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卫生行政的起步：西医当朝中医在野,--百年中医沉浮录③

清末卫生行政的起步：西医当朝中医在野,--百年中医沉浮录③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新政中的卫生机构

100多年前的中国城市卫生是什么状况呢？1862年访问上海的日本幕府使团这样形容：“粪芥路满，泥土足埋，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郑观应《劝广州城厢内外清除街道粪草秽物公启》描述19世纪末的广州说：“城厢内外无论通衢隘巷，类多粪草堆积，小则壅塞里闭，大则积若邱陵。污秽之物无所不有。设遇霪雨初霁，晴辉烁照，郁浊之气，氤氲上冲，燥温互攻，行人感而成疾，辗转播染，疫病之症所由来也。”熟悉中外情势的郑观应认为此种情形实“有地方者之责”，官府应当负起管理卫生的职能。

公共卫生是近代西方政治中的重要内容。1848年英国国会鉴于霍乱流行与水源污染有密切关系，通过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法案》，1875年又通过了《公共健康法案》，规定所有地方政府必须任命公共卫生官员，负责污水处理、水源供应、垃圾收集和检查食品卫生等事项。

1901年1月，曾一手扼杀“百日维新”的慈禧因“庚子事变”逃到西安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新政”之一是在各地创办巡警，在当时的认识中，卫生属于警察业务之一。1905年清廷正式设立巡警部，在巡警部下的警保司中设卫生科，“掌考核医学堂之设置，卫生之考验、给凭，并洁道、检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这是我国政府机关的名称里第一次出现“卫生”一词，即第一次出现专管公共卫生的机构。

1906年，巡警部扩设为民政部后，在民政部下单设卫生司。这样，卫生主管机构又上升了一级。1907年，又下令各省增设巡警道，其中均设有卫生课。于是在地方直省机构中也第一次出现了卫生机构。

设立卫生机构后，一些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确实得到一定的管理。以北京为例，以前并无公共厕所之设，居民习惯随地便溺。“庚子事件后，新办警察事务，始设公用厕所”。清末，在京师先后实施和颁布的卫生法规有《预防时疫清洁规则》（1908）、《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1909）、《管理各种汽水营业执行细则》（1909）、《管理粪便简章》（1910）等。

“卫生”带来的转变

“卫生”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庚桑楚》，是讲如何顺应自然，保全生命的“卫生之经”，并没有洁净环境等意义。中国古代倒是有管理医疗的机构如太医院等，但职责往往限于宫廷和官府，对民间医疗与卫生向来缺乏系统的管理。在史书中，偶然会记载个别官员特别重视环境，在辖境内倡导卫生，也仅仅是个别事件。近代新政中卫生部门的出现，意味着政府职能开始向公共行政的转变。而对社会来说，适应这种转变也有着一个过程。

人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要遵从这些卫生法规？国家何以要对此实施强制？这其实是一个接纳西方医学与卫生知识的过程。广州《医学卫生报》的主笔陈垣曾记载当时人们抵制卫生管理的种种说辞：“抵制者之言又分数等：凡事有天命，人事不可为，拼烂而已，此一等。某屋某人好洁甚，亦不免于疫，某屋某人不洁甚，亦不见其死，卫生之说伪也，此又一等。此前无人言卫生学，未见人种绝，今日人人言卫生学，未见疠疫绝，此又不一等。年稍大者言：卫什么生，我几十岁，何物不食，何水不饮，亦未曾死去。凡此皆抵制卫生之说者也。”因此《医学卫生报》认为推进卫生需要更多的权力：“积弊甚深，最难办理。非有大力认真干涉，假有卫生之知识者以权，使之实行改良，恐虽饬办，亦终无奈彼不知不识、守旧不变者何也！”

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就是权力。权力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定，制约个体不卫生之“自由”的权力，正是源自卫生学知识。《医学卫生报》说：“至于贩卖食物及酒店茶楼等之饼食，当用洁净之纱罩盖之。既可以避蝇蚋，亦可以招徕生意。人谁不欲卫生乎？蝇蚋为传病之媒介，医学上所公认者也。”因此，旧有的各种习以为常的行为，如果触及“卫生”之律均需改变。清末新政将卫生之权赋予警察，或亦是增强其执行力之故。

