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寄”说与唐诗题材

“兴寄”说与唐诗题材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实践，往往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并推进诗歌艺术的发展。唐代是诗歌题材类型各体完备的高度发展期，在“兴寄”说的影响下，唐代各类题材的诗歌都显示出了独特的“兴寄”特征。另外，唐诗各类题材的繁荣和发展，又为唐诗“兴寄”说提供了坚实的创作实践基础。下面本章从唐诗各类诗歌题材类型的角度，选取典型题材类型总结归纳其“兴寄”艺术特征，以较清晰地展现唐诗“兴寄”风貌。

“兴寄”作为唐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学术界已形成普遍共识，“兴寄”特征已经深入到唐诗的各类诗歌题材类型之中。在唐诗的众多题材分类中，四个题材（即本书选取的咏史、咏物、思妇、游仙四类）的“兴寄”特征最为明显。朱自清先生在《赋比兴通释》中曾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他所说的“比体”其实就是运用“比兴”艺术手法创作的诗歌题材。我们前面论述过“比兴”手法是“兴寄”说的基本内涵特征之一，而诗歌的寄托意义的现实价值及审美价值也往往通过“比兴”手法实现。这四类题材在现实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唐诗“兴寄”的特征。

一、唐诗“兴寄”的社会现实价值

这四类诗歌题材的社会现实价值都十分明显，咏史诗“借史喻今”，具有政治功利性；咏物诗“寓物讽政”，具有现实批判性；思妇诗喻君臣遇合，感身世之悲；游仙诗反映现实，具有讽刺批判性。关于此四类诗的社会现实价值，古有论之：

论及咏史诗的有：

（1）“太白《古风》……其抒发性灵，寄托规讽……六十篇中，非指言时事，即感伤己遭，循径而窥，又觉易尽。”（明代胡震亨评《古风》五十九）

（2）“咏史诗今人皆杂议论，前人多有案无断之作。其讽刺劝意在言外，读者自得之耳。”（清代方熏《山静居诗话》）

（3）“子昂《感遇》，雄轶古今，然问其所感何遇，则皆不求甚解。……夫不求甚解，必在会意忘食之余；诗有别趣，不出惬心厌理之外。洄洑之下，必有渊潭；傥眇之辞，端非浅寄。”①（清代陈沆《诗比兴笺》卷三）

论及咏物诗的有：

（1）“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②（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

（2）“以言内之事，写言外之重旨。……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③（清代刘熙载《艺概》）

（3）“咏物之作，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④（清代沈详龙《论词随笔》）

论及思妇诗的有：

（1）“大凡宫词之体，不淫不怨尽矣。唐人作宫词，或赋事，或抒怨，或寓讽刺，或其人早负才华，不得于君，流落无聊，托此自况。若概以怨观之，则失讽人之意矣。”⑤ [明代朱之藩辑《诗法要标》卷二，明代胡文焕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格致丛书》本]

（2）“放臣弃妇，自古同情。守志贞居，君子所托。”⑥（清代陈沆《诗比兴笺》卷三）

（3）“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⑦（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4）“凡作宫闲诗者，每借物咏怀，词多幽怨。此作仅言翠辇不来，质直言之，有初唐浑朴之格。殆以题为‘思君恩’，故但念旧恩，不言幽恨也。”⑧

论及游仙诗的有：

（1）“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

②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449-477.

③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415.

④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全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43.

⑤徐有福著.唐代妇女生活与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5：175.

⑥（清）陈沆撰.诗比兴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5.

⑦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777.

