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近代江西诗词·近代江西诗词·龙榆生词及《词学季刊》

清代近代江西诗词·近代江西诗词·龙榆生词及《词学季刊》清代近代江西诗词·近代江西诗词·龙榆生词及《词学季刊》

龙榆生(1902～1966)，江西万载人。名沐勋，字榆生，以字行世。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称龙七。室名风雨龙吟室、忍寒庐、受砚庐。受砚一名，乃因龙氏二十年代末期至上海问学于朱祖谋，朱祖谋去世前以遗稿及校词所用的朱墨双砚传付龙榆生，并请夏敬观绘《上彊村授砚图》[1]。作为晚清四大词人朱祖谋的授砚弟子，龙氏的词学成就承前启后，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于当世，是为现代最有影响力的词学专家之一。自1928年经陈衍介绍到上海暨南大学教书以来，龙榆生先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沦陷期间应汪精卫之邀赴南京参与“和平运动”，后任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秋起以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与日本人交涉、保护文物，任职于伪政府(1940～1945)，是龙氏一生之污点，虽其自称不问政治，愿意投身文化教育事业[2]，然正如钱锺书诗中所谓：“负气身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愈艰难。”[3]龙氏所愿不过一厢而已。抗战胜利以后，遂被国民政府以“通敌谋国”罪判处12年徒刑[4]。解放后，受聘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66年11月18日因病去世，卒年六十四。

龙榆生词学论著颇丰，且具有开创性，在其主编的《词学季刊》《同声月刊》上发表过众多重要的词学论文，如《词体之演进谈》《谈词的艺术特征》《选词标准论研究》《词学之商榷》等，是为以现代学术思维发展词学之力作。其主要著述有《唐宋词格律》《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词曲概论》《词学十讲》。选注本有《唐宋名家词选》及《近百年名家词选》。词集有《风雨龙吟词》《忍寒词》，今见于《龙榆生词学论文集》所附《忍寒词选》。

龙榆生精于词学，故为词研练声律，简雅端庄，又近得彊村真传，“超出流辈”[5]。其词清雄有东坡之风貌，磊落得贺铸之笔意，而婉约远祖梦窗、白石，空密相间，绵邈无穷，又兼学清真之庄雅、碧山之清隽，博采众长，自成一家。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以龙榆生为“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盖为全榜之压轴，虽稍有戏语之嫌，然以其词声势工稳韵位和谐为之“健”，以化境独出不落俗套为之“险”，却不失为一中肯之谈。

龙榆生之《忍寒词》集分甲乙二稿，甲稿亦署《风雨龙吟词》[6]，龙氏俊才非常，夏敬观谓曰：“坐谈之顷，惊其才俊笃学。”[7]况以风雨龙吟自矜，故其集中时见拗怒响云之作。如：

青天难问，待击唾壶歌。惊残破，遭折挫。看山河。泪痕多。掩面愁无那。民德堕。颠风簸。燎原火。滔天祸。可奈何。鬼哭神号，罪孽谁担荷。满地干戈。恨高衢大道，翻作虎狼窝。吞噬由他。不须呵……(《六州歌头·感愤无端长歌当哭以东山体写之》)

此词颇似贺东山“少年侠气”一阕之余响，更兼嗟伤世事，百忧捣心，粗豪间悲愤难抑而激越满怀，当是其龙吟风雨之代表作。贺铸为词虽以雍容妙丽著称，然其英雄仗剑之作，较东坡而更狂，稼轩豪放秾丽之处，亦由此脱胎，朱彊村尝谓其词“横空盘硬语”[8]。龙榆生此词如击节浩歌，登高长啸，虽硬语怒拗，然襟怀磊落可以颉颃东山，字里行间的风发意气，似乎还历历在眼。

龙氏词虽偶有豪放之笔，然其整体词风仍以婉约为尚，且汇众家之擅场，驱情于文而力求妥帖词牌、声容，如：

伶俜应自惯，惜余春、风飘雨淋何限。绿江南，泛软波兰棹，酒痕都浣，旅逸尘遥，寻梦影苔衣藤蔓。暗省幽吟，愁问重来，画梁都尽……

(《三姝媚·春中薄游金陵寄宿中正街交通旅馆知本散原精舍海棠一树照影方塘彻夜狂风零落俱尽感和梦窗》)

