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品格·气节

伦理学·品格·气节伦理学·品格·气节

儒教提倡的一种凛然正气和道德操守。“气” 与 “节”原来是两个概念。“气”指志气或气质，是一种至大至刚的精神状态，即孟子所说的 “浩然之气”。孔子所谓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孟子所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的都是一个 “气”。“节”，指节操，是一种道德境界。《论语·泰伯》： “临大节而不可夺。”朱熹注释： “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 即对信仰、道德的坚守以及为此而献身的牺牲精神。孔子所谓 “杀身成仁”，孟子所谓 “舍身取义”，说的都是一个“节”。在中国古代，忠君爱国、以身殉君 (国) 是 “节” 的最高体现，所以有 “殉节” 或 “死节”之说。“气节” 作为伦理范畴，则主要指士大夫身处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正气与操守，如汉朝苏武的临死不屈，宋朝文天祥的视死如归，明朝高攀龙、顾宪成的刚正不阿等，就是 “气节” 的表现。推而广之，诸如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不计生死为民请命的正义感，可杀而不可辱的自尊精神，不随波逐流的独立人格意识，也是 “气节” 的表现。如果淡化其中的道德内容，所谓 “气节”，实质上就是 “横而不流，苏世不移” 的独立精神与人格，这个意义上的 “气节” 在现代汉语里仍然是一个褒义词。

传统文化核心是五仁五常 具体内容是什么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五常五德，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具体内容如下：
“仁”：仁人、爱人、仁爱。自孔子倡导“仁”学以来，“仁”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孔子把“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归仁”作为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讲“仁”，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讲人对人的爱，由对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进而推及对他人之爱。“仁”，不仅是最基本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讲“仁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理念。中国人至今仍视有德者为“仁人”，无德者为“不仁”。“仁爱”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特殊品质。
“义”：大义、正义、公平、公正、公道。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尊资为大。”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仁义道德”、“仁至义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义”是合宜、应当、应该之意，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利他，不以损害和出卖他人尤其是朋友来换取一己的生存和利益。“义”，还有情谊、恩谊之意，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牵挂、互相关照、互相提携。亲情和友情，发展到完美的程度，就有“义”的成分。有“义”，使友谊友情友善纯久。有“义”在，朋友不会出卖朋友，丈夫也不会抛弃妻子儿女。“义”，是中华民族崇高的道德表现。
“礼”：明礼、礼貌、礼让、礼节、礼仪、礼制。“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精神，是社会交往之道。礼与仁互为表里，仁心爱人是礼的内在精神，恭敬辞让是仁的外在表现。好礼、有礼，注重礼仪是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礼”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中国伦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礼仪文化”。“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作为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谓“礼制”；作为待人接物的形式，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明礼、礼貌、礼让、礼节、礼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
“智”：知者、明智、智慧、机智。“智”通“知”。中国古代思想家赋予“智”以丰富的道德内涵。“智”在知道遵道。学而致知，不知不觉，智而不*。“仁、义、礼、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要将这一切联系起来就需要“智”贯穿其中，否则即使有“仁、义、礼、信”加持于身，也都不可能通达无碍。新时期需要把中华民族的道德智慧同人文智慧、科学智慧聚成一体，开启新的智慧。
“信”：诚信、信任。《说文》讲：“人言为信”。“信”是立身之道、兴业之道、治世之道。诚信求和。诚信是约定俗成的社会交往规则。孔子把“信”列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四大科目”（文、行、忠、信）和“五大规范”（恭、宽、信、敏、惠）之一，强调要“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一诺千金”、“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推崇并发扬光大。