在疫病流行之时，卫生知识赋予的权力达到最强。中国人辞世向来土葬，不行火化，1910年东三省鼠疫暴发，受命主持防疫的西医伍连德（广东台山人）除了执行隔离、消毒等措施外，进而要求焚化病故者尸体以防成为传染源。这个惊世骇俗的要求，凭借着公共卫生的理由，不但获取当地官绅的赞同，更得到清帝上谕特批，1911年春节前后，伍连德在哈尔滨焚化了1416具疫死者尸体，其中甚至有1002具是从坟墓中掘出再行火葬的。这是史无前例的举措。

卫生行政的“朝”与“野”

卫生行政，是卫生知识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然而，长久以来占据国人医疗生活主体的中医为什么没有获得这种行政权力，却拱手让于西方医学和卫生学呢？或者说，公共卫生制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内产生？这是一个类似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李约瑟式难题。

喜卫生而厌污秽，本是人之常情，传统社会并不缺乏提倡卫生的记载，对卫生与防疫的关系也是有所认识的。若《周礼》一书可靠的话，周代政府就有负责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宋代《梦梁录》载南宋临安“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但是这些行为，都没有上升成为全面的公共卫生政策。这与传统医学的病因观是有关系的。

传统医学将疾病的主因责之于“天”，为四时之气不正所致。天之四时无从控制，气又是无形无质无从把握，因此，欲健身防病则只能从增强人体正气着手了，此即所谓“养生”。中国古代很少用“卫生”一词，即使出现也往往与“养生”同义。养生主要是针对个体的行为，其原则包括增强正气和远避邪气。后者就会造成一种伦理困境，在南宋时候就已经引起争论——有人染疫时，其家属可否以避免传染为由弃之而去？大儒朱熹参与了这一讨论，他反对有些人否认疾病会传染的事实，认为：“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他的方案是倡导“恩义”，使人们“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用道德勇气来对抗疾病。

参照近代的知识，真正解决这一伦理困境必须依赖于有效的技术。朱熹说疾病“染与不染亦系乎人心之邪正、气体之虚实，不可一概论也”，但由于传统的“疫气”观很难说清楚疾病传染的道理，因而不能消除恐惧。提倡养生以增强抗病力，或焚烧香料或香药来驱逐秽浊之气，这些方法行之一身或一室不为无效，但不能成为规范行为的基础。官府不可能规定每个人必须强身以及如何强身等。而近代的“卫生”，基于微生物传染疾病的生物性认识，发展出一套阻断传染的技术手段。例如清末颁布的《预防时疫清洁规则》这样规定：“沟眼发生臭味时，须以绿汽灰、松脂渗入之或石灰消除之。”“当开沟时须先用绿汽灰、松脂或石灰令辟毒臭。”广东巡警道于1909年发出的鼠疫防疫告示则有这样的指引：“屋内宜勤加扫除，并宜常用几阿连水（即臭水）洒地，墙壁旧者用石灰水刷洒，床脚、沟渠、厕所等处，均宜洒以石灰粉。”“此病之毒，易由伤口传入。各宜随时留意，不可使身有伤口。设有之，须注意解毒法。其法以二十分之一石碳酸水洗患处（石碳酸水即加布力水。此水制法，石灰酸五分，盐酸一分，水九十四分）。洗后用洋来合口膏贴之（即俗称孖指膏）。足有伤口，尤不可徙跣而行。”这些来自西医的技术，使预防传染有章可循，成为制度。甚至可以建立专业化的护病机构，通过托管来解除亲属护病的危险。由于这些技术操作性强，即使对民众习惯的某些“私权”带来侵犯，亦能以多数人利益为由来强制实行。

因此，近代政治中的卫生事务绝非基于个人自主选择的私事，而是凭借社会和国家的力量来强制实施的公共事务。从个人而言，中医的养生本来是一种长久而便利的根本方法，即使在今天仍然有提倡推行的必要。只是从公共性而言，西医的技术特点使其更易于推行，因而把握了行政话语权。所以，清末除太医院仍以中医为主外，一些新设置的医官职位都已交给了西医。

