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迺敦及其《中国女词人》

从断代角度来观照词史发展，1912—1949年间的民国时期，可以说是时间跨度最小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词学，既有对晚清四大家所代表的传统理论的继承，又有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一些学者把进化论等思想引入词学研究中，产生了一批与传统词话迥然不同的词史类著作，比如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中国词史大纲》，刘毓盘的《词史》、寿的《词学讲义》等，成为词学研究的闪光点。在民国词史著作中，曾迺敦先生的《中国女词人》，可以说是一部富有时代色彩的专题性词史。

值得一提的是，曾迺敦并非词学界专业人士，其生平资料也比较稀少、零散。从相关方志中可以得知，他乃福建漳州龙溪人氏，上海持志大学文学学士，日本明治大学政治学学士。40年代前期，担任三青团漳州青年服务社总干事；后在福建国民杂志社任编辑时，被“中统”关注并吸纳；1947年八月，任福建明溪县县长；次年，调任宁化县县长；1948年冬至1949年，任政和县县长。后至台湾。1952年11月至1965年8月，任台南县立北门农业职业学校第六任校长。1965年9月至1967年12月，任台南县立新化农业职业学校校长，卒于任上。

显然，曾迺敦是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其事业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上，但对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也十分投入，他视野开阔，笔耕不辍，著述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乒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中国女词人》，上海女子书店1935年出版；《我的母亲》，上海儿童书局1939年出版；《地方自治概论》，福建地方自治书报出版社1940年出版；1952年，曾迺敦创作的长篇小说《九龙江上》获台湾省“中华文艺奖”长篇小说三等奖（长篇小说一、二名从缺）；1954、1955年，台北海外文库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郑成功》《中国书法》；1964年，台北广文书局出版《杏坛春暖》；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文化概论》。

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迺敦还积极投身话剧创作中，主要作品有：三幕话剧《祖国风云》，由福建龙溪福建省抗敌后援会龙溪分会1939年初版；独幕话剧《新贵》，以及根据（苏）L.D.烈文《海滨渔妇》改编的独幕剧《海燕》，皆由中国剧本选辑社1940年初版；独幕话剧《金陵曲》，福建永安歌林出版社1944年初版；《远归人》，被台湾广文书局“新知识丛书”第2辑所收录。

除著作和剧本外，曾迺敦还主编过一些刊物，如：1939年由福建诏安县政府第一区区署编辑发行的《区政六月》；1940—1942年由漳州地方自治月刊社发行的《地方自治》；还曾与毛一波共同纂修《台南县志》，台南县政府1980年出版。

此外，曾迺敦还发表过一些单篇文章，如：《宿舍里》，刊于《女子月刊》1934年第2卷第7—12期；《作文课》，《女子月刊》1934年第2卷第7—12期；《青年报国之道》，载《时代杂志》1939年第1卷第5期；《挽近卅年我国县各级组织制度之检讨（附表）》，《浙江自治》1939年第21期；《挽近卅年我国县各级组织制度之检讨（续）》，《浙江自治》1939年第22期；《福州市训练所毕业学员生活指导纲要》，《福建训练月刊》1943年第1卷第4期；《悼适南》，《福建训练月刊》1943年第2卷第1期；《关山万里寄书迟》，《福建训练月刊》1943年第2卷第6期；《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的关系》，《南潮》1945年第1卷第4期；《中学生国文兴趣的调查》，《教育通讯》1952年8月；报告文学《野花红泪录》，收录于《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辑第3分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

综观曾迺敦的著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内容涵盖文学、文化、体育、社会学等诸多方面，体裁包括话剧、小说、政论、报告文学、学术著作等多种。这足以说明其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文化视野。

作为词学研究的业外人士，曾迺敦执笔撰述《中国女词人》，主要是受著名目录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姚名达教授的委托。20世纪30年代初，在“五四”新文化之光照耀下，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姚名达先生和夫人黄心勉女士，是妇女活动的热心倡导者。1929年，姚名达在商务印书馆编书时，深感中国传统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因而准备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并创办一所女子图书馆。不料，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商务印书馆以及姚氏寓所皆被炸，其悉心积累的图书、史料以及部分书稿，付之一炬。然而战火浩劫并未动摇姚氏夫妇投入妇女运动的决心，他们转而准备创办一份《女子月刊》，为女性提供所需知识。由于当时办刊物通常以书店为发行依托，于是1932年9月18日，开办了女子书店。