听萧萧落木下亭皋，客心似枫丹。正极天兵火，秋生画角，无语凭阑。金粉南朝旧恨，还向镜中看。争奈登临地，都是愁端……(《八声甘州·庚辰重九蔡寒琼招登冶城分韵得寒字》)

羞入绮罗丛。高干摩空。倚天照海醉颜红。脱尽江南儿女态，不嫁东风。

春事苦匆匆。心事谁同?贞姿一任火云烘。合向越王台下住，那辨雌雄?(《浪淘沙·红棉》)

任流莺、唤回残梦、青溪知在何许?六朝金粉飘零尽，凄断凤箫闲谱。君试觑，甚几缕烟丝，能系斜阳住。惜春将去。怪燕子乌衣，暂离飞幕，犹趁乱红舞……(《摸鱼儿·丙子上巳秦淮水榭禊集释戡来书索赋走笔报之》)

在《论常州词派》中龙榆生尝道：“小令并崇温、韦，辅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长调则于北宋取耆卿、少游、东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轩、白石、梦窗、碧山、玉田。以此十八家者，为倚声之轨范。”[9]故龙氏为词：“不侈言尊体以漓真，不专崇技巧以炫俗。庶几涵濡深厚，清气往来。”得白石之清空、梦窗之密丽，又佐以稼轩之爽朗，同时兼学北宋诸家之长，虽绚丽亦不乏清隽，快逸且不去端稳，交汇非常，蔚然可观。

龙榆生词题以唱酬奉和为多，在寄答中间或别寓微意，却往往耐人琢磨，较以一些疏淡的小词，落笔间未有酬答分韵逞才衬人的斟酌慎重，倒更显得流易晓畅而真挚非常。

耿耿向宵阑，凄感无端，误身原只为儒冠。闲把杜陵诗咏罢，归雁声酸。

曙色入窗寒，热泪偷弹，寻思不信见时难。兴废总关吾辈事，报道心安。(《浪淘 沙·乙酉十二月一日昧旦有怀留京儿女作》)

此词作于1946年1月，抗战终于胜利，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的龙榆生，以往之偷生忍辱，也随着日寇的败亡而消失，但是“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参加了汪政权，不管有没有参加政治活动，或者在文化上有着什么样的功绩，他还是一个政治的罪犯。从政治退守到文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的合作变成文化上的合作，其合作的本质并没有改变”[10]。误身儒冠，还是于残酷政治面前的一点读书人的天真，读其词，想其为人，或许只有一句“热泪偷弹”能够表白些他的那时心迹。

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其时代处境而具了解之同情。龙榆生作为“在词谱、词律、词史、词论等领域都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学术界公认的词学大师”[11]，不能因为其“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而丝毫不去理会”;或者“以为是汉奸文人因而鄙薄之、漠视之，让其人以及其文字速朽做化石状”[12]。回顾龙榆生的词学成就，其所创办的《词学季刊》犹是重要一端，龙氏后人在回忆中曾记道：

1930年12月，先君有感于日本学者今关天彭《清代及现代的诗余骈文界》之发表，遂倾力于词学研究，开始撰写词学论文。1933年至1937年，先君写作论文较多，主要载于他主编的《词学季刊》上，内容较广泛，主要对词学的若干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和论述，对五代、宋有代表性的几位词人也分别作了剖析和评价。[13]