⑧俞陛云著.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52.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汉代王逸《楚辞章句·远游第五》）

（2）“君子重其志而纬其辞，谓其才可辅世而终不见谅于君，无所控诉而托配仙人，东南西北入无可有之乡……”（清代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艺术的精神是现实精神的反映，有所寄托的诗歌往往以体现古代知识分子儒家“内圣外王”为终极价值追求。孔子提倡“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孟子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立身原则，“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是他们努力追寻的人生目标。更通俗点说，古代文人自觉的社会角色定位，首先是政治参与者，然后才是诗人。这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自觉的责任感，使他们在诗歌中寄托怀抱，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兴寄”特征诗歌往往包含诗人对国家政治的深切关怀，“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是我们常说的士人气质，也是古代文人诗歌精神的核心。古代文人自觉地担负着国家兴衰的历史责任，参政议政观深入其心，所以诗歌中往往具有规讽之义，强调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这是出于政治上有补时政的考虑，提醒统治者引以为戒、改良政治，同时也是诗人积极参政、议政的表现，因而诗歌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指导意义。

这四类诗歌题材中，“借古讽今”咏史诗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最具现实指导意义和价值。这是因为中国自古受“以史为鉴”的儒家史学观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唐代变得更为深广。从“以史为戒”引申出的“借古讽今”，是唐代咏史诗“兴寄”内容的最大特征。咏史诗直指唐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三大政治弊病、上层阶级腐朽生活及统治，以及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诗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敏感性，针砭时弊、参政议政，显现出诗歌“兴寄”巨大的现实作用和价值。“寓物讽政”咏物诗，在表现思想内容上往往从个人角度出发，结合自身的政治际遇，对政治统治的一系列黑暗及不合理的现象进行犀利地讽刺。相对前两种诗歌类型，思妇诗和游仙诗在寄托内容的现实价值方面不是十分突出，或者说此两类题材的政治功利性不是十分明显。思妇诗往往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发君臣难遇、怀才不遇之忧愤，立足点是诗人积极、进取的政治责任感和士人精神。游仙诗中绝大部分的作品，是诗人抒发政治理想情怀之作，其中饱含和寄托着诗人对现实世界的讽刺、批判，以及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

二、唐诗“兴寄”的审美价值

咏史诗、咏物诗、思妇诗、游仙诗的“兴寄”特征还体现为“言有尽而意有余”的含蓄审美价值。具体来说：

咏史诗将历史真实与理性思考、历史真实与个人情感结合，提升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历史与个人的对立一直存在于咏史诗中，而唐代以前的咏史诗历史与个人的对立要相对明显一些。从诗歌内容上而言，史实是史实，个人是个人，史实与个人思想情感的界限较为清晰；从诗歌结构方面而言，诗歌具有严谨的逻辑结构和完整的叙事功能。在“兴寄”理论的影响下，历史与个人对立的问题逐渐被解决。诗人以所“寄托”的主观意志作为诗歌创作的主线，将历史真实与个人情感相融合，诗人内心的情感包裹在历史外衣下，从而体现出诗人对整个历史的哲学观照。此时出现了大量的怀古诗，诗人通过对古迹的游览和对历史人物的记忆，表达了自己对先贤的向往和对历史兴亡的怅惘，并以蕴藏了历史经验的情感为主线进行写作，以情感变更交替带动史实的时空转换。咏史不应再重视史实，而更应该关注咏史背后所寄托的思想内容，至于所寄托的内容可能是偏重于政教功能的“言志”讽喻，也可能是偏重于抒怀的“缘情”寄慨，将“史”和“诗”进行融合。这种历史的哲学思考，往往还包含着诗人个性化的审美体验。

咏物诗展现了“物我交融，兴寄深远”的审美意境。唐代咏物在前朝的基础上，克服了物我、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关系，达到了心物感应、物我同一、情景交融。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个中有我也。”唐代的咏物诗往往以物咏我，诗人表面上是吟咏物象的品质、描摹物象的外貌，但其实通篇皆用比兴之体，或比喻，或拟人，或借代，或象征，以达到拟物比德、因物喻志、借物抒慨的寄托之意，有时甚至物象成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诗人由物感兴、自物发兴，心物感应，托物寄情，所咏之物是诗人表达思想感情的寄托物，物我之间“不沾不脱，不即不离”，从而达到融我于物、“物我交融，兴寄深远”的艺术世界，开创了咏物诗全新的审美境界。

