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要人与中医,百年中医沉浮录（19）

民国政府要人与中医,百年中医沉浮录（19）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历史是由群众缔造的，但关键人物的一笔往往特别醒目。在中医的近代发展中，民国政府首脑要人们的态度堪可玩味。

孙中山“不服中药”识中医

众所周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学西医毕业，曾在澳门和广州行医，后来才放弃医务投身革命事业。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他对中医是什么态度呢？

“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这是孙中山曾对著名中医葛廉夫说的一句话。1925年元旦刚过不久，孙中山先生病情加剧，中外医生诊治之后，认为必须手术。但是此时孙中山先生年已六十，家属和部下都担心他体力不支，不能决定。1月24日，孙中山与葛廉夫见面，说了上面那句话。

但这句话，并不表明孙中山厌恶中医。他开门见山向葛廉夫表明自己“不服中药”后，接着又说自己“常喜聆中医妙论”，请葛廉夫“以中理测我病机”，又请葛廉夫拟一中药方。葛氏开了一剂复脉汤加减，并为孙中山解释了用药的机理。孙中山说：“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何如？”葛廉夫说：“鄙人不知西医、西药能代与否，不敢妄答。”最终，孙中山未服葛廉夫的中药。

1月26日上午，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进行手术。打开腹腔后，断定是肝癌晚期，无法施治。所以在将肝部的脓吸出以后，只好缝合起来。2月17日，刘瑞恒正式以英文通知家属，认为已无法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家属们主张试行中医治疗。但孙中山认为：“在医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以不诚待人，此绝不可以。如必须用中医，须迁出医院再议。”2月18日，孙中山办理出院手续，迁至铁狮子胡同行馆。有人推荐中医陆仲安，陆仲安诊视后，处以益气养阴柔肝方。孙中山服药后，身体状况大为好转，脚肿消尽。后来孙中山腹水严重，江苏中医王子贤又为其处方“五皮饮”加减，服后小便通畅，症状减轻，孙中山赞许说“中医有中医的特长”。然而由于病情无可挽回，孙中山在3月12日辞世。

从孙中山临终的经历和态度来看，他所说的“不服中药”，并非因其“不科学”而抵触，纯粹是一种个人习惯而已。因他曾是西医，平时有病自己即已解决，所以未用过中药。但显然他对中医药的理论很有兴趣并有一定的认识，而且最终也接受了服用中药。

汪精卫的摇摆两端

孙中山临终前，汪精卫一直侍奉在其身边。请中医为孙中山诊病，他也是同意的。当时，西医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质问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当时的汪精卫立刻回击汤尔和说：“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拒绝尝试中医，无异是“顽固派”。

可是，如此为中医仗义执言的汪精卫，却在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发言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一直阻止《中医条例》的通过。不过，在1935年他母亲被名医施今墨治好之后，他对中医态度又一次大为改变。在抗战时投敌后主持伪政府期间，也未采取限制中医的措施。这些情况此前已作介绍。

汪精卫后来也找中医看病，还因此衍生出有关他死因的一种民间版本——传说有位爱国中医“刘一帖”，利用汪的信任，给他贴了用毒药制成的膏药，令其伤重不治。这个传说多少有点影子，实际上为他看病的是广东中医陈汉怀。陈汉怀曾经为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看病，陈璧君要他也给汪精卫开药。陈开了含有安神药物朱砂等的处方，有一定的效果，使汪精卫晚上得以时时小睡。后来，日本专家检查处方说朱砂有毒性，陈汉怀担心万一病情有变说不清楚，赶忙辞别。然而由于他曾为汪精卫看病，已引起南京中医界的不满，无法再在当地立足，不得不另赴上海谋生。这一事件，反映了汪精卫为国人不齿的汉奸形象。

汪精卫个人对中医态度摇摆不定，但就其作为而论，他对《中医条例》的阻挠对中医的发展起了十分负面的作用。

蒋介石支持中医有权谋

民国时期中西医之争最激烈的阶段，都是蒋介石在掌权。蒋介石对中医的态度如何呢？

1929年，为反击“废止中医案”，中医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请求面见蒋介石。“时蒋主席已赴三全大会，由国府要员代见，略谓主席对于贵团请愿，极为重视云云”。

1929年12月，因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和卫生部禁止中医称医院等问题，中医界进行了第二次请愿。请愿团报告载，12月20日，“先至国府，蒋主席特派亲信秘书朱文中君延见。代表等缕述请愿意旨后，朱君即谓主席对于此来请愿，极为注意，良以中国医药具有悠久之历史，著有优良之治效，政府自当依据民众之信仰与需要，促其发扬光大。据呈各节，主席极肯负责令知主管机关，予以维护云云”。23日请愿团获得了国民政府文官处有关“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的公函。

以后，每逢中西医争持不下的重要时刻，中医对蒋氏都有所寄望。但是，在围绕《中医条例》等的各次纷争中，却一直未见到蒋有何关注或回应。

抗战后，1948年3月17日“国医节”，蒋介石意外地特颁训词说：“中医界同人沉……于民族保健之功，良足称道……所望淬砺奋发，穷究极研，本数千年之宝贵经验，而予以有系统之科学诠证，然后我国医学乃能璨然大明，并与世界各国齐架而无愧矣！”

