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晋唐时期　中医美容从萌发到兴盛

秦汉晋唐时期　中医美容从萌发到兴盛

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人们追求自身美的愿望日益高涨，美容用品也随之增多，粉黛、胭脂、眉墨、兰膏等颇为盛行。

到了晋唐时期，在中医养生防病、驻颜抗衰思想指导下，中医美容有了突出的发展和创新，使中医美容初具规模。

刘燕平　黄岑汉　广西中医学院

中医美容，是指在中医学基础理论指导下，运用中医技术与药物及其制品来美化人们自身体形、体态和容貌的医学实践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精神、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医美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深入了解中医美容的发展及成就，对于研究中医美容的特点及规律，发挥其优势，更好地为人类的美容事业做出贡献，将是十分有益的。笔者从秦汉晋唐时期中医美容萌发和兴盛的发展历程，试论中医美容学术思想、方法技能及事业发展之成就。

考秦汉探中医美容之萌发

战国后期出书的《韩非子集·显学》中就有“脂以染唇，泽以染发，粉以敷面，黛以画眉”的生动描述。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科学文化进步较快，人们对美的追求除开始讲究简单的衣着，化妆的不断改进外，还从传统医学的角度对影响人体容貌美、形体美的各种病证进行了探索，各类具有驻颜美容作用的方药、技法及理论应运而生，就此使美容与中医中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虽未专篇论述美容，但对于人体体形、颜面五官、毛发皮肤等涉及美容的理论却大量散见于各篇中，为中医美容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其一《内经》力倡整体观念，认为健美与人体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其二《内经》力主养生保健，强调健美的维护应以养生保健为本。《黄帝内经》不仅为后世的整体美容、养生美容、调神美容、气功美容、饮食美容等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针灸、按摩、气功、药物、食物等美容保健方法的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时期的华佗是有名的医家，同时也是古代健美典范。据《后汉书》记载，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华佗继承了《吕氏春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思想，创立了动形养生的五禽戏，对后世健身美容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的弟子吴普“受术于佗……年九十余岁，耳目聪明，牙齿坚实，吃食如少壮也”。此间尚有《华佗神医秘传》一书传予后世，内载美容内服，外用方38首。

医圣张仲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倾毕生精力，总结我国汉以前的医学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体系，书中所列方药，史称“经方”，千百年来广为流传。该书十分重视养慎调摄，祛病强身，与《内经》养生保健一脉相承。它所总结的辨证论治纲领及原则，成为中医辨证美容的理论支柱，一直沿用至今。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成书于东汉时代，其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经”所载“上药120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该书对各种药物在美容方面的作用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如白芷能“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白僵蚕能“灭黑斑，令人面色好”；柏子仁“久服，令人润泽美色，耳目聪明”；葳蕤能“去黑斑，好颜色，润泽轻身不老”；桑寄生能“充肌肤，坚发齿，长须眉”等等。同时还收录了生姜、大枣、芝麻、蜂蜜等20多种食物的美容作用，指出蜂蜜“久服令人光泽、好颜色、不老”；生姜“久服去臭气，通神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提到了美容药品的独特剂型——面脂，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医美容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观晋唐论中医美容之兴盛

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首次将中医美容列为专篇论述，设“治面疱发秃身臭心鄙丑方第五十二”篇，载有驻颜美容及治疗各种损美性疾病诸方共35首，还有手脂、澡豆(净身、手、面用)、熏衣香、染发、蜡泽饰发，香津泽涂发方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葛洪还首创多种面膜调制法，即以新鲜鸡蛋清，或以猪蹄熬渍，或用鹿角熬成胶体状物作面膜，敷贴面部，以治疗面部瘢痕，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面膜制剂了。更让人惊异的是，在晋代已能做兔唇修补术，如《晋书·魏咏之传》云：“魏咏之，生而缺唇，年十八……医曰，可割而补之”。

南朝陶宏景精于医术，兼通佛道，所著《养性延命录》为现存最早的养生保健驻颜专著。书中论及多种养生之道，皆俱健身养颜之效，尤其在“导引按摩篇”中集合了古代练气功诸家之大成，总结出一整套气功导引按摩美容法，简便易行，效果显著，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因而流传下来，直至清代，甚至20世纪初期的一些养生驻颜书中均记载，传授该法。

