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本草书中有记载的药物大约3000来种,而当代常用药不超过三四百种,还有几乎十之八九的药物被搁置,处于衰败状态。药物有各自的兴衰史,注意了解药物的兴衰是很有意义的。明代李时珍指出:“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有时,名称或变。”常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例如香附子,虽见于《名医别录》记载,但南北朝时一度“方药不复用”,而无识者。数百年后,香附子大兴于世,成为妇科、气病的要药。李时珍综观“古今药物兴废不同”,意识到“本草诸药,亦不可以今之不识,便废弃不用,安知异时不为要药如香附者乎?”据此、他编写《本草纲目》时,取材“不厌详悉”,“虽冷僻不可遗也”,从而使《本草纲目》成为古代药物资料的渊薮。
现代中药研究同样应该注意了解药物兴衰史,是发展中药事业的需要。本文试析中医用药的类群、品种、药用部位、药效等方面的兴衰现象,以阐明它与现代中药研究的密切关系。
一、中医用药类群的兴衰
药物的兴衰,自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本身的疗效,但又不尽然。由于科学水平、社会风尚、文化背景,尤其是用药思想的不同,不同时代所使用的中药类群也有所不同。先秦医方(见《五十二病方》等)书中所用的死者裰、女子布、蔽褐、久溺中泥等,是一类原始用药思想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们很自然地被淘汰了。唐以前医方中,热性药(如蜀椒、乌喙、桂、吴茱萸等)使用较多,主要是人们对寒邪致病的认识比较深刻。宋代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和社会风向的影响,导致了香药和食药的畸形发展。此后金元火热派、滋阴派的兴起,使寒凉药的运用逐渐增多。逮至清代温病学派崛起,多数医家便视温热药为畏忌。他们不仅治热病用凉药,即便治内伤,也多选择平和轻淡柔润之品(如沙参、玉竹、玫瑰花、玳玳花等)。这种风气不单是学术观点影响,也和医生开业要加大保险系数有关。因此,某一时期被冷落的药物并不全是无用之品。一部分药性峻烈(甚至有毒)的药物很有发掘的必要(如雷公藤之类)。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条件,寻求最佳剂量或炮制方法,使之安全有效。听任用药惟务平和之风蔓延,必将把中医药疗效的优势销蚀过半。中药实验研究大体是围绕着常用中药转,但从长远来看;还应该把研究“冷宫”里的中药摆进议事日程,以求获得新的发现。
在中医用药史上,早期金石药使用频卒比现在高得多。金石药(包括无机盐类)的消退原因是多样的,在旧时代这种消退甚至还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但是,当现代发现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之后,许多矿物药也许会以新的用药方式再度兴起,与此相反的是,一度盛行的“血肉有情之品”却在现代遇到了新问题。动物药里有一些来源于在当今世界受保护的生灵,如犀角、虎骨、熊胆、羚羊角等,尽管它们是名贵药材,但现实决定了它们必将暂时隐退。药物类群的资源无情地决定了某些药物命运的浮沉。在人们超乎寻常地迷恋某一药物并不顾一切狂采滥用的同时,也就决定了该药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命运。野山参就是最佳例证。
现在中医生习惯用什么药,和他所受教育有关。经典医著(《伤寒论》等)、中药普及读书(《本草备要》、《药性赋》等)以及现代中药教材中的药物一般为大家熟知。但是。这些书籍的编撰者选材时都要受其人用药实际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必须认识到,在这些书籍之外,还有一部分有效药物值得深入发掘。提高用药者的学术素质,增进其知识的深度广度,也是发展中药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中药品种的兴衰
历史上某一名称下的药物品种并不都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一般说来,疗效较好的。或产量大容易获得的品种会后来居上;但也有各种原困造成的以伪充真、同名异物现象。唐宋时酸橙(Citrus aurantium)、香圆(C.wilsonii)之类取代了同科植物枸橘(Poncirus trifoliata)充当枳实的局面,这是合乎一般药物发展规律的。我们无须因为枸橘是正宗而复古,但也可以考虑开发这冷落已久的老药药源,使之物尽其用。人参与党参则不然,以党参代人参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权宜之计。研究和使用含人参的古方必须注意这一历史用药实际,不可将党参与人参等同。即便如此,含人参的古方在现代用起来也未必符合当时的要求,因为古方参用的是野山参,现已濒临绝迹了。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和评价古方时,注意用药品种的差别。
