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季栋梁印象》

石舒清《季栋梁印象》记得第一次见季栋梁，是在陈继明家里。当时栋梁好像还在同心，继明则已调到《朔方》当编辑，但还是住在他的原单位宁夏电大，陈家附近似乎有一个养猪的地方，我的鼻子格外敏感，但继明的家里总是长年如一日地整洁风雅。栋梁是来送稿子的，小说多篇，是《朔方》要出他的一个小辑。没什么特别深的印象，但算是见过了。时间大概是1993年。其时我还没有结婚，现在我女儿已大学毕业。时间之迅快竟如此。

诗人梦也早年间在固原有一套房子，小两层，大院子，很气派，梦也又是性格豪爽的人，就引得一些文朋诗友不时聚在他那里。有一年，我和诗人冯雄已在那里养息了多日，正要打道回府时，栋梁来了，于是又继续住下去。几个人聚在一起，主要的事情就是听栋梁给我们讲段子。那时候段子好像刚刚兴开，但栋梁显然已经搜罗了不少，简直讲不完，一个刚讲完，吃一口茶，或者打一个喷嚏，接着又续上。栋梁讲段子时，神情很特别，他有一张锅盔似的大脸，段子一旦开讲，那脸上就溢出一种诱惑、撩拨、痒痒处被挠个正着那样的笑，即使段子不好笑，仅栋梁的这个样子也要叫人乐不可支了。何况段子又总是不错的。听栋梁说段子，可谓痛苦又受活，夜里瞌睡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但还是想听听他的下一个。毕竟是作家说段子，受听之外，指陈时弊，尤显深刻。有时候觉得一部长篇小说未必讲得透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段子，就给你揭示得清清楚楚，表达得淋漓尽致。亦庄亦谐，使人娱乐的同时，受教良多。由此看来，小说家们低首下心，向段子手们求教请益，不只必要，甚或是应有之义。栋梁二者兼能，相较于一众刻板的小说家，自是多出了几套拳脚。

善讲段子的栋梁，为文友同事们所喜欢，理固宜然。无论聚会聚餐，只要栋梁在，好的气氛便可以预期了。然而据说连官员们也很喜欢听栋梁说段子，这便让人有些困惑甚至不安了，毕竟他的相当一部分段子就是针对官员们的。能让官员们忍着某种难堪和不适，乐听栋梁的段子，足见该段子的娱乐性之强，也足见栋梁的能力——自不限于只会讲几个段子而已，须知也有一般能言者，虽能言于市井乡里，可一旦面对了我们中国式的官员，觳觫之余，嗫喏而已，舌头已短了半截，还怎么指望他神气地讲出一个段子来呢？

又据说栋梁写作时，可以不受干扰，任它雷鳴电闪，我自一意写作。举例说，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杂事多多，然而不妨碍栋梁写他的小说；他写小说时，电视机在一边开着，你演你的，我写我的，毫无影响；现在则是换成了他的孙子，说是栋梁写作时，孙子在他身上爬上爬下，挠脖子，揪耳朵，栋梁的一些好小说正是这么着鼓捣出来的。如若属实，可真是大本事，别人不说，就说我写东西吧，那架势实在是有些过分了，不只关门闭窗，连窗帘也要垂下来。要是让老婆知道世上还有栋梁这么一号写作者，可真是会弄出是非来。也想学学人家那种闹里取静的写法，命里没有莫强求，学不来的。

某年，栋梁已由灵武调至《宁夏日报》，初来乍到，住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不知为着一件什么事，我们需到八楼他的办公室里去。走过一楼大厅要进电梯时，不小心让我看到了很惊心的一面。大厅里有个立镜，一人高的样子，站在那里，看着去来往还的人，就让它把我们给看到了。栋梁人高马大，这个无需说，但没想到会庞大到这种程度，我不慎往镜子里看了一眼，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镜子里的栋梁和我，就好像骆驼旁边站了个山羊。好好的一面镜子，看起来倒似哈哈镜了。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多年过去，未曾忘却。我想要是搞一个什么竞选，别的且不论，仅只是这样的一个联袂亮相，我不是就败北难胜了吗？

