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情趣

诗词研究·诗学概念·情趣诗词研究·诗学概念·情趣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其意义主要有四：其一是指人的志趣、志向、爱好、追求，其中包括个人的审美取向。《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这里的“情趣”主要是指平生志向，生活追求。《南齐书·孔稚珪传》：“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机独酌，旁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圭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孔稚珪的情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志向，更突出他对社会政治(世务)的超越和追求审美人生的鲜明倾向。其二，主要指作家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取向，如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其三，则是指艺术作品产生的某种动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特定审美感受。南朝姚最《续画品录·沈粲》：“专工绮罗屏障，所图有情趣。”“情趣”则是艺术作品的审美属性。其四，情趣还可以专指构成艺术作品的情感要素产生的动人力量、审美意味。清史震林《华阳散稿》：“诗人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情有情趣”，指因情而得的一般的生活体验。王昌龄《山行入泾州》：“所嗟异风俗，已自少情趣。”总之，情趣虽然同志向相关，但理性色彩较淡，主要是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人生体验，审美体验。

唐诗杂论一、学术整体性与结构性

       研究一首唐诗并不难，但要研究透“唐诗”这个整体则绝非易事。在个别事物方面下功夫相当于把整体的一个元素拿出来砧研而已，其并不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虽然学习唐诗是一种逐个分割元素的过程，因为唐诗的鉴赏价值所在寓于每一位唐代诗人所作的每一首诗里面。剖析某一位唐代诗人所作的某一首诗，除了文学作品在艺术方面给人的艺术感外，还有就是深层次地展现出了社会性与人性的美学价值。单首唐诗所具有的也是时代性的一个体现，但唐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就是历史性的。当然了，唐诗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唐代诗歌的综合体，自然在考虑因素和比较层面上讲不再与单首诗歌形成同一层次的对比，而自然会与其他历史朝代的诗歌整体做对比研究。因为“唐诗”这一整体只有与“宋诗”或其他同类整体比较才有明显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唐诗代表了封建社会最繁荣的时代所具有的一种文学创作艺术的巅峰，它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研究每一首唐诗相当于研究整体的内容，它是现实中存在的，而且“朗诵唐诗”实际就是朗诵某几首唐诗，朗诵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学作品。虽然此时“唐诗”这一整体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已融入了所研究的一首或几首诗歌中，但这也让我们确定了一点：唐诗的创作艺术是具有实在性的，它可以在人们纯粹的文史学术研究中被人们所把握（唐诗的这种实在性是客观的，只决定于诗歌本身的创作）；另一方面，唐诗所体现出浓厚的时代性的美学倾向是以社会主流为背景的。唐代社会以它本身特有的世俗观念与特有的社会信仰而让其本身的文化创作粘附着时代的标签，每个朝代的社会风气都不同，也就说明每个朝代的诗歌所体现创作的大背景都不同。审美观念在社会的演化终究会影响到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然而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总体上说本质是一致的，但一致中又会有各不完全的意识。每个诗人的思维意识虽然都有社会影响的烙印，但毕竟思维方式的差别不仅会让“唐诗”这个整体内部产生很多种不同的派别特色，甚至任意两首唐诗的审美情趣都是不同的。难度就在于唐诗所蕴含的美学的艺术倾向并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它不仅仅涉及文学判断一面，而且根源不在于文学而是创作欲望等多重因素。那么要研究透唐代诗歌作品的核心价值，就不得不用有效的方法来把握这一点。到底纯粹文学研究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上个世纪闻一多先生的古代文化研究很有感触，闻先生并不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搞那种纯粹学术的研究，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相联系。他上溯《诗经》《楚辞》《周易》《庄子》乃至远古神话传说和古文字研究，而且他实际上把西方诗学解读的方式、社会学研究文学的方式引到唐诗研究中去，比如他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文化人类学来重新解读《诗经》里面的某些诗的本意。不是过去经学化的注释，而是反映了当时上古人民的一种社会生活，民间生活。他是要充分利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特殊手段来揭示那一时代的文化形态。

