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都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的确立

宋代文学与都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的确立宋代文学与都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的确立

如果找寻古代文学记述城市社会生活的作品，可以追溯很早，像《邺中记》、《洛阳伽蓝记》等，均可视为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之滥觞。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却是从宋代独立的。起初，对城市社会生活描写的文字像山间潺潺的细流，不停地吟唱，丁冬动听，引人入胜，渐渐地由小溪汇成了大洋。

在宋代，甚至连以一首咏一事，以一首描一境的词中，也破天荒地出现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壮阔场景。像以慢词著名的张先，便展开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画卷，如《破阵乐·钱塘》《宴春台慢·东都春日李闽使席上》等。柳永的词可推为这方面的代表，他的《望海潮》将人带入了如画的杭州，他的《倾杯乐》《迎新春》《透碧霄》《笛家弄》等，展示了大都市东京的气派。柳词率先反映了与士人传统价值观相去较远的以饮食店、游艺场、妓院为中心的街区风貌。柳永为了反映丰富的城市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全力写作慢词，促进了词体的发展。

宋代戏剧则以更多的篇幅描绘极其繁复的城市社会生活景象。像南戏《张协状元》，场次多达53出，人物多达38个，涉及城市社会生活诸方面，其第24出所写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末]尊兄，你看茶坊济楚，楼上宽疏。门前有食店酒楼，来壁有浴堂米铺，才出门前便是试院，要闹却是棚栏，左壁厢角奴鸳鸯楼，右壁厢散妓花柳市。此处安泊，尽自不妨。”这样的戏剧场面，足可以称为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的活化石。

在过去的宋代文学与城市社会生活的研究方面，研究者较多地将兴趣放在了话本小说方面，认为它能够真正代表宋代文学与城市社会生活的成就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这一观点无可厚非，然而，我们不应忽略笔记文学中的那些关于描写城市社会生活的篇什。这些笔记小说尽管出自正统的学士文人之手，它却真实记录和描写了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多种事件。像刘斧《青琐高议》中的《王实传》《任愿》《龚球记》《西池春游》，廉布《清尊录》中的《大桶张氏》，康与之《昨梦录》中的《李伦》，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中的《向中令徙义》，范公偁《过庭录》中的《刘皓》，费袞《梁溪漫志》中的《江阴士人强记》……如此等等，还可举出许多。此类小说较之宋以前的唐人小说是截然不同的。唐人小说以“市人小说”为标榜，但它描写人物多局限在上层妇女、官僚、商人、才俊秀士、歌女、妓女等层面上，故事也多局限于屋宇甚严的背景，城市社会生活尽管有所反映，但其广度与深度和宋代文学所反映的城市社会生活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就文学样式而言，唐人小说改杂记式的残丛小语为复杂故事之写作，可是在情节上远不如宋文学所描摹出来的城市社会生活那样生动那样丰富。唐小说执笔者虽多为元稹、白行简等一流名士，但他们均未如宋代小说作家那样深入底层，观察真切，从而非常耐看和生动。

宋代市井艺术把握审美对象时采用了“逼近审视”的方法。宋代文学队伍有一大批这样“逼近审视”者。如宋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赵旭，穷困东京，只得“每日上街，与人作文写字”。类似赵旭这样的文人，有底层社会生活体验，故能对城市社会生活以几乎纤毫不差地进行观察和描写，因而构建了独立的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体系。其中，孟元老及所著《东京梦华录》最为杰出。

在以往的作品评论中，人们往往将《东京梦华录》归之于“历史地理类”。其实它更是描写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我们认为《东京梦华录》在叙述和描写城市社会生活方面是独具一格的。可以说，它开创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描述性散文语体。这具体表现在《东京梦华录》专用白描手法，对城市社会生活进行了精雕细刻。如在描写酒楼正店时写道：

如州东仁和店，新门里会仙楼正店，常有百十分厅馆动使，各各足备，不尚少阙一件。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人，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盌遂亦用银盂之类。

孟元老的这段描写，使我们看到了东京社会生活的精美和舒适。它犹如一轴写真图，耐人寻味。如果能将此与欧阳修《归田录》对仁和店的记述相对照的话，仁和店“百物具备，宾至如归”的氛围更加凸现，从而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此类描写城市酒店的文学作品内容的丰富与生动。

