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写景艺术之一瞥

《水经注》写景艺术之一瞥郦道元《水经注》原是一本地理书，文字以说明为主，按说他只要说得准确清楚就算是完成了使命，但他还讲究说得有味道，写景之妙，古今共赏，甚至认为无以复加。明末文人张岱指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则袁中郎。”

（《跋〈寓山注〉二则》，《琅嬛文集》卷五）

清初大学者刘献廷说：“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

（《广阳杂记》卷四）

所以文学史家之关注此书，实不下于历史地理学家。

郦道元是一位极富于审美情趣的人，他原是河北涿县人，早年跟着当官的父亲在山东青州的临朐生活过一段时间，很热爱那里的山水，他在《水经注》卷二十六里有一段回忆说：“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飞泉侧濑，于穷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侧，有一祠……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櫂）

寻波，轻林委浪，歌琴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对儿时游钓之地充满了感情，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仍迫切而不能已于言。他对自己故乡郦亭的景色亦复津津乐道，卷十二《巨马河》特别提到：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遒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渔之瞻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

这里是北方的一处水乡，在郦道元心目中，她是非常之美的游神胜处。凡是有水流的地方，在他看来全都是美好的。那时中国北方水资源非常丰富，在郦道元的故乡、今之河北省境内有些地方简直像是江南，例如阳城县的一处景色：“博水又东南，迳谷梁亭南，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童丱女，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渌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世谓之为阳城淀也。”完全是一派江南风味。

郦道元写景往往只有不多几句，抓住该处的特点，淡写几句，而已得其神。郦亭一带近于水网地区，临朐县熏冶泉以澄明清泠的水色令他难以忘怀，而阳城淀则以开阔的水面和小儿女采菱的歌声引人入胜。

当然更多的奇异的山水还是在南方，因为政治上的分裂，郦道元没有条件到南方去考察游览，《水经注》写到他未尝去过之处，只好借用前人的文字，引用南方作家的文字甚多，例如三峡中的西陵峡，《水经注》卷三十四便引用东晋作家袁山松

（？—401）

的《宜都山水记》：“常闻峡中水急，书记及口传皆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萧，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以山水的知己自诩，郦道元正与袁山松所见略同。

《水经注》中关于三峡有一段著名的经常进入选集的文字：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柽柏，悬泉飞瀑，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一段录自刘宋作家盛弘之的《荆州记》

（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又《太平御览》卷五十三）

，文字小有变易，这固然可能出于版本上的差异，更大的可能则是郦道元有所改动。他的引文，往往与完全出于自己的文字简直同出一手，表现了很高的辞章功夫。郦道元引用过的南方作家的著作后来大抵散逸，所以他的润饰、传播之功颇不可没——这是当年没有预料到的。

郦道元没有到过南方，凡记载南方的山水，大抵录自有关文献；他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持春秋大一统的观念，所以虽然南北政权对立，而总是坚信国家早晚要统一，神州河山是不容长期分裂的，所以他写起来同样充满感情。当时南方作家写景比较细致，讲究形容；郦道元自己写景一般比较简约，注意抓主要特点，所以他也很注意向南方作家学习，并能化为自己的血肉，有时甚至不惜大段引录。

郦道元的写景很注意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起来写，其例至多，如卷三十九《庐江水》记庐山景色云：

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凤采之贤，往者忘归矣。秦始皇、汉武帝及太史公司马迁咸升其岩，望九江而眺钟、彭焉。

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端，有双石高竦，其状若门，因有石门之目焉。水导双石之中，悬流飞澍，近三百许步，下散漫十数步，上望之连天，若曳飞练于霄中矣。下有磐石，可坐数十人。冠军将军刘敬宣，每登陟焉。其水历涧，迳龙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门释慧远所建也。

直接写山水的其实没有几句，相当概括凝练，而短短几行之内，却已提到秦始皇、汉武帝、司马迁、刘敬宣、释慧远等五位历史人物，讲他们同庐山的关系。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同历史文化名人相关的山水，水平大大高于未经文化滋润浸泡的荒山野岭。自然和人文的结合是《水经注》最常采用的笔法。

