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主要诗集·别集·陈献章集

诗词研究·主要诗集·别集·陈献章集诗词研究·主要诗集·别集·陈献章集

诗文别集。六卷，其中诗、赋二卷。明陈献章撰。陈集本名《白沙集》，初为罗侨所刻，诗、文各十卷，刊于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仅距献章去世五年。武宗正德三年(1508)，林齐修补其版，重刻，卷帙依旧。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高简、卞峡又重刻，对献章诗文有所增删，并为八卷。此本成另一系统，集名题作《白沙子》。嘉靖三十年，新会教谕俞樟在林齐刻本基础上增一卷，重新加以校订，刊于广州新会县，是为二十一卷本。其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林氏、万历四十年何熊祥、熹宗天启元年(1621)王安舜、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黄之正等人先后覆刻，均为九卷，其编次大体同于八卷本，而诗、文有所增益。清圣祖康熙四十九年(1710)，何九畴又重刊。此本远近搜访，颇有增益，得前刻皆未收入之文若干篇、诗五十五首，合并旧刻，厘为六卷。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1771)，陈氏宗族又据此本重刊。今人孙通海以何九畴刊本为底本，校以明刊罗侨刻本之残本、林齐刻本、高简、卞峡刻本、萧世延刻本(即俞樟刻本)、何熊祥刻本、王安舜刻本以及清乾隆(1736—1795)间碧玉楼刻本、顺治十二年黄之正刻本、文宗咸丰元年(1851)阮氏梦菊堂刻本，并参以明嘉靖(1522—1566)间马崧所刻《白沙诗教解》，整理成此《陈献章集》。后附《陈献章诗文补遗》(此为何九畴辑)、《古诗教解》与《陈献章诗文续补遗》(此为孙通海辑)，并附陈献章年谱、传记资料及其诗文集序跋等，由中华书局1987年排印出版。

诗歌编年笺校的新范型 评陈永正教授《陈献章诗编年笺校》诗歌编年笺校的新范型

评陈永正教授《陈献章诗编年笺校》

刊南方周末2019年6月20日，题为“借诗讲学的陈献章”

从事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最基础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应该是编制年谱、考订交游和系年作品，这一方面是知人论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易于见出作家思想和创作演进之迹，同时防止出现以先证后等的硬伤出现，从而造成一连串的误读误判。好的作品编年笺校，实可集年谱与交游考于一体，更增阅读和研究的便利。较早如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新近如陶敏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都堪称典范之作。进而有各种断代文学编年史，傅璇琮、陶敏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之后，赵逵夫等的《先秦文学编年史》、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曾枣庄的《宋代文学编年史》都是其中较著者，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的18卷1400万字《中国文学编年史》更是堪称集大成者。如此，编年之用，大矣哉！

至于新出作家作品编年笺校，其佼佼者，则非陈永正先生的《陈献章诗编年笺校》莫属，且堪称新的典范。这绝非仅仅是后出转精的缘故，而在于它可能是陈永正先生数十年以笺注为志业的最佳结晶。陈先生早岁师从岭南著名诗人朱庸斋，颇负诗名，后虽为容庚、商承祚二老入室弟子，不久仍转治诗词，尤致力于诗文的选注，先后出版《李商隐诗选》《李商隐诗选译》《韩愈诗选》《黄庭坚诗选注》《晏殊晏几道词选》《欧阳修秦观词选》《元好问诗选》《高启诗选》《黄仲则诗选》《王国维词注》《江西派诗选注》以及《康有为诗文选》《岭南历代诗选》《岭南历代词选》《康有为、梁启超散文选》《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顺德诗萃》等十几种，编年笺校则有《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与《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

陈永正先生以优秀的诗人身份长期进行至为繁难的笺校工作，所得自然远较常人为多，并以之为博士生开设专业课程，讲义《诗注要义》出版后，竟至一时洛阳纸贵，一版再版。《陈献章诗编年校笺》，则可谓《诗注要义》的最佳实践。