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病源病理专著，书中未列任何方药，但却对损美性疾病的临床特征及病因病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如论及面部黑斑(雀斑)曰：“人面皮上或有如鸟麻或如雀卵上之色是也。此由风邪客于皮肤，痰饮渍于脏腑，故生黑斑”。其他尚有论及“鬓发脱落候”、“面疱候”、“酒渣候”、“齿黄候”、“疣目候”、“兔缺候”等数10种病候。巢元方的研究，使损美性疾病的病因病机得以阐明，证候类型得到系统归纳，扩展了中医美容的研究范畴，使后世中医美容的理法方药有据可依，藉以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美容发展的兴旺时代。这期间孙思邈的《千金方》与王焘的《外台秘要》堪称集中医美容大成之著。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分别辟有“面药”和“妇人面药”专篇。分别载美容方剂81首和39首，而在其他篇章中，还散载有保健及美容内服，外用方各150首和44首。这些美容方内容丰富，有“治唇焦枯无润”的润脾膏，有治“面黑不净”的澡豆洗手面方，有“令面光悦，却老去皱的面膏方”，有“治发脱落”的发落生发方，还有“治面生黑斑”、“治面皮粗涩”、“治手皱、干燥少润”、“治口及身臭令香”等等许多美容及治疗方剂。它们制作精良，剂型多样，内服的有丸、散、膏、汤、酒等，外用的包括面脂、面膜、面膏、口脂、唇脂、洗面液、洗头液、洗手液、沐药、染发剂等。此外，该书还收集了针灸美容法，膳食美容法，气功美容法，按摩美容法等内容。从美容作用看，涉及到润肤、悦色、增白、除皱、生眉、乌发、固齿、肥健、祛斑及防治各种损美性皮肤病；从美容部位看：涉及到颜面、牙齿、口唇、眼眉、头发、手足、肌肉等；从美容方法看：以辨证内服中药和外用中药制剂为主，并结合按摩、气功、食疗、针灸、调神等多种手段综合调理；从美容对象看：以妇人为主，但也涉及到小儿、老人、男性；从治疗病种看：涉及到了类似现代医学的黄褐斑、黑斑病、色素痣、痤疮、酒渣鼻、脂溢性皮炎、斑秃、头癣、白癜风、手足皲裂、瘢痕疙瘩、腋臭等多种损美性疾病。总之，该书有关中医美容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的问题广泛，在中医美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王焘所著之《外台秘要》，晚于《千金要方》数十年，王焘很不满于当时许多美容方法只为“士人贵胜，皆是所要”，而医门则“极为秘惜，不许弟子泄漏一法”的状况，其利用自己供职于“弘文馆”(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方便，广泛收集各种美容秘方，载于书中，公诸于世，“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书中专设“面部面脂药头膏发鬓衣香澡豆等三十四门”，载方220首，还收集了胭脂和口红等化妆品的制法，口红甚至有紫色、肉色、朱色之分，其香料、色素全取中药精制而成，同时还增加了药熏、贴敷、泥疗、水浴等多种外治法，进一步充实了中医美容的内容。

从上述面广量大的美容方药，众多有效的美容方法和渐趋深入的美容理论中可以看出，晋唐时期，是中医美容发展兴盛的时代，此时中医美容已具有较高水平，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

中医最早起源于什么朝代

中医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

中医是指中国汉族的劳动人民们所创造了以传统医学为主体的医学，因此也被称为汉医，是一门以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诊断和预防的一门学科。

最早的中医是诞生于原始社会时期，而且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中医理念，以后又经过了历代的总结和发展。

扩展资料：

在中医学中，最有影响的医药神话是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中国医学史》作者陈邦贤说：中国医药之起源，历来有尊伏羲、神农、黄帝为医神者。

有尊伏羲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间接说明了针药的渊源，有尊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关于中药，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有尊黄帝使岐伯、尝味草目、典主医者，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即是借黄帝与岐伯之口，来传达中医学流传千古的理论体系。

此外，燧人钻木取火，使人们脱离茹毛饮血的生食时代，保护肠胃；有巢氏构木为巢，使人们避开了禽兽虫蛇的侵扰与外伤。

灸法起源于我国北方高寒地带，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是适应北方居民的居住条件、生活习惯和发病特点而产生的；汤剂之创始者伊尹，为商汤之相，以滋味说汤。

《吕氏春秋》记述伊尹答商汤有关烹调问时曾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桂既是调味品，又是常用药，故有医食同源之论。

此外，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内经》时代，中国已经有较细致的记录人体内脏器官的形态、大小、容量等人体解剖记载，还有对人体呼吸、循环、消化等功能认识的记载，这些理论既有专篇论述，也穿插于其他说理性的篇章。

—中医

国家政策对于晋唐医学发展有怎样的作用

1、开创了药物研发的先河。在晋唐时期，国家支持鼓励草药的研究和应用，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为中国古代药物研发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2、促进了医学教育的发展。在晋唐时期，国家鼓励人才培养，推动了医学教育的发展。例如，唐代设立了太医局和太医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推进了医学教育的发展。
3、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创新。在晋唐时期，国家支持医学理论的创新和推广，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例如，唐代将《黄帝内经》和《难经》编成《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成为了中医学的两大经典著作，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促进了医学实践的发展。在晋唐时期，国家鼓励医生实践，推动了医学实践的发展。例如，唐代颁布了《安宝医书》，规定医生必须熟悉这些医学知识，才能获得医生资格，推进了医学实践的发展。

