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画史》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画史》
宋米芾撰,这是一部名画著录书。书中所录,包括自晋至宋的历代名画。据作者自序,皆系其“平生所睹”。实则也有未见其画而予以记载的。作者品题真伪,并间及裱褙、收藏及考订伪谬,是研究绘画名迹的绝好史料。《四库提要》说: “历代尝鉴之家,奉为圭臬。”此书被称为后世著录家之祖。
米芾于宣和时曾任书画博士,一时名士,他的绘画和理论代表了文人画的滥觞。此书虽属作品的著录,然而通过他对作品、作家的评论,同样可以看清他的美学思想。米芾生活于院体画兴盛的时代。当时,重视“形似”与“格法”的皇家画院,在艺术实践和文艺思想上,都起着左右画坛的作用。在满足皇家贵族审美趣味的要求下,院体画呈现着柔媚的风格,并出现了自然主义和程式化的倾向。米芾与苏轼等的美学思想,就具有着反对院体画的内容。
米芾对绘画的作用,虽也提到“鉴戒”,但骨子里是主张以画“适兴”的。他重传神,但更重抒情。他极其赞赏董源和巨然,在《画史》中,他多次称赞董源的山水画是“平淡天真多,唐无比”; “不装巧趣,皆得天真”; “枝干劲挺,咸有生意”; “幽壑荒迴,率多真意”; “意趣高古”,等等。他称赞巨然的山水画是“布景得天真”, “平淡趣高”, “平淡奇绝”,等等。米芾所赞赏的“天真”、“平淡”、 “意趣”等等是一种绘画的意境,也是一种绘画的风格。它与院体画所讲求的“富贵”、“艳丽”、 “工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米芾论画同样也要求传神,譬如他称赞元霭写真和孙知微画龙“有神彩”,他认为“周昉《三扬图》、冯京当世家横卷,皆入神”,说陆探微的画是“神彩惊人”,而批评李公麟的画则是“神彩不高”,说关中小孟作画“神彩不活”。米芾沿用“神彩”的概念,不仅是指客观对象的精神所在,更多的则是指画家主观人品、胸次、情思在画面上的表现。如他曾说,苏轼“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
米芾从其文人画家的观点出发,极力赞赏艺术中的“雅”气,而贬低艺术中的“俗”气,把“雅”“俗”当作衡量艺术性高低的标准。如他认为唐画《陶渊明归去来》是“有趣不俗”,孙可元的《笠泽垂钓图》是“亦不俗”。而许道宁的画则“太俗也”,王端的人物“益入俗”,黄筌的画则是“虽富艳皆俗”,而他自诩其画是“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在对待古人遗产问题上,米芾认为“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者”,而他标榜自己的画是“信笔作之”,“意似便已”, “自是天性,非师而能”。这种力主创新的见解,也是与他把绘画当作自我表现的观点相一致的。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陈独秀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陈独秀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 *** 主要领导人(1921—1927)。他一生的经历是
很复杂的:从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从一个中国 *** 的创始人而终于被开除出党;从一个反封建的勇猛战士而最后竟和反动派混在一起。由于这种复杂情况,我们现在很难查到他遗留下来的全部思想资料,不可能写出他的文艺美学思想的全貌及其演变的全过程,只能介绍一下他在“五四”前后的基本观点。
陈独秀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之前,就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愚昧主义,批判封建道德和封建文艺,响亮地提出打倒奴隶道德、破除偶像崇拜。因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在文学领域内,他首张“文学革命论”的大旗,批判没落的封建主义文学旧传统,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张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学要真实、通俗平易和积极用世,成为促进社会政治革命的精神武器。他的“三大主义”与胡适提出的八项文学改良主张是相呼应的,不过比胡适表现得更坚决,更激进。他提出“文学革命”后,一班先进人物积极响应,很快形成一个空前的文学革命运动,并使这一运动扩大到戏剧界、美术界。他从“写实主义”出发,批评中国戏曲程式化、脸谱化的传统,认为这种传统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相反的地位,没有“美术上之价值” 他说,要改良中国画,必须采取西洋画的写实精神,唯有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不落古人的窠臼,创造出一种艺术的美。他以革命民主主义和写实主义为武器,掀起了一次空前的文艺新思潮,给封建主义文艺旧传统和消极保守的文艺现状以沉重的打击,为新文艺的产生扫清了道路,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不难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艺进行完全否定、缺乏分析批判的科学态度,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艺术与幻觉》 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艺术与幻觉》
