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学与戴震(戴震的学术成就)

清代考据学与戴震清代考据学与戴震

考据学又称朴学、汉学。其学风质朴，重视证据，不尚浮华，因而被称为朴学；受汉朝儒生训诂考订治学方法的影响，尊崇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因而被称为汉学；考据学，则强调了其治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本质特征。考据是研究历史、经典文献的一种方法，注重以文本或实践验证古籍，以便提供可信的材料，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考据学具有几个鲜明特色：重视小学研究，回归经典；重视证据，强调博征实证；内容广泛，方法严密。乾嘉考据学在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校勘辨伪等方面，都有丰富的著作，也有独到的论述与考辨。

清代乾嘉年间是考据学的兴盛期，形成了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尊崇汉儒，以古为真、以汉为优，治经从古文字入手，重视音韵训诂以求经义，如惠栋专攻《周易》，其《周易述》就专采汉儒诸家主张、株守汉学。皖派注重从小学、音韵入手，了解和判断经书的含义，以戴震为代表，他们尤精小学。吴派和皖派都是一个经学群体，包括了一大批经学家。《皇清经解》收有157家，书2727卷，多数为吴派和皖派学者撰著。

但无论惠栋还是戴震，他们的经学都不是纯粹的考据之学，他们的论学都不同程度涉及义理。戴震为首的皖派尤其突出。与吴派相比，皖派不拘泥于汉儒师说，“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戴东原集·答郑丈用牧书》），广采博议，实事求是，因而富有创造性，把考据学推向了高峰。清代考据学中，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堪称考据学的代表性著作。

戴震（1724～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安徽顿溪）人。家贫，年轻时随父行商，又曾靠教书为生。曾受到文字狱的牵连，在扬州、北京等地避难。40岁中举人，但以后五次参加会试均落第。51岁时由纪昀等人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校订天算、地理等方面的书籍。53岁，会试再次落第，被特别准许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55岁时在北京病逝。

戴震在少年时期便养成了读书必求字义的习惯。他“读书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之，意不释。师恶其烦，乃取许氏《说文解字》，令检阅之。学之三年，通其义，于是十三经尽通矣”（《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1742年，戴震师从江永（1681～1762）问学。江永是徽州地区著名的大儒。当时徽州地区的年轻学子中，一批才俊之士投在江永门下，其中有汪肇隆、郑牧、汪梧风、程瑶田、金榜等人。

戴震著作宏富，包括音韵、算术、几何、天文、地理、方志等各个方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经学和文字音韵学的。后人编有《戴氏遗书》15种61卷。有乾隆年间刊本，收入《微波榭丛书》。后人又改编为《戴东原先生全集》，收入《安徽丛书》。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戴震集》校点本。1991年至1999年，清华大学出版社陆续出齐《戴震全集》，共6册。1994年至1995年，黄山书社出版《戴震全书》，共7册。

在戴震的著作中，最能代表其哲学思想的是《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又有《答彭进士允初书》，反驳彭允初对《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的批评。这三种著作，加上《与某书》，一起被编入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戴震哲学著作选注》中。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的《孟子字义疏证》收录了《孟子字义疏证》《原善》3卷、《绪言》《孟子私淑录》等。