孟元老非常注意观察和描写市民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如在记述城市社会生活的早晨情景时，他撷取了每日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入市之人闻此而起的画面。《水浒传》作者就由此而受启发，创作了一段类似的颇有特色的城市社会生活的故事。类似这样的由《东京梦华录》而引发的城市社会生活文学方面的描写，不止这一处，从而表明了《东京梦华录》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渊薮的意义。

《东京梦华录》明显与《东京记》之类的地理学著作不同。确切地说，《东京梦华录》 中这种专注于城市社会点点滴滴日常生活的描写，已经有别于历史、地理、社会等著作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自此以后，许多学者就模仿《东京梦华录》的写作门径，续作此类城市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

其中，描写城市社会生活较为生动的笔记文学书籍还有陈元靓的《岁时广记》、百岁寓翁的《枫窗小牍》、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的《繁胜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等。这类专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创作者为当时一流的文学家，如《武林旧事》的作者周密。在以周密为代表的这批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家的笔下，向我们眼前奔涌而来的是城市美丽的自然景观，情趣盎然的民俗习惯，其中不乏文学小品文的精品，实际上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还将其奉为城市社会生活文学的圭臬。

更为重要的是这类作品第一次在读者面前系统地展示了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育到婚姻，从居住到饮食，从游乐到休闲，从交通到园林……人们从娓娓道来的文字当中，仿佛找得到商业铺席的所在，听得见寺庙早祷的钟声，和酒楼舒心的妓乐，甚至对街区的市民之家位置都清清楚楚……

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对市民生存状态进行的全方位的描写，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系统地记录了市民生活的习俗。宋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状况是，许许多多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市民居住、聚集一起，实际已形成了一种市民生活共同体，由他们约定俗成的风习也自然而生。《东京梦华录》总结这城市市民风俗是比较独特的，所谓：“人情高谊，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就曾反映了这一类似的风俗：陶铁僧因盗窃万员外茶坊的茶钱被逐出，“又被万员外分付尽一襄阳府开茶坊底行院，这陶铁僧没经纪，无讨饭吃处”。

市民十分愿意看到这种自己所认同和熟悉的风俗，所以大量描写市民风俗成了城市社会生活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以反复出现在文学样式中的节日活动为例，我们在《简帖和尚》《花灯轿莲女成私记》《戒指儿记》《刎颈鸳鸯会》《张生彩鸾灯传》中，了解到宋代上元灯节的举办过程，要比正统史书给我们提供的还要多。还有《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四月初八，《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中的清明，《菩萨蛮》中的端午，《错认尸》中的除夕……若将此加以勾连，完全可以组成一部可信程度极高的市民社会生活史，市民心灵沉浸于此可深深感受到这种世俗的温馨。

更为可贵的是，城市社会生活作家还将笔触触及到市民的品德修养和操守方面，王明清的《盐商厚德》、《茶肆还金》就为我们加深对宋代市民思想品行的认识提供了范本。以《茶肆还金》为例，它所写的是东京樊楼旁一茶肆主人拾金不昧，在数年之后将数十两金原封不动归还失主李氏，而且坚拒李氏要以一半财物相谢的做法。茶肆主人强调小人才重利轻义，他归还失主主要是“常恐有愧于心”。这种品质堪称整个古代社会市民的典范。而《乐小舍拼生觅偶》则集中刻画了一位普通小市民乐小舍不会游泳，却敢于跳入水中去救自己心爱的人，因而感动了钱塘江潮王。潮王非但没有收去他们的生命，反而让他们紧紧搂抱，浮出了水面，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这小说虽有神怪传奇味，却透露出一个转型时代的气息，那就是下层市民向世人表示了自强不息、身强胆大的健康搏击志向和心态。城市社会生活作家揭示了市民阶层认可的一种新思想观念： 敢于到钱塘江潮中弄潮的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

正是这些新的形象，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风俗，构成了新文学样式的新内容。它们以其所反映的城市社会生活开启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大幕。

