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论著述·诗文浪谈(诗文评论的典籍有哪些 )

诗词研究·诗论著述·诗文浪谈诗词研究·诗论著述·诗文浪谈

诗话著作。明林希恩撰。林希恩，自署莆中(今福建莆田)人。生平事迹不详。该书据《说郛续》所收仅四十则，内容多论声律，以为“声之有律，非特近体为然”，古体乃至《三百篇》“亦皆声也”。其所谓“声”，不仅有平、仄，还有轻重清浊之别，认为“此天地自然之声也”。又论诗体、体格之变，称：“《三百篇》之后有汉魏，汉魏之后有六朝，六朝之后有唐，唐之后有宋，虽其美恶不齐，要之，耻相袭也。又曰：骚之后有赋，赋之后有文赋，亦耻相袭也。”又论诗法，称：“岂惟篇章之大有其法哉，虽至于一句一字之间，则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损之者矣。”又谓作诗贵得师承，“不得其师，而曰学由心悟者，自诬而诬人也”。有《说郛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

诗文评论的典籍有哪些？诗文评是我国古代特殊的文学批评论著。古代诗文评论著述，最早散见于“六经”、诸子之中，其内容是零星的、片面的。随着文学的发展、作品增多，才有了文学批评的专论。如魏晋时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但这些还不是专门的诗文评典籍。南朝梁代出现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十卷，分上下编，各25篇。上编前五篇是该书总论，其余20篇为文体论；下编前24篇探讨系统的创作理论，最后一篇是全书总序。《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奠基性著作，所以千余年来盛行不衰，有许多人为之评点注释、研究阐发，南朝梁代还出现了钟嵘撰著的《诗品》，这是我国文学评论史上第一部诗论典籍，也是一部文学批评的杰作。《诗品》分上、中、下三卷，专论五言诗，品评由汉至梁122个作家。它作为诗歌评论的开山著作，同样引起历代学者的重视，流传甚广。在《文心雕龙》和《诗品》的带动下，我国古典诗文评典籍层出不穷，代有所继。在诗评方面，唐代有司空图的《24诗品》一卷，将古代诗歌创作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等24类进行评论，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过郭绍虞的集解本。宋元以后，诗词评论多以诗话、词话的形式出现，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诗证五类，提出较系统的诗歌批评理论。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一部诗话集，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收宋以来各家诗话，间附己见，对前人诗作进行具体评论的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除论诗外也记述文坛掌故和诗人轶事，全书16卷，补遗10卷。以上三部典籍除有刻本流传外，也有经今人整理校订后出版的铅印本。清人何文焕编辑的《历代诗话》，是一部历代诗话总集，收录自钟嵘《诗品》至清代的诗话共28种；近人丁福保又编《历代诗话续编》一书，补录由唐至明诗话28种；丁福保还辑有《清诗话》，收清代诗话42种。以上三部总集保存了古代诗话的大部分著作，利用起来比较方便。我国古代还有“诗纪事”一类书籍，兼具诗歌评论与诗歌史料的性质，这类书首创于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后人仿作接续，于是由唐至清，诗纪事类典籍也自成一个系列。

宋以后出现的词话是评论词作的专门典籍，其内容或评论词人、词作，或品评词派，或记载有关词的本事。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五卷，张炎的《词源》二卷，清代张宗棣的《词林纪事》22卷，都是研究我国古代词人及其作品的重要参考书。今人唐圭璋先生编有词话总集《词话丛编》一书，收宋以后历代词话60种。

《诗论》原文直译及诗评原文：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

       夫圣人之为经，惟其《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春秋》之严矣。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 

      今之《诗传》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樛jiū木，葛藟lěi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喓喓草虫，趯趯tì阜螽zhōng”，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已劳矣。 

       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雷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 

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当时之事。则夫《诗》之意，庶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译文

论《诗》

       自从孔圣人死后，六经的学说道理，也就开始零散杂乱并且不能完整的解释了。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索取六经的含义太深，并且探求六经的方法又太迫切。其实六经的道理，最关乎亲近于人情，所以传承很久而不衰。而当今好多迂腐的学说，都是把六经曲解后的言论，虽然文章的含义还达不到六经的内容，却牵强附会解释六经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言论隐晦曲折并且文理不通哦。

      当时孔圣人注书六经，只有《礼》与《春秋》两部著作相符合。此后书里的内容没有一句话是虚假的，没有一件事是没有考据的，然而还是从来没有不近人情事理的。而《书》只是写作于一时的言论，而《易》的文章只是为占卜算卦而作，所以时有好多内容不能作为定论的说法，这种说法来源于书写的规范不如《春秋》的严谨了，更别说《诗》这本书，说的是天下所有人，包括平民男女、羁旅流窜之臣和地位低下的役隶，是关于这些人的喜怒哀乐逸闻轶事的作品。可见天下的百姓，自己会感伤因为贫贱困苦带来的忧愁，也自己会叙述他美满盛世带来的欢乐，往大里说，可以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和有关天下兴亡治理国家的大事迹，往小里说，可以涉及到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一类小事情，所以书中没有写不到的，这怎么可以用法律规则的局限来规范世间的千态万物呢？由此足以可见写的内容世人没有不了解的。孔圣人对于《诗》这本书，认为它的根本和要点符合仁义，所以就没有因为不当而责备书中的任何一句话，这是因为诗的意义是可以欣赏的，诗的语言是可以沟通的。

      今天的《诗传》里说“听那隆隆的车声，在南山的阳坡震撼”、“我从北门出城去，心中烦闷多忧伤”、“小河里的水啊汩汩流淌，光洁的山石被冲刷激荡”、“整天在外采荩草，采了一捧还不到”、“望着眼前那洛水，水势茫茫在流淌。”如像这样的句子，这都是诗歌的起兴啊。还有写到的“关关和鸣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小洲”、“南方地区有很多生长茂盛的树木，这些树木中有下垂的树枝，葛藟爬上这根树枝，并在这根树枝上快乐的生长蔓延”、“南山乔木大又高，树下不可歇阴凉”、“喜鹊筑成巢，斑鸠来住它”、“听那蝈蝈蠷蠷叫，看那蚱蜢蹦蹦跳”，像这些的句子，又是起兴的方式啊。凡是诗的内容用到兴起比喻的，肯定这种现象关连到天下万物，可以自然的证明这个道理。所以凡是《诗》的内容为这种现象而作的，它的语言能够涉及到具体的物质时，就必定是强化地对这个物体进行描写，就是为了追求能和表达的事情相符合，所以说把《诗》作为学问来研究是很辛劳的。

       人不知《诗》的内容体裁还存在比的修辞方式，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兴。凡是作为兴的语言，还能说明要表达的意思。而这个语言的意义一定会触动当时读者的情感，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同样的情况可以推断，而不能用语言来解释。“殷其雷，在南山之阳”，这不是在描写关于雷的意思，肯定是看到当时的情景而有所感动，所以后世的人是不能得到这样写的解释，这就是为何使用兴的修辞方法的原因。啊，天下的所有人，想看懂《诗》这部著作，这人必须要先了解比、兴这两个修辞方法。就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个句子，这确实是因为鸠鸟雌雄情意至为深厚然而又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原因，所以我们要称之为比而不是兴。

       啊，天下之人，要想看懂《诗》，这人必须要先知道兴与比是不相同的，并且没有非常的严格的解释，要按照写作当时的情景来判断。那么读《诗》的意义，几乎就是通晓它的含义即可就不用辛劳的解读了。

读后诗曰：

孔圣《诗》成注六经，惟存仁义正人听。

如无比兴传天下，李杜何由记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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