一部诗歌编年笺校的优劣，首先从其前言即可看出大概。如果前言能深得诗家三昧，即可侦知笺校必定精彩；如果前言率笔草草，甚至仅止于掇拾陈言，则笺校水准也当止于代查工具书而已，乏善可陈。陈永正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首先告诉我们，陈献章虽是划时代的大哲学家，但一生不事著述，尽付诸诗咏，故有所谓“诗教”之说。因此，想要研究陈白沙文化，首先要从诗歌研究工作开始。但是白沙诗境界高远，推寻匪易，其弟子湛若水作《白沙子古诗教解》，尚被钱谦益讥为“妄加笺释”；陈献章自己也曾说：“他人读拙诗，只是读诗，求之甚浅，何足与语此也。抑犹有未尽者，更讽咏之，千周灿彬彬兮，万变将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灵忽自悟。虽拙作之浅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处，非言语可及也。”（《与张廷实主事》）因此，如何理解把握白沙之诗，至关重要。

当下最大的问题是，文哲异途，研究陈献章哲学思想者，多与诗隔，想如湛若水那般“妄加笺释”都远远不能，常常在文本之外绕圈子。而研究其文学者，因诗入理，也不容易。陈永正先生虽然自谦说：“近十余年间，本人诵读白沙诗，前后仅十余过，更谈不上讽咏千周，强作笺校，恐亦如先生所讥‘求之甚浅’也。”然而我们观其就如何理解陈白沙“不离乎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妙”的核心理念之示例与解读，真有令人醍醐灌顶之感。如他说《制布裘成偶题寄黎雪青》（海布剪黄云，岭绵装白雪。制为道人衣，方直无周折。吾老不出门，躬耕慕冀缺。黄昏披此裘，坐望梅村月。美人遗我酒，小酌三杯烈。半酣发浩歌，声光真朗彻。是身如虚空，乐矣生灭灭）一诗，“处处可见天机，时时体现天心，鸢飞鱼跃，契合自然，理趣与诗情浑然一体，在邵、朱诗中亦不多见”。附录《集评》中引邹守益语也别会心：“白沙先生诗曰：‘岩前老树藤缠杀，路上横枝竹扫低。’浩然之气，本自刚大，一为物挠，将潜夺而不自觉。不缠不扫，以超于万物，非丈夫其谁任？”陈先生之解读与之异曲而同工。其实陈白沙传心法，“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而每将心法寄之于诗，于其诗实亦不宜妄解，须如“端坐澄心”般反复讽颂。故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说：“（白沙）先生尝谓人，读其诗止是读诗，求之甚浅，苟能讽咏千周，神明告人，便有自得之处。庞弼唐云，白沙先生诗，心精之蕴于是乎泄矣。”诚然。然当世能讽颂十余过能有所得如陈永正先生者，能有几人？！

再则，陈献章毕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同时代的著名理学家胡居仁，都为其诗艺所折服，以至于担心他重诗而轻道：“昨蒙见示陈公甫诗，诵读之余，令人情意浩然。夫公甫资性英明，才气高迈，抱负宏大，居仁所以深为公甫喜也。观其诗，皆雄才大略之所发，其体律句语，又皆高切古健，靡不有法，岂其以此为重而用心乎？抑以此为末而不为所累乎？”（《与丘时雍》）识力甚高的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选其诗一百一十九首，数量远超于同时许多著名诗家，并在《小传》中说：“余观先生之为人，志节激昂，抱负奇伟，慨然有尧舜君民之志，而限于资地，困于谣诼，轮囷结轖，发为歌诗，抑塞磊落之志气，旁见侧出于笔墨之间。”对其“借诗讲学，间作科诨帽桶脚，有类语录”，是持否定态度的，并指斥湛若水“妄加笺释，取为诗教，所谓痴人前不可说梦也”，因此，“人亦有言白沙为道学诗人之宗，余录其诗，则直以为诗人耳矣”。钱穆《理学六家诗钞》也说：“白沙乃以一诗人而高踞理学上座。”陈献章自己论诗，也是首重性情：“欲学古人诗，先理会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声口。”（《批答张廷实诗笺》）并付诸诗歌写作实践。如果不理解这一面，即使日夕讽诵，偏于求理，也将是执于一端，最终难得要领。