        学术的整体性要求了涉及到研究问题解决的有关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闻一多先生就是在这种整体观念下建立他的研究格局。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中指出：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学，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讹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郭沫若认为这第一项“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这也是学术整体性所要求的一个方面，努力触及“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也就是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或许纯粹的对一首唐诗研究这些条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这种整体性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准确把握诗歌的核心思想，而且这种诗歌思想的反映也会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认识时代背景正确认识的态度。比如闻一多先生首先提出对《诗经》有三种旧的读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而他这本书的读法则是“社会学的”。闻先生研究唐诗的格局也如同《楚辞校补》，先做文字校订和字义训释的工作，然后再进行综合研究。我们对于上面研究唐诗前的排除字面困难的工作暂且不论，现在要重点关注的是学术的整体性（关联性）与结构性（研究程序）。

        有学者认为，当今再来具体讨论某一个人物、某一作品，评价的得失，并不能对我们的思考有多大意义。也就是说，研究唐诗所得到的收获很多时候都是字面上的成果，并不能转化为现实性的影响。这就是“研究唐诗”所含有价值量多少的问题，也许研究唐诗并不在于“把握”，而是在于“如何把握”！即如何在研究唐诗中拥有一个审视的角度和眼光，建立一种研究范式或是程序机制。闻先生始终把文学看作为一种历史运动，他把文学发展作为动态来把握。这就是一个角度，闻先生把文学放在它自身的历史运动中来考察，打破了王朝体系的拘牵。对初唐诗的三个动向研究成果十分著名：一是诗的学术化，以词藻的堆砌作诗，于是发展了类书；二是宫体诗的衍变，诗的情趣怎样由亵渎走向净化；三是由于作家身份的变异，一批新人走上文学舞台，诗的题材也得到了解放，即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这些成果的取无不得益于“学术眼光与研究角度”的合理性，也是学术整体性严谨的联系的实现成就。这种范式可以帮人们解决很多问题，比如闻先生还揭示了文学上的一条规律，那就是文风的转变有时是相当艰巨的，它不能单靠政治的力量，而是更靠作家们在长时期的创作实践中，经过自我的斗争和提高，才得以逐步完成。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整体性的最大价值发挥呢？这就要说学术范式中的结构性了。一个学术方式，怎么运作起来就得看研究对象是什么结构了。比如一首唐诗，诗人写作它的整个过程包括起因、写作、完成，那么合理把握整首诗的核心思想，就是从诗人写作的三个过程逐步分析综合得来的。在文学研究过程进行一种“作品创作重现”的过程。起因如同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细节引起的情感波动，进而产生了诗人要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来表达出自己的所见所感的欲望。如何把握起因的源头其实就是分析当时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大背景，这就需要用学术整体性这一思维了。可见整体性与结构性是相互影响的，结构性为整体性提供了分析的有机条件，整体性则进一步促进了结构性的应用。合理把握唐诗中蕴含的抽象美学思想，就是学术整体性与结构性的交替作用的过程。

二、语言学、美学的批判价值

        1、唐诗作为文学领域中诗歌的一种，本质上是文学性的，与其他文学体裁的直观上的区别给人的印象就是语言文字的唯美特征。但凡是诗歌，逻辑思维上就总能让人感受到韵律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即使是忧郁的杜诗也不例外。不否定唐诗的文学思想性，直观美就美在诗歌作品的语言表达艺术，诗歌创作有自己的韵律规格，在语言上比一般非韵文作品更具吸引力。语言学上一般讲，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语言有极大的民族凝聚力。中国古汉语在语法学、修辞学方面有自身特点，文言文是凝聚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封建时代文化精神的文脉，其发展经历了无数世代更替的洗礼而不断完善进步。唐诗是唐代文人的一种表达艺术，它是封建社会发展到唐代这一阶段而由前朝文学逐步发展而成的，是唐代特有的。唐诗的语言美学形式虽根源于南北朝诗歌，但本质仍是封建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特有形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重要时段：首先，它有独特的诗歌风格，出现了许多垂名千古的大诗人，如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其次，它孕育了唐诗。南北朝对诗歌技巧的探索、对美的语言的渴望、对韵律的追求，这些巨大的能量储备，最终在盛唐爆发，成为绝美的盛唐火花。可以说唐诗是南北朝数百年诗歌能量的汇集和爆发。文学理论家严羽说“唐初犹袭陈隋之体”，即当时流行的是音律、语言皆美的诗歌，也有很多宫廷诗。“唐初体”就是唐高祖李渊至武则天及中宗复位此段时间的诗歌。虽然这有种异于闻一多先生打破王朝体系而把文学放在自身的历史运动中来考察的方式，但无一例外都证明了唐诗的源头。诗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到了唐代大盛，盛唐诗“神来、气来、情来”，对读者来说非常赏心悦目，但对于后代诗歌来说则无疑是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唐朝是大唐帝国，学者称为“盛唐气象”，其诗神、气、情兼备，有充沛的感情，蒸蒸日上的外扬意象；相比宋代，国土较小，文人当政。唐代的诗人一般是单纯的诗人；而宋代诗人则饱学诗书，甚至身兼学者、书画家。宋诗另觅出路，清雅、平淡、冷静、老练，题材方面更加广阔，诸如苍蝇、喝茶都能入诗，后来还有说理和议论成分。宋代诗人学问渊博，诗中多用典故，以筋骨见称，有不少好评。然而诗的“诗性”应该有“韵味”“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宋诗远不及唐诗的地方！宋诗其末流便出现了评论家所批评的方面，对比看看如下诗歌：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洗儿诗》苏轼