一次会议间隙，关于当时小说写作方面的一些现象，我和栋梁谈得投机，达成共识。等回到会上，栋梁就将我们的一些观点亮出来，大意是小说越是能深度地切入现实人生，越是会显出底蕴力道来，这其实是对大家都多所裨益的见地，偏偏主持人对此是持异议的，又颇长于言说。这时候栋梁兄就看看我，好像是要让我呼应一下他的观点，就在刚才，不是我们还说得很热烈很一致吗？我心里涌动着，我很想借机说出我们的看法来。不是谁一个人的看法，这确实是我们两个的共识，而且我们那一段时间的具体写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而主持人的说法，多少是有些清浅了，有些过于文艺了。但最终我什么也没说，我歉然地看着栋梁兄，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不是我滑头，也不是我瞬息之间就变了观点，实在是我一当众言说即刻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得秃嘴笨舌起来，尤其是在那样需要亮清观点、展露舌辩的时候，我愈加不能。好在如今文友们是知道我的这一特点和短处了。但当时看着栋梁望向我的眼神，实在是不好受的，像当众叛变了似的。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话可以说出来，给栋梁一个明白了。

《文艺报》的崔艾真老师来宁夏，使大家有机会一起坐了坐。晚上，吃饭聊天，不知怎么就唱了起来。没有麦克风，清唱，也不站起来，各坐在各的位置上唱，散漫随意。我和栋梁合唱了一首花儿：“走哩走哩者走远了啊，扯心的妹妹病下了……”崔老师后来把我们唱歌的照片发过来，唱得可真够用情投入的，我和栋梁的头抵在一起，就像两个人挤在一面小镜子前面照脸似的。这算是我们最为密切的接触与合作了吧。镜头太近的缘故，照片效果不是太好，使我们的脸像一对挤得变形的土豆。但这次聚会却是有成效的，崔老师在餐桌上和我们郑重约稿，让我们写短篇小说给《文艺报》，每人一个版面，这待遇是不低的，不久，栋梁、漠月、李进祥还有我的短篇小说，就先后在《文艺报》发出来了。至少我的那个短篇，在我的写作经历中我还是比较看重的。

还是在一次聚会上，谈到文学需要重视的话题时，栋梁说，要是宁夏有关方面能大手笔设一奖项，每次奖一人，重奖，这种力度会有助于造成一种气氛。说到得奖的人时，栋梁拿我做了一个例子，让我惶惑又动容。文学需不需要大奖，大奖是否会促进文学的真正繁荣，这个我是没有明确答案的，但是此说过后不久，我果真就得到一项重奖。真是有些过分了，受之不安。掂量回味之余，自然会想起栋梁的话来，不说有预见之明，也是吉人吉言吧。

栋梁的小说在宁夏带来一个个小的震动，可称频频。《北京文学》尤其对他青睐有加，仅在我的印象里，他获《北京文学》奖好像就不下于四次了。有一年，他的短篇小说《吼夜》好评多多，迭获转载，大家都觉得照此架势，有可能要得鲁迅文学奖了，但最终只是入围那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这也常见，并非好作品笃定就有好结果。作品和人一样，各有命运，尤其评奖这种充满了偶然性的事。同一篇作品，换一拨评委来评，看法也许会全然两样，结果也许会完全不同。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栋梁更具声势的作品长篇小说《上庄记》，同样没得到应有的结果。于宁夏文学界而言，这部小说的出笼，就可谓一个大的震动了。朋友白草向来出言谨慎，也说，《上庄记》要是获了茅盾文学奖，他不会意外，说这是宁夏作家在茅奖面前拿得出手的作品。但是结果出来，《上庄记》虽热度未减，但仍失之交臂。就在前两天，马知遥先生还打电话来，说他刚刚读完季栋梁的中篇小说《上庄记》，真不错，有分量，他要为这部作品写一篇评论。老先生每每看到宁夏作家写出他满意的作品时，总要情不自禁，吭吭巴巴写出一篇评论来。之所以说吭吭巴巴，是因为年过八旬的马老师要写出一篇两千字的评论，总要耗去他一两个月的时间。马老师说的是栋梁的中篇《上庄记》，我就趁便给老人家推荐了长篇《上庄记》。

高原上壮观的文学树林——宁夏文学创作管窥 高原上壮观的文学树林——宁夏文学创作管窥

◎蔡家园

宁夏文学是黄土高原上一个独特的存在，新时期以来由“一棵树”（张贤亮）发展到“三棵树”，再到“新三棵树”，如今已是蓊蓊郁郁一片壮观的文学树林。石舒清、郭文斌、陈继明、金瓯、漠月、张学东、季栋梁、李进祥、马金莲的作品，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宁夏文学已成为一种“现象”，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提供了独特的经验。