《词学季刊》创刊于1933年，是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主编的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发行，至1936年为局势紧张而停办前，共出版十一期。其内容分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九项，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当时词坛耆儒少长咸集于《词学季刊》，如吴梅、夏敬观、叶恭绰、冒广生、张尔田、王易、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卢冀野、缪钺等，其稿件质量之上乘，讨论范围之广泛，后世罕有其匹。如《学词目论》《词集提要》《汲古阁所刻词补遗》《贺方回年谱》《与夏臞禅论白石旁谱书》[14]，这些论文或综述，或立论，或辑佚，或商榷，极大地丰富了词学理论，使得《词学季刊》这份刊物“有力地促进了词学研究的系统性、规模化”[15]。这一阶段，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遍行堂集词》、劳纺《织文词稿》及《彊邨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等，皆刊行于《词学季刊》，而且他作为主编，每期都坚持在刊物上撰写一篇论文，这些论文一改过去传统论词“所作评论，所持观点，多为简洁抽象之辞，缺乏具体分析，”“新派词学家如胡适等，视词学过于轻易，主要从感性出发”[16]的流弊，而是以现代学术规范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在《研究词学之商榷》[17]中，龙榆生正式界定词学内涵，系统列举了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在图谱、音律、词韵、词史、校勘之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上，又提出从声调、批评、目录等方面发展词学理论，“这样的界定与划分，既简洁明了，又井然有序，前所未有，新天下人之耳目，实具划时代的意义”[18]。在《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中，龙榆生认为为词应当“义在感人，应时代之要求，以决定应取之途径，此在词学日就衰微之际，所应别出手眼，一明旨归者也”[19]，方可以于一代有一代文学的演进中历久弥新。同时龙氏还对词牌、声律有一系列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词律质疑》《论平仄四声》《填词与选调》等，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而创新，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词的句法、词的结构、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更加明确了词的音乐本质。夏承焘曾经评价龙榆生“长于推论”，在词的风格流派上勇于立论，一改往日词学门户之习见，其《两宋词风转变论》《东坡乐府综论》，溯源词史，而别阐新论，犹其是在陈廷焯、王鹏运标举苏辛的基础之上，高度评价苏辛一派在词史上的地位，认为词至苏轼，发生一大转变，其特点则在破除狭隘的观念与音律的束缚，使词的“内容渐趋丰富，体势益见恢张”[20]。他甚至有“私意欲于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宗”[21]的想法，这个派别当以苏辛为楷模，以“权奇磊落、豪情壮彩”之词来振当时“国事之削衰，士气之消沉”[22]。然而抗战的爆发，结束了《词学季刊》的黄金时代，面对敌虏凶残、国土烽烟，龙榆生也终究没有赋壮词，振人心，反而走进了汪伪政府，在文化和政治间的绝望的夹缝间苟且生存。这时期，龙榆生的生活较为安定，遂创办了《同声月刊》。在龙氏的苦心经营下，《同声月刊》存在五年，虽然较《词学季刊》大为不如，但仍然刊载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论文，对于研究四十年代的词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2]张晖：《龙榆生：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粤海风》，2006年第5期。[3]钱锺书《得龙忍寒金陵书》，《槐聚诗存》，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3页。[4]张晖：《龙榆生：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粤海风》，2006年第5期。[5]夏敬观：《忍古楼词话·龙榆生》，《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777页。[6]《忍寒词》线装铅印本，自印于民国三十七年。[7]夏敬观：《忍古楼词话·龙榆生》，《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777页。[8]龙榆生辑：《彊邨老人评词》，《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379页。[9]龙榆生：《论常州词派》，《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442页。[10]张晖：《龙榆生：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粤海风》，2006年第5期。[11]张宏生：《龙榆生先生年谱序》，张晖著《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12]散木：《读龙榆生先生年谱》，《读书》，2006年第2期。[13]龙厦材：《龙榆生词学论文集后记》，《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645页。[14]《学词目论》，王易著载《词学季刊》创刊号，1933年4月。《词集提要》，赵尊岳著，载《词学季刊》创刊号，1933年4月。《汲古阁所刻词补遗》，唐圭璋著，载《词学季刊》创刊号，1933年4月。《贺方回年谱》，夏承焘著，载《词学季刊》一卷二号，1933年8月。《与夏臞禅论白石旁谱书》，吴梅著，载《词学季刊》一卷二号，1933年8月。[15]张宏生、张晖：《龙榆生的词学成就及其特色》，《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16]段晓华：《浅析龙榆生的词学观》，《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4期，1998年11月。[17]原载于《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1934年4月，1935年1月。[18]段晓华：《浅析龙榆生的词学观》。[19]龙榆生：《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113页。[20]龙榆生：《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243页。[21]龙榆生：《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113页。[22]龙榆生：《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116页。