思妇诗是男子代闺音的独特审美现象。思妇诗的抒情主人公是宫女闺妇，但是诗歌的实际作者却多为男性，她们的愁思怨情、感伤别离，皆由须眉男子捉刀。这种“越俎代庖”的独特的诗歌现象，源于《诗经》及《楚辞》中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就思想内容而言，其借用人理伦常的夫妻关系比喻君臣关系，其根本目的在于寄托诗人自身的际遇感慨。宫女、闺妇的感情失意与寒士们的政治失落在情感体验上有着共同之处，自然使诗人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世之感，于是出现借用君妃关系、夫妻关系寄寓君臣遇合的思妇诗。就艺术表现方面而言，男子代闺音的艺术表现手法，体现了唐诗以含而不露为原则，擅长曲折委婉的比兴寄托的审美追求。从审美心理特质上而言，女性的情感表露往往比男子更为蕴藉含蓄、缠绵细腻。诗人以男子作闺音，深入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以人写我、以女比我。在此类“代言体”中，作为创作主体诗人与抒情主人公——宫女、闺妇，在心理上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每一个心理和感情的变化都是同时同步的。诗人以我心观人情、以我情驭人心，使诗歌完全呈现心灵化特征。诗人有时甚至将自己的个性特征负载于抒情女主人公身上，因而思妇的形象时时投射出诗人的自我意识，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高度表达诗人内心中最隐秘、细密、深隐、幽静、凄迷的情感世界，触及诗人灵魂与精神的深处。在阅读此类有寄托的思妇诗时，往往必须揭开层层遮蔽，寻找隐藏在思妇情爱背后的诗歌真正的意蕴。思妇诗通过“代言体”，使得创作主体与抒情客体之间实现了心灵情感上的高度统一，诗人以情驭景，以心领物，一切物、象、景、境皆进入诗人的审美观照，又运用借古喻今、对比反衬、比喻象征等多种比兴艺术手法，营造出一个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艺术天地。

游仙诗是人生感悟、理想情怀的独特审美感受。唐代游仙诗继承了魏晋以来寄托政治抱负、理想情怀的传统，运用多种比兴艺术手法——丰富的联想、想象以及奇妙的幻想，构建一个超乎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想世界。诗歌寄托着诗人的人生态度、理想情怀，以及对光明和美好的追求。其最终可以归结为诗人对世界的整体观照，折射出诗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体现了超越诗歌本身文学之外的哲学意义和美学价值。另外，唐代往往将游仙与山水游历紧密联系，并创造出游仙诗与山水游历诗相交叠的诗歌题材。诗人在游历名山大川时有感而发，将现实中的美丽景色与想象中的理想境界相结合，达到情景交融的审美境界。

三、唐诗“兴寄”的比兴艺术

比兴艺术在以上四种诗歌题材中的运用最为广泛又颇具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将咏史诗、咏物诗、思妇诗、游仙诗四类诗归结为：运用比兴艺术思维和比兴艺术手法的“比兴”体诗歌。比兴艺术思维，简而言之就是由此及彼、由他及我的艺术思维方式，在具体表现上为先言他物，而在他言、他物之后隐藏着诗人想要表现和希望表达的真实意图、情感、思想、观点。而且，在诗歌表现和诗歌内容之间竖起一道屏障，在诗歌表达和诗歌思想内涵之间形成终隔一层的艺术审美效果。咏史诗，借古喻今；咏物诗，托物起兴；思妇诗，假妇人之言，寓胸中之志；游仙诗，借列仙之趣，抒坎壈咏怀。我们发现，以上四类诗歌的思维本质：咏史诗，由史及今；咏物诗，由物及我；思妇诗，由人及我；游仙诗，由仙及人的思维特征。在此比兴思维的基础上，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就顺理成章了，比喻、拟人、联想、想象、意象象征在此四类诗体中的运用比比皆是，这是诗歌比兴艺术思维的客观要求、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形成“言外之意”“终隔一层”的含蓄委婉的审美效果的必需的手段、方式、方法。

综上所述，本章遂从唐诗各类题材中选取咏史、咏物、思妇、游仙等四类题材，深入分析其现实价值、审美价值、比兴思维、艺术手法等“比兴寄托”的艺术特征，以揭示整个唐代诗歌“兴寄”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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