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样：中国古籍刻印中的局部印刷

在当代口语中，“小样”予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从方言引入、不甚文雅的名词（女士们的第一联想可能是化妆品专柜），因此或许会有读者在第一眼看到本文主标题时感到困惑。本文所要谈及的，当然不是作为谩骂词汇的“小样”的沿革或者社会语言学问题（这或许又会让一部分读者感到失望），而是今人或已隔膜的中国古籍刻印中的一个历史现象。

按照中国古籍刻印的一般程序，书籍刻印的校订人（有时等同于出资人，有时则是出资人聘请的学者）完成对底本的校订后，会委托写样人按照规划好的面貌（字体、行款及其他版面要素）誊写修订后的底本。这类誊抄出来的本子，被称为“写样本”，其用途是上版刊刻。具体做法是：将写样本有字的一面向下粘贴在雕版上，刻工依样刻印。换言之，古籍刻本，无论是所谓软体写刻，还是方板的宋体字刻本，基本都会先有一部与刻本面貌一致的写样本曾经存在，并在上版刊刻的过程中被“消耗”掉。版片刻成后，则印制试印本，再次进行校读，若有须改正处，则由校订人在试印本上标注，交刻工剜改版片。刻工完成剜改后，不再整页印刷，而是有针对性地将剜改部分用小纸条印出，以夹签方式粘贴在试印本上，交还校订人，表明业已改正，供其核查。

对于上述流程，业师陈正宏先生已在《从写样到红印——〈豫恕堂丛书〉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1期）一文中，以清光绪间沈善登编刻的《豫恕堂丛书》为实物例证，加以详细考述。因该丛书的试印本系红印，所以陈文将单独印刷被剜改的部分称为“局部再红印”。后来笔者在时代更早的清康熙间刻试印本中发现了同类实例，沿用了上述说法，但该试印本为墨印，故只能谓之“局部再印”（《清初书籍刻印的实态细节：清通志堂刻试印本〈读史方舆纪要〉读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4期）。

直至最近，笔者偶然发现：对于版片剜改后的“局部再印”，前代的书籍刻印业中有专用名词称谓之，即“小样”;同时与“小样”类似的操作，亦不仅限于试印本中。以下略举数例，就此略加申说。

使笔者得知“小样”一词的是一件网络拍卖古籍，当时只能看到局部书影，但略经比对，即可知此书是民国间董康诵芬室影明洪武刻本《蜕庵集》（收入《诵芬室丛刊》）的试印本（墨印）。从书影（见封二图1）可以看到，该试印本不仅有校订人题写的修版意见，以及小纸条上的“局部再印”，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卷三首叶天头处有如下指示：“此样补好，印小样寄来。”两相联系，便可确知“小样”就是我们所谓的“局部再印”。

或许与人们的一般认识有所不同，更动文字只占试印本审查后剜版修改的一部分，还有相当数量的剜改只改动字形，或修正刻板时的瑕疵。事实上，在古籍刻印中，校订人对于后两种情况的修正相当重视。如，民国十一年刻本《琴鹤山房遗稿》（清赵铭撰，金兆蕃辑）的試印本（红印）书衣上有校订人的批示“字样大小参差，又多不成字，望再细细检阅修改”，卷一首叶版心处有未铲尽之处（呈一小方块），校订人指示“修去剩板”;检阅《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6册的同书影印本，这一处“剩板”已经被铲去。

在董刻本《蜕庵集》的试印本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卷一叶二五A第五行首字“閣”、第八行第三字“石”，校订人均标注更改（图2）。比对最初刻成的模样、校订人批注与小样，可以得知，校订人认为“閣”左半框内短横不应作点（字形不规范），“石”字则是刻版时运刀用力过度，导致“丿”划有损。小样表示刻工照此办理。董刻本《蜕庵集》的版片现存中国书店，该店曾用旧版多次刷印，笔者恰有一部1990年代后刷本，试加比对，后刷本各处与试印本的小样皆同（不止上举两处），可以清楚表明被剜改之后的版片状态。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笔者曾购得一册民国刻本，为天津人王守恂的别集，仅存《仁安诗续稿》卷三至四、《仁安词续稿》一卷。初未经意，只是觉得初印爽利可喜，便顺手购下。邮至展卷，发现竟是试印本，不禁大喜。该册有两处小样，均是改动“髮”的字形，将最下部的“又”改为“乂”（图3）。

以上两例，小样均是用小纸条印出，再将其粘贴在试印本上，在清康熙间通志堂刻试印本《读史方舆纪要》中，小样则直接在原纸上印刷。如图4所示，此叶B面第四行小字注首字原为“流”，校订者圈出，改为“浅”，左上角将剜改后的该处局部再印。

当然，并非所有的试印本都会有对应校订人批示而局部再印的“小样”，笔者在上海黄浦区明复图书馆见到两部清光绪五年淮南书局刻本《广雅疏证》（图5），一为试印本，一为正式印本（版面已有明显漫漶，显然是较为靠后的印本），恰可并案比对。试印本有多处校订人批改，主要针对刻版时造成的笔画缺损提出修改，两相比对，一一对应，因此可确认刻工确实做了相应修版，但试印本中却未有“小样”。这说明了，在传统古籍刻印中，尽管存在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习”，但实际操作时又会千变万化，这实在是版本实物研究中兴味深厚之处。