郦道元在叙写山水时很注意与其名称有关的传说。如卷十三提到居庸县有大翮、小翮二峰，“高峦截云，层陵断雾，双阜共秀，竞举群峰之上”，这两座山峰之名就来自一个与秦朝有关的传说：

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繁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术数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始发于道，化为大鸟，出在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对待专家态度要客气一点，动辄抓人不是办法。王次仲与汉字形态的变迁大有关系，研究书法史的专家非常关注，为《水经注》作疏的杨守敬也是著名书法家，所以他特别于此下出一长注，讲他所理解的汉字变迁史

（详见杨守敬、熊会贞撰之《水经注疏》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在人文景观方面，郦道元特别注意记叙各地有关的古代碑刻，其所著录者有三百多方，有些摘录了几句碑文，有些只提到一下名目，实际已开后来宋人注意石刻之先河，洪适就在他的《释隶》一书中用专卷记录郦道元所见的碑刻。这些碑刻颇可证史，如卷八《济水·二》说项羽的墓葬在谷城：“又有狼水，出东南大槛山狼溪，西北迳谷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东近山，西北迳谷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即名焉。又西北，入济水。城西北三里，有项王羽之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皇览》云冢去县十五里，谬也。今彭城谷阳城西南又有项羽冢，非也。余按史迁《记》，鲁为楚守，汉王示羽首，鲁乃降，遂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宁得言彼也。”将此地的墓碣与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加起来考虑，项羽的墓葬确在谷城城西北三里，其他的说法未必可靠。《水经注》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其中准确地叙述了各水道的源流和流向首尾，也在于对一些名胜古迹的考订，后者尤其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和兴趣。

清人孙梅早已注意到郦道元的这一写作特点，他说“天地间山水林麓，奇伟秀丽之致，赖文人之笔以陶写之。若陆云《答车茂安书》、鲍照《大雷岸与妹书》等篇，托兴涉笔，都成绝构，盖皆会景造语不假雕琢者也。至郦善长始以淹雅之才，发摅文笔，勒为《水经注》四十卷，订以志乘，纬以掌故，刻画标致，奇幽诡胜，搜剔无遗，后来作者罕复能继”

（《四六丛话》卷三一《作家四·郦道元》）。

“订以志乘，纬以掌故”正是说郦道元在描写山水景物时有机地加上人文的元素，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含量。

刘熙载《艺概·文概》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水经注》的文字确实讲究简洁而富于层次感，例如卷四《河水·四》叙述鼓钟峡、鼓钟城云：

河水又东，与教水合。水出垣县北教山，南迳辅山。山高三十许里，上有泉源，不测其深。山顶周圆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经》曰，孟门东南有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历鼓钟上峡，悬洪五丈，飞流注壑，夹岸深高，壁立直上，轻崖秀举，百有余丈。峰次青松，岩悬赪色，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水广一十步许，南流历鼓钟川，分为二涧，一涧西北出，一百六十许里，山岫回岨，才通马步。今闻喜县东北谷口，犹有干河里故沟存焉。一水历冶官西，世人谓之鼓钟城，城之左右，犹有遗铜及铜钱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涧，与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峡。《山海经》曰，帝台之所以觞百神，即是山也。

这里叙述的对象相当复杂，郦道元逐层道来，行文雍容，一丝不乱，自是大家手笔。郦道元又十分讲究亲自考察山水，他在文章中时时提到自己的亲眼所见，大大增加了文章的现场感，从而冲淡了科学文章的干枯沉闷，使得可读性大为加强。这样的段落甚多，如卷五《河水·五》说到成皋的虎牢关的一段：

秦以为关，汉乃县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观，临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寿春，路值兹邑，升眺清远，势尽川陆。羁途游至，有伤深情。河水南对玉门，昔汉祖与滕公潜出，济于是处也。门东对临河，泽岸有土穴，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

这里两处提到自己利用出差的机会对当地的考察，不仅写此处山川的险峻，也介绍了元魏攻刘宋的一大战役，读来令人如临其境。

《水经注》的文字骈散结合，转换灵活，举重若轻，如卷十一《滱水》叙灵丘县、倒马关一带的山水道：

滱水自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山西转，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则秀嶂分霄，层崖刺天，积石之峻，壁立直上，车驾沿泝，每出是所游艺焉。