其实，留意蒋介石对中医有所积极表示之时，往往是他在政治上的关键时刻。

1929年中医请愿时，蒋正面临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挑战，迫切需要巩固国民政府。据当时接见请愿团国民党三全大会秘书长叶楚伧也说，“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还说最高当局（应指蒋介石）曾经当面询问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由此可见，蒋介石希望这一事件尽快平息。

1948年的国医节，则正是“国民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要在本届大会上竞选“总统”。而前段时期中医请愿不断，1947年还闹出了全国中医师会公郑曼青等闯入政府所在地绝食3日的大事。这个时候特颁训词，恐怕也是安抚中医、争取部分民意的一个手段吧。

蒋介石处理中西医问题，更多体现的是政治权谋。

民国两大悬案之一：胡适的病与中医

长文导读： 从「 ”赛先生（SCIENCE）”和「 ”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说起 胡适得了什么病？是不是中医治好的？（四幕） 胡适为什么避讳，甚至不承认中医治好了他的病？ 楔子 之一：赛先生 赛先生自西土漂洋过海而来。 初来时，还是在清朝。那会儿，他带来了不少玩意儿，不过被视为「 ”奇淫技巧”。天涯羁客，不胜落寞。 时移世易，到了民国时期，确切的说是1919年，赛先生被正式邀请而来，并受到了隆重地接待。赛先生西装革履，时髦、光鲜、睿智、有修养、有风度、有学问……还有两把刷子，从内到外透着一股「 ”高大上”的气息。赛先生还未来得及倒时差，便被邀请到各个领域去参观、指导工作，一时之间，万人追捧，风光无限。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很多新派的文人、医者也不甘落后，纷纷表态：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守旧派则嗤之以鼻，及或捶胸顿足。 单说，医学界。自打赛先生来了之后，也热闹了起来，出现了三股思潮：一是主张跟着赛先生走，弃中从西；二是主张赶赛先生走，守中摒西；三是主张和赛先生合作，中西汇通。 如今，100年过去，赛先生不但风度依旧，更平添了一份开疆扩土后的练达和自信。在医学界，他早已占据了多半壁的江山，成为了权威人物。 之二：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 黑格尔：徳国哲学家、唯心主义者。 费尔巴哈：徳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进行了狠狠批判的时候，也否定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成分，完全抹杀了黑格尔在哲学上的贡献。马克思看到了这一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费尔巴哈像一个糊涂的老太婆，在给婴孩洗完澡后，把婴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胡适 正文 （一）胡适得了什么病？是不是中医治好的？ 「 ”胡适的病与中医”是一桩悬案。事情的原委大概是这样的： 胡适3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水肿、蛋白尿的病，被京城名中医医陆仲安用中药治好了。当时应该是名人效应，这件事很快传开了。有个西医叫余凤宾，据说是托人从胡适那里抄出的药方，并写了文章发表了出来。不知是因为笔误还是怎么的，题目中说成了糖尿病，内容上却说是肾病。这样一来，胡适得糖尿病、肾病被中医治好的消息更是满天飞了。胡适那时候也承认陆仲安治好了他的病（西医诊断为冠心病火肾脏炎）。但是，胡适是赛先生粉，对自己得病西医没治好、中医治好的事实，有些许讳莫如深，对消息四处飞应该是不爽的。三十多年后，胡适到了60多岁，就干脆不承认了，到处「 ”辟谣”。大意是要表达： 我没有得糖尿病，也没有得肾病！没有中医治好一说。都是传说、瞎说！大家不要信谣、传谣！ 这件悬案，很多人也分析过。我们为了有理有据的说事，也用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表述来梳理一下： 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1921年3月30日，胡适《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这是30岁时的胡适所写。陆仲安看好了他的病，至于是心脏病，还是肾脏炎并不确切。再从胡适的日记寻些蛛丝马迹： 出城……又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 ——1921年5月24日日记，见：《胡适遗稿和秘藏书信》 出城访陆仲安医士，为姜子隽婶问病状。 ——1921年10月6日 十五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睡时又觉两腿筋肉内酸痛。脚肿大向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 ——1921年11月15日 因脚肿，告假一天。 ——1921年11月16日 昨夜醒时口干，小便加多，也很像前年病中情况。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 ——1921年11月17日 病渐好，上课，办公。 ——1921年11月18日 上课。出城诊病，换一方，检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 ——1921年11月22日 1920年秋天那场水肿病被陆仲安治好了。1921年11月，又病了，脚肿、口干、小便多和前年病中的情况相同。是肾病？还是糖尿病？是新病，还是旧病复发？还是不确定，反正还是找了陆仲安看病吃药。 关于这个问题,北京颇有几位医生研究过;但是他们还不曾有简单的答案。最近我因发现糖尿,从12月29日起,住在亚洲第一个设备最完全的医院里,受了三十次的便尿分验,三次的血的分验,七日的严格的食料限制；内科专家也看过,神经科专家白发的Wodds博士也看过。然而他们到今天还不肯给我一个简单的答案。这并不是怪他们本事不行；这正是恭维他们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精神的第一个条件是不肯轻下判断。但是我的病,我的告假,似乎颇引起了一些人的误会。 ——1923年1月5日所写，见《胡适杂文集·胡适先生到底怎样?》 顷从医院出来，收到许多朋友的贺年片。特此道谢，并给各位补贺新年。此次诊察的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这一层使我安慰。 ——1923年1月6日胡适出院写的《胡适启事》，发表在7日的《努力周报》 提供给我们的线索是1922年底，胡适又病了，这是第三次，他住在了协和医院。检查发现了糖尿，虽然最终没有诊断糖尿病，但指向了糖尿病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之前的两次病呢？下面余凤宾的「 ”尿中含蛋白质”的描述将病指向了肾炎。 余凤宾《记黄芪治愈糖尿病方药》一文中云：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在京中延西医诊治无效，某西医告以同样之症，曾服中药而愈。乃延中医陆君处方,数月痊愈。处方如下： 生绵芪四两 潞党参三两 炒于术六钱 杭白芍三钱 山萸肉六钱 川牛膝三钱 法半夏三钱 酒炒芩三钱 云茯苓三钱 福泽泻三钱 宣木瓜三钱 生姜二片 炙甘草二钱 此系民国九年（1920）十一月十八日初诊,治至十年二月十一日止之药方。(《中医季刊》五卷三号九二页) ——郭定若《汉药新觉·上集》 余凤宾在题目上写的是糖尿病，文中所讲、即所描述的症状看是肾脏病。这一点，不太严谨，文中也没有作的说明。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这与当时西医的医疗水平有关。你看，胡适自己说脚肿、小便多、口干，余凤宾说腿肿、尿中有蛋白质，综合起来就是糖尿病、肾病兼有的症状。 大家需要知道，中医治病，对证、对病机，不对病。西医诊断是什么病，并不影响中医的治疗。方子中一共13味药，似有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补气、治阴火的方法打底，配伍了活血、清热祛湿的药物。单从证和治来看，方子很是地道。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一个方子吃了三个月，中间没有调方吗？存疑。或是胡适只提供了其中的一个处方？这是题外话，不影响我们的其他推理。 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我也曾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从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方中用黄芪四两，党参三两，于术八钱。（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君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 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我盼望你不要性急。糖尿病在今日已有注射胰岛素调剂方法，已是一大进步。若在往日，此病旧名「 ”消渴”——即你信上说的「 ”日形消瘦”——是没有法治的。 ——1958胡适《复余序洋》的信 我从来没有患过糖尿病，报纸所传，全是瞎说。竟劳先生函问，使我不安。 ——1960年1月12日写给刘峙的信 急性肾脏炎,我的朋友中有人患过,或用西法,或用中药,均得治愈。慢性肾脏炎,友人中患者,如牛惠生,如俞凤宾,皆是有名的西医,皆无法治疗,虽有人传说中医有方治此病,又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医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 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幔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 ——1961年八月初三日《复沈某》信 以上这些言论，出于胡适晚年的时候。能看出来，这个时候还有友人在询问胡适得糖尿病、肾病的事，很明显一些人是来取经的。为什么胡适不承认了呢？是真的如胡适所说，压根没有的事？还是因为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或是有什么隐情？ ▲ 我们把整个过程串在一起：从1920年11月病，水肿、尿蛋白，吃了陆仲安三个月中药；1921年11月又病了，病状和上次很像，又找陆仲安开的药方，吃了多长时间不清楚。1922年12月29日又住进了协和医院，检查有糖尿，1923年1月6日出院，但并没有诊断为糖尿病。随后，胡适请了一年病假。胡适口中所说的「 ”曾有小病”不攻自破。这病可不小。 单就糖尿、蛋白尿的检查结果来看，胡适得糖尿病、肾炎的「 ”传说”，绝非空穴来风。至于，没有确诊，这应该和病的严重程度和当时西医的诊疗水平有关。 下面这几段引文，都是旁观者讲的「 ”后话”。 （1）胡适的肾炎经过陆仲安的精心治疗全好了 早年，胡适患肾炎，那时，既没有抗生素，更没有激素。西医对这个病束手无策，他乃求之于中医。该时，北京最好的中医，第一块牌子为萧发龙，他是慈禧的御医；第二块牌子为施今墨；第三块牌子为陆仲安。陆用药，喜用重剂，反对者讥之为蒙古医。胡适请陆诊治。陆的处方以黄芪、党参为主，分量特别重。普通药罐盛不下，乃用砂锅煮药，节制饮食，多吃鱼肚，清炖，不放盐，完全淡食，难以下咽。胡适坚持下去，经过陆仲安的精心治疗，他的肾炎居然全好了。 ……。后来因胡适服中药，治好肾炎，我遂下定决心研究中药。陆仲安的处方主药是党参、黄芪，我和我的老师经利彬教授开始研究中药，就采用党参。经过试验，党参略有强心作用，能增加红血球和血色素，可作为补剂。 ——石原皋《闲话胡适·胡适相信中医药》 石原皋所述应该是指1920年胡适第一次得病请陆仲安诊治的情况。这与胡适《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所说相符，并且还描述了当时煎药、药后饮食宜忌的情景，应该是很可靠的。下文罗尔纲先生（胡适的弟子）的表述再次印证了这件事情。 陆仲安是一位著名的中医。1920年胡适患肾炎,西医医治无效。请陆仲安诊治。陆处方以黄芪四两,党参三两为主,分量特别重,把胡适的病治好,成了大名。 1930年夏秋,胡适在上海生了几次病。当时陆仲安是上海最红的医师。胡适得病,都由一位熟识的西医先诊断过了,然后打电话请陆仲安来用中药医治。陆都是赶着前来的。胡适住房小,汽车开不进来,车停在门前,保镖的白俄就拿手枪守卫。那时我屡发疟疾,胡适看了病后,也请陆仲安给我诊治。厨子、女佣感暑,胡适同样请陆仲安诊治。陆仲安因为治好胡适,声名大振,走了红运,他感激胡适,比胡适感激他还大。