陈永正先生在前言中对陈白沙诗学与心学关系的这种深刻、准确与细腻的理解以及示例，则仿佛大纲既明，那笺校之目，自然灿若披锦。

大凡编年笺校之作，成功的前提和基础是底本要好，参校本要齐要全，佚诗更要竭力搜辑。陈献章的诗文集，版本甚多，当下相对最完善最通行的孙通海先生点校本《陈献章集》，使用了十种本子，但还有一些重要的版本，如明弘治九年吴廷举刊本《白沙先生诗近稿》、万历元年何子明刊本《白沙子全集》、万历三十二年许钦赋刊本《白沙先生全集》并未寓目，天启元年王安舜刻本《白沙先生全集》虽列为校本，北京大学孙启华博士认为其“实未见或未利用”。陈永正先生打1998年开始，二十年来竭力搜寻各种版本，可谓搜罗无遗，一网打尽，即此，校笺水准已经见出一斑。特别是吴廷举刊本，为白沙先生晚年手定本，也是传世最早的白沙诗集，前此一直无人关注，不少研究陈白沙的学者，甚至不知道有此本存在；全本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陆仅湖南省图书馆有一残本。陈永正先生自2006年获得吴本复印件后，即选择以清康熙四十九年何九畴刻《白沙子全集》六卷本为底本，重点参校吴本《白沙先生诗近稿》及正德三年林齐刻《白沙先生文集》二十卷本，明嘉靖十二年高简刻《白沙子集》八卷本，参考明万历九年何上新刻《白沙子全集》九卷本，以及清顺治十二年黄之正刻本，庶几无大遗憾。再藉由黎业明教授《陈献章年谱》，使编年更趋完善；藉由孙启华博士发掘的王安舜本，则使辑佚更加丰富、准确乃至无佚——王本比他本多出三百余首，藉之也可以与先期发现的佚诗比堪确认。此番笺校，共增补诗篇421首，占全部2577首的约六分之一；如此巨量的辑补，不仅使这本编年笺校趋于完善，对陈献章的整体研究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陈永正先生致力于陈献章诗编年校笺，还有两个特别的愿望，一是希望有助于“重编较为准确翔实的白沙年谱”，更希望有一部完善的陈白沙全集早日问世。是以在获得吴廷敬本后，即复印若干份，分赠各高校有关研究人员，包括深圳大学的黎业明先生。现在，黎业明先生编撰的《陈献章年谱》已于2015年出版，编校整理的《陈献章全集》（陈永正先生题写书名）也于日前面世，辑补诗歌360余首，或有陈永正先生是书所失收者。更可喜的是，孙启华博士又正在进行《陈献章全集笺校》，其发掘考索王安舜本，陈永正先生誉为“发四百年未发之覆，厥功至伟”，因此希冀“吴本及王本得以‘再现’，《陈献章集》理应有个更可信的校定本”的愿望，将有实现的可能，白沙之学，亦将因之得以进一步光大。如此，诚笺校之盛事，学术之佳话。