我想用三个“清”来简单概括一下阅读印象：清苦的生存状态、清安的人生态度、清洁的精神追求。

清苦的生存状态。宁夏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相对落后，“西海固”有“苦甲天下”之称。宁夏作家关于乡土的描写中弥漫着干旱、饥饿、贫穷、苦难，呈现出清苦的生存状态。像石舒清的“疙瘩山”、陈继明的 “高沙窝 ”、李进祥的 “清水河”等都逼真而细腻地记录了原生态的生活。记得石舒清有部小说集叫《苦土》，这个题目具有象征性，道出了宁夏作家普遍具有的 “苦土”情结。陈继明说：“生活在西部的作家，距离土地和苦难更切近，因而写得更多……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情形更是命运，而非策略。”他们对于“清苦”生存状态的表现，不是猎奇性的展览、消费性的噱头，而是与心灵、与生命感受直接关联，因此这种贫困、苦难书写别具动人心弦的力量。

清安的人生态度。宁夏作家虽然大量书写苦难生活，但是他们笔下的人物总是把苦难视为人的生存常态，“苦而不痛，难而不畏”，能够与苦难坦然相处，进而超越苦难，表现出一种清安的人生态度。郭文斌说：“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抓住了它‘尖锐’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她深藏不露的‘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培育了‘西海固’连同‘西海固文学’的，不是‘尖锐’，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作家们总是用平和的心态去感受和体味，努力在生活的苦难、困厄中发掘美好和温情，在物质的贫乏、窘迫中寻觅真爱和诗意。郭文斌还说过：“贫穷就是贫穷，它不可爱，但也不可怕，人们可以而且能够像享受富足一样享受贫穷。贫穷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人们只能接受它，歌颂与诅咒都无济于事。”这句话更是道出了宁夏作家对贫穷、苦难的独特理解，以及他们温暖平和、超越此在的心态。这种人生态度在石舒清、郭文斌、张学东、漠月、马金莲等的作品中清晰可见。像郭文斌的《水随天去》中，禅宗的顿悟使“父亲”抛弃了所谓的“现实之有”而进入“精神之无”。这种弃世行为，既是一种生命自适的体现，也是一种返璞归真、追求精神自由的体现，暗含了道家不为物役、率性顺道、叩问本真的意义诉求。当“父亲”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念游走于儒道释文化之间时，世界就成了人心安详如意的镜像。像马金莲的《长河》，则表达了纯净高尚的“死亡关怀”。人们面对死亡时的安详与释然，造就出坚韧不拔的隐忍精神，表现为清安的人生态度。李建军说宁夏文学有一种“宁静与内省的气质”，我想与这种超越性的人生态度是有关的。

清洁的精神追求。宁夏文学的精神性特征非常突出，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苦难审美化，表现出对“清洁之美”的崇高追求。“清洁之美”中包含着神性色彩，这种神性色彩一方面源自宗教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现实语境的回应——在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固有的价值观分崩离析，人类的自我拯救只能寄希望于神性的力量来完成。宁夏作家对清洁精神的追求，往往是通过日常化的书写来实现。像石舒清《清洁的日子》中描写回族家庭的“扫院”，看似平常普通，作家却深入细致地发掘出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温情，进而上升为一种精神信仰。从小说平静甚至平淡的描写中，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苦难和贫穷，同时也理解了这种生活能够维持下去的奥秘——真正的清洁精神就在这种素朴的生活中彰显。像了一容的《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月亮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浪漫想象，代表母性的慈爱，“汤瓶”是穆斯林信众的洁净用具，“铜”则暗示了该民族质地坚硬的精神。这篇小说从人生的卑微来写心灵的高贵，表现了对于信仰的坚定追求。

宁夏许多作家笔下经常出现两个意象——“新月”和“清水”，都是清洁精神的象征。“新月”在宗教文化中具有特殊含义。作家们描写月亮不仅是为了描写景色，而是在月亮意象中寄托了诸多具有民族特征的情怀，譬如圣洁、清洁、安宁、美好，等等。石舒清作品中的月亮意象，李进祥《孤独成双》中的月亮、马金莲《坚硬的月光》和《夜空》等作品中的月亮都有类似的含义。“清水”在宗教文化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中的“清水”的特殊意义，不仅展示了回族穆斯林的生命观，还表达了对生命的神圣理解。李进样的《换水》中，主人公马清说：“咱回家，清水河的水好，啥病都能洗好！”“水”就是信仰的象征，在欲望化的都市中将清洁的精神内涵凸显了出来。马金莲在《长河》中庄重地描绘亡人洗礼，“清水”蕴含着信仰的力量，表达了作家对终极价值的思考。