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充满了小市民的低级庸俗、无聊浅薄趣味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仅仅是枝节末端。占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主流的是它的新奇生动、俚俗浅显、活泼诙谐、香辣浓郁、生机勃发。我们认为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发展到了宋代已经成熟。它在传统的诗文密林中开辟着自己的路。它以自身独特的话语，独特的情境，独特的习俗，独特的审美观念，与传统士大夫殿堂文学分庭抗礼，强烈地摇撼了阳春白雪的统治文学地位，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廖奔曾恰如其分地总结宋代市井艺术，实际也是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的特征：“它情节处理的生动性，技巧掌握的高超性，描写手段的精确性，艺术形式美的通俗性，都在与市井观众、听众反复交流的长期实践中提炼到了极其准确到位、合宜适度的程度，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①事实表明，这类城市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其无穷的魅力，得到了日益扩大的市民读者和观众的认同，它同时也为自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牢牢地占据了一个稳定的位置。

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文学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其影响，元代有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费著《岁华纪丽谱》、刘一清《钱塘遗事》，明代有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史玄《旧京遗事》、顾起元《客座赘语》，清代有无名氏《燕京杂记》、李斗《扬州画舫录》，张熹《津门杂记》……这些著作专重白描，以精雕细刻的写法，勾勒出各自时代的城市社会生活面貌，从而使中国城市生活文学体系更加庞大，成果更加丰硕。

注释

① 廖奔《宋艺术论》,《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

怎样概述宋代文学？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在开封东北40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20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中国人民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到这时才在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北宋初期各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主要为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但客观上也使当时人民有比较安定的环境来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并有利于封建文化的继续发展。

为了防止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宋太祖在夺取后周政权后的第二年就采用赵普的建议，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此后北宋王朝除集中全国精兵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把京师的驻兵轮番派遣到各地戍守，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防止士兵和将帅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又把京师的禁兵分给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统领，使禁军将官的权力因而削弱。同时设置枢密使，掌调发国内军队之权。这样，“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见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北宋王朝这些措施在防范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然而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加以北宋历朝皇帝对武将的猜忌，在边疆有事时每派宦者监军，多方牵制；或自画阵图，遥授军机，使将帅不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因此从宋太宗太平兴国4年（979）对辽的高梁河之役开始，直到北宋王朝的覆灭，在对辽、西夏和女真的历次战役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丧师失地结束的。这就使北宋比之我国历史上的其他统一王朝表现得特别软弱。在辽、西夏和女真的军事威胁之下，北宋王朝就只有求和、送礼，甚至撤防、割地，一直挺不起腰杆来。北宋文学就是在人才最盛的从庆历到元丰（1041~1085）期间，也没有象西汉赋家或盛唐诗人所表现的开阔恢弘的气象，归根到底是这种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由于军队的缺乏作战能力和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北宋王朝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几十万两匹的银绢，使国内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在徭役、赋税的沉重负担之下，还兼受辽、夏贵族的剥削。北宋王朝认为辽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因此它不仅没有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取消或减轻岁币来缓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图以对外的一味妥协，集中力量，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北宋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统一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在边境只驻有仅仅可资防守的部队，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国内重要地区，专力防范农民的反抗。为了防止农民的迫于饥寒，铤而走险，北宋王朝每当荒年还大量招募饥民来当兵，从而使军队的数额不断扩大，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加深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在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就在蜀中起义。到宋仁宗即位以后，先后爆发了王伦、王则等的起义，北宋对西夏的战争又接连失败，促使一部分正视现实的文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厚农桑、减徭役、明黜陟、抑侥幸等改良政治的主张，企图以此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他们的政治主张遭到吕夷筒、夏竦等保守派的反对，形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就是庆历党争。到了宋神宗即位，又由于“冗兵”、“冗官”和“冗费”的巨大开支，农民负担过重，而品官形势户、大地主和大商人却乘机兼并，大发横财，阶级矛盾又趋激化，新党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就在这时产生。他的青苗、方田、均输、市易等措施，又遭到司马光、苏轼等旧党的反对，从而形成长期的新旧党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比之武人，北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就优厚得多。宋朝文官有优厚的俸给，在离职时也还可以领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这样。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这对于提高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效忠于北宋王朝，收到了效果。然而在北宋庞大官僚机构里的各种文官，他们的力量也往往互相抵消。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宰相的专权，在宰相之下又设参知政事，并以枢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军事大权和财政大权。在中书、枢密二府之外又有台谏，在州郡长官之外又设通判，使彼此互相牵制。这就使当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难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时彼此争论不休，却很难制定有效的对策。“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这是后人对于他们的尖锐讽刺。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文士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的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候补人才，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150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北宋王朝为了要从地主阶级的各阶层选拔效忠于他们的官僚，还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唐代应举的进士往往向王公贵人投献诗文，希望他们替自己宣扬，有些士子由于有王公贵人推荐，往往不待阅卷就内定了，而真正有才学有品格的文人有时反没有被网罗。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进士出身的。宋代科举开始采取弥封、誊录等制度，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贡院评卷，不得和外人接触；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10倍以上。这就使中小地主阶级的士子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政权。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见《宋史·选举志一》）。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此外宋代对科举录取的进士，还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等来加以奖励。“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10万，恢复幽蓟，还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见《儒林公议》）。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这一制度的种种措施，有效地吸引当时士子走向读书应举的道路，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也促进了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经皓首，十上干名”，弊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少数贫寒的士子，“一举成名，六亲不认”，更成为宋元时期小说戏曲中鞭挞的对象。