……滱水又西迳倒马关，关山险隘，最为深峭……关水出西南长溪下，东北历关，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坐于松园，见祇洹于东圃。东北二面，岫嶂高深，霞峰隐日，水望澄明，渊无潜甲，行李所迳，鲜不徘徊忘返矣。

又如卷十三《漯水》写魏之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的宫殿建筑和皇家气派道：

其水夹御路南流，迳蓬台西，魏神瑞三年又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绮分，故世谓之白楼也。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又南迳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又南迳永宁七级浮图西，其制甚妙，工在寡双。又南远出郊郭，弱柳荫街，丝杨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园溉……

大抵叙事说明用散句，写山水建筑诸景用骈句，且多四字一句。这样的骈散结合可以兼取“文”“笔”二者之长，增添读者的兴趣，不容易感觉疲劳。中国古代作家非常注意这样的兼容配合，后来的章回小说中，叙事用散文，抒情用诗歌，写景则用通俗化了辞赋；戏剧中讲究唱词与道白的配合——都是同样的道理。

后来记山水、写游记的作家，几乎没有不向郦道元取经学艺的。

正因为《水经注》在写景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所以后世一再出现这一方面的选本，前有《水经注写景文钞》（范文澜编选，朴社1929年版，后收入《范文澜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后有专门从文学角度出发的《水经注选注》（谭家健、李知文选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水经注》写景艺术之一瞥 郦道元《水经注》原是一本地理书，文字以说明为主，按说他只要说得准确清楚就算是完成了使命，但他还讲究说得有味道，写景之妙，古今共赏，甚至认为无以复加。明末文人张岱指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则袁中郎。”

（《跋〈寓山注〉二则》，《琅嬛文集》卷五）

清初大学者刘献廷说：“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

（《广阳杂记》卷四）

所以文学史家之关注此书，实不下于历史地理学家。

郦道元是一位极富于审美情趣的人，他原是河北涿县人，早年跟着当官的父亲在山东青州的临朐生活过一段时间，很热爱那里的山水，他在《水经注》卷二十六里有一段回忆说：“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飞泉侧濑，于穷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侧，有一祠……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櫂）

寻波，轻林委浪，歌琴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对儿时游钓之地充满了感情，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仍迫切而不能已于言。他对自己故乡郦亭的景色亦复津津乐道，卷十二《巨马河》特别提到：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遒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渔之瞻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

这里是北方的一处水乡，在郦道元心目中，她是非常之美的游神胜处。凡是有水流的地方，在他看来全都是美好的。那时中国北方水资源非常丰富，在郦道元的故乡、今之河北省境内有些地方简直像是江南，例如阳城县的一处景色：“博水又东南，迳谷梁亭南，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童丱女，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渌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世谓之为阳城淀也。”完全是一派江南风味。

郦道元写景往往只有不多几句，抓住该处的特点，淡写几句，而已得其神。郦亭一带近于水网地区，临朐县熏冶泉以澄明清泠的水色令他难以忘怀，而阳城淀则以开阔的水面和小儿女采菱的歌声引人入胜。

当然更多的奇异的山水还是在南方，因为政治上的分裂，郦道元没有条件到南方去考察游览，《水经注》写到他未尝去过之处，只好借用前人的文字，引用南方作家的文字甚多，例如三峡中的西陵峡，《水经注》卷三十四便引用东晋作家袁山松

（？—401）

的《宜都山水记》：“常闻峡中水急，书记及口传皆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萧，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以山水的知己自诩，郦道元正与袁山松所见略同。

《水经注》中关于三峡有一段著名的经常进入选集的文字：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柽柏，悬泉飞瀑，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一段录自刘宋作家盛弘之的《荆州记》

（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又《太平御览》卷五十三）

，文字小有变易，这固然可能出于版本上的差异，更大的可能则是郦道元有所改动。他的引文，往往与完全出于自己的文字简直同出一手，表现了很高的辞章功夫。郦道元引用过的南方作家的著作后来大抵散逸，所以他的润饰、传播之功颇不可没——这是当年没有预料到的。

