文以明代方剂学发展为切入点，对此时期的方剂学成就与特点予以研究。 本文主体分为7个部分，即：方剂学分类体系的初步成熟、方剂命名的多样化、方剂组方配伍理论的新发展、通治方的发展与方剂加减化裁的新特点、各类特色新方的创制、明代制剂学的发展与方剂剂型的新特点、明代重要医方书的成就与特点。此外，本文对明代方剂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试图从外史与内史两个方面对明代方剂学的成就与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开展中医方剂学史研究提出了几点个人见解。 方剂学分类体系初步成熟 从方剂学分类体系而言，宋以前以病(证)统方的方剂归类虽然具有一定的临床适用性，但不能完成对日益增多的方剂的归合；《伤寒明理论》在中药“十剂”的基础上提出了方剂“制方之体”的概念，隐含了方剂类别的重要问题，却没有对方剂进行归类；宋金元时期部分医家开始注重从方剂学的角度出发探索方剂的分类，但从知识系统化来看，方剂在明以前基本上仍附属于临床各科或病证。 明代除继承前代的方剂分类法外，出现了按剂型及组成对方剂进行分类的方法，张介宾创立的“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发展了功用分类法。这些分类法的共同特点，是开始致力于从方剂本身内部性质对方剂分类进行研究。同时，部分医家发现单独使用一种分类方法难以囊括众多的方剂，因而出现了将病因、病证、病位、剂型、功用等分类法加以综合对方剂进行分类的方法。这种简单的综合分类法的出现，是明代医家的大胆尝试，为清代汪昂《医方集解》(1682)所创综合分类法提供了思路。 方剂命名趋向多样化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随着方剂的产生，便出现了对方剂的命名。方名不仅可以起到区别方剂的作用，更是立方人思维方式及思想情感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方剂的内涵。 方剂之有方名，虽早见于《黄帝内经》，但以方名反映该方的功用主治、方旨大意以及医药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者当以张机《伤寒杂病论》为始。但仲景仅以证立方，并无方解，未能从理论和方剂的起源上系统解释方名的取义。金代成无己《伤寒明理论》选取《伤寒论》20方，加以方解，并对其中约半数之方的方名进行了诠释。 明代方书充栋，方剂数目繁多，其命名亦趋向多样化，概括起来，主要是从方剂的组成、功用、制法、用法、形态特点等角度命名，有些方名立意于宗教文化、哲学思想、典故传说等，并出现了综合命名的方法。 方剂组方理论继有发展 方剂是在辨证、辨病，确定立法的基础上，根据组方原则和结构，选择适宜药物组合而成的药方和制剂。药物的功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偏，只有通过合理的配伍，调其偏胜，制其毒性，增强或改变其原来的功用，消除或缓解其对人体的不利因素，方可使各具特性的药物发挥综合作用，因而历代医家对于方剂的组方配伍理论非常重视。 明代方剂学组方配伍理论继有提高。一方面，药物配伍理论及方剂归经思想的出现推动了方剂组方配伍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金元医家对于传统组方理论的发挥为明代方剂组方配伍理论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明代的方剂配伍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发展。首先，扩大了传统的君臣佐使原则、药性原则的内涵；其次，对前代极少涉及的阴阳五行配伍原则、标本原则的阐释与应用做了有益探索；再次，在明代方剂的配伍中可以发现综合原则被大量使用的情况，亦即在一首方剂的配伍中，同时应用两种甚至三种配伍理论，为此时期方剂组方配伍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 通治方的发展与方剂加减化裁的新特点 所谓通治方，即针对临床各科某一疾病的若干证候，或者针对许多疾病某一证候均能通治获效的方剂，是中医学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的产物。通治方的历史久远，历代均有发展，并具有各自的特点。 明代的众多医书中出现了“通治方”的名称，有些著作虽未确切指明通治方，但内容上已经具备通治方的性质，体现了明代医家对通治方的重视。《太医院经验奇效良方大全》(1470)、《明医杂著》(1502)、《医学正传》(1515)、《简明医彀》(1629)、《慎柔五书》(1636)等医著中记载了较多专病通治方，并对专其涵义和效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与前代相比，明代通治方具有药味简单、药性平和、容易加减使用等特点。