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先秦散文与哲学

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先秦散文与哲学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先秦散文与哲学

《诗》《骚》之外，先秦散文中的《易》《书》《春秋》《左传》等都跟哲学有很深的相通之处。《周易》包含的那种“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经·系辞上传》)的观念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哲思。《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繄物”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以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等说法②，都是以天命的外壳包含着对历史与现实的哲理反思。至于《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董仲舒之言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③要之，它是一部分儒家哲学理念的集中凸显。

具体到《左传》，我们不妨多说一点儿。首先，《左传》高度关注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人际关系以及社群秩序的主题，诸如“德”、“礼”、“仁”、“义”等，它最推重的则是“礼”。《左传》行文常有叙、议两层。议论或出自所记人物之口，或托为“君子曰”云云;其内容是对人物行为、人际关系或社群关系的肯定或否定，主要标准就是礼。譬如庄公三十一年云：“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这段文字据礼褒贬，主要涉及齐侯的个人行为以及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中原诸侯与夷狄少数民族之间的社群秩序。僖公二十二年云：“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按当时楚子伐宋以救郑，过郑)。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戎事不迩女器。”’这段文字据礼褒贬，主要涉及诸侯妇人的行为及其相关的兄妹、姐弟关系。这种材料在《左传》中俯拾即是，足可说明它的宗旨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秩序，纳入到以礼为核心的政教伦理规范中。其次，《左传》继承了《尚书》《诗经》既张扬天命又重视德行、人民的传统观念，所谓“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左传·庄公十四年》)，所谓“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左传·僖公五年》)，所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证。这种观念为《左传》在前一个层面上的现实关怀，提供了具有终极意义的保证。

一言以蔽之，《易》《书》《春秋》《左传》等典籍，都体现出一种深邃的关于生存的哲学，跟儒家哲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它们跟《诗》《骚》一起，说明先秦文学在某些根本层面上跟哲学深深地相契，而且哲学性的追求往往是它的最高目的。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先秦散文中的另外一块，即诸子。从哲学这门学科在中国成立的时候起，人们就往往毫不犹豫地将这一块归于哲学。但先秦诸子并没有离弃极为丰厚、深沉的主体感觉、心志以及情感体验，没有放弃对语言艺术的汲汲追求。

《老子》第11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凸显了《老子》惯常使用的从感性经验中提炼哲理，以直觉具象来表达哲理的特征。《老子》第20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凸显了老子含蕴不尽的孤独、忧闷情怀。《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凸显了《论语》所载语录那飞动、活泼的情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凸显了由生命直觉所洞察的人生智慧。凡此之类，不管是见于《老子》《论语》者，还是见于《墨》《孟》《荀》《庄》《韩》等子书者，以现代文学观念审视，也都毫无疑问闪耀着文学的光辉。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记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先秦诸子对语言艺术的自觉追求何尝不属于文学。《墨》《孟》《庄》《韩》等书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的寓言，《论语》《老子》《荀子》等书林林总总赏心悦目的比喻，还有各书中俯拾即是的排比等，举凡一切用富有审美意味的语言手段来传达情志的追求，都可以被视为文学追求。在这一方面，庄子用寓言为自己的人生哲思提供一种极具审美意味的表现形式，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例子。他常把寓言形象放置在某种极端情境中，比如《德充符》说哀骀它之丑，使天下为之惊骇，但其“全德”之魅力，使“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使“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这一寓言，离奇诡谲地展示了“德有所长”的重要性。庄子寓言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寓言形象大都包含鲜明的二元对立要素。《逍遥游》中的大瓠、樗木以及《人间世》中的曲辕栎树、商丘大木等所包含的对立要素，是“无用”与“无用之用”(亦即所谓“大用”);《德充符》中的兀者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恶人哀骀它、跂支离无唇、瓮盎大瘿等所包含的对立因素，是内在的全德与外在的残形。庄子热衷于用这种二元对立出人意表地传达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思索，善于从世俗价值的绝境中开出柳暗花明的新境界，“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刘熙载《艺概·文概》)。这有力地说明了庄子对艺术语言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正是文学作品一种非常重要的质素①。

