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与影响(黄宗羲的思想主张和影响 )

黄宗羲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与影响黄宗羲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与影响

黄宗羲关于学校的主张，表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学校不仅为了“养士”（培养人才），而且应当成为独立的舆论机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这样，学校就成了“公其非是”的论坛，甚至比君主的权威还要大一些。这个观点虽是脱胎于东汉时太学生的清议与宋朝诸生的伏阙上书，但与此并不完全相同，因为黄宗羲着眼于探求限制君主权力的措施，一方面他想以学校作为监督政府的舆论机构，另外他又主张以推选出来的贤者担任有实际权力的宰相，以补救世袭君主的不贤，含有限制封建君主的思想内容，近代学者多以此为议院的渊源。

黄宗羲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不仅比前人进步，而且超过了同时代的思想家。当时，唐甄作《潜书》97篇，其中也有评论封建君权的话，如说：“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前一句为虚语，后一句才是实话。何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他论证说：“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又说：“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抚之则安居，置之则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潜书·鲜君》）可见唐甄对封建君权的揭露相当尖锐，可是其中理论的分析不足，缺少观点。黄宗羲比唐甄站得高些，他没有局限于揭露，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有理论意义的观点，如前面指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出仕“非为一姓”；封建主义之法是“一家之法”；应当“公其非是于学校”等。所以，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黄宗羲的言论在古代社会里算是站得最高的。

任何一种观点都不是偶然产生的。黄宗羲对封建君权做出的一些评论，是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自己的经历分不开的。他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时明朝的“奄宦”之害特别炽烈，由此更为集中地暴露出封建王朝的腐朽。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操纵朝政，掌握了全部中央机构，并加强厂卫特务制度，“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贤传》）。当时与魏党相对立的是东林学派，他们是一些具有改良思想的中下层官吏，利用宋代杨时的东林书院作为聚会的场所，经常以讲学为名，议论朝政。他们反对宦官专权，揭露税监的勒索搜刮，要求减轻对人民的压榨。不过，东林学派在理论上和学术上都没有什么创新，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奉理学的传统，在其纲领性的《东林会约》中就特别称举了“尊经”的一条。他们中间有些人被捕受刑，对皇帝不敢有半句怨言，竟写出像“君恩未报，愿结来生”（《明季北略》卷二）、“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玉镜新谭》卷二）之类的诗句。即或如此，东林学派还是遭到宦官的迫害，被指为邪党。熹宗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拆毁东林、首善书院，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人冤死狱中，黄尊素也未能幸免。黄宗羲从东林学派的活动和父亲的遭遇里对“奄宦”之害体会得最深。

东林学派被镇压以后，继之而起的则是复社的较为广泛的集会活动。思宗崇祯六年（1633），由张溥主持，举行了虎邱（在苏州）大会，从山左、江右、晋、楚、闽、浙各地赶来参加的有几千人。复社以“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为宗旨，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东林学派大体相同。在崇祯以至南明时期，复社人物与当权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多次斗争。崇祯十一年（1638），南京诸生140人，以黄宗羲和顾杲为首，作“防乱公揭”，反对魏忠贤的遗党阮大铖。南明弘光朝，阮大铖执政，复社人物受到迫害。由此可以看出，黄宗羲的个人经历，使他认识到明朝衰败的原因在于“奄宦”的干乱朝政。他在《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中带着激愤的口吻说：

“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明夷待访录·奄宦上》）

黄宗羲对于明朝“奄宦”之害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所谈都是事实。这是明朝腐败的一种现象，他没有找到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评论君权，大都是从抨击“奄宦”出发的，这一点和东林学派思想相似，不过黄宗羲还进一步指责了封建君主。但他并没有明白主张君主制度应当革除，只是要求改革政府机构，他说：“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明夷待访录·奄宦下》），使“奄宦”无从施其技。又认为明朝没有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夷待访录·置相》）。所以改革弊政，必须从设立宰相始，而宰相应当由贤者担任。

他的政治图案是这样：“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章凡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明夷待访录·置相》）。这大约就是黄宗羲的理想政治，其中含有限制君主权力、防止“宫奴”（宦官）掌权的思想。至于君主立宪的设想，那是近代先进人物从西方搬来的，在黄宗羲的那个时代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