在剂型方面，前代通治方往往制成丸、散成药，而明代通治方的显著特点是大多经过药物加减使用，故此时期的通治方既有丸、散成药，又有煎成汤、饮者。在继承方面，大多数药味庞杂的老方逐渐被淘汰，只有一些具有补益作用的方子被保存下来。明代通治方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扩大了传统通治方概念的外延，出现了专科通治方以及分经通治方。 明代方剂的加减化裁，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方剂配伍理论的提高，许多医家都以专篇形式对方剂加减化裁进行理论探讨，如刘纯、李时珍、王良璨等。另一方面，明代在方剂加减化裁、衍化新方的水平上超过了前代，形式更加多样化，可归纳为随症加减、随因加减、随经加减、随四时加减、随六气加减5个方面。 各类特色新方的创制 “方从法出，法以统方”，明代临证各科在继承和总结前代医学的基础上继有发展，医家对疾病的认识不断加深，产生了新的治疗思路，直接指导临床遣方用药，一些新方应运而生。其中以张介宾的调补阴阳剂、缪希雍的调理脾胃剂、汪绮石的治虚劳方、吴有性的治疫方等尤具特色。此外，外科专方、妇科专方、儿科专方、眼科专方以及养生食疗方在此时期亦有所发展。 张介宾以调补阴阳的理论为指导，巧妙地运用了阴阳配伍的组方原则，创立了以左归饮、左归丸为代表的“育阴涵阳剂”及右归饮、右归丸为代表的“培阴育阳剂”。 缪希雍重视调理脾胃，创制的调理脾胃剂具有甘润清灵、兼顾脾肾的特点。自制资生丸、脾肾双补丸等方。缪氏的制方思想对清代方剂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叶桂、吴澄对其尤为推崇。 汪绮石对阳虚为本之虚劳，提出甘温益气的大法，治以养心脾、固肾气为主，创制养心固本丸、还元丹、固本肾气丸等方。对于阴虚为本的虚劳，在治疗上强调以清金保肺为大法，创清金甘桔汤、清金甘桔汤第二方、胶菀清金汤、胶菀犀角汤、加味犀角地黄汤、清热养荣汤、百部清金汤等方。 吴有性对于温疫病的治疗颇有心得。温疫初期，创立达原饮，以开达膜原，辟秽化浊；表里分传时，予以自制三消饮；温疫后期，主张用清燥养营汤；对客邪交固于血脉所致之“主客交”，创三甲散治疗。其治疫方对后世温病方的形成有很大启发，如以梨汁、藕汁、蔗浆等治疗疫后阴伤成为吴瑭创制五汁饮、雪梨浆的范式；三甲散为后来三甲复脉汤等方的创制提供了思路；达原饮一方，后世多有发展，形成达原饮类方。 此外，明代陈实功创制的外科方、妇产科的生化汤、万全创制的小儿方、傅仁宇创制的眼科方、高濂与龚廷贤创制的食疗养生方等各有特色，均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临床方剂学的内容。 明代制剂学的发展与方剂剂型的新特点 明代制剂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其中以李时珍、缪希雍为代表的医家对于药物炮制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剂型的充实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切制饮片的大量应用，使得汤剂再次成为主要的剂型；明代医家对于煎药法与服药法非常重视，每多阐述，其中许多内容仍具有现实意义；李时珍、张介宾等医家从各自的学识与临床实践出发，对古方剂量予以详尽的考证。 明代方剂剂型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充实，其中《本草纲目》(1578)中所载剂型已达30余种，除注射剂、微囊剂、滴丸等，几乎囊括了现今应用的所有剂型，并且在加工技巧、外型美观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各种剂型的制备更加规范。 明代重要医方书的成就与特点 明代是中医方书编撰的繁荣时期，但通过对这些众多方书的考察发现，大抵继承、总结者多，发扬、创新者少。尽管如此，尚有不少方书的内容不容忽视，对推动方剂学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1390)的出现标志着此时期方剂学研究在广度上的进步。《小青囊》(1573～1619)、《医方考》(1584)、《古方八阵》(1624)、《新方八阵》(1624)、《祖剂》(1640)等方书的出现表明明代中后期方剂学研究已逐步摆脱相对于疾病诊治的附属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总之，明代方剂学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超过了前代，方剂学分类体系初步成熟、方剂学理论逐渐完善、各类方剂不断创新、方书数量稳步增长为此时期方剂学的主要成就；方剂命名多样化、方剂加减化裁形式多样化、注重方剂理论研究以及各类剂型的广泛应用，为此时期方剂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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