我很佩服他对胡适的义气,否则像他这样红的医师,断没有每次一接电话就赶着来的,连我们这些附带看的人,也一团和气,悉心诊治。（105页）……。这篇文章（《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不收入《胡适文存》内,是胡适逝世后,他的秘书胡颂平编《年谱》时才在芝翁《古春风楼琐记》里找到的。这就可见胡适在开始时对陆仲安医好他肾脏炎一事,就有所隐讳,并非到晚年才说假话的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 ”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 ——罗尔纲《胡适琐记·四、名医陆仲安》 罗尔纲认为他的老师胡适不承认中医陆仲安治好了他的肾炎，是因为胡适主张科学。在胡适眼里，西医是科学的，中医不科学，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 （2）胡适的糖尿证，西医束手无策，胡服中药而愈 胡先生因为用功勤力过度，患消渴症（糖尿病），就协和医院医治。西医说：「 ”是糖尿证，不可为矣。速预备后事。”因为其时西医未有insulin(胰岛素)以调节糖尿病（时至今日,该药亦只能调节不能根治,中医谓饮萝卜汁胜于此药），故协和的医生有此荒谬的诊断。胡先生甚为焦灼,以为西医某医生素来有名,相信其言确实可靠,自叹天数难逃。一位朋友告诉他可请中医一治。胡谓：「 ”中医之学，不根据科学上之系统研究，不足为凭。”友谓：「 ”西医既已束手无策，与其待毙，何不一试？”（有人说胡先生的名言「 ”不试成功自古无”,就是这样来的）胡勉强试之。中医到，诊毕，即说：「 ”此事易耳，饮我此药如不愈，唯我是问。”胡服中药后，竟豁然而愈。胡大疑，乃走方协和西医，医再诊之，亦大为奇怪，说：「 ”果愈矣，谁为君谋？用何药？”胡以实相告。医谓：「 ”有是乎？速为转托赐所用之黄芪来，我予以详细之化验。”胡乞中药黄芪与之，当在化验中云。（徐凌霄记） 胡氏是相信赛先生者，然天下事竟右出乎赛先生势力之外，未经赛先生训练之中医乃有起死回生之效，实非胡氏始料之所及。胡氏疗后，不愿撰文以报中医治愈之恩，后为其友所责，不得已在林琴南先生送给那立中医的《秋室研经图》上角写了以下的一篇文章（笔者按：1921年胡适《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郑曼青、林品石编著《中华医药学史》409页 这篇文章曾节录刊登在《上海晶报》，影响也不小。应该是《绍兴医学报》也转载了，张锡纯在看到后，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转述了这件事。可见，这件事在医学界影响还是很大的。徐凌霄所记应该是1922年底1923年初，胡适住协和医院查出糖尿及其后中医治愈的事情。但是，是不是徐凌霄所写的这回事儿呢？我们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徐凌霄的表述是有明显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 ①徐凌霄不是知情人，只是个记者，对野史、掌故之类颇有兴趣。 ②惟妙惟肖的对话，必是听说，不但做了文言处理，还做了文学处理。 ③一些表述不合医学常理：其一，因为「 ”用功勤力过度”患消渴症（糖尿病），这个病因你信吗？其二，一查出糖尿证，西医就让赶快预备后事，能信？三、转述胡适说「 ”不足为凭”，是「 ”勉强试之”，表述出来的意思好像胡适从来没有请过中医、吃过中药一样。事实上，前文我们也摆出了事实，胡适之前「 ”肾炎”时就吃过陆仲安的药。 可见，这是一篇经过文学加工的，有点夸张、有点道听途说、参杂一些捕风捉影的记述。幸亏，胡适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否则又得惹一肚子气，还得再辟谣。 梳理至此，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事情很简单： 胡适得了水肿，疑似「 ”肾炎”，找陆仲安吃中药「 ”痊愈了”；一年后，又病了，找陆仲安开的药方，吃了多长时间不清楚。后来，又病，住进了协和医院，确定了「 ”糖尿”，没有诊断糖尿病，也没有办法治疗。后来，有没有找陆仲安吃中药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是后来胡适在上海生了几次病，都是请陆仲安给诊治的倒是事实。胡适为什么这么信任陆仲安？绝不是因为陆氏的名气，而是先前治病过程中产生的信任。至于是不是肾炎，后来是不是糖尿病，还是糖尿病肾病？历史条件和当时医疗水平所限，没必要去纠结了，尿里有蛋白、糖尿检查结果和水肿等病状摆在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再后来，胡适的疾病似乎也没有再发，好了也是事实。 （二）胡适为什么避讳，甚至不承认中医治好了他的病？ 《中华医药学史》的作者郑曼青、林品石评论说，胡适是因为相信赛先生，中医治愈疾病，不在赛先生势力内，所以不太愿意承认中医的治愈之恩。前文罗尔纲也是这个观点。哈哈……根源原来是赛先生。（《名人与中医》的作者张效霞老师认为，「 ”胡适在道德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是导致他说假话的主要原因。”）笔者也认同是胡适信仰赛先生、提倡新医学造成的。因为是赛先生的忠粉，都上升到了「 ”信仰”层面，西医没有明确诊断的病，就可以不成认，可以抹杀事实、冠冕堂皇的自欺欺人。 那个时候，赛先生站在西医的一边，与对面的中医关系很复杂。如今，赛先生早就进入了中医的疆土，关系更复杂了，事儿也有点大。我们不说了，也说不了。就表达一个观点，信仰赛先生没有问题，但是要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中医学，千万不要攀上了赛先生就「 ”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了。 文/张立平医生 欢迎关注！与我们互动交流！ 声明：文章为作者原创，转发请写明来源。 引文参考文献： 郑曼青，林品石编著；中华文化复兴与运动推行委员会，「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编. 中华医药学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409. 罗尔纲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14：105—112。 张效霞著.名人与中医.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280.