戴震的学术成就 宇宙观整个乾嘉时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学思想未被重视，或者说被他的考证学成绩所掩盖。然而也有少数例外，有些学者当时即见到戴学中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精微卓邃，于天人理气，实发古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氏者。
在宇宙观上，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命题 ，和先秦到明清之际的所有古代唯物主义者一样，把“天”看成是自然的“天”，又继承了张载以来的传统，认为天是物质性的气所形成。
他同时提出“古人言道，恒该理气”这一非常精辟的名言，指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既包括物质性的“气”，也包括气的运动规律——“理”。他认为气是“道之实体”，理是气在运动、发展变化中的“不易之则” 。这就确切、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道、理、气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给唯心主义以可乘之机的漏洞。
戴震同样具有旧唯物主义者的缺点，用自然观来解释社会现象，把有阶级区分的人类社会和纷纷纭纭的自然界等量齐观。他认为自然界的“理”与社会上的“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互相比附。在《原善》的前言中，他认为这种比附是“比类合义，灿然端委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性善学说戴震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孟子字义疏证》则以他稍前些时写的《原善》三卷为理论基础。《原善》中所谓“善”，在戴震看来，既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社会的法则，又是人的道德 。作为人的道德，具体来说，指仁义礼智。
在戴震理论中，仁义礼智都是人性，也都是人的道德，是和自然界的条理、秩序相对应的。这就是戴震的性善说。戴震的性善说与孟子的性善说，在表象上相同，而本质上有所不同。戴震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或善性，是从实际生活（人伦日用）中产生的，而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 是认为人的道德与生俱生，是在出生的同时人心中就具有的。这区别是中国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别。仁智学说在戴震的仁、智学说中，宇宙间物质（阴、阳二气）有规律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状态叫做仁。人类生活（人伦日用）正常进行和不断进行的状态也叫做仁。仁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总规律。他说：一阴一阳，盖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
仁，不但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生生不息”）的准则，也是人的道德的最高准则。他说：“至贵者仁。” 又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关于智，戴震认为是人的一种知觉和认识能力。虽然人与物（指其他生物）都有感觉能力，但人能从自然现象中掌握必然规律，其他物则不能。所以人有智而物只有“觉” ，这是由于人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动物。《原善》卷中第四条说“人之才质大远乎物”。天理学说戴震和宋明以来所有进步思想家一样，认为人欲的正确处理，就是天理，他驳斥宋儒说：“性之欲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以人欲为邪也。 ”他对天理下的定义是：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
这是在天理人欲问题上非常明确透彻的进步理论，反对了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人的正常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了“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所以戴震的结论是：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 这一封建社会的弊病，自明清以来，为害愈烈，历来有人在文字上摘发披露，而戴震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中心，无疑是他在思想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清代考据学对古代文字、声韵、群经、诸子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献资料上有很大成绩。这一学术潮流的产生，除社会政治原因外，也继承发展了宋明以来的学术文化传统。焦循说：“本朝文学，一洗元明之陋”， 这是清代考证学的特点与成绩。至于脱离现实与近于烦琐，那是考证学作为一个历史事物的另一方面。戴震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位中坚人物和巨擘，这是同时代以及后人公认的。戴震对于考证学的原则有以下几点：
其一，循序渐进，取得理解。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道，必有渐。” 又说：“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又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不可以躐等。” 这是考证学的一般方法。
其二，实事求是对待资料。他经过深湛学习，认为“《说文》九千余字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尔雅》亦多不足据” 。又说：“《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并举例一再说明。这些都是在博学的基础上卓越的见解与科学的态度。
其三，掌握原则，不轻信盲从。在与卢文弨讨论《大戴礼》中屡入六朝时不合理的俗体字一信中，戴震说：“苟害六书之义，虽汉人亦在所当改，何况汉魏六朝。” 说明对待资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从。
由于以上原则，戴震治学要求严格，曾提出“学贵专精不贵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 。
声韵学方面，戴震把古代音的韵尾分成二十五部，并提出阳声韵与阴声韵共同配合于入声韵部的理论。他称之为“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 。在这基础上，戴震又创立了阴、阳入通转的学说。在考订古说的细节方面，戴震也“巨细毕究”。例如朱彝尊在《重刊广韵序》中称“声韵之学，盛于六代。周颙以天子圣哲分四声，而学者言韵悉本沈约。” 戴震指出“周颙”是“周舍”之误 。
总而言之，戴震的考证学是清代考证学极盛时的典型代表，对于所研究的古经典已达到“深求于语言之间，以至其精微之所存” 的程度。 戴震在自然科学方面对西学的融会贯通，以及其本人的创见，是他学术中另一突出贡献。戴震的时代，已经经过明末西方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他本人少年时代已受到江永的启发，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不少深入研究和新见，足与他的考证学互相媲美。阮元《畴人传》以近四千字的长篇详记戴震的天文与算学的成就。在传论中说：所为步算诸书，缜密简要，准古作者……盖自有戴氏而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指梅文鼎）下哉！
戴震在算学方面的贡献除辑佚古算书如前文所述，其本人少年时即著有《勾股割圜记》三篇，《畴人传·戴震传》中记：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环中黍尺》三书之法，易以新名，饰以古义，作《勾股割圜记》三篇。
戴震的天文学则有不少创见，使古代天文记载的某些实际内容得以明晰。戴震参加了《续通志》中《天文略》的撰著，其中包括《星见伏昏旦中》、《列宿十二次》、《星象》、《黄道宿度》、《七衡六间》、《晷影短长》、《北极高下》、《日月五步规法》、《仪象》、《漏刻》等十目 。
戴震以其丰富的知识与对古籍的理解，综合西方传入的天文学知识，对这一概念作了简明清楚的阐释。他说：今人所谓赤道极者，即《鲁论》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极也，又曰北极枢。今人所谓黄道极者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夏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后失其传，纷纭殊说，私臆罔据矣。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宦游于京师，三十八年入四库馆任纂修官，越二年进士，授庶吉士，学问渊博，在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均有成就，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任四库纂修官一职中，恪尽职守，《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史、舆地、天算、楚辞等设类及提要，多出自其手，论次独到，校核精审。富于藏书，有藏书楼名“瞻仰堂”，收藏和陈列有乾隆帝的谕旨和赐书等，“瞻仰堂”两厢是藏书室。藏印有“葺荷散人”、“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等。藏书和遗稿在晚年赠与孔继涵后裔，孔氏为之刻有《戴氏遗书》。其藏书堂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两次修葺，1982年改名“戴震纪念馆”，馆中陈列戴震著作手稿、收藏他参与编纂的《四库全书》和多种版本著作，还有上万册经、史、子、集等类书籍。著有《毛郑诗考证》、《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戴氏水经注》、《考工图记》、《勾股割圆记》等。后人将其著作编辑成《戴氏遗书》。