龙榆生的词学成就龙榆生于 1934 年4 月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词学内涵，并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他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这是当年引导词学界前进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龙榆生本人毕生治词，范围也不出乎此。今从四方面加以评述。 整理词籍，创办词刊晚清以来，词籍的校勘整理蔚为大观。龙榆生以最年少的学人得以参与此事，见到了许多罕见的清代词集。因为这层渊源，龙榆生一生校词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从晚清近代词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 年12 月30 日，朱祖谋逝世。卒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龙榆生秉承遗命，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仍孜孜不倦，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校辑刊印了《强村遗书》。
1933 年至 1936 年，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刊。这是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内容分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等九项，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这一阶段，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遍行堂集词》、劳纺《织文词稿》及《强村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等，皆刊于《词学季刊》。
1940 年至 1945 年，龙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较以前稳定，便开始倾全力于词学事业。完成了《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并计划校刻《沧海遗音续集》。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与龙榆生父亲龙赓言系同榜进士。所著《云起轩词》规模苏辛，气度豪迈，在清末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其词学理论与龙榆生相仿佛，故龙榆生孜孜为其整理遗稿。龙榆生还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它著作如《纯常子枝语》等，当时钱仲联撰《文廷式年谱》，资料上就得到了龙榆生的大力资助。《沧海遗音续集》是承《强村遗书》中《沧海遗音集》而来，是将《沧海遗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尔田、夏孙桐、陈曾寿、陈洵的新作词集加以校辑出版。《续集》后仅能完成张尔田的《遁庵乐府》，而夏孙桐的《悔龛词续》、陈曾寿的《旧月簃词》续稿、陈洵的《海绡词》卷三等未能及时刊行，因为龙榆生当时已身陷囹圄。
同时，龙榆生在南京创办了《同声月刊》，该刊编辑体例类同于《词学季刊》，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前。 解放后，龙榆生校订了朱敦儒的《樵歌》和《苏门四学士词》。《苏门四学士词》1957 年 8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分《淮海居士长短句》、《豫章黄先生词》、《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词》四种三册。此集的出版，非但在于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龙榆生调动了自己的词学体验，丰富了对词的标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宋人词在句读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后来订词律的弄得那么死。这里面确有不少养料，惟在读者善于吸收而已。”
龙榆生校订的词集，除《苏门四学士词》与他本人的词学理论、趣味相关外，其馀基本都在为老辈词家整理遗稿，保存文献。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箧中师友遗制，谋求以任何形式公诸于世。龙榆生的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乃至学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推源溯流，发覆阐微。
1933 年起，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一改过去评点论词的形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这一时期，龙榆生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重点放在唐宋词。撰有《词体之演进》（1933 年）、《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1935 年）、《清真词叙论》（1935 年）、《漱玉词叙论》（1936 年）、《南唐二主词叙论》（1936 年）等。
龙榆生自幼喜读《史记·刺客列传》，由于气质相近，故在词中尤嗜苏辛词派，曾先后撰写《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1932 年）、《苏门四学士词》（1934 年）、《东坡乐府综论》（1935 年）等论文。自明人倡豪放、婉约之说后，对于苏词风格，学者多以豪放目之，而龙榆生则认为应以王鹏运拈出的“清雄”二字来概括。
龙榆生还认为常州词派之所以不能臻于极诣，就是因为仅知稼轩之沉着痛快，而未理会东坡的蕴藉空灵。近世词学不为常州派所囿，是因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都很推崇苏词。龙榆生在论述苏、辛诸人时，站得比较高。他对苏辛词派的渊源、发展、演变以及具体作家风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40 年以后，龙榆生论词多转向清代。三十年代中期，龙榆生开始着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编撰，以期世人对清词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词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当代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提供借鉴，二是为保存晚近词学资料。前者撰有《晚近词风之转变》（1941 年）、《论常州词派》（1941 年）等，后者撰有《陈海绡先生之词学》（1942 年）等。龙榆生对清词的研究，既有师承，又有个人的体会，不乏真知灼见。研求声韵，辨析格调。