当代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艺术心理学家冈布里奇著,该书全名为《艺术与幻觉:绘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英国费登公司1960年第1版,现已第五次重版,并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
该书是作者以1956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A·W·梅隆美术讲座”上所作的长篇演讲为基本构架,进而充实和展开后写成的,全书分四个部分,共十一章,导言“心理学与风格之谜”提出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们为什么采取了各异的方式表现视觉世界的问题,认为视觉艺术的发展史应当同视知觉心理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解开“风格之谜”。第一部分“ *** 的限制” (含第一、二章),考察了再现艺术的发展,认为画家不可能忠实地描摹他们的“所见”,写实、模仿不但受到媒介材料的限制,尤其是受承继下来的风格样式所制约,由此他强调了艺术家知觉中“图式”的基础作用认为只有借助于图式,才能着手来知觉、表现母题。第二部分“功能与形式” (含第三、四、五章)考察了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由不同功能产生的各种图式及其承继关系,从古埃及、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直到近代(也论及中国艺术)的图式产生、衍变,说明艺术功能对图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强调了希腊艺术在再现图式发展中的革命性作用,他指出,形象制作即是在图式基础上由经验、 *** 对之加以修正的过程,由此总结出“图式—修正”的公式。第三部分“观者的分担” (含第六、七、八章)主要从视觉艺术的接受者方面,研究再现艺术中观者的知觉参与问题,尤其考察了视觉“投射”在形象释读和艺术起源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再现艺术给人的“幻觉”以熟悉性、投射屏幕为两个基本条件,此外研究了视觉艺术中最为扑朔迷离的多义性问题,认为多义性是解决形象释读问题的关键。第四部分“创造与发现” (含第九、十十一章)首先概括了形象制作与释读中知觉心理的过程,即以图式为基础产生特定的心理定向,形成期待,寻求视觉世界中与图式相对等的 *** ,再由 *** 对期待不断修正,直到初步肯定、证实这种期待。然后由漫画对人物相貌、表情的夸张表现,进一步讨论了所谓“真实性”问题,认为“真实”不是元素的肖似,而是整体关系的“对等”。全书的“回顾”部分叙述了本书选题的缘起。
本书清楚地体现了冈布里奇的一个基本信念,即我们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与传统中的,艺术、艺术家、接受者都是文化与传统的特定产物。因此,他将这种传统的制约在视觉艺术中归结为承继的“图式体系”的潜在支配作用。在艺术家那里,这种作用表现为在图式基础上产生的心理定向形成知觉期待,控制知觉选择,在观者那里,则体现为特定风格样式熏陶下的观者总是按这种风格样式形成的观念化图式,去期待在再现艺术中得到证实、肯定。而在艺术创造中,图式又不等于形象,它需要根据对象的特征对之加以修正,使之具体化、个性化,换言之,遵循“图式—修正”的节律发展,在这点上,冈布里奇深受其挚友、当代著名哲学家波普尔的科学认识方法论的影响,后者把科学知识、知识的增长视为一个不断的“试错”(trial and error)过程的结果。除非批判地对待具有假说特征的“初始图式” (initialschema),否则图式便会成为再现的障碍,而只要具有不断地修正图式的意愿,图式便是再现视觉世界的起点,是面对纷繁 *** 进行知觉选择的基础和过滤器。因此,天才的艺术家便在两方面体现其创造性的才能:一方面要同公众习惯的图式体系作斗争,一方面更要批判地对待自己心理中的观念性图式和由此形成的心理定向,不断尝试新的匹配。总的来说,冈布里奇强调的是图式的支配作用,因而提出了他著名的命题“制作先于匹配”,也可表述为“创造先于参照”。这个命题的含义可作两种理解:从再现艺术发展的宏观过程来看,通过投射对图式的建构在先,然后才有模仿、再现艺术的产生;从形象制作的具体过程来看,总是从经验、图式出发、投射、造型,再参照视觉 *** 对之进行调整、修正,达到与对象外貌的对等、匹配。换言之画家不是去画他所看到的东西,而是去看他所要画的(图式的制约)和所能画的(媒介、技巧的限制)的东西。这个命题后来成了讨论再现艺术中的一句名言。
冈氏本书的思想有以下几个要点:立足于从视觉对世界的主动反应的方式而不是被动反映、更不是离开视觉心理去寻找不同文化圈、不同时代中再现方式各异的原因,以及西方再现艺术经历漫长沿革、发展过程的缘由;艺术家从观念中熟悉的图式出发去观察、发现母题,根据对象对之进行修正然后达到匹配,在宏观上导致再现艺术发展的渐进性,样式的重大变化有赖于大师在传统框架中最大限度地创出新的语汇;用经验的、实证的方法寻求形象发展的自律性和表现性。
在研究方法上,冈布里奇作为艺术史家的特定取向,使他更侧重于线性的、纵向的深入考察,侧重于实证的、经验性的过程描述,无论是艺术史的宏观考察,还是具体视知觉心理的微观研究,都贯彻了这一方法,与另外一个视觉艺术心理学著名学者安海姆相比,他是受发生学方法和波普尔哲学影响的历时性研究,而后者则是直接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结构主义意味颇浓的共时性研究,二者可以说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
《艺术与幻觉》一书问世后,不久即成为西方艺术研究中的一部经典性著作,它奠定了冈布里奇在艺术理论界,美学界的地位,而且对艺术实践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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