如上述，“小样”是审查试印本后剜改版片的结果，换言之，它发生在“试印—正式印本”两个节点之间。而在古籍刻印的全过程链条中，还存在着与“小样”近似的一些操作，会发生在其他环节。第一种是写样时的“局部再写”。与刷印出试印本后要加以审查相同，在写样本写成后，校订人也要从文本正误、写样效果两方面审核写样本。若发现问题，则及时改正，以避免问题遗留至刻版阶段，引发更多剜改，毕竟剜改雕版相对困难麻烦。如图6所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刘世珩《西厢五剧札记》写样本中有不少用同一写样格纸的小纸条重写的贴签，与最初的写样相比，大多是格式或字形上的调整。如“梅谿钓徒撰”，原先跨写在两行之间栏线处，从重写的小条可以看出，要将其调整至一行之内;“之清”，最初写样时在格中偏左，重写时则有意识地左右均匀。按照一般情况，重写后，应将原处沿着栏线割去，从背面将重写的小条贴至对应处，这种做法称为“割补”。之所以不能直接将重写小条覆盖粘贴至对应处，是由于写样本最终是有字一面朝下粘贴在雕版上供刻工依样刻印，若不“割补”，则上版后原先的写样在上，经改正的写样反而在下，相互干扰，刻工难以运刀。随着时间推移，浆糊逐渐氧化，写样本的割补处四周会发黄变色，提供了可以辨识的线索。《西厢五剧札记》写样本仅重写，未割补，后一种情况可举出定州市博物馆藏清翁方纲撰《诗附记》写样本（即光绪间定州王氏编刻《畿辅丛书》时的写样）之例，如图7所示。

古籍的初印本与后印本，不仅有版面清晰美观与否之别，有时还存在文本差异，掌握了文本差异，可为鉴别初印后印提供决定性的识别点。此为从事版本研究者所共知者。在这方面，已故的黄永年、杨成凯（林夕）两先生曾分别就清康熙林佶写刻本《渔洋山人菁华录》、明崇祯赵氏小宛堂刻本《玉台新咏》初印后印的文本差异，写过精彩文章，近年上海图书馆的郭立暄先生《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更是举出大量实例，对此问题做了深入讨论与揭示。

从雕版印刷实物来说，初印本大致可以说是版片最初状态的体现（就这一意义而言，在“小样”发生前的试印本本身是版片刚刚刻成时的最原初状态，或者说是“最初”的初印本），后印本则体现经剜改后的版片面貌。这两者之间本来存在着一条物理上的“鸿沟”，不容混淆。但在实际中，却又存在着以“小样”方式将经剜改的文字局部再印，粘贴在初印本的对应位置之上，从而将初印本“改造”为后印本的有趣情形。

笔者藏有一册清咸丰七年芝玉堂刻本《对影闲吟草》残卷（存卷九至十，全书十二卷），此书是清人裘宝善任泗州知州时与周光焘、黄埈、董谦、张汝谐、尤毓琳、张端本、管兆霖、裘寿松、金维洪、周士鸿、周西疆等人（多为裘氏僚属）的唱和诗集，多为裘唱群和。展卷观之，版面大致明晰，几无断版漫漶，卷中有多处以小样形式局部印刷，覆盖粘贴在原诗上，却无校订人批示修改;这与上文讲述的同时带有校订人批示及做出对应修改的小样的试印本，截然不同。合理的解释便是：它本来是一部初印本，更动文字剜改版片后，不忍将初印本丢弃，但又觉得改后文句更佳，便将剜改处局部再印后粘贴，使之“成为”后印本。

敝藏残册仅存二卷，改动之处却不算少，有的仅改诗题，有的改动诗句，还有二者兼改的。清点下来，卷九共录诗166首（一题多首者以首数计），其中21首有改动，卷十经改动者亦有21首。换言之，大约1/8的诗歌存在或大或小的变化，若按全书十二卷平均推算，则会有200首以上发生过改动。

因为是一处处再印粘贴，这又引发了以下有趣现象。卷九叶二六B尤毓琳《偶成》首联“镇日吟哦藉自娱，偶成好句辄欢呼”，其中“偶成好句辄”是局部再印，从纸背方向仔细观察，可知此联原文为“镇日吟哦藉自娱，莺歌燕语共欢呼”（见图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9册亦收录此书芝玉堂刻本，实际也是一部经过粘贴改造的初印本，只不过《汇编》是去底色影印，很难分辨出粘贴痕迹，不似敝藏本粘贴处大多因氧化发黄。《汇编》影印本此联作“镇日吟哦藉自娱，莺偶成好句辄呼”，显然不太通顺，这是粘贴时错位导致覆盖有误。哈佛燕京图书馆亦藏一部，在网络上可浏览扫描件，因扫描处理时保留了底色，可明确辨认出也是经粘贴改造的。哈佛藏本《偶成》首联粘贴无误，与敝藏本同。

《对影闲吟草》刻于咸丰年间，一般会被视为普通古籍，图书馆的编目现状使我们很难彻底调查现存状况。以上谈及的三个本子都经过“小样”方式改造，可見初印本数量应当不少，或许经济上的考量便是裘氏不忍弃之的原因，至于是否有未经改造的初印本版片以及剜改后印成的真正后印本存世，尚待进一步访求。陈正宏先生在《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一文中，考论袁枚早年单刻别集中的诗作在其晚年编定全集时被大规模修改的情况，这是从不同版本间的文本差异入手。裘氏诸人大约不能与袁才子等量齐观，敝藏本中有几处后来阅读者写下的随文批语，批评裘宝善“句拙”，指出裘寿松“平平”，笑话金维洪“四字似不贯”。但这些水平稀松的诗人同样会“粉饰”自己的文本，而且他们不待晚年编定全集时再“悔其少作”，直接在初印后印之间便完成改写。这当然又一次证明了诗人创作是一个“连续发生的过程”。另一方面，《对影闲吟草》局部印刷后的粘贴错位或许令人发笑，但这也提示我们，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搜罗不同版本固属应有之义，看似为同一版本者亦须仔细调查，或许还要对着灯光，审视纸背，特别是在卷中有“小样”之时。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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