与一般民营书店追求商业利益不同，女子书店可说是纯文化公益性质的机构。正如《女子月刊》发刊词所言：“没有政治作用，没有宗教作用，更没有牟利的企图。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知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姚名达夫妇把女性的提高和发展作为己任，准备发行一套《女子文库》，预计每两年出版一集，每集10种丛书，包括：妇女问题丛书、妇女历史丛书、女子文学丛书、女子艺术丛书、女子生活丛书、女子职业丛书、女子常识丛书、女子实用丛书、现代女作家丛书、儿童教育丛书。

姚氏夫妇的义举得到许多人士支持，不少学者纷纷应邀参与到女子文库建设中。曾迺敦的《中国女词人》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正如该书自序中提到：“姚名达先生主编《女子文库》，由女子书店印行，全部丛书，发刊有日。以《中国女诗人及其代表作》《中国女词人及其代表作》两书相托，当即着手编著，伏案数月，本书遂先告成。”

《中国女词人》成于1933年12月，于1935年出版，正是女子文库繁荣時期的产物，也是该文库的代表作之一。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女词人》不仅是曾迺敦在战火纷飞中的用心之作，也是姚名达夫妇女性文化事业的辛勤结晶。从学术角度看，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词学通史。曾迺敦用宏观、发展的眼光对历代女词人及其词作进行了梳理和定位，在第一章导言叙述词的起源之后，他以时间为序把女性词史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是：唐女性词的胚胎，五代宋辽女词的繁荣，元明女词人的衰落，清代女词人的极盛。由此可见，女性词的发展与词史演进基本同步。

在对历代女性词史进行全景式的勾勒描述后，末章探讨了中国妇女与词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礼教为基础的，在男尊女卑、女子没有财产继承权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宫人、弃妇、婢妾、娼妓、女伶……这样一种特殊阶层。在精神、经济各种重压下，女子所承受的痛苦格外深重，她们需要一个发泄管道，文学便是很好的工具。就文学而言，许多作品描写的核心对象往往离不开女性，历代那些有才情有文化的女子也常常借写作来抒发甚至宣泄自己的内在情绪。就词而言，作为一种可歌可填的新体诗，虽然有豪放一派，但婉约更是其主流，女子们幽婉的情怀更适于用词这种文体来表达，因此女性和词之间有着自然而密切的关联。

作为20世纪前半叶女性文学研究著作中重要的一部，曾迺敦的《中国女词人》不仅具有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时代特色，同时也显示出作者的学术思想和写作风格。具体体现在：

第一，鲜明的性别视角，强烈的感情色彩。

作为一部兼具文体特征和性别特征的文学史，《中国女词人》紧紧围绕“词”与“女性”这两个核心。词这种文体，自唐到清，经历了从音乐娱乐到案头创作、从俗到雅的发展过程。曾迺敦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第一章“导言——词的起源”中，对词的别称、词与音乐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词源于音乐，在最初产生时，受到隋唐乐曲旧调、胡夷里巷曲、乐工歌妓曲辞的影响。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公允的。

在词源于音乐娱乐的观念下，曾迺敦以充满激情的口吻，抒发着对历代女词人及其词作的欣赏与赞美。通常来说，学术著作当以客观、理性为要，但《中国女词人》一书，无论序言、导语还是正文中，感叹词、感叹号随处可见。客观来看，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历代才女，大多命运多舛，或所遇非人、或沦落风尘、或多病多难……红颜薄命似乎成了一种宿命。作者对这些女子充满了爱惜与同情，比如在论述吴淑姬时，对这位因家贫而不得不出卖青春的才女极为同情，忍不住大声疾呼：“呜呼！中国宗法社会之欺压女子，凌辱妇孺，可谓至矣尽矣！无可复加矣！吴淑姬可身受而令人发指者，幸以其能词，得载于诗于文士之记集中，可堪慨叹之一耳！若古来浩浩之史册中，将不知更有若干记载，与多少埋没无闻之受同样压榨的妇女呢？我为女词人同情一哭！我为无数与吴淑姬受礼教同样压迫毒刑之妇女一哭！”这种力透纸背的浓烈情感贯穿于整部著作中，这种情感，不仅是作者才情个性的展示，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更是“五四”以来民主、平等思想在学术、文化领域的辐射。