茅詹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书湖阴先生壁》王安石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匝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诗》苏轼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诗歌的语言与文的语言不同，文的语言是日常的，依据常规逻辑，而诗的语言打破常规，陌生甚至出现“语病”，不过这也是诗意的来源。《洗儿诗》使用了文而非诗歌之笔法，用日常之文的语言写诗；《书湖阴先生壁》属于“以才学写诗”，在中国古代，才学之士是饱读诗书的人，他们对于事缘和典故信手拈来，诗的后两句其实使用了《史记—大宛列传》和《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的典故，还好，此事了无痕迹。若是其他不如王安石的诗人，则可能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琴诗》的议论有智慧之美，并非所有宋诗皆如此。以这些宋诗为例，对比《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便可以发现它们是风格完全不同的诗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充满意象：“烟花三月”“孤帆远影”……它是透过意象表达感情的，有一种回环的余韵。唐诗能够达到一唱三叹的程度，而宋诗则不能。这也可以说是唐诗在语言美学上的高度，这是唐代诗歌的高度！
        2、唐诗如此之美，那么我们还要不要传承发扬它呢？答案是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唐诗再美，也是封建时代的“美”，它可以被说成封建社会巅峰时代的辉煌，也可以被说成是旧社会的陈腐。在法制民主的今天，对几千年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的认知。如何做到批判性取舍呢？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明是农耕文明，生产关系自然是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也是禁锢被统治阶级在这种农业文明观念之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都是藏在《四书五经》《史记》等诸经典之中，古代人生活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礼教纲常之中，为他人而活，活在社会关系里。封建文学自然要服从这些封建道德标准，文化很容易被束缚在礼教的牢笼子里。然而文学写自己是一个重要传统，因此古代很多“非主流”的文学作品会被统治阶级所禁止。工业文明不仅把生产力从土地里解放出来，更是把整个时代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有力的转折性批判，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所以这种进步也是客观的。文化的解放在时代潮流中愈演愈烈。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在研究语言时发现，“（近代）各国的变法维新，总是伴随着语言的革新”，语言对一个民族的解放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比如郁达夫的中篇小说《沉沦》（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描写一个病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沉沦》震撼和打动着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因为其中大胆直率的性欲描写表现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是对礼教的一个大挑战。它写出了青年人的苦闷、追求、彷徨、青年人的心态，跟当时的社会状况，跟当时青年人的思想、情感状况紧密结合在一起。非常明显，唐代诗人们肯定也有上述的情感思绪，但凡是个人都有，只是唐代诗人所处的社会背景远不如近代开放，所以，他们不可能提着胆子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欲望。这有本质上的区别。用现代语言形式的诗歌去取代古代诗歌，就是一个美学批判的过程直观上有力地批判了古代诗歌，实质上就是批判古代封建社会性质的文学表达思维，实现语言逻辑思维从古代语言中解放出来！