子书中引人入胜的故事、形象生动富于表现力的细节，比如《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韩非子·说林上》“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说林下》“知伯将伐仇由”、《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等所表现的，都是最动人的文学质素。子书中还活跃着一大批带有写实意义的人物，比如《论语》中的孔子及孔门部分弟子、《孟子》 中的孟子、《庄子》 中的庄子、《墨子》中的墨子等，这些也都凸显了诸子的文学追求。梁启超指出：“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惟一之良书也。”①闻一多论庄子则说：“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每一事象征着庄子人格的一方面，综合的看去，何尝不俨然是一个活现的人物?”②

而活跃于子书中的那一批虚构的形象，比如《庄子》中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见《逍遥游》)，“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的支离疏(见《人间世》)，《韩非子》中食彘之三虱(见《说林下》)等，更加有力地表征着先秦诸子之文学脉搏的律动。闻一多认为：《庄子》“书中各种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离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极生动、极有个性的人物……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诚然《易经》的‘载鬼一车’，《诗经》的‘牂羊坟首’，早已开创了一种荒诞丑恶的趣味，但没有《庄子》用得多而且精。”③

注释

① 晋杜预注释《左传·僖公五年》以为这几句话出自佚《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今《十三经注疏》本《尚书·蔡仲之命》有之;“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今《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君陈》有之;“民不易物,惟德繄物”今《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旅獒》作:“人不易物,惟德其物。”② 《左传·襄公三十一》《孟子·万章上》及《诗经·烝民》郑笺所引《尚书·泰誓》佚文。③ 按,《春秋》当为孔子所作。这种备受近今学者怀疑的看法,汉代以前的学者本确信不疑。最早提出此说的典籍是《左氏春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河阳。”《左氏春秋》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氏春秋·成公十四年》:“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其后《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自序》以及《报任安书》等,均认同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李学勤认为,对此说“实在没有否认的理由”;参见李学勤《缀古集》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① 参见孙以昭、常森《庄子散论》第131—133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①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第5页,清华周刊丛书社民国十四年。②③ 分别见闻一多《庄子》,《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77—278页、第289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怎样概述先秦两汉文学？先秦两汉文学，中国远古至秦朝以前的文学和西汉、东汉两朝文学的合称。泛指中国自有文学以来到东汉末年的文学。如从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算起，时间跨度在三四千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3个阶段。
先秦文学包括远古口头文学，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早在上万年之前，中国人的祖先在开发黄河、长江以至珠江流域的同时，就已开始了精神文明的创造。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不仅出现了独立的美术、音乐，口头文学也已产生。伴随着对自然神和祖先神观念的出现与崇拜，出现了属原始歌谣形式的赞颂与祈祷神灵的韵语和借助想象解释神的活动的神话。前者如伏羲氏时的“网罟之歌”，神农氏时的“丰年之咏”；后者如伊耆氏的《蜡辞》和《弹歌》，以及“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故事，“黄帝战蚩尤”、“舜逐三苗”、“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传说。这些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曾在先民中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
《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后世著作中，记载了这些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
夏禹传位于子启，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的出现。到了商、西周，出现了灿烂的奴隶社会文化。殷墟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铜器铭文、《周易》繇辞和《尚书》，留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散文篇章。周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的兴盛，《诗经》中较早的诗篇主要是反映周民族发展历史的史诗和反映民间疾苦与心声的歌谣。
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社会向封建制转化。随着奴隶主贵族文化的下移，社会出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士阶层。至战国时期，形成了繁荣学术文化的百家争鸣局面，出现了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等不同学派，以及反映他们的论辩，表现他们的学说思想的《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后人统称为诸子散文。此外，这一时期还留下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它们作为历史散文著作，也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屈原是中国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生活在秦楚相争的年代，曾为在楚国实现“美政”而奔波，后被楚怀王疏远、流放。他在逆境中写下了《离骚》、《九歌》等属楚辞体的诗篇，千古流芳。屈原之后的宋玉等人，把屈原的辞令演化为赋——一种新的文体。
先秦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而且为中国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诗经》、《楚辞》开创的写实与浪漫两种创作方法与风格影响深远；诸子散文注重现实与民生的精神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告一段落，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秦代统治短暂，文学成就不高。此后的两汉文学，在辞赋、史传文学、政论文和乐府诗歌4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
西汉初年，散文和辞赋有较大发展。贾谊、晁错的政论文（如前者的《过秦论》、后者的《论贵粟疏》等）议论恢弘，切实中肯，说理酣畅，感情丰沛，文采飞扬，影响后世唐宋两代散文。继承骚体传统的辞赋，虽多模拟之作，但贾谊的《鹏鸟赋》等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形式上显示了向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的《七发》则成为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
汉武帝时代，汉朝进入全盛时期，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时期到西汉末，由于乐府机关的设立与扩展，广泛搜集民间歌谣，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有重大影响。汉赋创作也进入鼎盛时期，司马相如是最有成就的作家。此外还有东方朔、枚皋和扬雄等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座丰碑，其开创的历史传记文学，为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但其统治思想以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为代表，文学有新的变化和发展。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反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学主张。辞赋虽因袭风气盛行，但从班固开始的京都大赋，题材有所开拓。现存汉乐府民歌，多为东汉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苦难生活。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在民间故事与民歌基础上产生的杰出诗篇。文人五言诗的形成，特别是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是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成就，其表现力与抒情性，影响了后世五言诗的发展与近体诗的产生。