如何在当今 医疗政策医疗，医疗环境下 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改善和提高中药质量？如何能让患者首诊选择中医

中医药学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是我国应用了几千年的成熟的理论医学、临床医学，是我国第一大发明。
古人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换句话说，中医首重养生、保健，是世界各种医学所不可比拟的。据《黄帝内经》记载，古医药组成分为砭、针、灸、药、导引按跷。可见，中医治病不仅用药，也用砭、针、灸、按摩、拔罐、刮痧等各种几乎无需成本的非药物疗法，也是世界各种医学所少见的。中医讲究天人合一，通过五运六气预测，准备次年用药，也是独树一帜的。中医讲究整体论，通过望闻问切进行辨证论治，这是中医两大精髓，为西医的还原论和辨病论治所不及。但是，中医上述特色基本已被“科学主义”抛弃殆尽。
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27万人，而据我们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其他中医尚需进一步学习或温习四大经典。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而中医却从80万人减少到3万人。
中医发展走入了误区。导致中医进入误区的原因是，近百年来，我们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文化，认为中医“不科学”。
现在，重要的是走出误区，复兴中华文化，重铸中华医魂，才能真正解决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也才能够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场复兴中华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战争。
可喜的是，2005年11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结束了一百年来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从此，中医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有了与西医平起平坐的名分，不再低人一等。但这决不是说从此中医就被业内外人士真心认可它是科学的了，要走出百年来对中医认识的误区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还任重道远。
一、百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
百年来我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失误，更是整个中华文化教育的失误，换句话说，我国教育缺失了自己的文化内容，我们子孙学的很多都是西方文化，使我们的孩子淡忘了中华文化，淡忘了根，日趋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因此，很多人已经不大知道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和文化”，不大相信代表未来医学方向的中医药，不仅不把中医药视为成熟的理论医学，反倒视为糟粕，视为“伪科学”、“反科学”，直到今天，还主张要中医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一）鸦片战争失败使不少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
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不少国人看到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在称赞人家之余，感叹自己穷，武器不如人，连文化也落后。于是，出现了洋务派，出现了西学东渐，出现了彻底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运动”，出现了请进德先生赛先生的强烈要求。
我们何以失败？真的是因为我们太穷吗？因为我们武器不如人吗？我们文化落后吗？不！当时我国并不太穷。在1600多年中，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占世界30％以上。唐朝时占到70％，鸦片战争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占到世界近三分之一。鸦片战争之失败，完全在于清政府腐败。当时，我们在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确不如人，武器上也确不如人，但并非失败的主要原因，原因在于腐败政府里的投降主义、不抵抗主义作祟。抗日战争时，我们武器也不如人，八年抗战，打走了小日本，我们胜了。更不能说我们文化落后。中国中原地区历史上常常受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不得已修了万里长城。谁都知道，几千年前，中原地区就是成熟的农业社会，虽然曾被北方游牧社会所占据灭亡，但并不代表游牧文化先进。事实上，中华文化远优于游牧文化，因此，游牧民族逐渐被中华文化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但是，不少先驱与先贤因鸦片战争之失败而否定我们的文化，否定文言文，否定儒释道诸子百家。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切都好，但绝不能自轻自贱，全盘否定自己文化。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却也不亚于西方哲学；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不仅不落后，远优于西医药，代表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二十世纪初叶，西医药尚远远没有发展起来，水平低得可怜，然而，不少人根本尚未弄清什么是中医，就开始否定中医。不独有余云岫这样的人反对中医，连一些名气极大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医不科学，该扔到字纸篓里去了。当然，我们并非要否定这些先驱与先贤，对他们不能厚非，更不能后非。他们的思想有当时的背景，我们若生在当时，也难免会赞同他们的想法。
（二）西学东渐使中国教育全盘西化
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族自信心并没有完全建立。1914年教育部发文，鼓励办西学，唯独禁止中医办学。教育总长汪大燮说，“余决意今后废除中医，不用中药。”于是西学在中国蓬勃发展，遍及全国，殃及我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及至1949年，私塾几乎荡然无存。到2000年，湖南最后一位私塾先生去世后，中国再也没有私塾了。值得说一句的是，据中央电视台报道，这位私塾先生教出的学生，无论出去做工还是干什么，从不偷奸耍滑，不少人因为有头脑，有道德，尽管没有文凭，也提拔到领导岗位；因此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对现代社会来讲，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今天的学校，不仅形式上是西方的，而且从小学到大学所学的内容，除了被改造得不完整的汉字之外，可以说全是西方文化。就连音体美都是西方的：我们的宫商角徵羽五音记谱法与西方的五线谱水平相当，甚至略高一筹，但无人教授，适于养生的古琴古筝也极少有人传承；我们的养生体育如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并未纳入正规教学，而大力倡导的则是西方的竞技体育、拼体能体育，结果，这些体育健将们一身伤一身病；清明上河图数米长，人物大小相仿，而学校图画课仅教西方透视画法。
尤其是，学校教育把英语看得太重！众所周知，日本占领东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强迫中小学生学日语，迄今东北老人都会几句日本话；德国占领法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强迫法国学生学德语，于是法国小说家都德写出了闻名世界的爱国主义小说——《最后一课》；今天，帝国主义没有拿枪逼着我们的孩子学英语，是我们自己逼着孩子学，而且制定出一系列条条框框逼着学，什么四级啦，六级啦，不一而足，连学国画的博士入学英语也必须达到什么标准，气得博导辞职不干了。