从 1928 年起，龙榆生应邀至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在那里陆续结识了萧友梅、李惟宁、黄自等著名音乐家，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词与音乐结合的问题，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在这种氛围中，龙氏写下了《玫瑰三愿》、《秋之礼赞》、《逍遥游》等歌词，由黄自、李惟宁等谱曲，立即传唱大江南北。《玫瑰三愿》一曲至今仍被之弦管，成为音乐史上不朽的名曲。龙榆生不但勤于实践，而且埋头于词的音乐性研究，对平仄四声、句度长短、韵位安排等做了极其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从他的早年一直持续到逝世之前，是龙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部分。
基于创作新体乐歌的原因，龙榆生对声韵在词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视。对于四声，龙榆生认为由于四声的性质不同，关系到表达情感。“入声短促，没有含蓄的馀地，所以宜于表达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声舒徐，宜于表达清新绵邈的思想感情；去声劲厉，宜于表达高亢响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两声与入声比较起来，总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叶，适宜表达悲壮郁勃的情趣。”而平仄四声的错综使用与安排，是为了取得和谐与拗怒的矛盾和统一。龙氏尤其重视去声在词中的运用，自清人万树在《词律·发凡》中强调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近人吴梅在《词学通论》中第二章《论平仄四声》中亦详述去声之重要。龙榆生本人早年在《论平仄四声》（1936 年）一文中提出了去声在歌词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词中转折处之关系。及至晚年，见解益发老到。如论述“平仄平”之仄须用去声，“上去”或“去上”的联用等，都富有启发意义。
龙榆生还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词的句法、词的结构、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论词谱》（1936 年）、《论平仄四声》（1936 年）、《令词之声韵组织》（1937 年）、《填词与选调》（1937 年）及《词学十讲》、《词曲概论》这两部晚年的讲义。他的研究成果，使词的音乐本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复原。重视普及，意在提高 龙榆生毕生治词，不仅面广思精，而且深入浅出。况且，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面对青年学子，授业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所以，在大力从事著述的同时，他也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论，二是选本。前者包括《词学十讲》、《词曲概论》，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故能深入浅出，有系统地启迪后学。后者包括《唐宋名家词选》（1934 年）、《唐五代宋词选》（1937 年）、《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 年）；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深受词学者所爱。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
解放后，《唐宋名家词选》发行了新版。受时代影响，选目经过调整，更侧重反映词史的全貌。入选词家由原来的四十二家四八九首增至九十四家七○八首。起自李白，迄于张炎，删除了作为附录的元好问词十九首。同时，对当时评价很低的吴文英词由三十八首降为十首，史达祖由十三首减至七首，周密由九首减至五首。词选丧失了特色，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始撰于 1930 年，至 1956 年方才出版。编辑体例同于新版《唐宋名家词选》，也是尽量做到了持论平妥。但这其中毕竟仍蕴含着个人的词学主张。最明显的仍是推重苏辛词派，选陈维崧词达三十四首，居入选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以谭献《箧中词》、叶恭绰《广箧中词》为蓝本编选成的，谭献以吴伟业居《箧中词》之首，叶恭绰以王夫之为《广箧中词》之首，而龙榆生却标出陈子龙，云：“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陈子龙为云间词派的领袖，于明清之际标举唐五代、北宋，反拨明词陋习，对清词的中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显然，龙榆生对词史的理解比谭、叶二人更加深刻。从词学史的角度考察，龙榆生这两部词选的普及有其更深层的意义。自张惠言《词选》出，标举意内言外之旨，周济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之后，大小词选不断。清季朱强村《宋词三百首》示人学词规范，论者以为太过深奥，读者难于领悟。1931 年唐圭璋乃为之作笺，然仍失之过深。至此，词学界已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1934 年，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及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路数，沾溉后学甚多。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整个词史的风貌，使读者读后，可以进而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后来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胡云翼《宋词选》等皆属于这一类；后者以具体的文本为单位，进行欣赏，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词释》仍属于这一类。