郦道元没有到过南方，凡记载南方的山水，大抵录自有关文献；他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持春秋大一统的观念，所以虽然南北政权对立，而总是坚信国家早晚要统一，神州河山是不容长期分裂的，所以他写起来同样充满感情。当时南方作家写景比较细致，讲究形容；郦道元自己写景一般比较简约，注意抓主要特点，所以他也很注意向南方作家学习，并能化为自己的血肉，有时甚至不惜大段引录。

郦道元的写景很注意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起来写，其例至多，如卷三十九《庐江水》记庐山景色云：

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凤采之贤，往者忘归矣。秦始皇、汉武帝及太史公司马迁咸升其岩，望九江而眺钟、彭焉。

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端，有双石高竦，其状若门，因有石门之目焉。水导双石之中，悬流飞澍，近三百许步，下散漫十数步，上望之连天，若曳飞练于霄中矣。下有磐石，可坐数十人。冠军将军刘敬宣，每登陟焉。其水历涧，迳龙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门释慧远所建也。

直接写山水的其实没有几句，相当概括凝练，而短短几行之内，却已提到秦始皇、汉武帝、司马迁、刘敬宣、释慧远等五位历史人物，讲他们同庐山的关系。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同历史文化名人相关的山水，水平大大高于未经文化滋润浸泡的荒山野岭。自然和人文的结合是《水经注》最常采用的笔法。

郦道元在叙写山水时很注意与其名称有关的传说。如卷十三提到居庸县有大翮、小翮二峰，“高峦截云，层陵断雾，双阜共秀，竞举群峰之上”，这两座山峰之名就来自一个与秦朝有关的传说：

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繁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术数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始发于道，化为大鸟，出在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对待专家态度要客气一点，动辄抓人不是办法。王次仲与汉字形态的变迁大有关系，研究书法史的专家非常关注，为《水经注》作疏的杨守敬也是著名书法家，所以他特别于此下出一长注，讲他所理解的汉字变迁史

（详见杨守敬、熊会贞撰之《水经注疏》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在人文景观方面，郦道元特别注意记叙各地有关的古代碑刻，其所著录者有三百多方，有些摘录了几句碑文，有些只提到一下名目，实际已开后来宋人注意石刻之先河，洪适就在他的《释隶》一书中用专卷记录郦道元所见的碑刻。这些碑刻颇可证史，如卷八《济水·二》说项羽的墓葬在谷城：“又有狼水，出东南大槛山狼溪，西北迳谷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东近山，西北迳谷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即名焉。又西北，入济水。城西北三里，有项王羽之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皇览》云冢去县十五里，谬也。今彭城谷阳城西南又有项羽冢，非也。余按史迁《记》，鲁为楚守，汉王示羽首，鲁乃降，遂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宁得言彼也。”将此地的墓碣与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加起来考虑，项羽的墓葬确在谷城城西北三里，其他的说法未必可靠。《水经注》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其中准确地叙述了各水道的源流和流向首尾，也在于对一些名胜古迹的考订，后者尤其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和兴趣。

清人孙梅早已注意到郦道元的这一写作特点，他说“天地间山水林麓，奇伟秀丽之致，赖文人之笔以陶写之。若陆云《答车茂安书》、鲍照《大雷岸与妹书》等篇，托兴涉笔，都成绝构，盖皆会景造语不假雕琢者也。至郦善长始以淹雅之才，发摅文笔，勒为《水经注》四十卷，订以志乘，纬以掌故，刻画标致，奇幽诡胜，搜剔无遗，后来作者罕复能继”

（《四六丛话》卷三一《作家四·郦道元》）。

“订以志乘，纬以掌故”正是说郦道元在描写山水景物时有机地加上人文的元素，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含量。

刘熙载《艺概·文概》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水经注》的文字确实讲究简洁而富于层次感，例如卷四《河水·四》叙述鼓钟峡、鼓钟城云：

河水又东，与教水合。水出垣县北教山，南迳辅山。山高三十许里，上有泉源，不测其深。山顶周圆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经》曰，孟门东南有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历鼓钟上峡，悬洪五丈，飞流注壑，夹岸深高，壁立直上，轻崖秀举，百有余丈。峰次青松，岩悬赪色，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水广一十步许，南流历鼓钟川，分为二涧，一涧西北出，一百六十许里，山岫回岨，才通马步。今闻喜县东北谷口，犹有干河里故沟存焉。一水历冶官西，世人谓之鼓钟城，城之左右，犹有遗铜及铜钱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涧，与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峡。《山海经》曰，帝台之所以觞百神，即是山也。

