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医药文化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中均有典型体现。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 “三因制宜、辨证论治” “大医精诚、悬壶济世”等，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论、宇宙论和认识论，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也是上述中华文明五大特性的典型承载和诠释者。

我们知道，中医有诸多学派，学派传承更具有连续性特征。比如，以《黄帝内经》为根本形成了医经学派，也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医经学派的著名人物和代表作品有扁鹊和《难经》、华佗和《中藏经》、皇甫谧和《针灸甲乙经》、全元起和《内经训解》、杨上善和《太素》、王冰和《黄帝内经素问注》、吴崑和《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张介宾和《类经》等。今天的中医基础理论，仍是以《黄帝内经》为主要依据，体现了较强的连续性。

再如，以《伤寒杂病论》为根本形成经方学派，重视运用经验方。从历史上看，复方治病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很普遍。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即是先秦时代的经方著作。《汉书·艺文志》载有经方十一家，说明西汉时代，经方已成一大派别。经方学派在六朝和唐代成为主导学派，当时著名医学家都有经验方的著作。例如，六朝有陈延之的《小品方》、阮炳的《阮河南药方》、范东阳的《范汪方》、葛洪的《肘后方》、释僧深的《僧深药方》等。唐代经方家三大著作有甑权的《古今录验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因经验方的盛行，宋徽宗也曾主持编纂《圣济总录》二百卷，所集有效方剂约2万首。元代有危亦林撰著的《世医得效方》。明代有朱棣撰集的《普济方》。清代著经验方的传人仍不绝如缕，代表人物有方有执、柯琴、徐大椿、喻嘉言、张锡驹等。

又如，伤寒学派从晋代绵延至清代。著名人物有王叔和、孙思邈、巢元方、王焘、庞安时、常器之、郭雍等。晋代的王叔和尤其重视从治法研究《伤寒论》。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六经分类条文的基础上，又采取突出主方，以方类证的办法整理《伤寒论》，以利临床验用。《伤寒论》到宋代得到广泛传播。宋代的朱肱、韩祗和、许叔微、庞安时等，均有著述，各抒心得。至明末，不仅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倍增，还强调辨证施治的原则。这都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连续性特征。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中医在历史上形成了众多学派，这些学派从内部看，具体很强的连续性特征，若从中医药文化发展整体视野看，又具有很强的创新性特征。

这些学派有的针对特定疾病，有的针对特定辨证治法，有的则针对医家所在地域而命名，形成了具有本派特色的理论。与西医以还原论为基础追求医疗知识的普遍共识有着本质差异，学派纷呈已经成为中医临床治疗的主要特征。中医的这种独特现象也饱受科学主义者的诟病，他们认为中医学派众多，没有共同的理论标准，各自固守门户之见。实际上，中医药讲究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这正是中医药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创新性体现。

考察各家中医学派，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派都具有两个必要特点：第一，要有代表作和独特的个性化理论创新；第二，要有开创学派的宗师和传承谱系。中医学派分野最为明显的是金元时期，金元四大家各自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化诊疗特征，这种个性化诊疗特征是他们在中医临床理论领域创新的集中体现。首先，他们在病因病机分析上各有所得、各有侧重。刘完素认为火热病机非常广泛，所以对风、寒、湿、燥等邪气致病也从火热阐发，便形成了以“六气”和“五志”“皆能化火”为主要特征的病因病机分析理论。张从正将疾病产生的原因总归于外界六淫之邪的侵袭，创“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攻邪学说。李东垣提出“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脾胃论，认为脾胃气虚、元气不足、阴火内盛、升降失常是多种内伤病症产生的病因病机。朱丹溪偏重于“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辨证分析多从阴虚入手。其次，病因病机的分析决定着辨证论治的结果，他们在辨证处方上会随着病因病机的不同开创各自独特的治疗路径。刘完素针对火热致病理论在治则上偏向于使用寒凉药物，而张从正则针对邪气致病理论在治则上主张“汗下吐”等攻邪之法，李东垣倾向于补脾，朱丹溪则偏于滋阴。金元四大家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内在的独特理论，才成就了外在不同的学术传承，形成了对中医学有深远影响的四大学派。人体作为整体具有多面性，中医可以从某个侧面进行辨证分析，继而实现修正整体状态的效果。金元四大家对人体不同致病因素进行病因病机分析，进而提出不同的治疗路径。

同时，应该看到，中医个性化诊疗特征的形成，取决于其所面对的疾病分布特征、自己的个性、知识结构等诸多因素，是每一位中医家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智慧的体现，也是不断超越现有中医医疗水平的途径。比如，清末形成的扶阳学派就是基于中医基本理论形成的一套在诊疗上具有重阳特色的学派，就是在西医进入背景下的新的创新发展。