第二，以述为主，兼及考、论。

《中国女词人》原本是应“中国女词人及其代表作”这样一个题目而编著的，因此在撰写体例上保留着选本、词人小传的痕迹，全书的主体内容是对历代女词人及其代表作的梳理和阐释。著者以时间顺序分章节进行介绍，在各章论及历代女词人时，通常是先介绍词人的身世经历，然后列举、分析其代表作品，虽然手法略显单调，但脉络十分清晰。全书以叙述为主，重点在于对女词人身世及代表作的分析，而在女性词学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中亦不乏分析与考、论的内容。

关于《生查子》（月上柳梢头）的作者，历来有欧阳修、朱淑真之争。曾迺敦认为是朱淑真所作，他引朱淑真《元夜》第三首诗“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作为《生查子》“月上柳梢頭，人约黄昏后”的注脚和旁证。同时又引其《清平乐》为辅证，认为词人并不讳言缱绻之情，以此否定“苦命已是堪伤，必无作此淫奔之行”之说，从而断定《生查子》确为朱氏之作。

介绍清代女词人胡慎容时，曾迺敦引用《越风》中的材料：“红鹤（胡慎容）夫亡后，以贫困，依姊采齐，游岭南，郁郁死，无子，有女一，即思慧。”但转而又引陶元藻《凫亭诗话》，指出陶氏于“戊寅己卯，在岭南曾见红鹤，年仅四十，并晤其夫冯坦，年小于胡。是时思慧十二龄，今观《越风》所载，谓夫亡后，始同游岭南误矣”，借用陶氏实录，来指明胡慎容游岭南不应在其夫亡后。

除了运用各种材料对历代女词人进行介绍、对某些问题进行考述外，曾迺敦还对女性词人及其相关现象有不少议论。比如他由魏夫人论及女性文学不发达的原因：“贵族阶级之妇女，且有文名于时，而曾受道学家之赏识的魏夫人，其身世与诗文，尚不易流传，足见中国历来妇女之文事，为人所轻视了！魏夫人之外，不知还埋没了多少珍贵的女作家呢？！这该是妇女文学所不能发达的一个因缘呵。”的确，在封建社会，尤其在明代以前，女性作家作品的结集流传要困难得多，女性文学自然难成气候。

清代乃女词创作的极盛期，然而晚清女性词相对并不突出，曾迺敦从社会时代环境入手，分析其原因，认为：“道咸之后，清室多故，士大夫既无心优游文学，而随园碧城之风，亦已就衰。文学潮流至此，其势微矣！只余回光一照者，赖有曾国藩，与俞樾诸人，遭际于戎马倥偬，尚事揄扬风雅，光焰乃见，淹留明灭。然盛后之余，比继以衰，此女词亦所必然也。”清代后期，外忧内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尚都发生转变，桐城派散文、同光体诗歌引人注目，相比之下，词学虽有王鹏运等力挽狂澜，但从女词的发展看，晚清的确是盛后之余，女性词人的创作整体较为黯淡。

第三，清晰的群体意识。

对于词史中涉及的数量众多的女词人，作者在章节安排及分析论述时，表现出十分明晰的群体意识。综观各种中国文学通史，依朝代编次是最常见的做法，《中国女词人》同样按历史顺序，把女性词史分为唐、五代宋辽、元明、清四个阶段，并以此来安排章次。就某个朝代而言，作者又不拘于时间先后，常常以词人群体作为小节内容的划分标准。比如在《五代宋辽女词的繁荣》一章中，作者把宋代女词人分为伟大词人、贵族词人、娼妓词人、无名词人四个群体，即四个小节：作品数量和艺术成就较突出者，如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孃、朱希真等，归入伟大词人一列：孙道绚、孙夫人等出身官贵者，是为贵族词人；严蕊、聂胜琼等沦于风尘者，为娼妓词人；此外，作者把卢氏、窃杯女子、戴复古妻等姓名不详者也纳入视野中，统称“无名词人”。

