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的人物小记与主要思想张载
无不知则无知,有不知则有知。
——张载
简介
张载(公元1020~1077年),又称张子。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颢、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与周敦颐、邵雍、程颐庙、程颢庙合称“北宋五子”。字子厚,汉族,祖籍大梁(今开封),徙家凤翔郿县(今宝鸡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授祁州司法参军,调丹州云岩令。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除崇文院校书,次年移疾。十年春,复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同年冬告归,十二月乙亥卒,年五十八。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明公。
人物小记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文彦博宰相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
一天晚上,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前来听张载讲《易》。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感到自己学得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横渠先生行状》)于是撤席罢讲,对二程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横渠先生行状》这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的积极开拓精神,他的《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主要思想
张载研究儒家以及道、佛的学说,经过比较和鉴别,对佛、道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崇奉儒家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其中《易传》对他影响最大。
张载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自然观、认识论方面。
在自然观方面,张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哲学。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气,整个世界都由气构成。先秦儒家以天、道家以道作为最高实体,张载认为所谓天、所谓道,都是气,气是最高实体,道是气化的过程,太虚即所谓天,是指气散而未聚的原始状态。他还认为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太虚之气凝聚而成,万物消亡又复归于太虚,太虚、气、万物,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形态。在他看来,世界统一于气,气有聚散而无生灭,气聚则有形可见,气散则无形不可见,太虚无形无状,并不是虚无,所以说“虚空即气”,“知太虚即气则无无”。
张载指出,气处于永恒运动中,运动的原因在于气本身含有互相吸引、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由气所构成的任何事物,都是阴阳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无无阴阳者”,如果没有对立,就不成其为事物。
在认识论方面,张载认为关于事物的知识是从耳目感官来的,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肯定外物是感觉的源泉,这是张载认识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部分。但是张载又认为,对气的变化本性“神”和气的变化过程“道”的认识,出于人的“德性”,完全不依赖耳目的感觉,这就否定了感觉经验是一切认识的基础,构成了张载认识论思想中的唯心主义部分。
张载哲学思想概述张载哲学思想概述
(2012-09-21 18:24:28)
徐珍华
张载是北宋开始兴起的理学奠基人之一。理学实际上是流行于宋明六百年间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并注重道德修养的哲学思想。理学所谓“理”,也称“天理”,既指宇宙自然的一般规律(物理),但更重要的是指人的“道德心性”的根本原则(性理),因而,理学又被称为“性理之学”或“义理之学”。由于理学着重探讨天道、人道问题,故理学也称“道学”。这里“道”的内容就是儒家所讲的“仁义”。南宋初,“道学”名称颇为流行,后来“理学”之称渐盛。近几十年来,西方人喜欢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家,以区别于先秦时期的孔、孟、荀原始儒家。
由于原始儒家的学说比较缺乏体系化的哲学论证,加之儒家在后来发展中只注重典籍名物训诂,思想上丧失了生机,与现实人生和人的精神发展日益脱离,因此,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老庄、佛道大行于世。从唐中叶到北宋初,一些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开始批判并融合佛、道哲学思想,力图全面恢复儒家的权威。到北宋中期,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批判地吸收佛、道哲学思想资料,理论形态也更加系统,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终于形成,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为理学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主要有周敦颐、邵雍、张载及程颢、程颐兄弟,史称“北宋五子”。
在理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从地域上看,主要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南宋时期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以及明代王守仁的浙江“王学”。从理论特征上看,理学又可划分为三大派别:即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程、朱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和陆、王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
张载的著作艰深难读,而对于张载哲学的性质,国内学者又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也有些学者认为是二元论者,这就为公允地介绍张载哲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下面,我们拟根据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解释,把张载的理学思想分为五个部分,作一点简明的阐述:
1.“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
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辩特色的佛、道哲学体系都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作为新儒家的理学思想,为了与佛、道相抗衡,就必须弥补原始儒家在本体论上之不足,首先建立自己的本体论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谓本体论是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的学说。张载正是首先从本体论入手,为理学开路奠基的。他在哲学上公开批判佛道,自觉地以唯物论的“气一元论”哲学理论与主张“万物幻化”、“有生于无”的佛老唯心论相对立,气魄宏大,充满生机。
中国哲学中很早就存在着“元气论”的传统,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张载第一次在哲学意义上明确提出“气”的概念,并以气为天地万物的共同本原和本质。他认为:“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就是说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大到苍茫天空,变化莫测的风霜雨雪、山脉河流,小至飞鸟游鱼、花草树木等,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张载对“气”这一哲学范畴是这样规定的:“所谓气者,非待其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苟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则象若非气,指何为象?”(《正蒙.神化》)在他看来,蒸发蓄积的气态物质是气,凝结聚合的固态物质是气,即使浩然(广袤无边)、湛然(深远无际)的无形质可见的虚空也还是气。“气”实际上成为张载概括一切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尽管还比较粗糙朴素,但却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物质存在,他对“气”范畴的哲学规定,标志着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张载认为,有形可见之“气”与无形可见之“太虚”的关系,实质上是气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太虚当指气散而未聚的原始状态。世界万物统一于气,气有聚散而无生灭,气聚则有形可见,气散则无形不可见,太虚无形无状,但并不是空无所有,因此,他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