除了弄清一些名近实异的中药品种之外,还应该了解各品种出现的时代,否则将影响临床和实验用药品种的正确性。例如“十人反”研究应该知道该说法最初形成时所依据的品种。可是,现在许多人都误将党参、太子参、北沙参、西洋参作为反藜芦药。他们不了解“十八反”产生之后一千多年,上述诸“参”才陆续问世。大戟也是这样,它在“十八反”形成时用的是京大戟(Euphorbia pekinesis),毒性较大。现在多用的是不同科的红大戟(Knoxia valerinoides)。有人用红戟作原料去验证“十八反”,这等于无的放矢。
三、中药药用部位的兴衰
同种药物的不同药用部位也有兴衰变化。例如枸 杞子首先用的是果实,后来其根皮也发展成为一味新药(地骨皮)。有时后来者反而居上,例如大青,最早是用其叶,后来大青品种越来越复杂,有些品种的根(板蓝根)竟比大青叶为常用。当然,总的说来,药用部位扩大是一件好事,象罂粟那样的例子是极个别的:我国唐代就用罂子粟(种子)煮粥喝。北宋末学会了用罂粟壳治病,虽说也有损害,但并不为祸。明代知道了鸦片制法,但仅用于治病。至清代英、美商人向我国倾销鸦片之后,鸦片就成为毒品。现鸦片在我国禁绝了,连带罂子粟、罂粟壳也少有人问津—— 这是比较特殊的物极必反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部分药由的药用部位萎缩了,而且是不合理的萎缩。例如五加皮、《名医别录》指明其茎皮、根皮同用,但后来渐渐变为全用根皮。笔者考得宋以前龟甲是上下甲同用的,元代以后龟板(下甲)才盛行(《中医杂志》,1982年第3期)。或以为下甲是阴中之阴,但是,与龟甲功效相近的鳖甲为什么又用上甲呢?须知后世附会的一些理论解释往往掩盖早期质朴的用药经验,由此造成了龟上甲大量地被废弃。针对这些予以研究,必将为扩大药源提供依据。最近,《龟上下甲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比较研究》课题证实古代上下甲同用是正确的。该课题在药史研究整础上进行的现代实验研究,已获1987年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龟上甲已作为一昧新药收入药典。
四、中药药效的兴衰
中药药效的兴衰和药用部位一样,对于某些药物来说,新的药效兴起总是占多数,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例如忍冬。南北朝以前不过用来酿酒,有“补虚疗风”之效。宋以后,忍冬藤用于清热解毒获良效,它的花(金银花)在明清已成为清热解毒要药大行于世。象这样的例子甚多,但是,对于中药研究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注意那些莫名其炒、阴差阳错地衰落下去的药效,把它们发掘出来,丰富临床用药内容。这方面的出色例证是青蒿抗疟作用的再发掘,它使得一千多年前青篙绞汁治疟疾的经验得到证实和提高。五加皮也是如此,它在早期古典药学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补气益精作用,甚至有“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满车”的夸张之语。但到明清之时,五加皮的主要功效却成了散风胜湿。该药有无直接补益作用呢?现代药理研究者经实验证实了它确可补益,临床上现又开始发挥五加补益功效的作用。龟甲也是如此,宋以前它曾是知名的骨伤科用药、以至于有“昔有伤折,宜角生龟”的民谚。但元代以后它的滋阴作用兴盛,反而掩盖了它祛瘀止痛的良效。现代药理研究已初步证实龟甲可以止痛。
当然,不可否认,许多药物效果的衰落,不是人为的失误,而是长期用药实践经验症实其疗效不确的结果。早期药书若干药物的效果,有一部分是方士们的说法。例如朴消,方士用它炼饵服食,说是可“轻身神仙”,李时珍批评说:“盖方士窜入之言”。又如地榆,一度也是方士推崇的补脑药,甚至有“宁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宝珠”之说。事实证明地榆并无此神效。翻开《神农本草经》,可知该书上品的许多药(云母、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防葵、耆实……),现已衰落,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疗效不佳而被自然而然地淘汰。类似的药物数以百计,这也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药物发展史上的许多例子还表明,某些药效时兴起来,并非都是经过医疗实践检验的。走红的药物,可以是因徇名,也可以是因以讹传讹而受人青睐。象追求长生者一度捧上了天的甘露、秋石、红铅等,最终还是衰败了。那么,当今走红运的药物中有无药效掺水分的宣传呢?象供不应求的冬虫夏草、天麻之类,其疗效和价值是否相配呢?值得我们用科学的态度予以研究。我们既要查验古代所载某些药效的失实处,也要防止继续产生新的传奇不实的药效。鸡血疗法的昙花一现,说明现代也可能出现“吹捧”起来的药效。