到了明代，女性文学数量大增，但曾迺敦指出“多流为纤秾绮丽之音。作家虽众，而词人很少，其可以卓然名家者，更是不可多觏”。针对这一时段的女词人，曾氏关注到了家族群体创作现象，比如对于王凤娴及其女儿张引元、张引庆三人，不仅分别进行介绍，而且指出“母姊连珠，为世所称”。

嘉靖后，吴江文学世家沈、叶一门，以沈宜修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女性创作群，曾迺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末世沈叶一门四杰，几欲振元明之衰”。他在依次介绍沈宜修，其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叶小纨之女沈树荣，以及宜修的儿媳沈宪英，表妹张倩倩后，总结道：“沈叶一门，词人辈出，惊震一代。”

清代家族女性文学依然昌盛。商景兰、商景徽姊妹，以及景徽之女徐昭华，景兰之女祁德渊、祁德琼、祁德，景兰之媳张德蕙、朱德容等，均有文名，亦一门风雅，曾迺敦概之以“祁家四女二妇”。在家族文学兴盛背景下，清代词坛姊妹词人很多，如：章有湘、章有渭、章有源、章有娴四姊妹；吴绡、吴琪姊妹；柳如是及其妹绛子等。对于清代女性词坛这种现象，曾迺敦还专门设置了“姊妹词人”一节。

除家族女词人群体外，中国第一个成熟的女性文社——“蕉园”也受到关注。清初，钱塘顾之琼曾招集徐灿、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及女儿钱云仪等，组织蕉园诗社；后来林以宁又与同里顾姒、柴静仪、冯娴、钱云仪、张昊、毛媞等倡“蕉园七子”社。这些女子们分题角韵，接席联填，极艺林一时之胜，曾迺敦设“蕉园诸子”专节进行介绍。

在《清代女词人的极盛》一章中，第五至第七节分别介绍王（士禛）派、袁（枚）派、陈（文述）派女词人。王渔洋、袁枚及陈碧城，皆清代文名显赫、博学风雅之人，他们传书授学，门墙极盛，又喜奖挹女作家，因此不少才女汇于其门下，“或因声名所趋，自请教益；或因门墙启布，忝列桃李，间接直接影响于作家与作品，派别自多”。曾迺敦把王渔洋、袁枚等男性文坛领袖对女作家的影响，视为“清词极盛之因缘，且亦妇女文学来源之所自也”。

客观来看，《中国女词人》各章的编排体例并不统一，有以词人身份来分，有以创作成就来分，还有以家族、门派等来划分，但編者有意识对数量繁多的女词人进行进行归类梳理，贯穿着鲜明的群体意识。

第四，强烈的存人、存词观念。

《中国女词人》一书共论及唐至清代女词人大约270家，其中正文描述约200家，附表列举70家。这些女词人，从身份上看，既有皇后、贵妃、官宦妻女，也有平民、侍妾，以及道姑、娼妓。从成就上看，既有李清照、朱淑真这些大家，也有仅存姓氏、地域的无名女子。与一般的文学史不同，曾迺敦编写中国女词人，并非按照词史地位或文学贡献来考量，而是以时间顺序大量列举历代女词人及词作，这种编写形式的背后，体现着强烈的存人、存词意识。正如作者在“两宋的无名词人”一节中所言：“词虽极盛，得女作者，除数大家为人所注意，因而得传之外，苟有所作者，仍与其身世一样不得传。其不至湮没无闻，亦寥寥可数，今集而珍之，应是本书之急务乎！”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与终结，清代文学各种文体的作品数量极为可观，词亦如此。对于一部文学史著作而言，显然不可能一一列举。曾迺敦对清代女词人的撰述便转而追求质精，不求量多，甚至还产生了作《清代女词史》进行补遗的想法：“有清一代，中国文学，上绾元明之坠绪，下开复兴之先河，因其为时，近邻现代，文风之盛，遂冠各朝，亦中国文学的一个严重时期也。单如词人几可万计，而女词人亦动以千百，作品之多，可无须说了！本章要述清代女词的极盛，自非此区区篇幅所能详尽。这儿不过提纲撷领，鸟瞰其大势，分析其派别，认识其人物，略述其身世，选举其优作。质在求精，量不在多而已！至欲补遗衍实，吾将另有《清代女词史》之作矣。”

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及其他因素影响，曾迺敦的《中国女诗人》《清代女词史》等著作并没有实现，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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