孙思邈被尊为药王还是药圣？

孙思邈，京兆东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历史上，被人们尊为“药王”。
生平及其创作
孙思邈生于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享年一百四十一岁。葬于故里孙原村孙氏祖茔。孙思邈幼年体弱多病，汤药之资而罄尽家产。他自幼聪明过人，日诵千言，西魏大将独孤信赞其为“圣童”。他通晓诸子百家，博涉经史学术，兼通佛典。由于幼年多病，十八岁立志学医，二十岁即为乡邻治病。他对故典医学有深刻的研究，对民间验方十分重视，一生致力于医学临床研究，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二十四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特别是论述医德思想、倡导妇科、儿科、针灸穴位等都是先人未有。一生致力于药物研究，曾上峨嵋山、终南山、下江州，隐居太白山等地，边行医，边采集中药，边临床试验，他是继张仲景之后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医药的先驱者，为祖国的中医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德。
孙思邈医德高尚，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其它则“无欲无求”，对病人一视同仁“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他身体力行，一心赴救，不慕名利，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医德思想，是我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被西方称之为“医学论之父”，与希波克拉底齐名的世界三大医德名人之一，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孙思邈一生淡泊名利，多次推却做官召请，周宣帝时，征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欲授于爵位，唐高宗欲拜谏议大夫，却固辞不受，一心致力于医学。
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晚年还隐居于陕西耀县五台山（药王山）专心立著，直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一生著书八十多种，其中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影响最大，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深远。
影响
孙思邈是中华医学发展先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在中外医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千余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崇拜。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为“妙应真人”，被后世尊称为“药王”。现今我国各地都有祠堂纪念。陕西耀县药王故里孙原村现存有药王孙思邈诞生遗址、幼读遗址、药王墓及孙氏茔园，药王碑苑和宏伟壮观的药王纪念中心药王祠堂，每年农历二月二开展规模宏大的药王孙思邈文化节纪念活动。平时有来自日本、台湾、香港和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药王孙思邈对我国医药学贡献的“二十四个第一”：
1、 医学巨著《千金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 之至宝”；
2、 第一个完整论述医德的人；
3、 第一个倡导建立妇科、儿科的人；
4、 中西医结合工作第一人；
5、 第一个麻风病专家；
6、 第一个发明手指比量取穴法；
7、 第一个创绘彩色《明堂三人图》；
8、 第一个将美容药推向民间；
9、 第一个创立“阿是穴”；
10、第一个扩大奇穴，选编针灸验方；
11、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
12、第一个提出多样化用药外治牙病；
13、第一个提出用草药喂牛，而使用其牛奶治病的人；
14、第一个提出“针灸会用，针药兼用”和预防“保健灸法”；
15、系统、全面、具体论述药物种植、采集、收藏的第一人；
16、第一个提出并试验成功野生药物变家种；
17、首创地黄炮制和巴豆去毒炮制方法；
18、首用胎盘粉治病；
19、最早使用动物肝治眼病，现在证明富含维生素甲p
20、第一个治疗脚气病并最早用彀树皮煎汤煮粥食用预防脚气病和脚气病的复发，比欧洲人 早一千年，现在证明富含维生素乙；
21、首创以坤剂（雄黄等）治疗疟疾病，比英国人用砒霜制成的孚勒氏早一千年；
22、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
23、首用羊餍（羊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
24、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入民间，向群众和同行虚心学习、收集校验秘方的医生

