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东汉时期(4)《黄帝内经》

战国至东汉时期(4)《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 阴阳五行学说 《内经》将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学领域，使之成为中医学分析人体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和重要理论基础。 阴阳学说是用来说明事物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内经》将其推而广之，将男女、寒热、燥湿、高低、内外、脏腑、气血、动静、功能与物质、兴奋与抑制等，都分为阴阳。明确指出人体的本身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取得平衡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两方面是相对平衡的。一旦人体的阴阳关系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人体就会发生疾病。疾病的病理变化有“阴盛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等阴阳偏盛的情况，也有“阳虚则内寒，阴虚则内热”的阴阳偏衰的表现。治病就是调整阴阳，使人体恢复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五行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内经》运用五行学说，将自然界中千变万化的事物和现象，包括人体的各种脏腑组织器官、生理、病理变化及精神状态，全都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性质、作用来推演和归类事物的五行属性，说明和解释事物的发展及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如五行与五脏、五腑、五体、五窍、五华、五志、五声等人体组织器官和生理功能相配，五行与自然界中的方向、气候变化及某些生物的特性等相配等。五行学说对事物属性的归类也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以五行的相生相克，来探索和阐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还以五行的相乘相侮，来讨论事物在失调和不平衡状态下的相互影响，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并以此指导临床实践。 《内经》把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虽然二者各有特点，但却是彼此印证，互为互用的。 藏象经络学说 藏象经络学说主要研究的是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脏脏经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学说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中，藏象学说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 藏象学说的形成，是建立在古人的解剖学知识和治疗疾病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灵枢·经水》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皆有大数。”这是“解剖”一词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从而也表明，当时人们确实是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内脏结构的。在此基础上，《内经》按照脏腑的生理功能特点，分为脏、腑、奇恒之腑三类，认为这是维持人体生命的重要器官。并分别就各脏腑的生理功能作了详细的描述。如心主血脉和神明，肺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肝主疏汇和藏血，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小肠主受盛和化物等。尤其是关于心与血脉关系的论述，如“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等，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心脏是主宰血液运行的中心，血流运行“如环无端”地周行不止。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对循环系统最早的正确认识。 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筋肉、皮肤，沟通人体上下内外的通道。《内经》非常强调经络学说的作用和地位，认为从医者必须通晓经络。经络主要包括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另外还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别络、孙络、浮络等。《内经》对十二经脉和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疾病，都作了明确的记载。由于经脉不仅在生理上是运行气、沟通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毛筋骨的通道，同时在病理上也是传导病邪的途径。因此，经络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经络学说在治疗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尤其是在针灸、按摩和药物治疗方面，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比如，根据经络的循行路线，《内经》以调整经络气血为目的，提出一系列针灸治疗的配穴规律：“远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等。《内经》的经络学说，不仅直接指导着临床实践，而且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病因病机学说 《内经》在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和形神统一观念的基础上，把外在自然气候的反常变化和内在情志的刺激作为两个重要的致病原因。并将这些致病原因分为阴阳两大类。正如《素问·调经论》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起居，阴阳喜怒。”同时认为，由于脏腑各有其特点，不同的情志变化对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如太过欣喜，会使心气涣散；大怒则会伤肝；悲忧太过能伤肺；思虑过度容易伤脾；过度恐惧则会使肾气不固，精气下陷。并且强调，在疾病过程中，情志是改变疾病传变规律或促使病情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病机是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内经》认为，各种病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主要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和外界致病因素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看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人体正气旺盛，邪气就不易侵入，或侵入人体但不能使人致病；而当人体正气相对虚弱，不足以抵抗邪气时，邪气就会乘虚而入，使人发病。《内经》具体论述了影响正气强弱的各种因素，如体质，年龄、地理环境和精神状态等。同时还指出，尽管疾病种类繁多，临床表现和病变机理错综复杂，但总离不开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经络脏腑功能紊乱等一般规律。其中，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是其中的基本纲领。此外，书中还就疾病传变的途径、规律以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病理变化进行了讨论。 诊法治则学说 《内经》的诊法，主要包括望、闻、问、切四诊，这也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基础。 对于望诊，《内经》尤其强调对神、色、形和舌象的观察。《灵枢·大惑论》指出：“失神者死，得神者生”，表明神的盛衰是判断机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色泽的诊察，则是以面色为主，这也是辨别五脏气血盛衰，判断预后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内经》还描述了14种舌体的异常变化及其与疾病的关系。 闻诊包括闻声音和嗅气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首次提出五声、五音应五脏的理论。根据各脏腑的不同特点，《内经》分析了病变脏腑的声音变化，讨论了产生异常气味与病变性质的关系。 《内经》十分重视问诊，认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素问·征四失论》）要求治疗前“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素问·三部九候论》），注意病史采集和掌握现有病证的临证表现，同时还应当了解病人的饮食、居住环境、情志状况、社会地位变化等情况。 《内经》将切诊分为切脉和切肤两部分。气血通过血脉而环流于周身，因此从脉象的变化中可以判断疾病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及预后等情况。切脉分为三部九候法和人迎寸口诊脉法、诊胃气等方法。《内经》主要对三部九候法作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四十多种脉象。