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明清·丘浚作《五伦全备记》以掩风情

辽金元明清·丘浚作《五伦全备记》以掩风情辽金元明清·丘浚作《五伦全备记》以掩风情

丘浚少时，曾著小说《钟情丽集》，记少年遇合情事，后为人所讥，遂令门客撰《五伦全备记》，演慈母孝子节妇之事，以节孝掩风情。剧成之后，王恕谓丘浚曰：“理学大儒，不宜留心词曲。”丘浚大为不满，便找寻王恕过失，使王恕因而去职。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能品》云：“或谓：‘文庄(丘浚)有《钟情丽集》，自述少年所遇。或有讥之者，遂令门客促成此记，以节孝掩风情耳。’”

明初到中叶的戏剧作品都有哪些？明初杂剧作家较多，据《太和正音谱》记载，有刘东生、王子一、贾仲名等16人。但除杨景言的《西游记》杂剧写三藏法师取经故事，对后来神话小说《西游记》有影响外，其他作家既少直接反映现实或描写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就是他们写得最多的爱情戏，如刘东生的《娇红记》、王子一的《误入桃源》、贾仲名的《铁拐李度金童玉女》，也大都不脱金童玉女落凡、太白金星指点等俗套。至于擅名一时的朱有A(1379~1439)《诚斋乐府》，以大量神仙庆寿、美人赏花的戏曲来点缀豪门贵族的生活，内容更少可取。宁献王朱权(1378~1449)著的《太和正音谱》和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对研究元及明初杂剧有重要的价值。传奇戏从《琵琶记》出现以后，宣扬封建道德的倾向愈益严重，到成化年间(1465~1487)，号称理学名臣的丘濬作《五伦全备记》，虚构了伍伦全、伍伦备兄弟和他一家的遭际，表现了剧中人物怎样死心塌地地按照封建道德教条行事。剧中许多唱词说白充满封建说教意味，第三出里四支〔金字经〕甚至全用《论语》的句子写成。邵灿在《五伦香囊记》的第一出里自称“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可说是《五伦全备记》的复制品。此外如《冯京三元记》写冯商积累“阴德”，感动上帝，生子连中三元；《商辂三元记》写秦雪梅守节抚孤，长大后连中三元，也都是宣扬封建道德，美化官僚地主的作品。为了使戏剧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明代法律一面禁止在舞台上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先圣先贤的形象，保持这些封建偶像的“尊严”；一面鼓励那些“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为他们宣传因果迷信及封建道德观念(《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丘濬在《五伦全备记》的《付末开场》里有一段自白。这三纲五伦，人人皆有，家家都备。只是人在世间，被那物欲牵引，私意遮蔽了，所以为子有不孝的，为臣有不忠的......是以圣贤出来，做出经书，教人习读，做出诗书，教人歌诵，无非劝化世人，使他个个都习五伦的道理。然经书却是论说道理，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曾见古时老先生，每说“古人之诗如今人之歌曲”。......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用人搬演，虽非古礼，然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亦不自觉。但他做的多是淫词艳曲，专说风情闺怨，非惟不足以感化人心，倒反被他败坏了风俗。......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入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这段话是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更全面地体现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要利用戏剧为他们服务的观点。由于明代前期封建经济继续有所发展，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也有利于这种戏剧观点的形成和扩大影响。就这样，从明初到中叶的100多年间，剧坛上一直泛滥着一股“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戏曲创作也同诗文、小说等一样，长期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

明代的文学作品明代前期文学
明代前期文学的发展，有个曲折的过程。除元、明之交产生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外，这时期没有产生成就较大的作品，只是到成化年间戏曲和民歌才有一些新的开拓。
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爆发而形成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使大部分地区陷入战火之中。这种局面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知识分子和作家，有的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有的因“避兵”而浪迹天涯，这就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充实了生活体验。在这些作家群中，刘基和宋濂是受朱元璋征召而参加起义军的著名文人，传说施耐庵是张士诚义军中的人物，罗贯中则是因“遭时多故”而奔走湖海的作家。因此，罗贯中和施耐庵能够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写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志演义》以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展现出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作者描写的斗争场面，千变万化，各具特点，显露出独到的艺术匠心。和《三国志演义》表现的对象不同，《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全书着力歌颂了众多的起义英雄，不少英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创作成功，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诗文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揭露社会弊病、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比如，刘基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就有这一特点。刘基、宋濂、高启是这时期重要的诗文作家，他们的创作，有的以传记取胜，有的以寓言见长，有的善于驾驭五古，有的善于采用歌行，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此外，刘东生、贾仲明、杨景贤等人创作的若干杂剧，也属于较好作品之列。
随着明王朝的逐渐稳定，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一方面是大兴文字狱，文士往往因一字一句之误而罹大祸；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笼络手段。明太祖时开设了文华堂，明成祖时召集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为了控制文人的思想，明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明成祖曾命胡广等人编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学生员”的必读之书。统治者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也严厉起来。比如，尽管明成祖本人喜欢戏曲，但对戏曲创作的内容注意控制，永乐九年（1411）曾有榜文：“今后乐人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这种严酷的禁令不能不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
水浒传
当时把持文坛的，不是皇亲藩王，就是宰辅权臣，还有的是道学儒生。这些人，极力想把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成为宣扬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
在戏曲创作领域里，封为周献王的朱有炖所作《诚斋乐府》，共有杂剧31种。这里有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庆贺剧”，有荒诞迷信、消极颓废的“度脱剧”，有教忠教孝的“节义剧”，即使是描写梁山好汉的剧作，也歪曲了好汉们的性格和形象，并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污蔑。其成就只是在杂剧的形式上稍有变化，剧作的曲词、音律也较流畅、和谐。
传奇创作中，宣扬封建教化的最典型的作品是邱浚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丘浚在“副末开场”里清楚表明了创作的目的：“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于是，剧中假撰出异母兄弟伍伦全与伍伦备二人，在处理“五伦”关系上，处处是至高的楷模。形象干瘪，语言酸腐。《香囊记》则“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剧作叙述的张九成、张九思兄弟忠孝事，不少关目是剽窃他人剧作，拼凑而成的。《香囊记》等好用四六骈体的语言，追求辞藻和典故，世称骈俪派。这种作品，当时效尤者甚多，徐渭指出：“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南词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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