宋初科举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到仁宗以后，就更重策论。宋郊在庆历4年（1044年）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政治矣。”就说明这样的考试内容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文人执掌政权是宋代政治的特色，这和当时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同时科举考试的偏重策论，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又同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我国在中晚唐时期已开始雕印佛经，唐末五代，民间已有雕板印书的，后唐长兴（930~933）年间还刻过九经；但一般学者读的书都还是手抄本。到北宋庆历以后，民间刻书业才更普遍，各种刻本书籍才更大量流行，而活字印刷术也同时发明了。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这就大大扩大了学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当时从中央的三馆、秘阁，以及州学、县学、民间书院，都藏有上千上万卷的书籍。私家藏书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都达数万卷，而且喜欢借给人看。宋代学者所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私家著述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几十卷、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这不仅决定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同时是当时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

在军阀割据的五代时期，国内局部地区，如吴越及南唐，由于战争较少，人民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较轻，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农民得到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劳动，全国农业生产恢复较快；朝廷也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措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北宋时期封建经济的特点是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建立在主户与客户的契约关系上。在契约规定的租额以外，客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之实行均田制的唐代农民有所减弱。客户在购买到少量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这些改变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加以农具的有所改良，“不择地而生”的占城稻种的推广，不但使当时国内荒地大量开辟，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提高。“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王安石《后元丰行》），“春畴雨过罗纨腻，夏陇风来饼饵香”（苏轼《南园》），这些诗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大片耕地的垦辟和农民的精耕细作。

农村耕地的扩大和农作物单位产量的提高，使全国农村中可以有更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从事文化活动，这就为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代开元年间，经过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人才称盛，每年到京师应举的士子超过千人。宋代从开国到嘉祐（1056~1063年），也将近100年，待试京师的士子每年有六七千人（见《宋史·选举志一》），比唐代超过了好几倍。苏轼在应举时的《谢范舍人启》说，蜀中在宋初数十年间，人民救死扶伤不暇，学校衰息，到天圣（1023~1032年）以后，“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虽未免过夸，却多少说明了随着封建经济发展而来的封建文化的高涨。北宋文学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力量互相抵消，国家积弱不振，农民负担奇重，而封建文化却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而得到进一步高涨的时代背景里缓慢地发展的。

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中就面告石守信等宿将功臣，要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后来对西蜀和南方诸国的降王降将也都赐第封官，赏赐优厚，同时集中诸国旧臣在馆阁里编书，厚其俸禄，使他们为王朝粉饰太平。当时宫廷里每有庆赏、宴会，皇帝常和侍从大臣唱和诗歌，而贵族官僚家里也常有文酒之会，佐以妓乐。正是在统治阶级这种风气之下，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继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作风，片面追求声律的谐协和词采的华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晏殊、张先等的词，就是在这种文学风气之下产生的。