       在今天，只要你用批判的眼光来欣赏唐诗，你会发现唐诗变得更美了！

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自信、启蒙教育

        世界上最美的文字表达形式，莫过于诗歌，准确的说是古典诗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唐诗。古诗词优美的语言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铸就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瑰宝。不同的国家民族有不同的传统文化，但无非都是要继承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要传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养，学习唐诗是必不可少的，就好比英国人要学习莎士比亚的戏剧，俄罗斯人要学习普希金的诗歌等等。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如果连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不认识，或者说是连本民族的标签都不懂，那不就是数典忘祖了吗，又怎样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呢？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当时中国学术整体在转轨并走向国际学界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仍然用文言文写作，并坚持了一生。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对民族充满自信（这不是提倡用古文写作，而是作为保持优秀传统的例子）。国学经典中的传统美德，即使是在今天或是将来仍旧是需要普及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所在。我们不可能让人人都有诗人的品质，但我们可以做到自身修养的完善，总体上就可以提高国民的品格了。学习和了解唐诗，目的不是让唐代诗人复活，而是在于让自己建立起一种民族文化自信。这种民族文化自信不论是什么时候都是不能丢的，它关乎整个民族的尊严和民族的命运、发展和国际地位，也关乎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建立民族文化自信，不是喊喊口号打打标语就可以的，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学习唐诗不是你今天才开始的，而是在你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的，你有问过自己儿童时候认真学习唐诗了吗？

        假如你现在的五六岁的儿女已经可以学习接受基础的文学作品了，那么你会给孩子们学些什么东西呢？是一篇充满抒情的散文，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都不是，是一首首简单而优美的唐诗，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呢，非常简单，即便是一首很短的唐诗，它所具有的学习价值是无与伦比的！比如李白的《静夜思》，且不说它的思想感情，读起来就朗朗上口，字也可以让小孩所把握，非常有利于记忆。语文是汉语言文学的简称，语文课学的就是关于中国语言的审美课。唐诗是审美的高度意象化，对于启蒙教育极其重要。首先，唐诗所描述的自然景观，能够在学习的时候被儿童认识，让小孩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等等；其次，在唐诗中提炼的人文情感、人文精神能够让儿童所认知，让小孩懂得珍惜人间美好的情感，比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说的是母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说的是友情等等；还有，某些唐诗所体现的哲理也可以为小孩所认识。通过学习优美的古诗词语言，儿童就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因为从唐诗中所学到的知识实在太多了。从唐诗中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人正确的审美价值，不正是语文课所想要的吗？换句话说就是培养和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让优秀的传统得以延续。

        千年逝去，“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唐代的诗人们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所创造的无比辉煌的诗歌作品一直都在世上代代传颂着，这是属于他们的伟大，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