戴震的简介戴震，字东原，安徽徽州府休宁县隆阜人。明清时代的徽州，不但商业发达，文风也极兴盛。戴震于雍正元年（1723）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十岁日读书数千言不休，十七岁学《说文解字》，尽得其目。戴震也自称，对于《十三经注疏》，“不能尽记，经及注则无不能倍（背）诵”①。说明他少年时通过自学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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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十八岁时，随父客江西南丰，又课学童于福建邵武。这一时期，同里程询对他非常器重，后来戴震在文章中称程为“先师”。同时，他又向婺源著名学者江永问学。江永精通经学、声韵学和天文算学，对戴震在学术上的成长，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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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二十二岁时写成《筹算》二卷，二十四岁写成《考工记图注》，三十岁到三十三岁完成《勾股割圜记》、《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等文，都属自然科学著作。三十三岁以前，他还著有《六书论》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赋注》、《诗补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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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三十三岁，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清史稿·戴震传》称他“避仇入都”。纪购在《考工记图注》的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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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先生是年讼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今，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餷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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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在京，以其学识与翰林院中的钱大昕、朱筠、纪昀、王昶、卢文弨等人交往论学。除卢文弨是前三年进士外，其余诸人都是前一年的进士。这几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在学术上各有建树。他们见到戴的著作，听到戴的言论，皆击节叹赏，折节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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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弨二十三年后为《戴氏遗书》作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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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生于顾亭林（顾炎武）、阎百诗（阎若璩）、万季野（万斯同）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与之匹。精诣深造，以求至是之归。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无徇矫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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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后来为戴震作墓志铭，钱大昕后作《戴先生震传》详细记录了戴一生行谊及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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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在京时，无锡秦蕙田为礼部侍郎，正编撰《五礼通考》，其书把戴震的《勾股割圜记》二篇全部收入，关于天文历法部分也往往采用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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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寓，为王之子王念孙授读。王念孙与其后的段玉裁，成为戴震最著名的两个学生。王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段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是清代学术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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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王安国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署中认识惠栋。这时，考据学者中有吴派、皖派之分。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区而言，在学术上也有所同异。惠栋是吴派大师，戴震是皖派大师，两人的结识也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次年惠栋去世，戴震在《惠定字先生授经图》中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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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谓义理，苟可以舍经而室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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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学术理论见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据。这与他所说的“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凡学始乎离词（分析词句之意），中乎辨言，终乎闻道”②，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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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认为“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③，那就显示出片面性来。事实上戴震的社会政治思想运用了大量经典语言，但表达的是他本身的经验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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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二十九岁始入学为秀才，到四十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六次入京会试不第。在当时以科举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对于众望所归、久负盛名的戴震无疑是一个实际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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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举制度的主要应试内容，是拘泥形式的八股文与试帖诗，而戴震的学术与思想，则远超出这些肤浅的取士之法。他本人对科举的评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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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说雷同。学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经，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积也。故不见师友之盛如古昔，岂非徒趋利禄，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贵学，岂如是而已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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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科举之士，掇拾科名，争趋利禄，往往是没有实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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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第三次会试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处，被聘修《汾州府志》。王辑五是汾阳县人，戴为之作墓志铭，在墓志中借题发挥，写出科举制度流弊并表达自己的感慨，当在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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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会试屡次不中，又不能放弃这一途径，戴震从四十一岁到五十五岁，一再往来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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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岁时，戴震在京，段玉裁相从讲学，后致函自称弟子。这年会试落选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丰县境），曾作《凤仪书院碑记》，又提出通经致用的理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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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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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岁，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一卷，后未克竣事。此书清稿，据段玉裁记，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隶总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据戴书删削，易名《畿辅安澜志》，冒名缮写进呈，由武英殿刊印③。又今徽州文化馆尚残存《直隶河渠书》的抄稿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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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岁时，戴震会试落选，往山西修《汾州府志》，四十九岁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阳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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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自汾阳入京，会试又不中，往浙东主讲金华书院。《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绪言》即作于是年。翌年，继续在金华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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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天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以纪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荐戴震，特召入京为四库馆纂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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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岁，戴震第六次会试又不第。由于其声望，奉乾隆帝命，与录取的贡士一同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仍从事四库全书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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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库馆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绩，从《永乐大典》辑出宋代张淳的《仪礼识误》三卷，把宋李如圭的《仪礼集释》厘订为三十卷。张淳的书，朱熹曾说“永嘉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①。经过戴震辑录，校订，于是得以传世。算书中的《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等大部世无传本而散见《永乐大典》各韵部，经戴震辑出列入四库全书，各加案语，写成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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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在四库全书馆，利用藏书条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各方面的书，均经其考订，精心研究、全力以赴，到五十五岁，乾隆42年（1777）夏日殁于北京崇文门西范氏颖园，可以说是以身殉职。他的弟子段玉裁说“谓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②。他以杰出的才能智慧，把一生贡献给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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