北宋王朝以优赐功臣宿将、降王降臣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组织来巩固王朝的统治，同时就不能不增加它对农民的剥削。当时农民除向官庄、地主交租外，还受豪门大户高利贷的重重剥削，往往“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宋史·食货志上》转录司马光疏中语）。因此王禹偁在太宗时上的《端拱箴》就指斥了宫廷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膏血上面；而当太宗在元宵张灯设宴，夸耀国家的太平繁盛时，吕蒙正就指出“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的事实（见《宋史·吕蒙正传》）。这些从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通过科举参加政权的文人，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在文艺上的表现必然和那些一味为北宋王朝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有别。正是这样，在北宋初期的柳开、王禹偁等作家已有意继承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的传统，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艺上的颓风。

到仁宗庆历时期，一方面由于北宋王朝将近百年的统治，为封建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外危机的加深，促起文人对于现实的关心，诗文革新运动就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领导之下，取代西昆派的地位，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此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诗文的造诣各有不同，却都是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辉煌的成就的。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说：“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文学的繁荣虽归根到底决定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它们相互之间的步调却往往不平衡，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就表现了这种现象。

北宋欧苏等大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最好继承者。韩柳的大部分著作文从字顺，成为后来文人学习的典范；但他们本身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部分篇章过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炼，甚至近于生涩。欧阳修主持礼部试时曾打击了文坛上追求险怪的作风，王安石、苏轼更批判了“力去陈言夸末俗”和“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晓畅明白，平易近人。这就引导当时的散文创作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其影响远及明清的许多古文家。

宋诗从王禹偁起就注意向杜甫、白居易学习，努力把诗歌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上也接受了韩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响，在内容上要求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反对西昆诗人的无病呻吟；艺术上要求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正西昆诗人的浮艳作风，这才开始表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经过王安石、苏轼到黄庭坚，他们从各自的生活道路出发，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学习，通过诗歌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表现个人的政治态度、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诗歌风格，和欧阳修合称北宋四大家。由于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脱离人民群众，长期的书房生活，使他们习惯于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而不大注意于从人民生活吸取源泉，构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这种作风在欧、王、苏三家中已有所表现。到了黄庭坚、陈师道，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严羽《沧浪诗话》）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使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愈来愈严重。

金兵的南下，两河的沦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在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当时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暂时缓和了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战之争代替了从北宋中叶以来长期的新旧党争。当时黄河南北人民纷纷组织忠义民军反抗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南宋军事形势在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的艰苦奋战之下也渐有起色，这些现象一度给人们带来了“中兴”的希望。可是以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贵族的战争威胁吓破了胆，更害怕爱国军民力量的强大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训，发愤图强，反而变本加厉，一面杀害主张抗战最坚决的岳飞，一面向女真贵族割地称臣，并每年交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以换取他们苟安东南的局面。这种残酷的现实首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当时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陈与义、曾几已经在诗里表现了伤时念乱的心情，到陆游更继承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并在更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同时的杨万里、范成大，出入于北宋和中晚唐诸名家，各以其丰富的诗篇描绘祖国的江山风物，使宋代诗歌在苏黄诸家之后重新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此后宋金对峙渐趋稳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直到南宋亡国前后，领导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经历亡国惨痛的作家如谢翱、汪元量等，才重新写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诗篇。

不论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比之唐人，宋人就带有更多的封建说教意味，这是和宋人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分不开的。从中唐到北宋，由于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有所减弱；农村土地的兼并又加深了农民与地主之间以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仅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采取种种措施，同时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而最有效的办法则是利用儒家的传统学说，给予新的解释，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宋儒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北宋初期的理学家看到晚唐五代的长期纷乱，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巩固国家的统治和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还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反对浮华纤巧，也有助于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后来的理学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们在生活上的一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强调“尊天理，窒人欲”，因此他们就鄙视许多为人们所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把诗文作家看作俳优，认为对文艺的爱好是“玩物丧志”，而片面要求作家为封建教条作宣传。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使两宋不少诗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头巾气”与“学究气”，削弱了一般文艺作品所应有的明朗性和生动性。