（《陈献章诗编年笺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谁能帮忙找点资料，关于南北朝诗歌的海外研究，谢谢南北朝指从东晋灭亡到隋统一(420～589)的170年时间。这
时南朝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朝则自北魏统一北中国(439)起，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相继为北齐、北周所代，最后均为隋所统一。这个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南朝文人诗歌，其成就远远超过北朝，并成为唐诗全面繁荣的必要准备和过渡阶段。
南朝文人诗歌的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刘宋时期是第一阶段。即山水诗逐渐从东晋的玄言诗中独立出来，并蔚然成风的阶段。
山水诗在此时的兴盛有多种原因。首先它是文人士大夫崇尚山林隐逸生活的反映。魏晋，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士大夫无论在朝的在野的，大都以隐逸为清高，以山林为乐土，因而在诗歌中描写山水之美，借以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怀。其次，东晋以来，南方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世族地主到处建筑园林别墅，过着游山玩水的悠闲生活，他们的玄言诗里便出现了山水诗句，借助自然山水来表现老庄的哲理，这个变化以东晋晚期的殷仲文、谢混等人为先导，而完成于谢灵运。代表作家有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称为“元嘉三大家”。其中“才秀人微”的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诗的发展与繁荣开拓了道路。齐及梁初为第二阶段，即“永明体”形成、兴起的阶段。当时著名诗人沈约、谢跳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遂形成讲求格律、对偶的永明新体诗。粱中叶到陈末为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的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延生活，风格轻绮柔靡，但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北朝文人诗相对南朝远为逊色。后来，由于北人学南人、南人入北的双向交流，北朝诗坛才有所变化，特别是庾信人北朝之后，心怀屈仕敌国，思念故土的双重悒郁，诗风由前期的绮丽转向刚健，体现了南北诗风的初步融合。
一、谢灵运与山水诗
晋、宋之际，诗歌中描写山水的成分逐渐增多，如谢混的《游西池》玄言色彩较淡，已较集中地刻画山水景物，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淡乎寡味，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因此，当谢灵运为排遣政治上的失意而写下大量的山水诗时，立刻被人们所接受并模仿。于是，山水诗终于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而谢灵运便是确立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著名的诗人。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晋室南渡后世居会嵇(今浙江绍兴)。他是谢玄之孙，18岁袭爵为康乐公，人称“谢康乐”。谢灵运出自高门世族，青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才名，亦热衷于政治。刘裕代晋建立宋朝后，实行抑制世族的政策，将谢灵运的封爵降为康乐侯，他内心非常不满。永初三年(422)，他出为永嘉(温州)太守，于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所游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后他辞官隐居始宁(今浙江上虞)，并常常出人深山幽谷之间，探奇揽胜。元嘉八年(431)，宋文帝派他担任临川内史，因被人弹劾谋反，流放广州，旋即被杀。
谢灵运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山水景物的成功刻画上。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出任永嘉太守之后。在这些诗中，他带着一种高门士人的闲散情调，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绘了永嘉、会嵇、彭蠡湖等地的自然风光，给人以清新之感。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用拟人的手法写山间美景，云石相依，彼涟互映，白绿两色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有层次的动人图画，并从中透出一种萧散、淡远的氛围。又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写暮春的素雅，“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朗”(《初云郡》)，写秋夜的旷远，“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写冬天的寒峭等等。这些散见于各篇中的“名章迥句”，清新流畅，确“如初发鞭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引鲍照语)，体现了作者在刻画景物方面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功。然而，谢灵运诗虽多名句，却较少佳篇。主要是他的一些诗仍不免有借山水以谈玄理(包括佛理)，而其谈玄之处，常不免显得滞重或迂拙。我们可以从他的代表作《登池上楼》中窥见他山水诗的基本模式与风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癫对空林。
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巅。
初景革堵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萎萎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作于永嘉任上。全诗先记叙官场失意的牢骚，次描绘春天景色，最后写决意隐居的愿望。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为神来之笔，历来为后人所激赏。结束处既写到离群索居之苦，忽又以《周易》中“遁世无闷”的哲理自遣，意似曲折，其实颇不自然。
谢灵运山水诗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他以自然山水为独立、客观的描写对象，而不是将它作为主观感情的载体。它不像陶渊明的诗歌那样，把主体情感倾注到所写景物中去，而是对山水进行客观的细致刻画，力求形似逼真。其次，从艺术表现上看，谢诗善于抓住景物特征，进行精雕细刻的描绘，尤擅长写静态画面，往往以精练准确的动词出之，故静而不壅，生动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但由于语言上过分雕琢，追求新奇、对偶和用典，故就整篇而言，存在冗繁生僻的弊病。谢灵运山水诗通常还采取“记出游——写景物——抒理思”的三段式结构，单一面少变化。前后两部分往往枯燥乏味，有价值的主要是中间的写景部分。这样的结构必然带来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缺陷。