                                         2014-12-22 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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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的论述题“中国古典诗歌意境论”意境，即指“意中之境”，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是“情”与“景”的艺术结晶。（《中国诗歌艺术》王红、谢谦主编P127）或者可以说，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他同文学典型一样，也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P217）清代王夫之说：“情、境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姜斋诗话》），这里的“景”大致等同于“意象”，而情景合一，则指的是意境。
诗歌创作中“意境”一词的提出，见于所传王昌龄所撰的《诗格》一书，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镜，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在这里，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作家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物境契合交融的这样一种现象。“物境”到“情境”再到“意境”的逻辑线索，其实就是由实到虚的层递过程。“意境”比“物境”和“情境”更加的虚化，即情景交融。
意境说在先秦时期即已萌芽，《易传》的“立象以尽意”、庄子的“言不尽意”说以及“诗六义”（风、赋、比、兴、雅、颂）说，可以看做意境说萌芽的标志。这些片段式的言说从“意”到“象”、“言”到“意”辩证关系的讨论以及“风”、“比”、“兴”等艺术手法的阐释方面初步探讨了“意”、“象”、“言”的关系及创作手法，为意象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魏六朝时期，意境学说进入人文研究领域。陆机、刘勰、钟嵘等文学理论家对情物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意象”、“滋味”、“风骨”、“神韵”等涉及艺术形象创造和评价的文论概念，深入探讨了“意”、“象”、“味”、“韵”、“神”等文艺范畴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印度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学界带来了“境”、“境界”等概念。“境”的传入以及研究为“境”和“意”的结合奠定了基础，佛教的“境界”理论对诗歌意境理论的形成更是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加之这一时期清谈横行、玄言诗独占文坛、山水田园诗异军突起，意境学说逐步从哲学领域进入到文艺领域中去，为意境理论的形成打开了方便之门。
诗歌意境论的繁荣是在唐代，这个与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有关，更是意境学说几百年以来在文艺领域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以王昌龄、皎然为代表的文论家对诗歌意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并结合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阐释和分析，至此，诗歌意境理论臻于成熟。之后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
明清两代，围绕意与境的关系问题又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明代艺术理论家朱存爵提出了“急境融彻”的主张，清代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叶夔认为意与境并重，强调“抒写胸臆”和“发挥景物”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近代文学家林纾和美学家王国维则强调“意”的重要性，林纾认为“维能立意，六能创建”，王国维则认为创辞应服从于创意，力倡“内美”，提出了诗词创作中的以意胜的“有我之境”和以境胜的“无我之境”两种不同的审美规范。
我国古代诗论很早就注意到了“情”与“景”是诗歌意境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谢榛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和而成诗。”（《四溟诗话》谢榛），同时也注意到了诗歌创作的物我交融，王夫之说：“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姜斋诗话》卷一）认为情景交融及意境。这是明清以来诗话、词语中较为普遍的说法。再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虑己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以言文学。”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提出：“诗以专诣为境”的主张，他评张籍、王建的乐府诗，认为虽一善言情，一善政事，但因不能使情与事融合贯通，做到“气从意畅。”所以，“境皆不佳”。这就说明：情景交融，即意境的说法，最迟到明末清初已经定型。现在的袁行霈就这样认为：“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景物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
根据情与景的关系，我们在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时，常常把意境的形成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一． 触景生情，情由境发。诗人猝然与某种物镜相逢，随境生情，逐渐达到意境浑融的境地。比如杜甫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洞庭湖的美早有耳闻，今日终于得以见到，它的景色确确实实是像“昔闻”那样的壮阔无比，美的无与伦比。从“昔闻”到“今上”之间，诗人已阅尽了人世沧桑，老了，病了，异乡漂泊，国难未平，归乡不得。以残年衰老之身对此吞吐日月之景，情何以堪啊。杜甫的登岳阳楼是一登楼滋生了百番的愁绪与忧愁。由壮阔的风光引发的是身世之感、忧时之感、景愈美，情愈痛，以至于情难自抑，涕泗交流。在这一类的作品中，情虽然是为境触发，但事实上这情是早已蓄积在内心的，一有了诱因就迸发了出来。
二.移情入境，情赖境显。诗人的主观的情、意很浓郁，在面对物镜时，将自己的情感灌注于其中，及刘勰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客观地物境遂充满了诗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在这种意境构成方式中，是人的主观感情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比如李白的《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为一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诗人与友人策马辞行，情意绵绵，动人肺腑。这里最能表现移情入境的就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写得十分工整，“浮云”对“落日”，“游子意”对“故人情”。同时，诗人又巧妙的用“浮云”“落日”作比来表明心意。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漂浮，象征着友人的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认遽然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的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西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世人留恋而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将送别之意移入浮云和落日中。
三.双向互动，物我情融。诗人把自己的性格、情感投射、灌注于外物，同时又汲取自然物的精神气韵于自己，物与“我”的情趣往复回流，浑然一体。创造这种境界并不容易，但优秀的诗人往往能细致的体会物情，与外物精神交通，比如王维的《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最出名的的应该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吧。近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坐看云起时”，是心情悠闲到极致的表现，云本来就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因此陶渊明才有“云无心以出岫”的话（《归去来辞》）。通过这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心境的闲适也就明白的揭示出了。而且从艺术上看，这两句诗真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诗把诗人退隐后的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写的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兴致来了就独自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看行云变换，这生动的刻画了一位隐居者的形象，如见其人。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最后说到诗的“意境”不得不提到“意象”和“境界”。
首先，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向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昰诗的基础，组合意象创造出“意与意谐”的是的艺术。意境与意象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式上，意象与词句相关，意境则与全篇对应。
然后，意境不等于境界。它们既不能并举，更不能并列。意境的概念是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水平上提出来的。足以景物描写由抒发情志的陪衬发展到独立状态为前提的，是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个独创范畴。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吧“境界”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但从他对“境界”所作的一些说明来看，如“造境”、“写境”、“主观”、“客观”、“有我”、“无我”、“理想”、“写实”等区分，无疑是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显然，以“境界”来代替土生土长的、带有浓厚的中国理论特色的“意境”概念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诗歌时，必须注意区分“意境”与“意象”，“意境”与“境界”。
自意境说出现之后，我们在阅读中国古代诗歌时总会有意无意的以“意境说”的标准来欣赏诗歌。但是，诗的意境就像我们读书一样，不同的人读有不同的感受，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读诗也一样，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存，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观来对诗的意境进行分析，对诗歌的意境进行再创造。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这首诗历来众说纷纭。爱情说，悼亡说，咏物说等等。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诗才更有魅力，才更吸引着我们去研究，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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