事实上，学校里的英语学习现在已经远比汉语学习重要得多。我们还有多少毕业生会古文，能读懂《黄帝内经》？有多少人会作诗，会吟诗？广东省2005年高考学生在古文文句翻译、诗句欣赏等两方面有25%的试卷得零分。据调查，75%的大学生不知《黄帝内经》为何物。
日本是世界上英语水平最差的国家，却又是一个科技大国，经济大国。所以，英语水平不代表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学生都学英语，这里还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我们的周总理在正式场合从不讲英语，都是讲汉语，由翻译来翻译。然而，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会突然冒出两句英语以显示“时尚”，在我国召开的只有三两个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却也要求所有发言用英语以显示“与国际接轨”。
（三）两次海归热潮使我们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学习西方文化
学习别人的好东西，可以丰富自己，但要消化地吸收，即同化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我国曾有两次“海归”热潮。第一次是清末出国留学生归国热潮。绝大多数回国后在祖国建设、科技发展、文化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等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詹天佑、梁思成、鲁迅、孙中山等等。但是，个别“海归”受西方文化影响，有时并没有很好消化吸收，而是生吞活剥地学，囫囵吞枣地往回拿。回来后对自己祖宗留下的许多东西看不惯。例如，余云岫、鲁迅、汪大燮、钱玄同等在日留学，回国后认为中医落后，乃是受日本废除汉医、独尊西医思潮以及汉字落后论的影响。余云岫则更提出《废止旧医案》，要彻底消灭中医。由于海归的影响，出现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推行白话文。从当时情况看，五四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对的，负面作用甚大。今天人们才又重新认识到孔老夫子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在会议结束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讲，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我们一些国人则似“入芝兰之室”了。
第二次“海归”热潮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留学生回归。这些学成回国的专家学者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有个别人忘掉了自己的文化，未经消化地带回了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文化，忘掉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崇洋之风兴盛，于是乎，西方的暴露文化上了我们电视，而且越露越多（他们忘了肚脐着凉，若干年后病会找上门），他们过的是平安夜，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忘记了自己的重阳节、七夕节、端午节（2004年，竟有20多家电视台宣传情人节）。2005年，几家电视台大肆宣传圣诞节；圣诞与中国何干？美国人过春节、过端午节吗？！更有甚者，极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曾经留洋而忘记祖国利益，以为洋人服务为荣。被某协会开除后又供职于某外国机构的一个人，竭力鼓吹美国社会制度优越，鼓吹布什打伊拉克有理，鼓吹美国应该出兵中国消灭中国的独裁政权，俨然一副汉奸嘴脸。
我们不要忘记，美国的研究生奖励制度不仅是人才收割机，而且是培养世界各国人才拥有美国文化思想的洗脑机，关键是看自己能否把持得住。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在呈报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美国国务院呈送国会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评价报告中说：
“中国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开始大量获得美国研究生学位，随着这群学生逐渐在中国国内获取资历，拥有美国研究生学位的中国高层官员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就这一强有力的态势而言，中国科学家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具有的影响虽然难以估量，但无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国卫生部中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官员已经对美中双边合作及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卫生问题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对新思想逐渐采取了开放态度。”
我们知道，巴西和印度都曾经拒绝过美国赠与的艾滋病善款，以确保艾滋病的药物研究权和疾病治疗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我们国家接受了善款。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50万中国农民成了国际西药厂家进行实验的白老鼠，每天仅给10元人民币。鸡瘟就是鸡瘟（尽管鸟类也患此瘟疫），又按洋人说法改叫禽流感，按洋人办法活埋无病之鸡；《参考消息》报道，美国称赞中国卫生部在禽流感方面合作愉快。中国人从来不怕流感，两副中药即可解决问题，却要大肆鼓吹永远赶不上流感病毒变异的疫苗；实际上制造了恐慌，而又劳民伤财，起到了替洋人疫苗公司作广告的作用。
（四）西化教育导致“科学主义”，只信西医只发展西医
西学东渐、西化教育，导致滋生“科学主义”，导致只相信西方的，不相信自己的。于是，产生了“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科学”、“中医不科学”、“中医药必须与国际接轨”等怪论。总之，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打倒一块打倒。尽管毛主席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撤了王斌、贺诚的副部长职务，提出“西医学习中医”，但中央卫生部一直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西医由1949年的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而中医由50万人下降到今天的27万人。32所中医院校学生约三分之一时间学西医，而西医院校学生只有二百五十分之一的时间学中医。这是何等不对称！
最近还有同志说：中医不仅要摆出事实，还要讲出道理；不能光摆事实，讲不出道理说服不了人，那不行。其实还是要按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要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实际上，并不是中医讲不清，而是缺少中国文化底蕴、西方文化先入为主的专家听不懂。只有钻进去才能弄懂。一些西学中的同志后来醉心于中医，说明他们弄懂了中医，而且为中医的博大精深所折服。
我们的个别院士就是“科学主义”者，最近开始大讲中医不科学，是“伪科学”，是反科学；不过还好，有一位说后过了一段时间说是听国外什么人说的，另一位说完之后说了句老实话，他不懂中医。德国波克特博士宣传中医48年，他说，因为他懂西医，且是教西医的，所以，有自知之明，才敢于批评西医。而我国的个别院士声明自己不懂中医却敢于否定中医，说明了什么问题？！