由于传统政治缺乏医疗卫生方面的系统管理，可以说中医本就算不上“在朝”，到近代由于西医开始占据卫生行政权力，却一下变成了“在野”。西医有卫生学方面的长处其实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学术优势，但因为与行政权力的结合而影响力陡然增大。在清末，西医的“在朝”还局限于卫生防疫等领域，然而这仅仅是个开端。广义上的卫生行政，还包括医生执业、注册等管理，如果这些权力顺势为西医所掌握，加上立场不客观不公正的话，那么中医就不免要面临一场劫难。

中医与西医相比会有哪些独特之处？

一、中医是什么？

中医，是一个大宝库。很难一言以蔽之。总体来说，就是指根源于中华闻名于世的，由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创造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研究人体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以及生理、病理等的一门传统医学和学科，与之相对的是“西医”。

注意，以往观点认为，中医是汉族独有，这是不正确的！中医是由中华上古先民共同创造，并不断流传，各个民族共同继承，发展，最终融合于一的医学！这里边包含着汉医药、傣医药、苗医药、彝医药、藏医药、回医药、朝医药、壮医药、维医药、蒙医药、土家医药、侗医药、哈萨克医药、羌医药等不下十部分，传至世界上还有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

为什么讲这些医学并归于中医药学？这是因为，这些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施治方式、施治目标、药物来源是一样的。首先说理论基础。所有这些中医门类，共同的理论来源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和佛家。

根据道家的思想，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唯物唯气”，就是说世间万物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源是“气”，大到天体宇宙，小到身体本身，共同的基础，那就是阴阳二气；同时，物质是不断变化的，身体也不例外，变化的属性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变化依照着“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顺序不断流转，相生相克。

上图_ 阴阳五行图

而佛教则认为，世间万物的基础在于“土火水风”，这四大部分共同构成内外两个部分，其中身体属于外，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六识”，即“眼耳鼻舌身意”；心理属于内在，是“六识”对“土水火风”的特性的感知，即“色声香味触法”；可以这么认为，佛教认为世界分为外在世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

上文所说的几大中医门类中的傣医药、和藏医药受佛教影响很大，同时看重内心的治疗。由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所有的中医门类，共同认为，身体是物质的，而物质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身体也会不断变化，在身体的基础上会有心理活动，而这活动所围绕的，确是自然外境！

其次来说施治方式。所有中医门类都强调对症下药，一人一方，这有别于今日的西医。这是因为，中医都认为，要辨证地方、看待每个个体之间的不同，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同时，整体地看待一个人的病状，综合调制，忌绝“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另外，中医强调身心双重治疗——中医鲜明地提出五脏六腑及七情六欲，第一次提出“脏腑伤害对心理有着巨大影响”（到现在西医也没有提出类似见解，往往只停留在“心理对身体的影响”层面）。

另一方面，提出七情六欲过盛会损害身体，很多少数民族的医学都提出采用一些方法调控心理，达到身体健康！这等于说很早就有了心理学，比西方心理学诞生早了几百年，同时强调心理会对身体的影响（这一点西方心理学同样欠缺）。一言以蔽之，中医认为身心一体，辩证统一！

再来说施治目标。上文提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属性金木水火土五行是相生相克的，所以身体的最好状态就是各部分的平衡，任何一种属性过强过弱都不好！同时，上文又指出，小到人体，大到宇宙，都是“唯物唯气”，所以，身体要和外在达成一致，达到小周天与大周天的同步——天人合一！所以，各个中医门类认为为病人施治所要达到的结果——施治目标状态都是一致的，要使人体内部平衡，外部与自然和谐统一！

注意，在此要提一句，中医认为健康是“平衡”，身体内有许多疾病，但中医并没有说“消灭”，只要达到“正邪平衡”，那么就是健康的状态！所以，遇到疾病，中医更强调增强免疫力，带病生存！这一点远胜过西医所提倡的“消灭疾病”的观点。因为，根据中医观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西医一再使用抗生素杀灭病毒，已酿成巨大恶果！另外，以汉医药为代表的中医还认为，治“未病”的意义远远大于治“已病”——预防大于治疗！

最后，所有这些中医门类共同使用的药物基础是草药——来源于大自然。中医认为，我们人体是来源自大自然的，在先天之初，大自然天补平均，我们身体所有所需元素充盈，所以健康；如果我们病了，那就是缺乏大自然中的某种元素，自然要采集自大自然；另外，我们缺什么，自然要补什么，所以，任何东西，只要我们缺乏，就是药——照这个观点，粮食也是药（所以产生医补不如食补），各种毒虫也是药（以毒攻毒）。