此外，《内经》还讨论了脉象与五脏、脉象与季节的关系等内容。 《内经》中的四诊，既各是一种独立的诊断方法，又是在临床应用时相互配合的，这种被称之为“四诊合参”的方法，至今在临床诊断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经》中还有关于治则的丰富记载。涉及的主要治则有：因时因地因人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的三因制宜原则；治病求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标本论治原则；扶助正气、祛除邪气的扶正祛邪原则；恢复阴阳平衡以达阴平阳秘的调整阴阳原则；等等。这些治则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在辨证立法和治疗上的灵活性，迄今在临床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运六气学说 五运六所学说简称运气学说，它是研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自然界气候的对人体生理、病理影响的变化规律的学说。运气学说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以及人与生物对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相应反应为基础，把自然变化的现象和生物的生命现象统一起来，把气候变化和人体发病规律统一起来，并从宇宙间的节律来探讨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希望以此为根据，指导人们趋利避害，防病治病。这充分反映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五运六气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等为理论基础，运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配合的甲子作为演绎工具，从而推测气候变化的规律和疾病流行的情况。《内经》的运气学说认为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有周期性的规律，人体的病理变化也相应地具有明显的规律，在运气太过或不及的年份这种变化就更为明显。由于气候变化非常复杂，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所以运气学说的内容除了医学外，还涉及到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历法以及生物学等各方面知识。运气学说这一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学说，至今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日益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黄帝内经》的价值和影响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它的问世，标志着祖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 《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针灸方药、养生预防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同时，所讲述的内容还包括对习医、行医的医德要求、心理学、时间医学、地理医学、气象医学等。这些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它不仅深受历代医学的重视，而且至今仍为从事中医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历史上一些著名医家的有影响的学术主张，都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内经》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作为医学教科书。《内经》的部分内容曾相继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我国医学的发展史，充分显示了《内经》的价值及生命力，不仅中医学的任何一种学术理论或流派的崛起都可以从《内经》找到其渊源，而且当代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其博大精深的论述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新的发现。此外，《黄帝内经》中至今仍有许多未被完全开发出的内容等待着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三卷（也有五卷本）。全书以阐明《内经》的要旨为主，以问答的形式编篡而成。是《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重要中医典籍。 成书年代及作者 关于《难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一直有各种不同看法。根据文献记载，最早提到《难经》的书名的是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其中谈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但没有说明这些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中虽已正式著录了《难经》，但也没有注明作者和成书时间。直至唐代杨玄操的《难经集注》和《旧唐书·经籍志》，才提出《难经》的作者是战国的秦越人（扁鹊）。但是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史记·仓公列传》和《汉书·艺文志》中都未曾记载《难经》，因此该书不可能是由秦越人所作。根据后人的考证，《难经》应成书于《内经》之后，约在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该书已经流传于世。至于其作者，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主要内容 《难经》在《内经》的基础上，提出了八十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内容涉及到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由于历代专家学者的更改校注，现在流传的《难经》版本早已不是原书的本来面貌。根据元代吴澄的分篇方法，《难经》八十一难被分为六篇：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脉学在《难经》占有相当的比重。《难经》对《内经》所提出的“寸口诊法”进行了发展，确立了“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指出了气口部位寸、关、尺三部的阴阳属性，每部的浮、中、沉三候，以及与脏腑经络的配合关系；论述了切脉独取寸口以诊断疾病的原理，是由于寸口为“脉之大会”，是十二经脉经气汇聚之处而决定的。此外，还具体讨论了正常和异常的脉象及其临床意义。《难经》的独取寸口法改变了《内经》的全身遍诊法，为后世普遍推行的寸口诊脉法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脏腑生理功能的同时，《难经》首次把右肾称为命门，明确了命门与肾的关系，强调了命门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命门为“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从而开创了后世命门学说之先河。《难经》对三焦的概念和功能也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记载了五脏六腑的形态，描述了一些脏腑器官的周长、直径、长度、宽度及重量、容积等，补充了《内经》的解剖学知识。 《难经》还全面叙述了奇经八脉的含义、内容、循行部位、起止、与十二经脉的关系，以及发病证候等，补充了《内经》中所缺乏的这部分内容，使经络学说更为完善。此外，《难经》还郑重讨论了针刺补泻法的运用。其中有迎随补泻法、刺井泻荥法、补母泻子法、泻火补水法，以及补泻的手法和步骤，误用补泻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等。从而对针灸疗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由于《难经》文字不易理解，所以历代医家对该书作了各种注本。最早的注本为三国时期吴太医令吕广为之注本，以后唐代杨玄操、宋代丁德用、庞安时、金代纪天锡、元代袁坤载、滑寿、明代马莳、清代徐灵胎、黄元御等，都对《难经》作过不同的注释阐发本。

黄帝内经分为哪两部

1、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及《灵枢》两部分。
2、《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及《灵枢》两部分),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为后世中医学的不断完善与向前发展提供了可能。
3、《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及《灵枢》两部分，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原书18卷。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
《素问》，在汉魏、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自称得自其师秘藏的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佑、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半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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