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明清·毛先舒卖田刻集辽金元明清·毛先舒卖田刻集
毛先舒打算卖田刻文集,一时犹豫不决。诸虎男对毛说,卖田有两得之利。毛含笑点头。王晫《今世说》卷二:“毛稚黄欲卖田刻集,意犹未决。诸虎男曰:‘产去则免役,纸贵可以操赢,是有两得无两失也。’毛笑颔之。”
有哪些研究著作很短,却很值得去看?《史记》汉代司马迁所著,被奉为正统书籍,但也有人对此不予认同,认为司马迁在某些事件上面或因为个人情绪或因为环境因素或因为消息渠道记录的并不准确。《吕氏春秋》秦吕不韦出资,是当时的第一巨著,有千金一字的传言。《汉书·艺文志》汉代班固所著。《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对秦的研究价值巨大。《商君书》虽是法学巨作,但对秦史亦可管中窥豹。《流血的仕途之李斯与秦帝国》白话文,诙谐的叙述方式,描叙了秦朝李斯的一生,可借鉴。
三字经有分节吗?第一节到哪里?三字经有分节,第一节从“人之初”到“不知义”。
第一节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
第二节从“为人子,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强调儿童要懂礼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
第三节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方方面面,一应俱全,而且简单明了;
第四节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介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这部分列举的书籍有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基本包括了儒家的典籍和部分先秦诸子的著作;
第五节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讲述的是从三皇至清代的朝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面貌尽在其中;
第六节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强调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从小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扩展资料:《三字经》内容的排列顺序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的教育思想。
作者认为教育儿童要重在礼仪孝悌,端正孩子们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
训导儿童要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书,书中说:“经子通,读诸史”。《三字经》最后强调学习的态度和目的。
可以说,《三字经》既是一部儿童识字课本,同时也是作者论述启蒙教育的著作,这在阅读时需加注意。《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三字经》,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
《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三字经的演变:
《三字经》的作者,一说是宋末元初的浙东大儒王应麟,另一说是元初的宋遗民区适子。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三字经》版本,主要是明朝中后期的刻本。如东林党代表人物、官至吏部尚书的赵南星注释并校刻的《三字经注》,约刻成于万历年间。
到了清朝,《三字经》大为盛行,各种版本层出不穷。王相注释并校刻的《三字经训诂》,自康熙年间问世以来影响很大,被后世多次翻刻。在该本的序言中,王氏首先提出了《三字经》为王应麟所作的说法。
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刻于苏州的《三字经》,只刻原文,每半页五行,每行六字,是注明具体刊刻时间较早的一种版本。此外,刊刻于清朝末年,由贺兴思注解、朗轩氏校订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在清末民国流传甚广,朗轩氏将《三字经》誉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的说法,也颇具影响力。
不同版本的《三字经》,其原文存在一定差异。首先,原书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历代王朝的更迭,起于“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而以“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作结。
据“五德终始”说,赵宋以火德立国,故称“炎宋”;至于“南北混”一词,则委婉地说明了元朝灭宋、南北一统的历史。《三字经》成书于元初,所述历史自然以宋为下限;无论其作者为王应麟,还是区适子,都属宋遗民,故而书中用“炎宋兴”“南北混”等词,表达遗民特有的黍离之思。
随着《三字经》的流传,人们出于童蒙教学的实际需要,对这部分内容多有增补。
例如,有些明刻本增入了“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尽中国,为夷狄,明朝兴,再开辟”等句;清朝的刻本,有些又增入了“清太祖,应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等句;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坊间印本更是增入“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等句。
其次,原文于“南北混”之后,紧接“十七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四句。所谓“十七史”,是从《史记》到《新五代史》等十七部正史的统称,是宋元人特有的概念。当年文天祥兵败被俘,就曾对元丞相孛罗说出“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这句名言。
后世的版本,增入了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内容,“十七史”也改为“廿一史”或“廿四史”。
最后,个别文字也小有异同。比如,有些清朝版本将原文“作《中庸》,乃孔伋”改为“作《中庸》,子思笔”,将“我姬公,作《周礼》”改为“我周公,作《周礼》”,因为子思、周公的称呼更为一般人所熟知,这是出于普及的考量。此外,将“至玄曾”改为“至元曾”,这是为了避清圣祖玄烨的名讳,属于古书通例。
我们在诵读《三字经》时,应该将原本的文字与后人增补或改动的文字区别开来,不可混为一谈。
_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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