二、中医护佑中华

中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可以说，中医诞生于中华文明最初之时——与中华民族同时诞生，并与中华文明同步，相伴始终！中华文明有多长时间，中医就有多长时间。

中医，护佑中华民族始终！“从西汉到清末，我国古代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中医药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基本上没有出现瘟疫外流的情况。”同时，极大程度地保存了中华民族的人口（这一点最后再详细说）！

上图_ 1910年 东北鼠疫

三、沸水成汤

中医对中华儿女乃至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应该是最早提出了饮用开水的观念！根据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考证并记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的观点：中国人喝开水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这个传统为西方所缺乏。

大家知道，喝开水有利于饮水消毒。开水喝多了，生病概率一定大大降低。中国人喝开水的原因大概与两点有关：一方面，中国很早懂得生产加热开水的器皿——锅。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中国化铁为水的浇铸技术比欧洲早发明十个世纪”，《史记》中有“汤鼎”一词，《孟子》中有“釜瓯”一词，都表明那时已广泛运用金属容器，堪称高科技产品；

另一方面，中国人喝开水与饮用的内容有关——中国人很早就喜欢饮茶，而饮茶需要开水，《诗经/邶风》中已有“荼（茶）”的记载，汉代典籍中多见“烹茶”，可见饮茶必烹，必烧开水，此习俗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中医观点，所有茶都有药用功效——按五行观点，五行分五色：青（绿）红黄白黑，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而也就有着相应的五种颜色的茶：绿茶、红茶（岩茶）、黄茶、白茶、黑茶（普洱）——上文指出，中医认为人体由这五种元素构成——缺乏哪种就引用哪种茶！后来，中国人煮药也用开水。

四、以毒攻毒——免疫学先驱

一定要提的就是，中医讲求以毒攻毒，这一点成了世界免疫学的先驱——植痘治花。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以传染快，病死时间短，病死率高和难以治疗著称！

但是，中医在古来有之“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启迪下，采用将痘本身植于人体的方式，以“痘”攻“花”，古代中已有四种种痘的方法：痘衣法——穿天花病人的内衣；痘浆法——用棉花蘸痘疮的浆水，塞人鼻孔中；早苗法——把痘疮的疮痴阴干研细，用银管吹人鼻孔中；水苗法——把痘痴研细并用水调匀，棉花蘸了塞人鼻孔。终于取得显著成效。

随着中医种痘技术的成熟与普及，种痘技术也传播到海外。并由英国著名医学家琴纳在中医种人痘的技术基础上发明了种牛痘，最终，在1979年10月26，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消灭了天花病毒！

五、如果没有中医。

那么，如果中国没有中医呢？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一半人口死亡；古罗马的天花和麻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并前后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公元14世纪，欧洲在爆发黑死病，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成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1520年，美洲特别是墨西哥爆发天花，北美因此丧失了近2000万人。

现在西方世界——欧洲美洲人口（据统计的欧洲人口总数约为7亿人；美洲拥有大约9.5亿居民；加起来16亿多）加起来与中国人口（14亿多）差不多一样！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医，保存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口，可谓居功至伟！回到今天，就在国内“疫情”还没完全过去，且在海外爆发的时刻，相信中医将越来越多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投入到“战疫”之中，再次化为“护国神术”！