总之，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诗人，他开辟了诗歌表现的新领域。当时和后世的不少诗人如谢惠连、谢庄、汤惠休、谢眺、唐代的王维等，都曾受到过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极貌写物和穷力追新的作风，客观上提高了描情状物的能力和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为永明体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嵘称之为“元嘉之雄”(《诗品》)是有道理的。
二、鲍照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山东郯城)人。他出身“孤贱”，少有才名，且功名心很强。20多岁时，他为了谋求官职，曾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任国侍郎。后又出为中书舍人，秣陵令等职。大明五年(461)，担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后刘子顼被赐死，鲍照也死于乱军之中。
鲍照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的作品当时颇负盛名，尤以诗歌成就最高。他的乐府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充实，刚健昂扬，是对建安文学传统的很好的继承。
鲍照诗歌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如《拟行路难》其六：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贤士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这首诗抒发了作为寒士的诗人在仕途中倍受压抑的痛苦。语言质朴，情感激愤。拔剑击柱的动作，丈夫垂翼的呼号，归家隐居的向往，贫贱孤直的感叹，一气呵成，将抑郁奔放、悲愤的情绪变化表现得细致淋漓。悲哀而不颓唐，失望而不消沉，自有一种雄逸豪放的风格，反映了作者愤慨不平而又自尊孤傲的精神状态。
鲍照有些诗歌反映了边塞战争和征人生活，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如《代出自蓟北门行》：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
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
雁行缘石径，鱼贯渡飞渠。萧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极明主，身死为国殇。
诗歌开头渲染敌军入侵的紧张气氛，中间描写行军途中的严寒艰苦，最后赞扬将士们的为国损躯的英勇气概，堪称一首出色的边寒诗。
此外，《拟古》其六写他的农耕生活，抒发他不能施展才能的愤懑，也流露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木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
笔力雄肆，感情充沛，音节错综，是的照诗歌的主要特点。鲍照善于用自由豪放的笔调，倾诉自己如火的激情，形成一种震憾人心的气势。此外，他还工于写景状物，造语奇特瑰丽，因而形成了俊逸豪放、刚健凌厉的艺术风格。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赞曰：“俊逸鲍参军”，正是就此风格而言的。
鲍照也是大力学习和写作乐府诗的人。他汲取民歌的丰富养料，创造了一批内容充实、形式渐趋成熟的七言乐府诗，为后来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鲍照在学习民歌的过程中，不仅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曹丕的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以自由换韵，这就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从他以后，七言体就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逐渐发展起来。王恺运《八代诗选》卷十二至卷十四，专选齐至隋百余年中的这类诗歌，名曰“新体诗”。因此，后人又称永明体为新体诗。永明诗人大胆对诗歌形式进行探索和革新，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
三、谢眺与新体诗
谢眺(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与谢灵运同族，人称“小谢”。他的高祖父为谢安的弟弟，祖、父辈皆为刘宋王朝所亲重，母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谢家世贵重，而少即好学，有美名，故曾历居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和朝廷的重要文书职位，也曾作过宣城太守(故后人常称他为谢宣城)，最后任尚书中部郎，因拒绝参加朝廷大臣和藩五所酝酿的政变，反被诬陷杀害。
谢眺诗歌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他的作品继承谢灵运而趋成熟。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溪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变?
诗人以自然流畅的语言，将眼前层出不穷、清丽多姿的自然景观编织成一幅色彩鲜明而又和谐完善的图画，使读者感受到春天的色彩、春天的声音和春天的气息。而这明媚秀丽的景物，又与诗人思乡的情思自然融合，显得深婉含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更为历代所传诵。和谢灵运一样，谢胱也有不少写景名句。如“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扛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以游东》)；以及“寒城一以眺，平猛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等，清新淡远，如同一幅幅水墨画，给人以极大的美感。
谢眺的山水诗学习谢灵运，刻画景物细致逼真。但相比而言，谢跳的山水诗更有创新，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谢诗中的山水与官场生活是背离的，他往往有意地去寻找山水以忘情世事；小谢诗中的山水却总是与主体情感的抒发相统一，殿阁池榭与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与抒情彼此交融。第二，大谢的山水诗总是在记游、写景之后，拖着一条玄言尾巴；小谢的山水诗则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使山水诗达到了比较完整的艺术境界。第三，与大谢诗的富艳精工、典丽厚重不同，小谢诗较少繁芜的词句，形成一种自然平秀、清新流丽的艺术风格。另外，谢腕的诗歌声调和谐，音韵铿锵，词藻秀美，对仗工整，体现了新体诗的基本特点。他的新体诗，对唐代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严羽《沧浪诗话》说：“谢跳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很重视谢眺的诗，特别是李白，更是多次称引其佳句，故有人称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祯《论诗绝句》)，可见谢跳诗影响之深。