先秦原始儒家以“天”、道家以“道”作为最高本体,而张载却认为所谓“天”或“道”都是气,气是宇宙最高本体,太虚即所谓“天”,即宇宙空间,而“道”则是气化的过程。
2.“一物两体”的辨证法
张载指出,气处于永恒的运动(气化)中,“气怏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正蒙.太和》)气的这种神妙莫测的变化本性,被张载称为“神”。他说:“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也。”(《正蒙.神化》)他还认为,气化的原因在于气本身包含有互相吸引、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正蒙.神化》)在张载看来,由气所构成的任何事物都是阴阳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如果没有对立,事物就不成其为事物。“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正蒙.动物》)张载还把整个宇宙内部的对立和宇宙中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内部的对立概括为“两”,把他们各自内部的统一概括为“一”。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则),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这里是就整个宇宙的对立统一而形成的运动变化而说的。所谓“一物”,指统一的宇宙“太虚”;“两体”也称“两端”,指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等矛盾对立,正因为有这种对立,对发生变化(两故化),这种变化是复杂不定的(两在故不测),而这种变化的趋势则是“推行于一”。天之所以为“参”,正因为它是包括内在矛盾(两体)的统一整体(一物)。
总之,张载强调“两”与“一”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反对割裂两一,推测到这种既有“两”又有“一”的关系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推动力。这种“一物两体”、“一故神两故化”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朴素辨证法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结合。
3.人性论
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张载的宇宙论在他的整个学说中实际上只是一个前奏,是为了引发出理学的主题——人性论和道德论。
张载从“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出发来说明人性,认为宇宙中的事物是由气所构成的,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因为气有阴阳、清浊之别,因此便产生了万殊不一的人和物。气的本性就是人和物的本性。他还进一步把人性看成是由“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部分所构成。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张载认为,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都是根源于气的,但二者各自在根源上又有区别。天地之性根源于太虚之气,而气质之性则根源于各自禀受到的阴阳之气。由于人所禀之气各不相同,故气质之性是人人各异的,这种性,实际上是人在性格、智力、品德等方面的特殊性。天地之性清澈纯一而无不善,它通天道,体万物,是人先天具有的能力,是长期不变的;而气质之性是有形体之后才有的,它驳杂不纯是有善有恶的,可变的,是人的各种欲望和不善的根源。人性既然是由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所组成的,先天具有的天地之性纯善无恶,后天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那么一般的人性必然是善恶相混的;气质之性既然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人人可以通过“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功夫,恢复先天的善性。这就是张载人性学说的结论。
张载的人性论是对前人人性学说全面的批判性总结,它意识到人性有一般与特殊之别,这是一个重要贡献,从而开创了人性学说的新阶段。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高度评价张载的人性说,认为它大有功于“圣门”。这种由张载所创始,后来又经程颐、朱熹加工改造的人性论,成为宋明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性学说。
4.道德论
以“变化气质”的人性论为基础,张载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道德学说。张载的道德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张载强调进行道德修养必须“变化气质”、“通蔽开塞”。他认为,人“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塞者牢不可开,厚者可以开,而开之也难,薄者开之也易,开则达于天道,与圣人一。”(《性理拾遗》)“蔽”、“塞”指人的私欲,而私欲又有厚薄程度的不同。只有通过克自己的功夫,去除蔽、塞,才能“存理”、“成性”,成为道德完美的圣贤。
其次,张载还特别强调“躬行礼仪”的道德实践。他指出,世上有一种人由于对天道“日用而不知”,即缺乏道德自觉,因此,他们“终身由之,只是俗事”,与道德实践是绝缘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躬行礼仪”。张载所说的“礼仪”,“不害仁”,人都应当象古代尧舜禹诸圣贤那样去事亲、敬亲、以示永不忘本。
第三,张载把进行道德修养的过程划分为学者、大人(贤人)、圣人三个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来体现人性的不断完善和自我完成,从而使人的道德实践由有意识的自我约束性践履,逐渐变为自由而自然的行为,这就提示了道德实践应当是一个持续努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5. 《西铭》的“大同”理想和自由人格境界
《西铭》(又称《订顽》)作为张载的思想纲领,早年曾书写悬挂于眉县横渠书院,后人有的将它编入《正蒙》最后一篇,有的将这放在《张子全书》卷首,是张载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章,被后世学者推崇备至,甚至与《论语》、《孟子》等经典相提并论。
《西铭》全文仅三百余字,张载在其中精心设计了一个“民胞物与”的“大同”世界。这个世界就象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人人都是天地的儿子,大家尊老爱幼,和睦相处,连君主也只是天地之子中的一员。由此可见,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宽广胸襟。
在《西铭》中,张载更为强调的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觉悟到自己是这个“大同”社会的成员,有了这种意识,才会涵养出超道德的自由人格,达到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张载以他精思力索,独立创新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备的有关“气”的理论,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对宋明清几代哲学家和如王廷先相、王夫之、戴震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程、朱在批评张载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改造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然后纳入到他们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一元论”学说中。而张载首创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学说则备受程、朱推崇,也为明代的心学代表王守仁所吸收。总之,在张载思想体系中,从宇宙本体论、气体论、人性论、道德论,到社会政治论,理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许多理学的命题也已具备。