黄宗羲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只见于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其他著作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可能是由于清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他不能不有所忌讳。就在黄宗羲写成《明夷待访录》的当年，清初文字狱波澜初起：孙奇逢所撰《甲申大难录》案，该书辑录了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时的明廷亡臣，山东济宁州牧将书稿刊印出版。康熙二年，事被告发，说它是一种纪念亡明的书籍。济宁州牧被逮，孙奇逢也被传审，押往北京。此事与黄宗羲没有牵连，但此后他便不再议论政治，而是潜心于学术史的研究，后来撰述《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开学术史研究的新范式。又作“四书”“五经”讲义诸种，其中偶尔透露出一些抨击现实的议论，但都不像《明夷待访录》那样锐利有力，大部分讲的是封建伦理纲常。例如他在《孟子师说》一书中说，《孟子》七篇以“仁义”为“宗旨”（《孟子师说》卷一）。又借用他的老师刘宗周的名义说：“盈天地间无所谓万物，万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吾之父，君便是吾之君。君父二字，可推之为身外乎？然必实有孝父之心，而后成其为吾之父。实有忠君之心，而后成其为吾之君。”（《孟子师说》卷七）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产物，它不同于西欧各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阶级矛盾、统治集团的腐朽以及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对他起了惊醒的作用。

黄宗羲的思想主张和影响？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

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

黄宗羲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扩展资料

人物轶事：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

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即南宋学者黄震）之绪。

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

-黄宗羲

黄宗羲的主要观点有哪些？其产生的背景和影响思想：1。批判君主专制 2。反对重农抑商 3。提出改革方案既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 4。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是由梁起超概括的） 5。主张君臣平等，限制君权。 6。强调法制。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其事轰动海内外。在同社会恶势力的殊死斗争中，黄宗羲初步察觉到明朝封建统治的丑恶本质。因此他淡泊功名，孜孜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开始，他遵照父亲生前嘱咐，用三年时间，“自明十三朝实寻，上溯二十一史”，全部阅读完毕。之后，他便有计划地研读六经、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历算、音乐、数学等方面的书籍。他还拜浙东名儒刘宗周为师。刘宗周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对黄宗羲影响极大。黄宗羲学业上进很快，二十多岁时已誉满东南了。甲午之变后，黄宗羲高扬民族气节，投身于武装抗清的斗争，并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抗清失败后，黄宗羲以清醒的头脑对国家兴亡、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康熙三年，五十四岁的黄宗羲在十年前撰写的《留书》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一部启蒙主义杰作《明夷待访录》。这本书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提出“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批判了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全书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芒。黄宗羲一直隐居乡间，清廷诏征博学鸿儒，聘他预修《明史》，他三次坚辞不就，致力于探讨经国济世的实学，整理和研究祖国文化遗产。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哲学的本体观上，致力于阳明心学的总结、修正和改造，明确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气一元论”，这是他最可贵的贡献。作为一位哲学史家，黄宗羲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概括：“一本万殊”。这在他七十五岁时完成的学术巨著《明儒学案》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部著作对明朝三百年间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作了系统的、完整的介绍和评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的大作。黄宗羲八十四岁那年，《明文海》问世，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著作，共四百八十二卷，参考明朝各家文集二千多种，费时二十六年。黄宗羲著作极为宏富，据统计，他一生的著作有六十余种，一千三百余卷，数千万字。黄宗羲努力著述同时，还在宁波、绍兴、海昌等地讲学、培养学生，是浙东学派的创始人。清朝著名学者万斯同，万斯大，阎若璩等，都是他的学生。黄宗羲一生长期坚持自然科学研究，撰写了二十余种科技类著作，在天算、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黄宗羲的天算研究主要集中在鲁王监国时期，最足见造诣的是他对元代郭守敬《授时历》所作的深入研究，著有《授时历故》、《春秋日食历》、《回回历假如》、《气运算法》等。黄宗羲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起步甚早，创修了《四明山志》，顺治十七年撰成《匡庐游录》，康熙三年写成《今水经》。他倡导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的科学研究方法，与顾炎武同开一代新学风。在黄宗羲的科技思想中，主张“推物理之自然”，从自然本身去寻找物理，反对祥异神化的瞽说，这些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无神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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