与诗相比较，词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词从晚唐五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绮靡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它从民间到文人手里也还不算太久，没有像诗那样的得到他们重视。在诗里，他们好象总要显得正经一点才成样子，而在词里却不妨放肆一点，随便一点。这样，他们在词里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有时却显得坦率一点，也真挚一点。另一方面是由于晚唐五代词人写来写去不出于一点男女的离情别绪，却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加宽广的余地来驰骋他们的才情和笔力；不比古近体诗，在唐人已经占领了各方面的主要阵地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之后，宋人就较难同他们争雄竞胜。因此宋词作家的数量虽不能同诗家相比，作品的内容也不见得比宋诗更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特色和独创性。前人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我们还不能同意，但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看，它还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发展。然而由于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范仲淹、欧阳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怀，气象已自不同。到苏轼更矫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在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家的先河。尤其是辛弃疾的作品，悲歌慷慨，志气昂扬，激励人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两宋词家的最高水平。

苏词在北宋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他门下的秦观和同时的贺铸主要还是继承五代词家和柳永的词风发展。柳永多作慢词，多从都市生活汲取素材，在当时市民阶层中传唱最盛，但主要还在表现男女的离情别绪和悲叹个人的沦落江湖，格调还是不高的。到北宋后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更以典雅工丽之词为这没落王朝点缀升平，把宋词引向了脱离现实的道路。南宋中叶以后的词家如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虽面目各有不同，主要是继承周邦彦的词风继续发展的。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因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生在南渡前后的李清照，既在词里描写她深闺孤独无依的生活，同时还抒发她南渡以后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经济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长安、洛阳，住宅区的坊巷和市区分开，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市区交易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当时洛阳、扬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也相类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群众游艺场性质的“瓦肆”或“瓦子”，经常演出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艺术，使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继承唐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取得更重要的成就。

由于这些作品的对象是占市民阶层中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阶层之中，熟悉许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这就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决定于作品内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愈见曲折，对人物声音笑貌的描绘更加细致，语言也愈来愈接近口语。这是从《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以及《宣和遗事》里有关晁盖、吴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绘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当时中国国内除北宋外，还有由契丹族在东北地区建立的辽，由党项族在甘肃、宁夏地区建立的西夏。辽、夏在和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在国内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夏人虽有自己的文字，在与宋人交往时却用汉文。辽君臣有不少还能用汉文写诗。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更继承了北宋的文学成就而有所发展。当时北方中国人民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出于人民斗争的需要，民间流行的院本和说唱诸宫调发展得较好，为后来元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金人院本都已失传，但从《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看，其中如“禾下（农民）家门”、“大夫（医生）家门”、“先生（道士）家门”、“卒子（兵士）家门”、“邦老（强盗）家门”、“都子（乞丐）家门”、“秀才（士子）家门”等，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生活，且已有莺莺、柳毅、裴少俊等的故事戏。至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对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影响就更显著了。

金国从建立初期到中叶的数十年间，遗留下来的诗文大多数是一些文学侍从之臣的作品，虽文词组织工丽，而内容很少可取。直到金王朝覆灭的前夕，诗文创作倾向才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忧时伤乱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主题。“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过晋阳故城书事》），通过当时金源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这些作品，不但深切反映了国家民族的灾难，还写出了人民和妥协投降派截然不同的坚决斗争精神。

宋代的文学艺术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更加丰富多采。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宋仁宗时，欧阳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苏轼、曾巩、苏洵、苏辙等名家辈出，古文运动终于取得全胜。他们的文章大多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欧阳、曾、王、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宋初王禹偁首倡继承杜甫、白居易诗风，但不久即出现西昆诗体，崇尚词藻华丽，风靡一时。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相继而起，诗作大多平淡清晰，间或粗犷奔放，诗风始为之一变。才华丰茂的苏轼，诗备众格，洒脱豪放。王安石主张以适用为本。黄庭坚提倡以故为新，其后便形成了江西诗派。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号称中兴四大诗人。文天祥的诗，很少雕饰。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北宋前期以晏殊、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词尚婉丽。柳永精通音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情景交融。高才逸气的苏轼，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派。南宋词人辛弃疾，气势磅礴。婉约派词人有苏轼门人秦观，他善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语工而入律。北宋末年的周邦彦，词调方面有创新。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独树一帜，实为古代最有成就之女作家。南宋后期的姜夔，长于音律，讲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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