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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的文化底蕴

医案日记 2023-05-02 08:49:44

张伯礼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地区中医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悠久,历代都出现过卓有成就的医家。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就游历于燕赵行医采药,解除民间疾苦。唐代的贾耽著有《备急单方》,宋代的刘翰为翰林医官,撰有《经用方书》、《论候》、《今体治世集》,尝被诏详定《唐本草》。宋代仁宗皇帝患病,诸医不能治,祖籍天津的中医许希在其心下用针随手而愈。许希著有《神应针经要诀》。元代窦默,以针术及伤科闻名于世,著有《铜人针经密语》、《标幽赋》、《外科全书》等书。明代蒋仪著有《医镜》、《药镜》等颇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医学著作,收入《四库存目》。清初洪天锡立志医学,精于瘟疫一门,著有《补注瘟疫论》。清末民初,张锡纯主张中西汇通,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是一代医学宗师。

新中国成立以后,天津的中西医密切合作,大力开办西学中班,经过有志于中西医结合的专家不断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中西医结合运用小夹板治疗骨折、中西医结合治疗三衰、中西医结合治疗疮疡和皮肤病,在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中医药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在全国也走在了前列。

天津的中医药有没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天津中医是不是可以称为学派?我们在回顾天津地区中医药学术发展历史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天津中医历史进程中,从明代设卫筑城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医药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广泛的包容性、适时的开放性,充满了创新的活力和持续发展的潜能。因此天津的中医有自己的突出的特色,但是,由于天津过去没有一部自己的中医药学术思想发展的史书,津沽学派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得到中医界的全面认识,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天津中医药优势的继承发扬。

黄帝内经》有一篇叫做“异法方宜论”,是讲中医各种治疗方法的发明,都是“地势使然也”。中医药学从创立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必然要受到地缘文化的影响。天津市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其所处的沿海地缘优势,使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尤其是她的开放性、包容性更营造了兼收并蓄的人文环境,在这个环境里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中医、中药事业也独具特色。津沽中医有自己的文化源流,但从不排斥外来文化的融入,从近代张锡纯的中西汇通,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西医结合“三朵花”,直至现在的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无不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从战国时期开始,天津地区就处在中土的边境,战争、移民等因素又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交融的地区。从600年前天津开埠以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从南方带来了大量移民,使天津文化融入了南方的元素;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把北方文化带入中原。鸦片战争以后天津沦为侵略者的租借地,外国文化也浸入天津,这样就形成了天津地区各种文化相互包容并蓄的文化特色,她的地缘特性使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里都能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天津中医药,虽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却并未受到过多的地域限制。

用传统中医的眼光看,天津的中医颇有“洋中医”的味道,说其“洋”是因为天津的中医药比较容易接受和融入外来的东西发展自己,也许这就是“津沽中医”学派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特色,足以为天津中医药今后的发展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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