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现当代《诗经》研究的新纪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

诗经研究·现当代《诗经》研究的新纪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诗经研究· 现当代: 《诗经》研究的新纪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

赋、比、兴三个概念最初虽然是作为用诗方法提出来的，但由于处于类比思维阶段的《诗经》时代，人们无论是用诗还是写诗，其思维方式是相同的，都是求同类比，所以在毛《传》运用用诗之“兴”法解说诗本义时，就已将用诗“引譬连类”、“感发志意”的 “兴”转变为用外物“引譬连类”、“感发志意”的“兴”了，在不改变内涵的情况下很自然地将“兴”从用诗方法转变为表现方法。东汉郑玄对赋、比、兴的解说则完成了赋、比、兴三种用诗方法性质的转变。唐代孔颖达“三体三用”说使赋、比、兴为表现方法说几成定论。朱熹对赋、比、兴的解说使赋、比、兴三种表现方法的含义进一步明确。可以说，在毛《传》标兴之后，人们大都将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来解说研究的，并将之推崇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杨载《诗法家数》)，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故我们这里也沿用赋、比、兴来分析《诗经》的表现方法。

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最贴近《诗经》艺术表现的原貌。朱熹释“赋”说：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 赋法在《诗经》中运用得最为普遍。不论是陈述、祈使，还是疑问句;也不论是叙事、描写，还是议论，凡“直言”其情其事其景者皆为赋。过去对赋法存在许多误解，因赋法“直言”，故在讨论“形象思维”时便只重视比兴而冷淡了赋。其实不然，若“直言”动作动态、所见之景，也同样是形象思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关雎》) 非比非兴，而是“直言” 因相思而无法入睡的痛苦情态，谁能说这不是形象思维呢?又因“直言”，人们重视比兴的委婉含蓄而冷淡了赋的浅近直白。其实不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非比非兴，而是“直言”眼前所见，却另有深意在，被古人认作三百篇中最好的诗。故评判赋法的艺术价值及是否形象思维，不在方法本身，而在方法的运用，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要作具体地分析。

朱熹释“比”说：“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古代修辞学尚不发达，还没有很细的分类。朱熹所说的“比”其外延要远比今天修辞学上所说的 “比喻”大得多，它既包含比喻，也包含比拟、对比、象征、寄托、用事乃至寓言等。比的用法及喻意比较容易识辨，古来无多争议。

朱熹释“兴”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诗集传》)《诗经》中兴法运用得最为灵活，功用也十分丰富，兴意也较难识辨，故引出了许多不同的解说。仅就毛《传》所标116兴而言，按照不同的标准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毛传》所标116兴大部分是在正文之前对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具体事物的描写。就事物的性质而言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眼前所见实景，如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秦风·黍离》);一种是意念中想象的虚景，如“麟之趾”，“麟之定”(《周南·麟之趾》);另一种则似乎不在景，而在声，是发端起韵的套语，如“园有桃，其实之肴。”(《魏风·园有桃》)。若从兴句发端的作用而言，至少存在四种发端，一种是单纯的音乐、结构发端，套语发端皆属此类;一种是单纯的情感发端，章中兴句皆属此类，如《鲁颂·有駜》;再一种就是既为情感的发端，又为结构的发端; 既是“起情”，又是“起辞”，这种兴句在《诗经》中数量最多，如《周南·桃夭》等。另一种则是特例，这种兴句所描写的已不是“他物”，而是正文了; 已不是起辞或起情的发端，而是正文整个比喻的组成部分了，如 《豳风·鸱鸮》、《小雅·鹤鸣》等。这若不是毛《传》标定的错误，那就说明在古人的观念中比、兴并无判然分明的本质差异。若从兴句与正文在内容上的关联而言，就可分为有联系与无联系两大类。单纯的音乐、结构上的起辞发端，即套语式的兴，则与下文内容无关联，如 《郑风》、《唐风》 中的 《扬之水》、《小雅·南山有臺》等。绝大部分兴句与下文的内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主要是借喻的关系，其次还有比拟、衬托、象征、对比、类比、气氛烘托等等。

比、兴在表现形式上虽有区分，但审美价值则大致相同，同是借外物抒情，将抽象的情感物态化，使人可视可感，而且意蕴深婉含蓄，余韵悠长，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故古人往往将“比兴”合提并称，大力推崇并不断丰富，使之逐渐发展成为我国诗歌理论中最具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

《诗经研究史概要》摘记（1）《诗经研究史概要》是当代诗经研究大家夏传才先生写于1980年代初的一部诗经学专著，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两千年来诗经研究史的专著。

1、先秦时期。首先是春秋时期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其次是孔子、孟子、荀子先后进行的诗学研究。

2、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毛、韩四家传诗。郑玄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写成《毛诗传笺》，实现诗经研究的今古文合流。唐初孔颖达《毛诗正义》完成汉学的统一。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家还开创了以文学眼光研究《诗经》的传统。

3、宋学时期（宋至明）。主要成就是朱熹的《诗集传》。

4、新汉学时代（清代）。清代提倡复兴汉学，反对宋学，形成新汉学，内部又有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的冲突。主要成就是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人关于诗经研究的著作。

5、五四以来。鲁迅、郭沫若、胡适、闻一多等人，以现代研究方法和现代学术思想，把诗经学推向了现代。

1、《诗经》不是一部经书，而是一部最古老的诗歌选集。由于孔子拿它做教材，才被后世儒家归为“经”，以儒家思想进行阐释。

2、《诗经》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而是五百年间甚至更长期间的积累与加工，不必每篇考订其作者。

3、古人注疏训诂繁琐曲解，掩埋了各篇真正含义，应扫除其影响。但历代学者文字训诂考订又是读懂《诗经》的基础，是今日研究的基础。

4、古人的方法：经学的，即作为儒家经典来解读；历史的，把诗经看做古史材料；文学的，当作文学作品来研习、欣赏。当代研究诗经的方法，亦有文学的、史学的、经学的研究方法。

5、三百篇产生的时代和地域：三颂40篇，其中《周颂》是西周王室的庙堂祭祀乐歌，主要出生于西周初期一百年间，主要是史官和太师的手笔，《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祭祀歌曲，《商颂》是宋国的祭祀乐歌，其制作时间有争议；二雅105篇，《大雅》全部是西周作品，主要是朝会乐歌，《小雅》基本是西周后期作品；《国风》160篇，绝大多数是春秋初期至中期的诗，一小部分是西周后期的诗。《豳风》的时代问题争议较大；《二南》旧说分歧较大，今人考订其为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这段时间。

6、诗乐合一与风雅颂分类：《诗经》中六篇有目无词，被称为笙诗，又衍生出“有义亡词说”和“有声无词说”；诗入乐说，汉唐时代认为诗三百全是乐歌，宋儒提出异议，认为有入乐和不入乐之分；风雅正变，《毛诗序》提出，郑玄发挥，认为歌颂周室先王和盛世的诗，是“诗之正经”，那些讽刺诗爱情诗则是“变风”“变雅”，“不正”的意思。

1、“孔子删诗说”始于《史记》，孔颖达最早提出异议。此时众说纷纭，也是搞不清楚。史料不足，没有必要争论。

2、孔子整理《诗经》的标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语怪力乱神”“攻乎异端，斯害而已”。

3、孔子的诗教，包括“兴观群怨说”“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不学诗，无以言”“经世致用和触类旁通”。

关于《诗经》的资料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叫“赋《诗》言志”。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使人“温柔敦厚”。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到汉初传授《诗经》学的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概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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