中医史的天人相应

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有多种观点。《内经》结合医疗实际，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思想尽管也有把天地和人体外部形象作牵强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把四时气候、地理环境和人体健康紧密相连。可见，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既把人体内外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
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
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
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
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
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
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批医书后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典》(藏名《门杰亲莫》)。 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
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将多种外来药正式著录。当时西方的万用药底野迦就是此时被记入中国本草的。五代时波斯裔学者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
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丝织品)上。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
造纸术发明以后，医书逐渐用纸书写，采用卷轴形式，即所谓卷子本医书。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晋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
北宋时，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医籍由卷轴式变为如今所见的册页式。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 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开始，按药物的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分类盛行，被此后主要本草文献采用。该书诸病通用药以病名类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
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编排各类药，并认为人是最高贵的，故以人部殿后。
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明代末期，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清乾嘉年间考据风气盛行，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黄元御尊岐伯、黄帝、扁鹊、张仲景为四圣，因此他特别重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他的这一思想，是当时一批尊经尚古医家的代表。综观明清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除黄元御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都是汉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崇古学风之一斑。
《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别将《素问》予以注释。此后七八百年间，很少有高质量的《内经》注本。明代吴昆的《素问吴注》多从临症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莳、张志聪二人均全注《素问》、《灵枢》，马莳擅长针灸，故所注《灵枢》中有关经脉、腧穴、刺法等独具匠心；张志聪集合同窗及门人共成《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校注质量较高。
将《内经》内容分类综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显著的有明代张景岳。张氏的《类经》结合医学的实际运用分12类归纳《内经》，较隋代杨上善的《太素》前进了一大步。滑寿《读素问钞》删繁撮要，以类相从，甚便实用。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以八类概括中医基础理论，取材精当、简明扼要，为后世医家所欢迎。沈又彭《医经读》分类最为简要。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就原篇分类，独创一格。
至于就《内经》中某一部分理论问题予以发挥阐解者更不胜枚举(见《内经》)。《难经》虽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后注家倍增(见《难经》)。明代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采用图解形式注释方式，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清代徐大椿《难经经释》，将《内经》、《难经》的有关内容相对照，阐述其义理与渊源。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已见前述。因《金匮要略》问世较晚，故元代才有注释本，而明清注本最为繁盛(见《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自明末至清代，陆续产生了辑佚本近十种，以张志聪、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为核心的尊经派对《神农本草经》进行阐释，并与张仲景用药法相对照，对发掘古代用药经验卓有成效。 随着医药实践的不断深入，医学经验积累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为了适应这一医学发展的需要，在明清时代各种总结性的或集大成的医药书籍不断涌现。
药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集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之大成，在所收药品种类和资料内容的丰富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书中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创用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归并药物。
《本草纲目》出现以后，对此后的药学发展影响深远，明末及清代的药学著作大多从该书汲取营养，再加发展。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又再次补充《本草纲目》以后的许多药物知识和种类。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然是一部植物专著，但其分类及某些植物的资料也源自《本草纲目》。
方剂学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济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 000余首，可称得上15世纪的集大成医方书。
临床医书方面，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最负盛名。该书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女科、幼科六科(又称《六科准绳》)，内容丰富、纲目清晰，立论较公允，甚便临床运用。此外临证医书较实用的还有明代虞抟的《医学正传》、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林佩琴的《类证治裁》等书。
外、伤科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空前增多，很有影响的就有十几种，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维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等。
针灸学则以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最为引人注目，该书资料丰富，且有众多的实际经验。
妇科、儿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现，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著作在资料性方面虽嫌不足，但临症治疗经验则比较丰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万全的《万密斋医书十种》、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别对妇、儿科医疗经验作出了总结。其他像眼科、喉科、气功与养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较好的医书出现。
明清时期民间印书业十分发达。为了适应学医者对医书的需求，出现了不少医学全书、类书和丛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该书辑录了230余部医籍及其他文献中的内容，全面丰富。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也都是学验皆富的医学全书。
清代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学部分(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录古典医籍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内容，为清代著名的医学类书。而医学丛书的数量更为众多。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医书44种。清政府诏令纂修的《医宗金鉴》，包括了从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内容。文字通俗，取材精当，是非常实用的医学丛书。
此外，私人撰写的医学丛书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大椿的《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等。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后期，人口的猛增对医生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医学教育在这段时期以师带徒或家传形式为主，社会上对医药保健也更为关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医书应运而生。
最为多见的是歌诀体裁的中药、方剂启蒙书(如《珍珠囊药性赋》、汪昂的《汤头歌诀》等)。清代对医学启蒙普及做出贡献的医家陈修园，编撰了《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医学入门书，通俗而不平庸。
较医学启蒙书更高一层的医学通俗读物，在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适合临床医生所需。如汪昂的《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本草从新》，李梴的《医学入门》等。其中程锺龄的《医学心悟》，文字虽然简明，但在归纳四诊、八纲、八法及临床各科证治方面颇有发明，又非寻常入门医书可比。
在众多的普及医书中，当然也有不少粗制滥造之品。民间医生中，有些人就靠几本入门书挂牌行医，不深究医理，故理论水平甚低。 在明清医书中，医案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著作。医案这种形式的医书，虽并非起源于明清，但在明清发展最快，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且对其作用已有理论探讨。如清代俞震的《古今医案按》中指出：医之有案，如弈者之谱，可按而复也。
此时独家医案较好的有明代女医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汪机的《石山医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吴鞠通的《吴鞠通医案》等。
诸家医案合编类的医案则有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清代魏玉璜的《续名医类案》、柳宝贻的《柳选四家医案》、俞震的《古今医案按》等。
明清时医案著作的兴盛，对近现代此类著作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18世纪末，唐大烈在苏州举办《吴医汇讲》，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杂志性的医学文献。其取材杂而广，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吴医汇讲》)。文稿随到随镌，连续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册。当时名医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雪的《日讲杂记》都是先在《吴医汇讲》上刊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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