以上介绍了中医用药兴衰的几个方面。这几方面有时又互相影响。例如中药秦皮,汉代曾是眼科良药,随着品种混淆现象的出现,秦度洽眼的疗效也就跟着衰落了。只要找出问题的症结,再次发挥秦皮治眼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了解药物兴衰史,对当今中药科研,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药是中医治疗疾病最常用的一种手段,也是护理人员的主要任务之一,任务完成得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医疗护理质量。因此,必须正确掌握给药途径、方法、时间,中药起效时间和服药禁忌等有关护理。
给药要求
1、严格查对制度 严格查对制度是正确执行治疗的重要保证。包括病人姓名、性别、年龄、床号,药物的名称、剂量、煎药方法、给药途径、服药方法、服药时间、饮食宜忌等,均应查对核实,正确无误后方可执行。
2、明确给药方法 要认真按医嘱要求执行不同的给药方法。对中西药合用的病人,在服药时,应注意配伍禁忌。
3、了解过敏史,熟悉中药的毒副反应 一旦发现过敏或毒副反应时,要及时停药,并配合抢救。
4、掌握给药时间 在指定时间内给药。同时做到服药到口。
5、观察服药后反应及治疗效果 服药反应包括正常和不良反应两方面,护理人员必须认真观察之。治疗效果的观察,一是检验有效无效,二是决定再剂或停服。如外感表证病人,服药后,周身微汗出,病人感到全身轻松感,表示表邪已解除,不必再剂;若汗出不透,病人仍有恶寒畏风之感,说明表邪未解,应服再剂。
中药的煎药法 汤剂是中药最常用的一种剂型,注意煎药法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1)煎药前要逐一核对无误,对于有毒或药性峻烈者,尤应注意。
(2)煎药器具以砂罐、瓷罐为佳。忌用铁锅、铝锅。
(3)煎药前应先用清水将药物浸泡30-40分钟。加水量应根据药物的量及煎药时间长短而定。一般加水至高出药面3.33cm,第二煎为第一煎加水量的1/3-1/2.
(4)煎药时间和火候,要根据药性而定。一般药物煎20分钟左右。如为保持发汗解表药的宣散作用,宜用急火快煎。补养药则应文慢煎,时间宜长些,以使有效成分的充分煎出。
(5)每剂药煎取液量,成人200-300ml,小儿减半。
(6)需特殊煎法的药物
①芳香气薄荷的薄荷 、藿香、钩藤、佩兰、砂仁等药宜后下,煎一、二沸即可。石膏、龙牡、赭石、磁石、珍珠母、石决明、龟板等金石介壳类药物,应先煎半小时左右,再与其它药同煎。
②附子、乌头等有毒之品,应另包先煎。尤其是川乌、草乌在剂量较大时,常须煎3小时以上,以舌尝无麻味为度。
③旋复花、枇杷叶、海金沙、马勃等药物宜用布包后入煎。
④饴糖、蜂蜜月宜在药煎好后去渣兑入。阿胶、鹿角胶、龟板胶应先用黄酒炖化后,待药物煎好去渣冲服。
⑤犀角、羚羊角、鹿茸、沉香、琥珀、川贝、三七等药物,需先研成细末,再用开水或煎剂冲服。
⑥质轻而面积大的药物,如糯稻根须、玉米须等,应先将该药加水煎煮,然后去渣。再用此水煎其它药物,称为“煎汤代水法”。
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夏代(约前2070—前1600)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唐代(618—907),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清代(1644—1911),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扩展资料:
中药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响应传统医学决议的要求,已将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服务相结合共同纳入卫生系统中,促进了传统医学服务的全民覆盖。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各国分享“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中国经验,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南京中医药大学承担“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中国实践及其法律政策保障”项目,通过江苏、湖北、甘肃、黑龙江、广东五地的调研,历时两年,基本厘清了中国在“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其法规政策保障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的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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