张载是关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他的思想在当时关中地区影响很大,追随他学习的门生一时云集,以他为中心形成了理学史上最大的四个学派(濂、关、洛、闽)之一。关学学派在学风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学贵于有用“。这主要表现在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军事、宗法、天文、井田制等。第二是”株守儒学,躬行礼教“。关学学者以捍卫儒术、反对释、老自任,在理论上批判了佛道的许多观点。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躬行礼教的道德实践,反对把”心性之学“仅仅当作空谈。关学的传统学风在北宋以后经元、明、清各代,在很长时间内仍影响着关中地区的学者。因此,以至连理学中著名的心学代表明代的王守仁也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代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南元善》)
直到今天,张载的著作和哲学思想在学术界仍然很受重视。1978年,中华书局重新整理印行了《张载集》,成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张子全书》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本子。建国后,研究张载哲学的单篇论文已发表不少,在各种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理学史著作中,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篇》、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等,张载哲学都占有显著的地位。特别是研究张载哲学思想的专著不断出现,如张岱年著《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957的湖北版)、姜国柱著《张载的哲学思想》(1982年辽宁版)、陈俊民著《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1986年人民版)、程宜山著《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1989年学林版),对张载哲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张载的学说不仅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在海外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丁韪良在其《翰林集》中推测,十七世纪法国“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以太和”说“旋涡”说很可能曾经受到张载关于气的学说的影响。当代著名的科学技术史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评价了张载的“宇宙论学说”,并在一篇论文中引用了张载的《西铭》中的一段话:“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以肯定新儒家“任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的合理性。近年,在我国研究张载的专家陈俊民先生倡导下,西德的汉学家已将张载的《正蒙》一书翻译成德文。在日本,以东京的学者为代表的东京学派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将关学(另外还包括朱子学和阳明学)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课题。
综上所述,可以说张载是我国古代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当然,由于时隔近千年,今天看来,张载的思想中还存在着局限性和过时的内容,但是,从他追示理想境界和完美人格的风范,以及为政清廉、关心民众疾苦的高风亮节来看,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张载主要事迹 张载人物生平 张载人物简介 本 名:张载
别 称:张子,横渠先生
字 号:子厚横渠
所处时代:北宋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长安(今陜西西安)
出生时间:1020年
去世时间:1077年12月26日
主要作品:《崇文集》、《正蒙》、《横渠易说》
主要成就:理学创始人之一,关学创始人
职 业思想家、教育家
谥 号:明
宋天禧四年(1020年),张载出生于长安(今西安)。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载物”。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十岁时随外傅学习,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宋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张载 *** 极大,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张载年近21岁时,写成《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陜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寅(陜西永寿人,精兵述)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宋仁宗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兴军、陜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军府召见了这位志向远大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热情赞扬,但范仲淹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
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家之书,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攻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庆阳府(今甘肃庆阳)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今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宰相文彦博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期间遇到了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然后感到自己学得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们请教。”二程由此在京中名声大震。然而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后,他又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求得道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抛弃所有曾经研习过的学说,专心致志学道。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精神,其作《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进士登第,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巖县令(今陜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作云巖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 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
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和《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展现了军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皆以渐复三代(即夏、商、周)为对”。神宗非常满意,想派他到二府(中书省枢密院)做事。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对朝廷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想得到张载的支持。有一天见到张载,对他说:“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请你帮忙,你愿意吗?”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上奏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案件办毕回朝。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辞官回到横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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