龙榆生的人物生平 龙榆生出生于1902年3月19日，其父亲龙赓言与文廷式、蔡元培、董康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同榜进士，在安徽和湖北等地做过多任知县和知府，著有《蜕庵诗存》；母亲杨玉兰出身于万载世族。6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母亲的早逝，使得他的童年“温饱学习无人过问，因而身体瘦弱，性情孤僻。十岁前，只在钟祥、随州、1念过一年多的初小，在家乡读过一年蒙馆。” 辛亥革命后，其父辞去随州知府的职务，回到家乡创办集义小学，龙榆生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熟读了《史记》的前传、《文选》等文史名著，并学会了诗词骈文。14岁高小毕业以后，由于身体差，龙榆生跳过中学直接前往北京大学的愿望落空。
1916年，龙榆生开始患病。1917年，在其父亲的安排下，与年长龙榆生四岁的陈淑兰成婚。1918年，“大病几死”，在其妻陈淑兰的照料下才得以恢复。但是上大学的梦想却泡汤了。
1921年春天，20岁的龙榆生由堂兄沐光介绍，前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从黄侃学习声韵、文字及词章之学，同时教黄氏次子读《论语》。同年夏天，王占元发动武昌兵变，黄侃离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带着龙榆生前往苏州、扬州游历，之后龙榆生返回家乡，出任集义小学的国文教员。
1923年春，经郭一岑出任上海神州女校国文教员，因不会上海话，在一个月后被辞退。同年夏天，经黄侃推荐，转至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任教，三个月后辞职。1924年至1928年上半年任教厦门集美中学，期间曾拜闽派诗人陈衍（石遗）为师，并到厦门大学拜见过鲁迅。
1928年9月，经陈衍介绍，担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讲师（翌年升教授）兼国立音乐院诗词课，而龙榆生开始研究词，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期间，龙榆生得以拜谒夏敬观，并进而结识了陈散原（三立）、朱彊村（祖谋，清光绪9年即1883年进士，曾任礼部、吏部侍郎等，近代著名词人，为“清末四大家”之一）、程十发、胡适之等。1929年9月，龙榆生开始在暨大教词。
1931年12月，朱祖谋去世，卒前以遗稿和校词朱墨双砚相授，并由夏敬观画了《上彊村授砚图》，后相继有吴湖帆、徐悲鸿、方君璧、蒋慧为等人为其绘《受砚图》。汪精卫系彊村任广东学政时的门人，龙榆生因朱的身后事开始与汪有较多联系，皆多为诗词唱和。
1932年与著名作曲家黄自合作完成《玫瑰三愿》等歌曲，成为一代名曲。9月起，开始担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年31岁。1933年下半年兼任复旦大学教席，同年4月其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 1937年8月13日，因日军炮轰上海，该刊被毁版停刊。总共出11期。1935年下半年开学之初，龙榆生辞去暨南大学的教职，转而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1936年下半年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及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
1937年至1939年，因经济十分拮据，龙榆生不顾胃病严重，扶病奔走于苏沪和市中心区之间。有一段时间，甚至兼了五个学校的课 。 1940年2月，龙榆生被汪精卫接去谈话。4月，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据龙榆生的门人任睦宁后来讲，汪伪宣布任命龙榆生为立法委员并未征得龙榆生同意；而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载，1940年4月4日，他曾接到龙榆生的信，“谓胃疾大发，医谓非休养不可，而家口嗷嗷，无以为活，出处之际，非一言所能尽云云”。
1940年9月，兼任汪精卫宅家庭教师。他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同年12月11日，其父龙赓言病逝于万载马步乌溪壁。20日，龙榆生创办的《同声月刊》创刊号出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负责金陵大学校产的陈嵘（林业研究所所长）合作，将金陵大学全部校产、图书和设备转移到中央大学，避免了被日本人侵占。
1943年夏，他以中大文学院院长的资格兼领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他3次去北平，通过张东荪教授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取得了联系，曾做过策动拥有两万装备精良军队的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中将教育长郝鹏举起义的工作，但未果。
1945年11月8日，龙榆生被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第二年3月8日，被转移到苏州狮子口监狱看守所。1946年6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龙榆生被关了两年零三个月，直到1948年2月5日，才由夏承焘的弟子潘希真等设法将他保释出来 。 1949年初至10月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部馆外编审。11月受陈毅接见，在其关怀下，16日即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1950年秋改任文管会研究员。1951年调任上海市博物馆编纂、研究员。
1952年由陈毅安排至上海博物馆任资料室主任，并特许其专心撰述，不必随例上班。1956年2月，在陈毅的安排下，龙榆生特邀列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月6日晚受毛主席接待，在京期间曾与郭沫若论诗。4月，任上海市政协委员，8月，辞去上海博物馆任资料室主任职务，转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11月，被评为三级教授。1958年5月龙榆生被打成右派，由三级教授降为五级教授。
1961年5月，被安排去上海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学习”，9月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1962年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授课。是年，施蛰存常与龙榆生往来，讨论词学。
1965年11月，龙榆生因毛主席在延安时曾经看过其主编的《词学季刊》，遂将《词学季刊》合订本三册托萧向荣将军交陈毅副总理转呈毛主席。龙榆生研究佛学多年，晚年与赵朴初最为相契。
1966年10月中，龙榆生因甲状腺瘤住院。手术后恢复良好，本欲出院。11月1日，家遭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查抄，书稿文物悉被扫空，对龙打击甚大。5日，肺炎复发，高烧不退，渐至昏迷，18日凌晨，龙榆生因病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1979年1月16日，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对龙榆生错划右派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其名誉。
1980年3月，其骨灰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木区余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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