为什么中医会没落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长期以来，政府的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贯彻。在具体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最大困境是，中医日益西医化,日益不姓“中”了。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中医后继乏人。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中医后继乏人。2．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近些年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理论训练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实验不少，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毕业后，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多半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及临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医教育方法，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难以称为真正中医。3．否定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夫。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现在，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真正中医上有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300人。基本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几万名。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现行行医执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被提起诉讼，必受法律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但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4．中医院变成二流西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据统计，2001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甚至是三七开。可以说,目前多数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像西医一样借助仪器化验辨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它收费，医院难以存活，医生只有受穷。5．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早的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著名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卫生部门却以其使用了98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去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西医认为SARS是全新疾病，无治疗先例，无可*药物，但西医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既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大剂量试验。6．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从中药现代化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 “王牌”成果的“青蒿素”，虽提取自中药青蒿，但提取出的“青蒿素”已不具备中药的药性，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属西药范畴。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铃酸成分所致。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中药“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并将中药当作保健食品长期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要求。按照目前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六味地黄丸并非专为治疗某一种疾病而设，可治之病达400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证型辨证施治才有效。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理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日本已废除中医，中药由西医视病使用，疗效普遍很差。妄自菲薄 制约发展中医药陷入困境，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问题。根本问题是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1．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西医随枪炮进入中国后，不少国人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医文化，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清末维新运动时，就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消灭中医。解放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尽管国内再无人敢公开否定中医，但50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怀疑中医的权威人士，总是借“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之名，试图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对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2．两法一条例阻碍中医药发展。“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3．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突出的是中医药界在许多方面丢失传统、自贬身价、屈就西医。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业外人士轻视中医文化，中医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除极少数知名中医有较厚实的中医文化功底外，大多数中医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二是中医研究被动模仿西医模式。在中医界，不少人用西医理论来修正中医理论，以为这就是创新；用植物化学方法研究中药，以为就是中药现代化；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以为就是规范化。正因如此，我国中医重大理论与药方研究没有多大进展。三是中医医院严重西化。我国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都是以西医为主。最后，中医个性化治疗虽然代表着未来医学方向，但与占领市场份额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受现实利益驱使，人们往往看重西医，看轻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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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西医的文化差异

