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原文注解与鉴赏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原文注解与鉴赏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　司马迁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歠土刑，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使天下共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注释〕　大祥：古时父母死去两周年的祭礼。　大顺：根据德、礼、法、信封建礼教的准则而达到的安定境界。　彊：加强。　撮：合。　俗：习俗、风气。　约：简约。　健羡：贪欲而不满足。　绌：除去。　八位：八卦位。　十二度：即十二宫。指太阳与月亮沿黄道运行一周，每年会合十二次，每次会合有一定的部位。　二十四节：二十四个节气。大经：自然规律。　茅茨：茅草屋顶。　采椽：用柞木作为椽。　土簋：盛饭的瓦器。　土刑：盛汤的瓦器。　粝粢：粗米饭。　藜藿：藜和藿分别为穷人所吃的野菜。　缴绕：纠缠、烦琐。　参伍：错综比较、以为验证。　窾：空。混混：指阴阳二气混沌未分前的蒙昧状态。　冥冥：昏暗。

(饶玲一)

〔鉴赏〕《论六家要旨》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对其父司马谈一生的学问总考察后，觉得它是他父亲最重要也最能代表他们父子思想见解的文章。在文章中，司马谈将先秦诸子分为六个主要学派，每派用非常概括的几个字作了介绍，然后又用简短的语言作了精当的评判，因此它反映了他们父子对先秦诸子的看法，又由于他们概括、批评十分扼要得当，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先秦诸子的入门文章，为治诸子哲学者们所称道不衰。

文章称儒家以“六艺为法”，但因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因此批评他们“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肯定儒家对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差别仍不可易。说墨家与儒家相同“亦尚尧舜道”，但指出墨家主张“节用、短丧，尚同”与儒家有差别，这是因为“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因而认为其学说“俭而难遵”，但他们主张“强本节用”，可以使“人给家足”，故不可废。文章对法家特点概括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批评他们“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但法家“正上下君臣之分”则不可改。名家在论名物上过分严密检校，反而使人们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论证的方法也过于“苛察缴绕”，使人不能了解它的真正含义，但他们能循名责实，在错综参互比较之后，仍可以了解事实真相，应当分别考察，适当采用。由于司马父子做的是太史的官，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他们掌管的是阴阳、历数，卜筮的事，故叙阴阳家于六家之首，但他并不迷信阴阳，指出阴阳家宣扬“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司马谈认为“未必然也”，批评他们“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这是很合科学的，与后来《论衡·讥日》的观点很接近。但他又强调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古代农业受到四季气候的制约很厉害，故提出“四时之大顺不可失”的论断，很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这是很令人钦佩的。

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子，他研究道家是花了工夫的，把道家摆在六家最末，用赞美的语气写了一大段文字：“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至于道家的学术渊源，他指出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对道家的评语，几乎无一贬辞。他讲的道家究竟是指哪一类道家，这是《论六家要旨》传世以来争论不息，虽说有过一些论证，但恍惚迷离，并没有搞清楚的。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经法》，对比《论六家要旨》，可见两者的许多提法相同。在“因阴阳之大顺”上，《经法·称》里便有“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在“采儒墨之善”方面，《经法·君正》里便有“兼爱无私，则民亲上”；在“撮名法之要”方面，《经法·道法》开头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在《君正》里更提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里也有论名理的专章，提出“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循名厩(究)实，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进一步要“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论六家要旨》提出道家的三种学术渊源，在《经法》里都可找到它的根据，《经法》经唐兰先生研究，即《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四经》，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论六家要旨》中的道家是按《黄帝四经》作推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谈论道家最后总结了一句：“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这句话也见于《经法·观》，不过《观》作“圣人不巧，时变是守”，它又见于《国语·越语》下，勾践想伐吴，范蠡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说：“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巧，时变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蚤图。”说明这种道家是主张入世的，它与《老子》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及《庄子·胠箧》主张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何等的不同。反映出黄学主张积极研求时变，如何去因应时变，取得胜利。黄学要求“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这样才能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西汉初期奉行的政策，是奉黄学为指针的，汉宣帝是一“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之主。太子劝他“宜用儒生”，他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独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言，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一次提到汉家制度，一次提到乱我家者(乱我家即乱我汉家制度)，而对汉家制度宣帝的解释是“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道家就是黄学吗？黄学也同老子一样，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主张以因循为用，故有人称之为黄老。汉代文帝、窦太后及景帝均好黄老，两三代的休养生息，造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有汉武帝的国力强盛，抵御匈奴，将版图扩大到西域。汉初的盖公、曹参、陈平、田叔、汲黯都是著名的汉代学黄老的政治家，黄学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论六家要旨》原文与翻译原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译文： 太史公师从唐都学习天文，师从杨何学习《易经》，师从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等所做的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原文：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译文： 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原文：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译文：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原文：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译文：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原则，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原文：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译文：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原文：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译文：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原文：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译文：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原文：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译文：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与时势一同地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kuǎn）。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谈的一个观点,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才使文化分成一个个的流派，诸子百家本是同源的。从《汉书·艺文志》中也看到这种说法:“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因时代的变化到了“王道既微，诸侯力政”，而各诸侯又‘好恶殊方’，投其所好者找上门来，从不同侧面展开论述，因各有侧重而发展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分支。这才是诸子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古诗原文及译文 原文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①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②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6．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垂空文以断礼义 垂：流传。 B.于是论次其文论次：论述文章的次序。

C.泽流罔极 罔极：无边，无极。 D堕先人所言 堕：同“隳”，毁坏。

7.选出句式不同的一项(3分)

A.且士贤能而不用。 B.是余之罪也夫！

C.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D.身毁不用矣。

8．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①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②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9.请概括本节选语段的内容。(4分)

参考答案

6、B论次：整理、编排

7、 B（B句是判断句；其余各句是被动句。）

8.①《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4分，“诗书”“ 隐约”“遂”、判断句各一分）

②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4分，一句一分）

9.第一二段借壶遂的发问，解释自己续《春秋》意在颂圣，绝无讽刺当今的恶意；（2分）第三段记述自己遭祸后的思想变化。（2分）

参考译文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极其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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