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产生

宋词的产生宋词鉴赏·《词的产生》

在中国诗歌史上，能够和唐诗并称双璧的，是宋词。

词是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它与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它和诗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它们根本就是一家，但是，它又与诗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就像国画中的工笔和写意，从大处讲，都是国画，但无论是材料、技法，甚至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都有很大的区别。

诗歌在唐代，已经走到了极致，尤其是近体诗，可以说已经是集诗歌的大成，精美绝伦了，但是，它的一些弊端也就因此表现出来了：

第一，过分的雅化。唐人对诗歌的意境、兴寄、格律、典丽非常讲究，就连比较通俗的“元和体”诗歌都会遭人诟病，再次一点的，就直接被称为“打油诗”了。

第二，句数和字数的严格规定，使其变化较少，尤其是与音乐的配合会显得单调。

这种格律精严的近体诗，有一点像西方歌剧中的咏叹调，美则美矣，但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在民间，大家喜爱的还是比较通俗的民歌、小调一类的东西。

在隋代，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歌曲形式，它不像近体诗那样严格地规定必须为四句或八句，每句必须为五字或七字，但又不像古体诗那么自由;它有许多种表现形式，每一种也都有固定的程式和曲调，字数和句数也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形式很多，长短各异，给人以很大的选择空间，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一定要入乐歌唱的。这种新兴的歌曲形式，叫“曲子词”，简称为“词”。

当诗歌在唐代发展到极盛，其实也就是极度规范的时候，它和音乐的矛盾也就进一步地激化了。

整齐的五、七言句式，固然限制了音乐的发挥，但是，只要我们不坚持认为唐诗是一字一音的，这种限制实际上是并不严重的，音乐照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真正对音乐和演唱形成制约的，是句数，是“选词配乐”的演唱方法。

我们都知道，构成乐曲的最基本单位，除去“动机”以外，就是乐句。若干个乐句构成乐段乃至乐章或整个乐曲。当一首歌需要把某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时候，往往需要反复咏唱，那么，乐句的多少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当诗歌在唐代被格律化以后，最习见的是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四种，它们分别是四句或八句，因此无论每一个乐句如何变化，一首歌一般都只有四个或八个乐句，后人说“诗又不胜方板”，指的大概应当是这种情况。

要解决这个矛盾，如许多人所说的添加“泛声”“虚声”“和声”等等都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增加句数。最简章的办法是“叠句”乃至“重章”。王维《渭城曲》被演为《阳关三叠》，就是因为原诗只有四句，不能完全表达朋友之间那种依依惜别之情，所以把有的诗句一叠再叠，也就是一句诗反复唱两遍，说白了，是为了增加句数，给音乐的创作留下更多的空间。

那么，古已有之的齐、杂言诗，字数句数均无限制，不是很符合作为歌词的条件吗?确实，它可以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也给音乐的创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它的过分自由，没有规律，又使它不便歌唱。

诗歌的演唱，有“由词定乐”和“选词配乐”两途。

所谓“由词定乐”，是指先有了词，再根据词的长短、平仄、句读、情绪等等因素为之配乐;所谓“选词配乐”，是指先有了曲调，再选取相应的诗歌与之相配。如果是“由词定乐”，即先有歌词，再根据歌词作曲，那么，诗的字数句数的多寡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这样，除少数诗歌以外，每一首诗都得重新作曲。如果是“选词配乐”，那么，采用同一曲调，歌词的形式应该差不多，而过分自由，没有规律的古诗，是很难采用现成曲调演唱的。

隋、唐时期出现的曲子词，正是为了既满足不同词牌字数句数自由，而同一词牌又在字数句数乃至平仄韵律上都有严格规定而产生的。它最大的好处是旋律写作自由，绝不“方板”，而又完全满足了人们“倚声填词”，即一般人只管作词，而演唱者都可按固有的曲调演唱的需要。

宋词的起源宋代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为宋代儒客文人智慧精华，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它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它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它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宋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辛弃疾（豪放派代表词人）、柳永、李清照（婉约派代表词人）。
中文名
宋词
外文名
Song Ci
发端
唐朝
体裁分类
小令、中调、长调
代表人物
苏轼、李清照、辛弃疾、晏殊
快速
导航
发展历程

四种分类方式

派别

著名词人

词牌名

文学评论
音乐文学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燕乐，又叫宴乐，为隋唐时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现如今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1]
发展历程
起源
曲子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
共4张
宋词
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将近半数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等等。
唐代曲子也有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宋词产生于什么时候？唐末宋初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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