这里叙述的对象相当复杂，郦道元逐层道来，行文雍容，一丝不乱，自是大家手笔。郦道元又十分讲究亲自考察山水，他在文章中时时提到自己的亲眼所见，大大增加了文章的现场感，从而冲淡了科学文章的干枯沉闷，使得可读性大为加强。这样的段落甚多，如卷五《河水·五》说到成皋的虎牢关的一段：

秦以为关，汉乃县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观，临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寿春，路值兹邑，升眺清远，势尽川陆。羁途游至，有伤深情。河水南对玉门，昔汉祖与滕公潜出，济于是处也。门东对临河，泽岸有土穴，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

这里两处提到自己利用出差的机会对当地的考察，不仅写此处山川的险峻，也介绍了元魏攻刘宋的一大战役，读来令人如临其境。

《水经注》的文字骈散结合，转换灵活，举重若轻，如卷十一《滱水》叙灵丘县、倒马关一带的山水道：

滱水自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山西转，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则秀嶂分霄，层崖刺天，积石之峻，壁立直上，车驾沿泝，每出是所游艺焉。

……滱水又西迳倒马关，关山险隘，最为深峭……关水出西南长溪下，东北历关，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坐于松园，见祇洹于东圃。东北二面，岫嶂高深，霞峰隐日，水望澄明，渊无潜甲，行李所迳，鲜不徘徊忘返矣。

又如卷十三《漯水》写魏之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的宫殿建筑和皇家气派道：

其水夹御路南流，迳蓬台西，魏神瑞三年又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绮分，故世谓之白楼也。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又南迳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又南迳永宁七级浮图西，其制甚妙，工在寡双。又南远出郊郭，弱柳荫街，丝杨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园溉……

大抵叙事说明用散句，写山水建筑诸景用骈句，且多四字一句。这样的骈散结合可以兼取“文”“笔”二者之长，增添读者的兴趣，不容易感觉疲劳。中国古代作家非常注意这样的兼容配合，后来的章回小说中，叙事用散文，抒情用诗歌，写景则用通俗化了辞赋；戏剧中讲究唱词与道白的配合——都是同样的道理。