论述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1.介绍主要散文著作2概括说明其嬗变轨迹3嬗变原因4）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
（一）源头

先秦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先秦散文作为先秦文学的一部分，以其独特的魅力，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回归原典，更能不断从作品中解读出最准确的内涵，传承并发扬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汉朝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奏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朝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那么先秦散文无疑是一片美丽的浪花，而两汉散文则是长河中不断流淌的活水。

（二）先秦两汉散文发展变化的原因
朝代更替，制度变化，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主要原因。真正推动文学本身变化的，更多的是创作主体的发展变化。在汉朝，已经有一大作家群体，专门负责写作。此外，作品思想内容、体裁、艺术手法的创新，也使得两汉散文较先秦散文有明显的区别，如汉赋，就是时代进步的产物。
（三）先秦散文的发展脉络

先秦散文的主要形式，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在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春秋》维护周礼，贬斥邪说暴行。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所继承。二书体现了早期历史散文的特征。
（2）第二阶段，以《国语》和《左传》为代表。《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所记多为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左传》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同时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和因果关系，还常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其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叙事中人物的行为、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静态描写。以《秦晋肴之战》为例，《秦晋肴之战》和《左传》中的其他篇章一样，是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本来，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文章不同于以写人为主、为人作传的文章，它不着重于哪一个人物的深入刻划，而只是对事件所涉及的人物作必要的较为简略的交代。但是《秦晋肴之战》却用简炼的笔法，生动地勾勒出如秦穆公、蹇叔、王孙满、弦高、皇武子、先轸、晋襄公、孟明、文嬴、阳处父等人物群象。虽然每个人都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一两笔，但是却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如王孙满的年幼而聪明敏锐，弦高的爱国和机警应变，文嬴的人在晋而心在秦的特殊地位，阳处父解下左骖以诱捕孟明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书标志着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象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风的新水平。以《鲁仲连义不帝秦》为例，秦师围赵，鲁仲连义不帝秦。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 文章记叙完整，情节曲折扣人心悬。人物个性鲜明，突出表现了鲁仲连卓越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辩言有理有节，比喻犀利深刻，逻辑缜密，具有说服力。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 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 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四）两汉散文的发展（1）汉赋的兴起。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子虚》《上林》以铺陈写物为中心，运用排比夸张渲染的手法描写事物，而且句法灵活多变，句式长短不一。（2）政论文，如贾谊的《过秦论》。政论文贾谊《过秦论》为代表，既继承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具有战国散文所缺少的严谨风貌同时注重具体实际的政策方针，而不是一般地从理论上讨论政治的原则。（3）史传散文，如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驾驭的叙事艺术；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的人物刻画；强烈传奇色彩的风格特征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别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同时，不少语体散文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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