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诗歌别集·明代部分·诚意伯文集》简介介绍《历代诗歌别集·明代部分· 诚意伯文集》新诗鉴赏
诗文别集,二十卷,诗九卷,明刘基撰。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明初开国重臣,元末进士,朱元璋军破金华,受聘至金陵,为朱元璋筹划军国大计。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四年辞官归乡,后为丞相胡惟庸构陷忧愤而卒。
刘氏处于乱世,未遇朱元璋前其诗作多表现人民在动乱中所遭受的苦难,并抒发了诗人报国拯民之声和悯乱伤时之情。其乐府《北风行》《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等篇,或表达对时事的忧虑,或讽刺政令繁苛,或批判苦乐不均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赠周宗道六十四韵》深刻揭露和有力抨击了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向人民敲诈勒索的罪行,“破廪取菽粟,夷垣劫牛羊”;“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并进一步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理,“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民情大不甘,怨气结肾肠”;“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尝”。这些诗句突破了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在其《咏史》中也肯定了武力反抗暴政的正义性,“秦人任法令,斩艾尊君师。六合始一家,恩爱始乖离。一旦山东客,揭竿以为旗。叫呼骊山徒,天下响应之。秦车拜轵道,谁复为嗟咨”。这不仅是在谈论历史绝对经验,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其五古感慨苍凉,《感兴》(结发事远游)、《旅兴》(倦鸟冀安巢)等表达了作者空怀壮志而不能用世的苦闷。
刘氏晚年受到朱元璋的猜忌,早年的锋芒消磨殆尽。钱谦益在《列朝诗人小传》中称刘基入明所著诗为“佐命垂老之作”,并说比较入明前后所作诗,后期诗歌“悲惋衰飒,先后异致。其深衷托寄,有非国史家状所能表其微者”。所谓“深衷托寄”,实际上就是对专制制度和对朱元璋的不满和批判。此时的《二鬼》是刘基一生所写的最长、最重要的诗篇。它长达一千二百余字,诗中寄托了作为社会改革家的刘基的理想:理日月二鬼(结麟与爵仪)违背上帝意旨,被逐放到凡尘。二鬼立志再造天地秩序,修理南极北极,为人民安排合理的生活,使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有所提高。其结局是被上帝派飞天神王捉住软禁起来。这是以寓言方式比喻自己与宋濂担负重整山河修复乾坤的使命和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约束不能施展的苦闷。全诗想象奇特,气势宏伟,富于浪漫主义精神。
刘诗气势豪迈,早年慷慨激昂,使读者偾张兴起;晚年时转为清新,亦有寓幽忧愤激于恬淡者。刘氏对明初诗坛有很大影响。为浙东诗人之首。
刘集作者自编其元末所著诗文为《覆瓿集》,明初所作为《犁眉公集》,成化中经戴鱀等始合为一书,并辑入刘氏其他著作(如《郁离子》)。较完善者有明括苍刻本。
常见者有商务印书馆民国间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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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的基本介绍毛诗序是汉代人为《诗经》所作的序,著名的诗歌理论,分为大序和小序。大序为《关雎》题解之后作者所作的全部《诗经》的总的序言,小序是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每一篇的序言。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毛诗序的基本介绍,希望你喜欢。
关于毛诗序的基本介绍
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关于诗的理论批评也就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尚书·虞书·舜典》曾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即便《舜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诗言志”的观点则肯定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到战国时,《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讲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的话。而这里所说的“志”,是指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属于理性的范畴。由此可见先秦诗论尚未明确涉及诗歌情感性的特质,没有抒发内心情绪的“诗缘情”的自觉认识,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首先接触到诗的情感特征,并将其与言志联系在一起予以较系统地论述的,则是完成于汉代的《毛诗序》。
另一说“志”所表达的内容不仅限于理性的范畴,即不限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
案:志,《说文》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
《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综合各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小序之后的大序,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这种看法大体近是。也就是说《毛诗序》总结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经》的理论主张,经汉景帝时赵人毛苌之手又有重要发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
这里所说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正由于诗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具有独特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陶冶性情的社会价值,先王才用之来完善道德,实施教化。这里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得出诗歌只能为道德、教化服务,而不能有其他诸如愉娱、审美作用的结论。但是《毛诗序》却恰恰得出了这一结论,提出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于是便背离了前面所论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广泛包容性,而退化为情感必须规范于人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礼义之内,失去了热情活跃富于创造力的自由驰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情就不再允许是真正属于本性的情,而变为虚假的投合统治者专制口味的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就成为诗歌创作唯一的目的和归宿,并且刺时,也一定要主文而谲谏,闪烁其词、婉转委曲。总之,一切又回到了春秋后期孔子“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中,前面情感论所放出的光芒也就开始暗淡了。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尖锐批评的: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因此,在论述六义四始时,只涉及了与为王政教化服务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四始:风、大雅、小雅、颂,至于艺术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则只字未提。这样就又为后世俗儒完全屏弃情感,力主先秦落后的言志说打开了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毛诗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上的真知灼见与谬误保守主张的矛盾混合体,而无论是堪称卓越的情感阐发,还是落后错误的以志反情,都对后世诗论有深远影响。一篇专论中所以出现如此的自相矛盾,这大抵就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缘故。南朝宋时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中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以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又提出了卫宏于西汉、东汉儒学复古、谶纬之风最盛时期作《毛诗序》,与东汉、三国时说法不一致。倘卫宏确实参与了《毛诗序》的文字加工,以当时的儒学甚至走上以神话为王权统治服务的程度,对西汉初期毛苌的论点妄加篡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毛诗序》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它文字篇幅不长,不过区区六七百字,但却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不折不扣的诗歌理论专论文章,内容极为丰富。在短短几百字中,《毛诗序》对诗歌的性质、内容、分类、审美特征、表现方法、社会作用等等方面都作了比较系统而明晰的阐述。
毛诗集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毛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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