由于科学主义作怪，中医若没治好癌症，就嘲笑中医；中医治好了癌症，他宁肯说自己诊断有误也不肯承认是中医治好的。明明针灸可以治疗疟疾，这也为不杀灭病毒治疗艾滋病开辟一条新思路，大权威却武断地说：针灸治不了疟疾，那些患者都是自愈的。刘海若是以中医为主治好的，开始宣传时只宣传西医，最后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所谓“结合”，就是因为海若无吞咽功能，用鼻饲管灌中药，鼻饲管是西医的。
2003年4月26日上午，我们把广州三位治疗SARS的中医专家请到北京，召开“中医成功治疗非典学术交流会”；应科技部之邀，广州专家向“非典科技攻关组”汇报中医是如何成功治疗SARS的情况。汇报当中，就有人插话说：“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最后，科学院某领导向广州专家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对比，如果证明中医确实有效，我们再组织推广。”为什么要求中医和西医对比，为什么不要求西医与中医对比？！说来说去，还是不相信中医是科学。
各界对我们2003年的课题“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成果反映都很好。总报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中医药报等7家报纸发表，也在中国工程科学等4家杂志刊载，全国各地翻印一万三千份，也作为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印送国务院各部门，中央领导也曾对课题组的报告做过批示，等等。课题验收时，评委一致建议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我们向北京市申报科技进步一等奖，没想到答辩时两位评审专家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你们的意见西医界同意吗？”还有一位评审专家提出类似问题，令我们哭笑不得。什么时候规定了西医是中医的审判标准？由此可见，西方文化教育导致科学主义在我国泛滥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少同志把别人家的“牌位”搬到了自己家庙。有了这样的成见，怎么可能听取他人正确意见，怎么可能把中医放在眼里！
德国波克特教授说，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
中医教育之失误
中医教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基础。中医临床疗效能否持续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能否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中医事业能否发展、壮大，都与下一代中医传承者的培养、教育休戚相关。但不容乐观的事实是，目前中医学院的中医教育太缺乏中医特色，培养的中医人员实在难以担当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模式单一，否定了中医应用几千年的成熟的传承教育和自学的人才培养方式；而且，硬是按照西医药的规律，将中医药细分为中医学院、中药学院、针推学院等等，造成医不懂药，药不懂医，违背了中医自身规律。
（一）百年来一直对中医持否定态度
早在清末，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更是曾两次试图消灭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之名加于中医。50年代初，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就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包括解剖学等等。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批评，并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其思想的影响始终存在。实际上，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他们本身只具备西医知识，也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他们不懂中医，不相信中医，也从未尝试去了解中医，更不用说学习和发展中医了。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观臆断，认为中医不科学，总希望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或将中药作为植物药来进行植物化学研究，而且美其名曰“中医药现代化”。
自从1956年建立起第一批共计6所中医院校以来，现在中医院校32所。这些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对于稳定中医队伍，持续进行中医基础和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医基础教育对于传统文化的日益忽视，中医理论研究的日益蜕化和中医临床的日益式微，以及一大批精通中医理论、熟谙中医临床实践的中医大家过世所导致的后继乏人的现状，都促使中医学陷入了一种足以令中医迷失自我的尴尬境地。民国时期国民党企图废除中医，这大概是中医遭受的最惨重的外部打击，然而中医依然生机旺盛，因为当时几所中医学校基本上能够按中医思路自行进行中医教育，中医的教育事业依然蒸蒸日上，中医内部还有大批深谙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医家，而且民间中医依然可以带徒弟，也允许自学成才；但现在，虽然大家都在高喊“振兴中医”，但如中医走不出教育误区，失去中医事业的传承者和中流砥柱的话，中医将很有可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二）50多年来卫生部不发展中医教育
报喜不报忧的人总是说，近年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到目前为止，全国有中医医院2600多所，病床27万张，高等中医药院校32所，在校生10多万人，中等中医药学校近50所，一些西医院校和综合大学也设立了中医药专业等等，似乎50多年来中医蒸蒸日上。但如果我们将之与现代医学教育事业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差距之大。2003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36所，其中，西医院校104所，中医院校32所，两类院校之比为3∶1；而中医院校的规模均小得多，教学条件、环境及经费投入均与现代医学院校相距甚远。
清政府时，中医靠师徒传承和自学尚且能培养出80万中医，何以今天32所中医高级人才“制造厂”只能培养27万（2004年）中医？不能不认为这是50多年来卫生部认为中医不科学，不发展中医、只发展西医造成的。
（三）中医教学内容失误
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基础教育系统的弱化就直接导致了学生理解中医概念和理论的困难。学好中医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广博知识做基础，没有公式可套，不能靠演算得出答案，而建立在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从小通过数理化培养出逻辑化、概念化思维方式的学生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难免对阴阳、五行等中医基础概念产生“玄学”的念头而排斥中医。
中医院校在课程设置上也存在重大缺陷，中医学课程的比重日益减少。比如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然而，西医院校学生一般只学30课时的中医内容），而且，后二者比例还有逐年增加之势。80年代衡阳会议规定，中医院校西医课程不得超过500课时，但此后逐渐增加，早已超过1500课时。