中医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特的理论体系，卓越的治疗效果。但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中医的现代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中医该如何发展？该怎样看待中医？怎样研究中医？本文通过探讨个人对中西医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的理解，与同行共同切磋中医现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西医早期差异的形成
中西医形成初期，两种医学受到了不同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医学吸收了周易、道家、儒家等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并把它们转化为医学伦理，以此为基础来阐述和理解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西医学吸收了古希腊的元素论、原子论，并把它转化为医学理论，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和阐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由于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人们无法突破整体，进行微观或部分的研究，因此医学也是注重整体研究、临床研究的。但即使在此时，中西医整体观的内涵仍然不同。
中医学以元气论为基本，强调整体的分化性及由此决定的不可分解性。一方面，人与客观环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是自然之气演化的产物，从而提出了天人相应、五运六气、外邪六淫等理论。另一方面，人体自身是整体的、不可分解的，人体内部的结构与功能是由混沌未分的整体分化而成的，人的整体性具有原发的、先天的性质，中医学从这种整体性来理解人的生理、病理，并由此提出了藏象、经络等理论。
西医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认为整体性是组合的、可分的。一方面，把人理解为由元素或原子组合而成的，没有把人看作是自然宇宙分化的产物，也不认为人与环境存在母子关系；另一方面，按组合观点理解人的整体，认为人体是可分解的。因此，解剖、分解、还原成为其必然的研究途径，从而为近代西医学分解还原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中西医差异的扩大
从公元5世纪至公元17世纪，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同时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推动下，中医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医理论沿着《内经》和《伤寒论》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贯彻和发挥了元气论为核心的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辨证论治体系走向成熟，脉学、病因学、病机学、证候学、针灸学等理论日益健全。逐步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了朴素的系统论思维，学术思想上的中医特色正式形成。
此时的西方，以欧洲为代表进入了政教合一的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受到教会的严格控制和禁锢，哲学及科学都成了宗教神学的婢女。西医学开始背弃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唯物主义传统，否定元素论、原子论，走上了宗教神学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中西方间的差异就由唯物论内部的元气论与元素论、原子论的差异，转变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差异、元气论与神创论的差异。两种医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三、近代中西医差异的加深
17世纪以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及科技革命实现了思想的解放，复兴了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医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了还原研究，形成了医学还原论。打破了古代仅限于整体水平的研究，开始把人体分解，向部分及微观深入；打破了古代研究方法中的方法的直观、模糊、思辨等局限，开始应用分解方法、还原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冲破了古代单纯依靠临床经验总结的局限，走上了实验研究的道路，从经验医学阶段转向实验医学阶段。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之中，没有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科学技术革命，这种社会环境，不用说使中医得到发展，相反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和障碍。此时西医学逐渐传入我国，从此在中国形成中西医并存的局面。
四、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目前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西医的思维方式是还原论思维，而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传统的系统论思维，为更好的理解中西医间的差别，让我们来看一下两种思维方式间的差异。
1．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不同。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的物质本原是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从《周易》的“太极”、道家的“道”和“一”、儒家的“太一”到元气论的“元气”，都认为世界本原是一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世界和万物是由这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产生出来的。而西方原子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复杂的高层次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组合而成的，最终都是由最小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元素”组合而成的。
2．发生机制不同。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和事物是“分化”发生的，是由混沌未分的统一体分化而成。《易传》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与西方原子论完全相反的世界观。而西方原子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复杂的高层次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组合而成的，最终都是由最小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元素”组合而成的。
3．对事物整体性的认识不同。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世界和事物的本原是个统一体，事物从本原上就是不可分解的，部分始终是作为整体内的部分而存在，不可分解性是事物整体性的本质。人的组和特性决定了其可分解性。西方原子论的“组合”观认为人的整体可分为部分，再把各部分分解为更加细小的部分，直至分解到其本原――“原子”。
4．运动的源泉不同。与西方原子论强调原子不可分、没有内部矛盾相反，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认为事物运动的动力源泉在本原的内部，内在矛盾决定着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阴阳交而生物”，由此构成了内源的矛盾运动和事物的千变万化。
5．还原观不同。“还原”的本质是把事物或现象“还”到其“还原”来认识或说明，西医贯彻着还原论的“实体”观，按照原子论，是要“还”到“原子”来认识；按照中国的系统论，是要“还”到“混沌未分的统一体”来认识，“整体”才是本源性的最终说明。
总之，中医在中国传统系统思维的指导下形成了现有的中医学系统观，其内容包括：整体观、联系观、稳态观、自组织观。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系统方法：整体观指导下的全身调节，联系观指导下的矛盾调节，稳态观指导下的功能调节等。这些都是中医的魅力所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医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去研究解释中医问题必然会遇到困难。
五、中西医的现状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人们在医疗实践中能够较容易地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以西医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目前中医学的研究几乎全都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而脱离了自身的中国文化基础，成为西方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很多研究表明，以我们熟悉并习以为常西医思维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如国内外对经络的研究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当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今却无法揭示其本质内涵。其症结在于人们试图应用西医的思维模式，研究中医问题，即把经络的本质归结为解剖形态，或以解剖学为基础来阐明其本质，因此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络是一个文学概念。研究经络如果抛开中国文化背景、抛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只从现代科学入手，是很难找到经络的实质的。西医遵循古希腊哲学“原子论”的传统，任何事物都要从物质实体上去分析，以寻找事物的最基本单位为目的。中医遵循“元气论”的传统，认为事物的本原是“气”。“气”是物质、能量、信息三者的统一体。“气”不是一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关系实在。而经络是气的通道。如用西医的“原子论”来研究，企图找到“气”、“经络”的物质实体、物质结构，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经络是以气的运行为客观基础的，经络是气的存在。按西方思维的方式，有该“结构”就一定是“物质结构”，就一定可以用实验、实测的方法找到。但按照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结构”不一定都是“物质结构”，更多的是“关系结构”，“物质”不一定都是物质实体而更可能是关系实体。经络就是一个关系结构、关系实在，它绝对不是某一种已知的物质结构如神经、血管、肌肉，而更可能是神经、血管、肌肉、体液等众多物质的关系结构，使人体众多物质结构的关系组合、关系实在、整体作用。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医两种思维方式间的巨大差异，可以看到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概念、方法、模式来研究解释中医势必会遇到困难。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的肯定还停留在经验论的层次上，人们总是应用西医的观点、思维方式去衡量中医，这势必会对中医产生误解，而在研究中医问题时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去研究中医，势必会遇到困难，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目前中医界这种研究中医的方式究竟会对中医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大概应该是我们都应该反思的问题。
总之，中西医间思维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仅仅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方法去衡量中医是行不通的，中医现代化应该借鉴现代文明，同时也要考虑到其自身的特点，这大概是我们在研究中医时应注意的问题吧。同时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中医目前的现状，去认识中医独有的魅力，深入挖掘、发展中医，使中医在今天更好地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著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著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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