“忠”：忠诚、忠良、忠恕。“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张的一种优良品德。一提“忠”，人们往往想到“愚忠”，其实这是误解。在孔子看来，不只是对“君”，对普通的人、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忠”的问题。孔子时代，“君”并不稀奇，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君”。其实，孔子很反对愚忠，对路对心才能忠。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忠”讲的是君王忠于人民：“上思利民，忠也。”所谓忠，就是内心求善，外求尽职尽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愿。忠于事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中华民族崇尚的最高最神圣的价值追求。
“孝”：孝心、孝敬、孝道。中华民族崇尚祖辈传承理念。主要是对父母、长辈之“孝”，强调长幼有序。孔子首创私学，把“孝”放在教学首位，说“孝”是道德的根本。“孝乃德之本”，“百善孝为先”。人们往往把“孝敬父母”与“报效祖国”对立起来，认为“忠孝不能两全”，甚至贬低“孝敬父母”。这是误区。其实“孝敬父母”与“报效祖国”二者都光荣。二者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忠孝可以两全。个别人受条件限制不能统一，也是有的，但不能因此而泛化。我们要把二者尽量统一起来，既尽到“报效祖国”之“忠”，又尽到“孝敬父母”之“孝”。这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传统美德。
节：气节、名节、操守、节制。崇尚理想、信念、信仰。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在《滕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至理名言。讲气节、重操守、重名节、轻利欲，历经千百年的锤炼和发展，熔铸成为不图名利、为政清廉、公正无私的高尚品质，克己为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伟大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支柱和一个人永葆
铮铮铁骨的人格追求。
“勇”：勇敢、坚强、刚毅。中华传统文化对“勇”赋予了丰富内涵：“持节不恐谓之勇”，“持义不掩曰勇”，“投身为义曰勇”，“知死不避曰勇”，“悬命为仁曰勇”，“弃命为仁曰勇”，“胜敌壮志曰勇”。“勇”就是要敢想、敢干、敢闯，敢于创新，敢于开拓，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实事求是。一言蔽之，“勇”就是勇敢果断、徇义不惧、刚健不屈。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这种自强不息、英勇顽强的刚健精神，是中华民族饱经磨难、历久弥新、愈挫愈勇、愈挫愈奋的不竭动力。
“和”：和睦、和气、中和、和平、和谐。求同存异。中华传统文化把“和”作为最高价值，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提出为政应“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和”以治国。周幽王大夫史伯针对当时周政权危机，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理论。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和”被认为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传统文化还把“中”与“和”并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中和”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强调“和谐”、“允执其中”、“时中”等思想，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和睦夫妻、和合家族、顺和邻里、和谐社会、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和气生财、和平天下、和衷共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

学生需要具备的主要人文积淀有哪些？新课程中的语文教学，尽力使学生具备以下基本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1、习惯好。即具有各种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习惯是人的第二次生命。语文教学，必须重视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无论是人格上的，学习及方法上的，都要十分重视，努力从多方面去积极引导，从点点滴滴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去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尤其要指出的是，培养习惯，正面引导固然重要，但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习惯养成教育，有时还必须带有强制性。这样一说，好象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悖。其实则不然。笔者认为，真正的”以人为本“，并不完全是课堂上的热热闹闹，一味的顺从和迁就学生，必要时，还需要有教师意志的左右。因为，我们要为孩子的未来着想。那，才是”以人为本“最本质的含义。 对于小学生来说，以下八个方面的习惯首当其冲：一、主动学习，刻苦学习的习惯；二、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习惯。