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其所长　避其所短

用其所长　避其所短

李灿东　福建中医药大学

现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中医的地位呢？我们知道，医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与大自然做斗争所必须具备的手段。有人类就会有疾病，有疾病就需要医学。一种医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它必须具备有效、不能被其他医学所取代的特征。它如果无效，那就解决不了人们的疾病、痛苦，那么民众也就不再需要它。或者，假设中医能够被西医完全取代，那它也就不再拥有存在的价值。

不可否认，化学治疗和抗生素的发明，解决了很多疾病包括一些传染性疾病的治疗问题。例如，1941年青霉素被用于临床，1944年链霉素被发现可以治疗结核病。在疾病预防方面，由于预防性疫苗相继研制成功，许多传染病得到控制。器官移植技术的成熟和人造器官的成功应用，使众多脏器坏损的病人重获生存的希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类疾病谱正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曾一度把健康的希望寄托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目前，化学药品所带来的危害正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

事实证明，中医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而且具有西医不可替代的优势。例如，感染性疾病曾经是抗生素大展身手的领域，大多数的抗生素对细菌性感染具有良好的疗效。但面对由病毒、支原体、衣原体感染引起的疾病，抗生素可能无功而返，或只能依赖于大剂量的激素，而此时中医药往往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欧洲曾经有几次流感大暴发，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人，然而，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欧洲大流感那样，一次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悲剧。时至今日，外国人听到流感仍然十分紧张，而大部分中国老百姓似乎很少有这种感觉，因为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对付流感几服中药大多能够药到病除。这就如同面对疟疾，欧美人很怕到亚洲疟疾高发地区，中国人则处变不惊，因为中医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又如肿瘤。在肿瘤早期，手术切除或放疗、化疗通常有较好的疗效，甚至可以达到根治的目的。但一旦进入中晚期，西医就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下患者往往求治于中医或要求配合中医治疗。现在中国的肿瘤患者，特别是到了中晚期以后，选择中医药疗法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实践证明，中医药在肿瘤辅助治疗，提高生活质量，减轻放疗、化疗的副作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再如肝硬化，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种最难治的重病之一。许多患者到了后期因肝功能失代偿出现腹水，大多只能采取消除腹水和护肝的疗法，但效果并不理想，中医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往往有明显的疗效。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性疾病不断增加，衰老和抗衰老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迄今为止，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保健、延缓衰老方面还是首选中医药。其原因很简单，一是中医具有十分先进的健康理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养生之道”、“道法自然”，强调的是身心合一、天人合一；二是把养生与日常生活和劳动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把整体的健康问题与不同年龄、不同个体的生理特点结合起来。所以，无论是中药调理、精神调摄还是饮食起居、体育锻炼等，都更适合于中老年人的身心养护，历代许多名医本身就是高寿之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从我们经常见到的四时养生膏方，到清晨公园里打太极拳、练气功的人们的身上，无不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医药养生保健的魅力。

可见，中医药在构建人类的健康保障服务体系和疾病的防治方面，都有着西医药无法替代的效果和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在我们提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时候，首先要明白的是中医有什么优势，接下来才是如何发挥优势。如果不明白这两点，仅仅依靠攀比，或在仪器设备、医疗项目等方面与西医院趋同，结果就只能是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将丧失自我。

《战国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复杂，今略举大端。其进步思想表现在：
1、反映了民本思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战国策》有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齐策四》）这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有相通之处。又如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其中之一就是“焚券”、“市义”，使薛地百姓皆呼“万岁”。虽然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心向背对贵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这种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
《战国策》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宋康王无道，“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于是“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卫策》）齐闵王拒谏饰非，枉杀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离心，国被燕所伐，身卫淖齿所杀。（《齐策五》）作者对这些暴君都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2、有明显的“贵士”的倾向，把士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颜斶见齐宣王，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垅”。燕昭王筑黄金台，尊郭槐为师，礼贤下士，“士争凑燕”，终于破齐复国，报了大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思想对于束缚人才的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冲击。书中还提出发现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看大节，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随便怀疑等，这些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3、《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主张贵族子弟要及早为国立功，长辈不要溺爱，否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非常危险的。公子牟劝范睢，“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议：“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些话具有格言意义，包含了某种生活哲理。
4、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毫不退缩，同他们反复辩论，坚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国不必法古”，礼、法、政、教都要从实际出发。并且明确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不合时宜，不足取法。“仁义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见《赵册二》）这些都是当时观念形态变化的真实反映。
5、从思想线索上看。《战国策》艺术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学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刘向已指出《战国策》的这种倾向。三国时秦宓曾攻讦：“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纫生，亡人纫存，经之所痊”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 北宋曾巩指责《战国策》是“邪说害正”，要“放而绝之”。元人吴师道认为“是书善恶无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战国策序）甚至宣扬受贿有功，造谣言说假话有理，露骨的提倡个人功名利禄，宣扬利己主义等，无疑都是糟粕。

唐太宗的治国方针是什么

1、任用人才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

2、完善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3、从谏如流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扩展资料：

人物介绍：

唐太宗李世民，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唐朝第二位皇帝（626~649年在位），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嫡次子，母为太穆皇后窦氏。

主要成就：

在位初期，听取群臣意见，虚心纳谏。对内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实现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设立安西四镇，让各民族融洽相处，北方各族共同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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