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金元文学的学术史意义及本书的编著意向

关于辽金元文学的学术史意义及本书的编著意向关于辽金元文学的学术史意义及本书的编著意向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辽金元文学研究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上扬的趋势。与唐宋文学及其他时代的文学研究相比，辽金元文学本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元杂剧的研究相对来说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辽代文学、金代文学从整体上都是相当欠缺的。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吴梅、苏雪林的两本小册子，其他的专著，辽金元的文学专史就鲜有见及。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文学研究的春天来临，文学史研究结出了更多的硕果。辽金元文学是其中异军突起的部分。以往关于辽金文学，在文学史上只有附在宋代之后的一章，足见其地位之弱小。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文学研究观念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辽金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若干部辽金文学的专著，使辽金文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分支学科的性质和史的框架。如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即是将金代文学研究上升到“学”的高度加以构建。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和 《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则是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辽金文学作专史的研究。近年来又有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周惠泉的《金代文学论》等，都是从整体上研究金代文学的显著成果。元代文学研究也有非常扎实的成果问世。邓绍基主编的 《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可说是20世纪后20年元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关于元代散曲的研究专著，如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巴蜀书社1993)，都是有代表性的著作。这20年间有关辽金元文学的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增多，而其研究方法对于前此的研究来说，显示了鲜明的特色。从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角度的研究论著，颇能体现近年来辽金元文学研究的新的方法论特色。与其他断代的文学史研究相比，整体性和务实性是很显明的。整体性是与以往在这个领域缺少史的建构相对而言，务实性是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 “宏观研究”和“新方法论热”中出现的某种蹈空履虚的倾向相对而言的。辽金元文学研究的这些年来的成就，基本上都是从大量的材料出发而在客观描述基础上进行阐释而成的。这种状况，使辽金元文学的成果有着厚重的学术力度，而不是像某些论著那样如建立在流沙之上，难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本书是《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之一卷，其编写宗旨和基本构想是与其他各卷基本一致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作为能够体现21世纪的学术研究方向、总结20世纪的研究成就的著作，是有着区别于其他文学史和研究专著的思路和构架的。应该说，本书与《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的指导思想(参见“总序”)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作为相对独立的一部著作，本书在编著中也考虑到辽金元三代文学在中国文学长河中的独特存在。一是辽、金、元自身便是三个不同的朝代，有其内在联系，也有不同的时代色彩与文学风貌，当然不能执一而论。对于辽金元文学的把握，是应该从各自的特殊的文学成就及社会文化特征来考虑的。以“辽金元文学的基本内容”而言，就是充分考虑辽金元文学各个时代、各种体裁的创作而设计的。辽代文学与金元相对而言内容较少，故合为一章; 金元两代有些体裁的创作上下连通，故合在一起陈述，如《金元词概述》《金元杂剧概述》等。这一部分又充分考虑到辽金元文学的独到的文学贡献，故列金诗为一章，元诗为一章，散曲为一章，杂剧为一章，小说为一章，南戏为一章，散文为一章，骈文为一章，金元词为一章。关于“辽金元文学与社会文化”，则选择了与辽金元文学关系密切的一些因素，如与宗教的关系，与哲学的关系，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与艺术的关系，与文人境遇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对辽金元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有很强的学术前沿性。这种从多视角来观照辽金元文学的思路，是近年来学术观念创新的产物。这部分是与其他断代的“通论”在形式上相一致的，但就内容而言，则是从学术层面更为“全景”地展现了辽金元文学的特殊风貌。

本卷的作者皆为国内辽金元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上，都是卓有成就、有独到见解的。但由于出于众人之手及本卷主编的经验不足与思维疏浅，书中肯定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祈望大家的指正。

试分析民族文化的融合对辽金元文学的意义。辽金元夏时期的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同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在自身特有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尤其在书面文化、建筑文化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特点，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金元四大家的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是什么？金元四大家或称金元四家，是指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流派。即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养阴说。

1、刘完素

刘完素认为火热病机非常广泛，故而对于风、湿、燥、寒等一些病证，刘氏也从火热阐发，这样就形成了其以火热为中心的学术观点。其中，刘氏强调了风、湿、燥、寒诸气在病理变化过程中，皆能化生火热，而火热也往往是产生风、湿、燥、寒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六气皆能化火”学说。

刘氏认为风气与火热的关系十分密切，风有助火势之力，若已有火热之证，再兼有风气，则又可使火热病症表现更为突出。另一方面，病理上的风，又往往因火热过甚而成。而且，风与火热之气，在病变过程中，又往往容易相兼为病，这样风与火热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

对湿与火热而言，刘氏认为人体感受热邪之后，由于火热怫郁于人体之中，造成气机不得宣行，则津液不布，水湿不运，停于人体成为水湿之邪。此外，若湿气闭郁，阳气不得宣通，亦可以内生火热。湿与热二者之间互相影响，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2、张从正

张从正将疾病产生的病因总归于外界不同邪气的侵袭。他强调邪气致病，并非忽略人体之虚，或者忽略在疾病过程中有正虚的—面。他认为，疾病的产生主要是邪气的作用，若先补其正气则真气未旺，反而助长邪气的作用，更损伤正气，反而使人体正气得不到恢复。

就象鲧治理洪水以筑堤之法，由于不疏通河道，反使洪水得不到控制。祛邪之法有似于治洪水疏通河道，反而使邪气得以祛除，正气得以康复。所以张子和提出了攻邪即是扶正的辨证关系，认为“不补之中，真补存焉”。其祛邪理论强调了人体应以气血通达为常。

他认为，“《内经》一书，唯以血气流通为贵。”因此，张子和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的观点，认为通过攻邪之法，可以调畅气机，疏达气血，“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

3、李东垣

李氏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是人身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突出强调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也。”

意思是说，元气虽然来源于先天，但又依赖于后天水谷之气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元气的不断充盛，生命不竭。从而进一步深入认识到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认为胃气是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人身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

而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

4、朱震亨

朱氏言火，从哲学以阐发医理，其应用于人，则人身之动，均为火之所为，并非仅指温热而言。朱丹溪的这番议论，强调了正常人体亦有火的存在，而这存在于人体之火是通过生命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故其归纳为“凡动属皆火”，实则朱氏所言之火在人体是指阳气而已。

但存在于人身之火，朱氏又分为君火与相火。所谓君火，朱氏认为是属于五形中之火，其是有形之体与无形之气的相互化生而成，在人体则归于有形之体中，故心脏在五行属火，称其阳气为君火。而相火是由虚无而生，这里的虚无是指来源于先天之无。

以人体来说，则是产生人体形气之本源，其在人体之中的存在是藏而不外露，只能通过人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其不同于隶属五行的心火，故称之为相火。

朱氏的相火含义，是说明相火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本源，是人身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也正因为如此，故人身相火就十分重要，既不宜衰，又不宜妄动。

以上内容参考：-刘完素

以上内容参考：-李杲

以上内容参考：-朱震亨

以上内容参考：-金元四大家

以上内容参考：-张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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