但谢腆的诗歌也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的《永明乐》十首，《夜听妓》二首，便是典型的宴上无聊之作。此外还存在钟嵘所说的“善自发端，而末篇多踬”、有“意锐而才弱”的缺点。
四、庾信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人，他的一生，以42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期。他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庾信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是宫体诗的重要作家。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被留长安，后又就任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他地位虽尊，然屈任敌国，内心感到十分屈辱和痛苦。这种遭遇和经历使他开始把南朝诗歌的丰富遗产和北方文化中比较健康的精神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新趋势。
庾信后期的涛作，抒发了诗人深重的故国之思和在忍垢含耻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复杂感情。由于诗人的真情实感，他的许多诗篇尽管用了不少对句，却没有雕琢之痕，而在流丽中具有清新之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拟咏怀》27首。如第26首：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驶，城影入黄河。
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柯。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
前四句描写北国景色，萧索而阔大；后四句抒写一己愁怀。沉郁而悲壮。诗中连用送别苏武、送荆轲和项羽自刎三个典故，表达了故国难归的悲痛心情。这正是庾信后期诗歌的中心内容，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表现，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如“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拟咏怀》之七)，”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秦和永丰殿下言志》之八)，可谓融事抒怀。孙兀晏《咏庾信诗》曰：“苦心词赋向谁谈?沦落咸阳志岂甘!可惜多才庚开府，一生惆帐忆扛南。”对庾信后期的心境和诗赋作了高度的概括。这些抒写故国乡关之思的作品，是他诗歌中最感人、最有价值的部分。
由于思想内容的变化和北方文化的熏陶，庾信后期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前期的绮艳贫弱变为苍凉悲壮，刚健深沉。如“阵云平不动，秋蓬转欲飞”、“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弓弦”(《拟咏怀》)，“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和赵王送峡中军》)等诗句，都是南朝诗中罕见的。庾信还善于用典，能贴切而不露痕迹，起到了扩大诗歌容量，启发读者联想的效果。
庾信后期诗歌在形式格律上也有所发展。他的七言新体诗从句数、章法、对仗来看，已是唐人七言律、绝的先驱。刘熙载《艺概》曾说庾信的《乌夜啼》“开唐七律”。
总之，庾信是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涛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杜甫赞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是对庾信后期作品的正确评价。
五、南北朝民歌
继《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南北朝乐府民歌是又一批集中出现的人民口头创作。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1）南朝民歌
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吴歌主要产生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建业为中心。建业是从东晋到南朝各朝的首都，乐府机关就近采集这一带的民歌，加以整理，配上音乐，就是吴声歌曲。吴声歌曲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村，但更多的可能来自城市小市民之口，因而大部分具有市民文学的特点。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地区，以江陵为中心，曲调唱法与吴歌不同。此外，西曲的时代比吴歌稍晚，以齐梁居多。
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因为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自然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经济条件充裕，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会产生出怀春之情。
吴歌的特色是艳丽柔弱，多表现羞涩缠绵的情态。以《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和《读曲歌》最为重要。《子夜歌》共42首，相传最初是东晋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或表现对负心男子的怨恨，如“常虑有贰意，观今果不齐。枯鱼就浊水，长与情流乖”。还有《子夜四时歌》、《读曲歌》，都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曲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风格也比吴歌直率、明快。如《那呵滩》：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男女一唱一和!女子的歌唱，传达出真切的情思和天真的愿望；男子的对答，则表现出身不由己的遗憾和悲哀。