因此，学派分野是中医的特色，也是中医的生命活力之所在，我们应该鼓励和发扬中医临床理论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相同的疾病提供多种有效安全的治疗路径，推动中医临床理论的发展与繁荣。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认为精神与形体密不可分，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协同关系，重视生理与心理在健康与疾病中的相互影响。

中医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最基本的物质（命名为“气”）及其运动（包括两种不同趋势的基本运动阴和阳）构成。《黄帝内经》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阴阳二气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都在运动与变化之中。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两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而在治疗疾病，纠正阴阳失衡时并非采取孤立静止看问题的方法，多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即强调“恒动观”。

在中医药文化理念中，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天人合一” “天人相应”。人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等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如季节气候、地区方域、昼夜晨昏等）息息相关，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及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其体质特征和发病规律亦有所区别。因此在诊断、治疗同一种疾病时，多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非千篇一律。

中医认为，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因而从不孤立地看待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多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待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特别强调“整体观”。这种“整体观”特征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从中外医学交流史看，中医药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包容性。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东南亚各国的医药开始陆续传入我国。此后，中医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不断加深。比如，中国和印度在医药交流史上表现突出。我国很早以前就曾向印度输出的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药材被彼邦称为“神州上药”。唐代高僧义净和尚，常用中医药的理论和方药来为印度人民诊治疾病。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医药交流，是中医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我国汉代的麻醉法曾传入阿拉伯而后发展为吸入麻醉法。公元10世纪时，我国的脉学也曾被阿拉伯医家所吸取，从而成为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我国在广州置“市舶司”后，由阿拉伯商人运往欧洲等国的中药，有人参、茯苓、附子、川椒、朱砂、牛黄等60余种之多，其中尤以牛黄最受欢迎。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医药角度，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一直是汉医汉药在唱着主角。中朝、中越更是如此。公元514年，我国曾派遣医者到过朝鲜。到了唐朝，我国古籍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更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朝鲜半岛。中国和越南的医药交流也起源较早。唐代之时，精通医学的诗人刘禹锡等都曾去过越南。中医申光逊曾用胡椒、干姜等辛辣药物治好了越南患者的脑病。

可见，中医药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国人以博大的胸怀面向世界，实现了中药应用上的“中西合璧”，满足了百姓治疗疾病之需。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中医药学的内生动力也得到了增强。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道德、政治、信仰等形成的法则，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各文化领域，同时也影响着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医学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和”文化是中医学产生的哲学基础，阴阳学说反映“和”之平衡关系，五行学说反映“和”之和谐关系，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理念。中医学从“和”文化出发，将“和平性”理念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

中医是以宇宙天地基本规律和基本秩序为原则，将人纳入自然宇宙的大框架中来研究和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中医主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强调天、地、人共生与和谐。中医认为做到“天人合一”，顺应了宇宙自然规律才可以实现和谐，人才会健康。《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本神》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说明人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宇宙不可分割；人是宇宙自然所孕育，是宇宙自然中的重要部分，人必须与宇宙自然和谐，才能健康不生病。

中医还认为与人的健康、疾病密切相关的“环境”不仅有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最直接和最基本的，而社会环境对人的健康影响是间接的，但却十分明显。人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七情又与五脏的病理密切联系，是导致五脏疾病的原因，如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等。中医认为人与社会环境不和谐，就会带来心神的不安宁，从而导致心理生理疾病，因此只有处在和谐社会关系中，人才能减少疾病或者不生病。

中医以阴阳为理论基础，寻求人体的阴阳平衡与调和。《黄帝内经》认为“阴阳自和”是人体健康的基础，阴阳失衡人体就会产生疾病。“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说明人体阴阳和谐就能维持正常机能，人就健康，反之，阴阳失调是疾病产生的根源。身体的和合状态也体现在人生命的形神一体与心身和谐，即人的精神活动与生理的辩证统一、和谐一致。《灵枢·本藏》说：“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志意和”指情志的发与收变化有度，彼此调适。太过则气伤，不及则气郁。情志由脏腑所主，情志的适时而发与平和是脏腑调和、制化有度的状态，是身心和谐的表现。身心和谐，疾病自然很难发生。人体和合还体现在五脏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和合”使得脏器相互协调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体，通过相生相克，来达到平衡与和谐，共同完成人体机能，如果打破平衡，五脏不和，则会影响人体机能，出现疾病。《素问·六微旨大论》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在疾病治疗的药物运用上，中医十分注重“和合”。中医方剂是治疗疾病的主要药物形式，方剂的运用讲究“君、臣、佐、使”，强调多种不同药物之间的相互配伍作用，这些都是中医药文化“和平性”的显著体现。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及后来传入并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佛学都有深度交融。这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药文化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关联。我们要发挥中医药文化的宝贵价值和优势，讲好中医药故事就是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中医药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