三、勤于动手、动笔、动脑的习惯；四、大胆、大方、大声说话，说普通话习惯；五、爱惜书本文具的习惯；六、好问的习惯；七、在合作学习中积极参与的习惯；八、规范、整洁写字的习惯。 培养习惯，要悉心引导，严格要求，点点滴滴到位。举例来说，培养学生的写字习惯，要让学生写一笔好字，就必须要求有一定速度，必须规范、整洁地写字。必须经常主动习字。习惯是具有迁移性的。还是以写字习惯培养为例来说，在历时数年的”土家族聚居区农村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养成教育实验“中，笔者发现，良好的写字习惯就具有极强的迁移性。学生把规范整洁地、有一定速度地写字的良好习惯养成了，其他习惯：如爱惜书本文具，学习细心认真，一丝不苟，学习讲效率，讲质量、求速度等等也跟着上来了。 2、热情高。即具有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学习语言文字的激情。笔者认为，某种意义上说，语文是一种活态的，有生命的现象。更赞同一种观点，语文课堂要成为生命成长的课堂。因此，离开了学生的感情——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感情，语文课是无法上的，至少是无法上好的。尤其在学习语文过程中，需要学生的真情和激情的投入，这样才有利于语文课程目标三个维度的落实。也就是说。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必须进入“角色”，我们常说的：不动感情不读书；拒绝伪读等等，其实就是讲的这个道理。这方面，需要引导，需要熏陶，需要结合习惯养成教育来培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让孩子同语言文字伤了感情。这一点并非危言耸听，这种可能随时都可能发生，如： 学生对教师教学方法的反感；机械重复的抄写；教师对学困生的歧视等等，都可能导致这种后果。很好理解，试想，如果学生看了课表，某节课是语文，眉头都是皱的，语文课还怎么上？笔者在长期的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中体会到，学生对语文的情，来自于趣，要让学生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对美好生活充满热爱和向往。一旦学生对语文学习有了浓厚的兴趣，感情自然也就产生了。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求知欲有了，主动性强了，对老师的严格要求也能充分理解，并按老师的要求去做。教学效果自然好。最关键的一点，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爱，对语文学习的激情，都来源于教师对学生的爱。有种提法，笔者很赞成：用让大爱温暖课堂！ 3、会读书，即具有各种基本的读书技能。一、学生要会朗读，要动情地读书；二、学生要会默读，要能做到默读中注意力集中，不动指、不动唇、不回视，抓住主要内容等；三、学生要学会快速读和略读、浏览。四、学生要学会在读中思考、质疑、解疑，学会在读中圈点、批画。会读书，自然最首要的就是要求掌握一定数量的字词。还有课外阅读量的达到。（课外阅读量，课程标准有个“不少于”的界定。应当说，这只是个保底的要求。）这些，就应当说是个死任务了。当然，不同年段有不同的要求。 从更广的视觉看，会读书，说到底是会学习。即掌握一些基本的学习方法，训练方法。学生要经历大量的语文实践活动，才可能学好语文。新课程不再提语言文字训练，但训练肯定还是要的。是必需的。语文实践活动，总得以训来年为基础。某种意义说，实践何尝又不是一种训练？因此，要从听、说、读、写；从字词句段篇的学习上，从合作学习上，从收集资料，处理信息上，通过指导，让学生习得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并主动去运用，形成习惯，学生将受益无穷，有的将是终身受益。 其是要在读书中，逐步使学生形成较敏锐的语感。即基本的感悟语言的能力。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语感，才可能学好语文，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语感的培养，当然首先靠读，但教师的引导，进行一些有意思的训练也是必要的。笔者在平时，常用讲幽默、笑话、俏皮话等方式来培养学生的语感，来观察学生的感悟语言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语感训练方式。诚然，光靠这种方法来训练，远远不够。还要采用其他多种多样的方法，如读议古诗和课文的重点段落，引导学生抓关键词展开联想，想象等，总之，要多方式、多层面、多渠道地训练学生的语感，从而促进学生语感的形成和发展。 与此同时，还要让学生在读书中学会说话，学会写，学会交际。即具有一定的表达，交际能力，要求达到不同标尺下的能说、能写和与人交际的的标准。 某种意义上说，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和工具性是虚与实的关系。当然这里的虚，不是无，也不是可有可无，这个虚必须务，而且必须务好！即给学生以充分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熏陶，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的心理，高尚的人格，美好的品德。但务虚还要务实！即必须给学生打好语文基础，为他们现在的发展，也为他们终身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换句话说，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工具性是对立统一的，万万不可割裂开来。应当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受到人文熏陶和关怀的同时，通过各种各样的语文实践活动来学习语文知识，习得基本技能，掌握学习方法，促进学生心理、人格、品德等方面的发展。一味突出工具性，就走上了老路；一味突出人文性，则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因此，要万变不离其宗：为学生的发展着想、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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