大学英语占用了中医院校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他们的首要服务对象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还是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大学对英语的要求应该降低。四川省刘晓峰副省长一再向有关部门提出：“中医院校不应该考外语，应该考古典文学。”与此同时，历来被中医大家所重视的中医经典却不断被删减，甚至成为选修课。并将中医、中药设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医不识药，药不懂医，如此割裂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结果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残废”，中医、中药都难以充分发展，即使维持原有水平都成问题。
中医课程的内容也值得商榷。现在中医教材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甚至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这样把难以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更是无所适从，而且目前教育方法日趋简单化、公式化、规范化，失去中医学灵活多动的特色，结果学生“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成为两个中专生。所以，中医院校才会出现学生初入校门时相信、热爱中医，愿意为中医事业学习、奋斗，但毕业时不再信任中医药疗效，而宁愿只用简单西药的怪现象。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到底教会了下一代什么？
刘晓峰副省长明确指出，“很多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不愿意背‘汤头’、读经典，毕业后开处方有错别字，诊病依靠现代检测手段，而对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没有真正掌握。为什么有这种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医高等院校采取了西医高等院校的教育方式，而失去了中医教育的特点、违背了中医成才的规律。”并指示成都中医药大学书记：“你的任务，就是不能把成都中医药大学变成西医院校，中医药大学培养的学生必须具备传统医学知识技能。”
（四）中医学高学历教育堪忧
目前，不仅中医本科教育堪忧，中医高学历教育同样堪忧。本来存在缺陷的中医院校本科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和采用望闻问切诊断疾病手段看病的医生，而研究生教育情况更使人忧虑。
中医是临床医学，几千年来，其理论都是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而非从实验室研究出来的。从中医本科教育开始，学校就给学生灌输实验思想，力图将学生的思想引导到西医的思路和方法，并美其名曰“科学化”、“现代化”。这是真正的“西医化”，崇洋化。科学实验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似乎就没有一个实验室！
中医药研究生教育，更是令人忧虑，几乎所有的研究生论文都是实验研究性质，根本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特色，甚至有的除涉及中药名称外，论文所有内容根本与中医药无关，完全是西医药学的实验研究。这种研究结果，既不能指导中医临床，也不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有益影响。如此培养的硕士、博士，很难产生像蒲辅周、岳美中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名医了，他们也不可能承担起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担。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之本，而现在的中医硕士、博士只埋头动物实验，沉醉于现代医学的“高精尖”指标，轻视中医经典的学习，忽略临床能力的培养，却美其名曰“科技型人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忧患和焦虑：这样的学院派、实验派中医已经成为主流，如此下去，中医将何去何从？
（五）视师徒传承教育为非法
如何正确对待以师承方式培养的民间中医师，是一个重要问题。师徒代代相传和自学成才是中医学千百年来得以继承并日益发展的主要传播方式。我们不能漠视千百年来证明行之有效的师徒传承方法的存在，更不能为了防止不良医药事件发生，就简单粗暴地一棒子将所有民间中医全部打死。总不能为了防止交通事故发生而不许汽车上路吧？！如何有效地将那些有真才实学、掌握着治病救人本领的大夫与江湖游医、骗医区别开来，并让他们参与到济世救人的医生队伍中，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政府一切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精神和通过卓越鉴别水平体现出来的管理才能。据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保守估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十多二十年，但已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这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据我们调查，多年来，全国许多省份均未组织开展师承人员的考试项目，许多民间中医求证无门，有的只能改行，有的则仍在“非法行医”，随时有被查处和被医政部门某些恶劣官员敲诈的危险。而且，目前民间中医职业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不利于人才的选拔。首先，大部分民间中医过不了职业医师考试关，其中技能操作考试中绝大部分是西医知识，而笔试中1/6为纯西医内容，其余5/6为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目内容，且考试形式固定，考试内容刻板，某病某证型只能用教材上列举的某一个方，丝毫没有顾及中医临床运用的灵活性和复杂性。而且现在对民间中医行医权力范围和治疗手段限制太死，这也不利于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对艾滋病村的调研发现，七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怀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到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三四年，前后治疗近六百人，而且疗效不错，为稳定民心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师徒传承和自学同样可以培养出中医人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游击队”的胆识超过了我们院校培养的正规军。然而，他们的行动不仅没有受到表彰鼓励，而且，其中六路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已被迫离开艾滋病村。由此可见有关部门对民间传承和自学中医这种培养方式的态度了。
从目前中医教育情况来看，院校派中医由于继承不足，难以承担传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而民间中医尽管现在没有了行医权，但其为保留中医特色和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将来也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振兴中医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民间中医身上。所以，蒲辅周才会不让其子进城，他认为，只有在基层锻炼，为广大民众服务，才能成为好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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