后来记山水、写游记的作家，几乎没有不向郦道元取经学艺的。

正因为《水经注》在写景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所以后世一再出现这一方面的选本，前有《水经注写景文钞》（范文澜编选，朴社1929年版，后收入《范文澜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后有专门从文学角度出发的《水经注选注》（谭家健、李知文选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水经注写作特点语言清丽
古今学者，对《水经注》的写景语言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曰：“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李景华论及《水经注》的语言特点说：“《水经注》的写景语言，既不同于辞赋，又不同于骈文，郦道元综合了辞赋、骈文的语言特色，再参酌山水诗的文字技巧，形成了流畅自然、清新精练的语言风格。”周建江说：《水经注》“受到魏晋清谈的影响，真正散文家的山水文章大都是以清谈而著称的。在这方面，郦道元也不例外，文章总体风格仍以清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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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多变
清代散文家刘大櫆说：“文贵变。”郦道元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在《水经注》中极尽语言、语辞变化之能事，使行文生动活泼，给人以新鲜感。赵一清在《书杨慎《水经序》后中曰：“道元其造语惊人，遣辞则古，六朝文士终当敛手避席，自可成一家之言。”陈桥驿高度评价郦道元的语言艺术说：“他描写风景的特点之一，就是语言新颖，不用前人的套语滥调。……在语言运用上的另一特点是多变。”《水经注》中不计其数的山水以及它们千差万别的个性情态，要求道元的语言非新颖而变化不可，若不然，他笔下的山水就会千景一面，彼此难辨。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多叙述水道的流向情况，而各水道的流向往往较为相似，这样在表达上就很难避免用词重复，以致读者产生单调乏味之感但是，郦氏善于区别各水道流向及交合的细微差别，准确地变换使用不同的“上承”“至”“屈”“奔流”“鸣注”“浍”、“屈”等词，这些词汇，在含义上往往也是互有区别的。例如，小水合大水谓之“入”，大水合小水谓之“过”，两水势均相入谓之“会”，水曲折而流谓之“委注”，水环绕某地而流谓之“络”，水有力流入它水并伴有巨大的声响谓之“鸣注”，大水冲击而流谓之“浍”，绕弯而流谓之“屈”，等等。水流情状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决定了这方面词汇的丰富性。
生动形象
语言生动形象主要表现在《水经注》的写景文字中。明代钟惺、谭元春、朱之臣等郦学辞章派学人对《水经注》中的妙词丽句多有评点，称其用字绝妙，言简意丰。例如，《水经注》云：“井裁容人，穴空，迂回顿曲而上，可高六丈余。”钟惺对“顿曲”二字评道：“顿曲’二字中藏多少路径。”又如，《水经注》云：“两山相次去数十里，回峙相望，孤影若浮。”朱之臣曰：“‘影浮’妙，二字状尽君山孤回而洞庭之大自见文章有不必尽言者，此类是也。”再如，《水经注》云：“川水西得白杨泉又西得蒲谷水，又西得蒲谷西川，又西得龙尾溪水，与蒲谷水合，俱出南山，飞清北入川水。”谭元春评曰：“扬波飞清，止以二字描赞便活现，何其省捷。”“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尽者尤佳。”《水经注》中写景语多为“尤佳”之言。郦道元主要是运用类比、比喻和拟人等写作手法，才使《水经注》的语言取得生动形象、言简意丰的艺术效果的。
郦道元模山范水时，或用类比，或多用比喻，把山形水态描绘得惟妙惟肖，不仅给人以直观形象感，而且，在文字之外，还给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如上文所言水清的句子：“俯视游鱼，类如乘空矣。”通过类比，让人仿佛感受到水之清澈见底，如睹目前。南朝吴均也是山水圣手，他在《与朱元思书》中直接描写水清之态曰：“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两者同样是写水清，相比之下，吴氏之语让人总觉有几分朦胧之感，不如郦语形象可感，表达效果逊于郦氏。正如钱钟书指出的：“空’即‘无碍’，而以‘空’状鱼之‘游’，较以无碍’状人之‘视’，更进一解。”
言简意丰
“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沈德潜在《<水经注>集释订讹序》中高度评价《水经注》的语言道：“（郦道元）所成文章，又复钩采群书，造语选辞，句斤字削，于经史子集中别开面目，若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容有二者。明代朱之臣在《水经注删》中评价曰：“郦氏每于景色，只一二字点缀，最工，其笔其韵，未易追也。”《水经注》凝练简洁的语言特色更突出地表现在骈句、互文、引用等手法的运用中。由此，作者用较少的语言传达出了丰富的文字信息，可谓字字珠玑，体现出作者锤炼语言的功力。
在《水经注》的行文中，郦道元将对偶之句缀于散句间，二者契合无间，即使文章达意明白晓畅，又使语言精警凝练。《水经注》使用了不少对偶句如：当然，《水经注》中也有出句和对句在句意上重复的对偶句，如句子“触石成井，水深不测，素波自激，涛襄四陆，瞰之者惊神，临之者骇魄矣”。其中对偶句“瞰之者惊神，临之者骇魄”抒发作者的感受，看上去好似重复，但这绝非简单形式上的重复，而是为了加强表达效果有意为之。
另外，《水经注》中多用互文手法。也就是，把本应该合在一起说的话临时拆开，使同句或相邻句中所用的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该修辞手法的运用能起到了用笔经济，表意委婉，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人文气息和历史厚重感
文中恰到好处地引用了一些民歌、谣谚以及文人诗、赋，而这些本来就是经过锤炼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如此一来，避免了语言的繁琐，使行文言简意咳，取得了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正如李知文所说：“(《水经注》)对诗、赋、谣谚、典故的引用，不仅使语言更加精炼，而且有助于浓化文章的诗情画意。”这些诗、赋、谣谚、民歌与作品浑然一体，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效地补充了作品的未尽之意;再者，这使行文韵散相间，交相辉映，和谐统一，将散文美与诗词美融为一体，增强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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