一、宁夏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

一是对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的坚守，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独特经验。在信息化时代，“二手经验”泛滥，文学写作表现出趋同化、模式化，独特的故事、独特的体验、独特的发现越来越稀少。宁夏作家回到中国化的具体历史语境与话语场中，扎根现实土壤，扎根民族生活，虔诚地描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苦难中的挣扎和走向新生途中的困惑，生动而逼真地表现出了乡土的“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宁夏作家直面现实和处理现实的能力、品格在当下文坛独树一帜，为我们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对文学精神高地的坚守，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含量。在这个商品化、物欲化的时代，宁夏作家始终保有对文学的敬畏，将文学视为精神的高地，他们的许多文字甚至带有神性，这与京沪作家、南方作家截然不同。他们继承了新文学“为人生”的优秀传统，表现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精神。贺绍俊在《宁夏文学的意义》中说：“宁夏的文学肖像精准地表达出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人类积累的精神价值”。相对于流行的欲望写作、黑暗写作，宁夏文学努力超越苦难和世俗，对神圣、纯净精神的孜孜追求，对于重建当代价值理想具有启发意义。

二、关于宁夏文学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一是对主体精神的再发现与坚守。

（1）重视启蒙传统。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有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离开现代性谈文学性是不可能的。当下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互缠绕，彼此冲突，恰好为文学提供了创新的机遇。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启蒙思想仍然没有过时。康德说过：“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唤作启蒙。”启蒙的要义正是“重新认识你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宁夏作家对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和坚守，比对于理想、信仰的坚守显得更加重要。在宁夏作家中，漠月给我的感觉是，他似乎更加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怀。这应该与他的经历有关。漠月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因此故乡才成了他比照现实社会、关注生命状态的精神家园。像他的《赶羊》中，女人放羊的行为不是原初意义上的饲养，而是一种精神存在方式，放牧的并不是羊群，而是自己的心灵，羊群之于女人是一种温暖的符号。他试图在小说中建构一种自足和谐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还是被破坏了。像陈继明的《北京和尚》，他思考的是怎样从“知识—权力对人的奴役”中寻求精神突围，而不是考虑如何从古老的农耕文明获得心灵的安栖之地。他们的思考和表达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对生活、对历史、对生命、对人性有新的观照与发现。

（2）避免同质化。宁夏部分作家自我重复和模仿他人的现象比较明显。同质化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作家主体意识较弱，缺乏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为独特的体验，缺乏洞察力和思想力。作家只有自觉地“打开”了自我之后，才有可能“打开”眼前的世界——宁夏大地上除了清苦的乡土，还有丰美的塞上江南，还有转型中的城镇，还有现代性都市生活；只有具备了更加开放、现代的理念，才可能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激发出思想的活力，在与流行观念的交锋中焕发出思想的力量。

二是建立总体性的关照视野。很多时候，人们容易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乡村、贫穷、苦难往往会变成消费性景观，从而消解了它们应有的审美价值、思想价值。城、乡虽是不同的场域，但是异质的表象背后存在共有的时代精神，这就需要作家去开掘、发现和整合。写作者只有抛弃了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自觉追求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的融合，才有可能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尤其是关于底层生活的书写中，要特别警惕纯粹的道德批判，因为道德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高的尺度。简单援用人道主义，很容易限制作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深入而全面的思考。要避免成为马尔库塞说的“单向度的人”。作家应该拥有一种总体性的眼光，在宏阔的人类视野和历史视野之中，全面、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市场化和高科技共同作用于当下而带来的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以及人类心灵遭遇的巨大危机，去准确捕捉作为镜像的“真实生活”，而不至于被碎片化的、表象化的感受所遮蔽。不能只是瞩目 “过去的乡村”，还要观照“现在的生活”；不能认为描写乡村，只要熟悉乡土就够了，还要理解城市化的进程。倘若忽略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和有机联系性，忽略了生活的历史感，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恩格斯说过，作品的思想深度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来自作家对他所反映的历史内容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因而需要一种总体性视野，将外向的探索、观察与内向的感受、反思统一起来，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整合起来，在边缘与中心的双向互动中，去探索、抵达广阔而深邃的真实存在。

蔡家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著有评论集《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散文随笔集《松塆纪事》《书之书》《去图书馆约会》《活色生香》、长篇小说《一路尖叫一路飞》等。曾获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奖、第二届湖北文艺评论奖、第35届湖北新闻奖（文艺评论）一等奖等。有作品集被翻译成英文、韩文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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