南朝民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清妙的歌谣随口唱出，不雕饰，不做作，将内心深处的缠绵情感表现得真切而细腻。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双关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异字，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以“丝”双关“思”等；另一类是同音同字，如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关门之“关”双关关心之“关”，以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苦”等。这些巧妙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使得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
南朝民歌的代表作是抒情民诗《西洲曲》，这首民歌曾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对人物内心无尽的相思之情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造成一种似断似续的效果，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余味无穷。这首诗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
（2）北朝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鼓角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所作的用于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所配乐器有鼓有角，所以才称为“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
北朝民歌原来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唱，后来才译成汉语，所以《杨柳枝歌》中有“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之语。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北人直接用汉语创作的，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中杂有少数北方汉人的作品。所以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
北朝民歌数量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各民族跟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北方大多是平沙大漠，草原旷野，所以诗中景象多具北方苍茫雄浑的特点。如《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短短27字，将苍茫浩翰的草原风光描绘了出来，境界恢宏博大，雄浑壮阔，可谓千古绝唱。北方因长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故诗中还多反映动乱带来的凄苦之音。如：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
(《企喻歌辞》第四首)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的景象，在建安诗歌中屡屡可见，北朝乐府民歌在反映乱离方面与建安时期的诗歌相通，其悲吟与呼号，令人心神震颤。
北朝民歌中，还有不少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如《陇头歌》：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呜声悲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歌中深刻地反映出颠沛流离的苦痛和思念家乡的心情，千载之下，读来仍不禁令人神伤。
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长期不息的战争状态，培养了人们勇敢刚毅的性格和豪侠尚武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诗歌中屡有反映。如：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琅琊王歌辞》)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趾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折杨柳歌》)
歌中都反映出刚猛激烈的特点，充满大丈夫气概，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
北朝民歌中有不少反映爱情和婚姻题材的作品。这些民歌爽快直露，质朴刚健，与南朝情歌缠绵委婉、含蕴温情的情调大不相同。如：“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驭》)“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对待婚姻和男女情爱的态度大胆泼辣。反映婚姻问题，多半是女子希望早嫁，如“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地驱乐歌辞》)，“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这些歌曲直率而朴素，不遮不掩，毫无忸怩羞涩之态。
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是《木兰诗》。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加工。
《木兰诗》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木兰是一个闺中少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代父从军，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十多年，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归来之后，又谢绝官职，返回家园，表现出淳朴与高洁的情操。她把对亲人和对祖国的爱融合到了一起。木兰的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在她身上，展示了妇女要求平等、要求独立解放的愿望和理想。
《木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首先是描写有繁有简：
详处运墨如泼，如出征前购置鞍马的铺排描写和归来后的一段描写，从而制造烘托出忙忙碌碌的情景与热烈而快乐的气氛。而战场上的描写，则以数语一笔带过。其次，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诗中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都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虽然经过后世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全诗生动活泼，清新刚健，仍不失民歌本色，不愧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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