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泥酬唱集》一位考官视角下的清代乡试“立法之固,远轶前代”,《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大清律例》《钦定礼部则例》,以及专门的考试法规《钦定科场条例》以及《续增科场条例》和《钦定武场条例》等,都旨在发挥科举的正常功能,维护机制的有效运行,所以文句力求严谨,充满刚性,却又枯燥冰冷;而以感性方式,从考官视野,表现和诠释制度,体察和反思科举的诗词,则比较鲜见。据笔者所识,清中叶赵翼的《秋闱分校即事》《分校杂咏》,以诙谐诗语,刻画神秘而严肃的阅卷环节,为此类文学之先河;晚清名家樊增祥则“今摭外帘日行事宜咏之,以补赵之阙也”,承其余绪,相映成趣。光绪己丑年恩科,江苏巡抚黄彭年担任江南乡试监临,负责外闱一应事务,樊增祥受邀从旁协助,其文思粲然,又熟稔科律,以一部《紫泥酬唱集》,分题设咏,全方位展示江南贡院内的乡试场景,将制度与文学巧妙结合,并有益地补充了相关史料。
一、 开考前的准备工作
乡试首先从考官简任与考生遴选开始。诗云:戟卫清森昼掩门,青毡结习老犹存。三方冠带趋江表,帘员四十人,由江宁、苏州、安徽三省檄调。半部文章用鲁论。悬镜定知无障翳,采兰先要剪芜繁。五年唤醒煎茶梦,壁上观人任轾轩。增祥乙酉分校秦闱,今五年矣。江南贡院作为清代规模最大的考场,负责江宁、苏州、安徽三省的合闱乡试。按《钦定科场条例》规定,考官分为内帘和外帘,前者又称内闱,负责衡文取士,包括朝廷钦命的正副主考及所在省选派的同考;后者又称外闱,负责管理考务,包括监临、监试、提调等。如诗注云,此科内外帘官共四十人,按三省乡试正榜中额比例派员,依例下江地区(指今江苏)占十分之六,上江地区(指今安徽南部)占十分之四。
“悬镜定知无障翳”,形容考官的简任标准,由于他们的眼力直接关乎择才的质量,所以简任相当之严格,首先例行回避,其次考定资质,尤其避免因老眼昏花或文理荒废而不能阅卷的状况发生,所以须先对帘官进行笔试,从中选文行最优者十八人充任内帘,复择精明强干者八人充任四所(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官。
“采兰先要剪芜繁”,比喻考生的遴选更为严苛。依《钦定科场条例》,首先要对生员进行身份确认,禁止冒籍、丁忧者应试;其次生员须敬谨默写《圣谕广训》,有误者斥置不予;再次实行定额录送,即由学政在乡试前一年主持科试,只送一、二等的生员应举,像江南这样的科举大省,依例每八十名生员中取一名正榜,另每四十名中取一名副榜。通过对考生质量和数量的控制,从源头把关,裁劣汰庸。
考官人选确定,监临偕监试、提调等外帘官须提前进入贡院,查勘各处事宜,谓之“踩场”;尔后内外帘官纷纷进驻,三天后,大小有司要在贡院外恭迎正副主考,《入闱》再现当时的场景:北望觚棱拜冕旒,霓旌前导拥鸣驺。一封轺传双持节,十里珠帘尽上钩。天遣夷吾重江表,手提房杜上瀛洲。飞虹桥下罗纹水,照见朱衣在上头。主考为朝廷钦点,为彰显皇恩浩荡,礼数最隆,高擎黄幔,地铺红毡,条案上燃檀香龙烛,下摆红绸拜垫,旌旗猎猎,仪仗肃肃;百官一字跪拜,面北请安(江宁在京师之南,故此),两江总督与江南学政着蟒袍补服,恭称“臣某某,叩问圣体龙安”,主考朝服,代天口谕“圣躬安好”;礼毕入茶叙更朝服,出行望阙谢恩礼,酒三巡、戏三阙,主考起,总督、学政辞还,帘官依次入闱。监临锁院封楼(贡院四隅有瞭望楼,上树大旗,束而不放,有变则放以警众而求助外援),与世隔绝,院内以飞虹桥为界,内外有别,各就各位。
入闱后,内帘官的首要任务是出题,这是最机密的环节,为防泄漏,试卷都是开考前一天夜里才成型,诗中云“煎烛同翻四子书,内帘刊校费工夫。飞来花叶春应遍,画就葫芦样不殊”,直写出题的繁忙,印卷的精良:头场题先考四书义“择意旨精深者入题,不可拘泥忌讳,将颂扬语句,并熟习常拟之题”,以备考生试前揣摩押题;题纸出好后,由主考在内帘聚奎堂用墨笔钤盖关防,翌日清晨由内监试监刻,照样付梓,不得多出,不准有误。颈联“武库有兵皆授甲,铨司无吏不分符”,以形象的比喻,突出试卷关防的程序严密:刻题完成后,内监试通知外帘官迎取题纸,由主考着朝服亲送至内帘门,以击门板为号,监临、外提调、外监试隔门与主考互揖,如数收好后以紫笔签验,有一种仪式感在其中。
外帘官则主要负责排座号,诗云:参差鳞籍各分行,细蘸猩泥妥印床。兴嗣千文凭识别,茂先万户好关防。一时雪雁都留爪,从此游蜂各认房。莫负红钤珍重意,峨冠南面至公堂。江南贡院共有超过二万间号舍,鳞次栉比(如下图)。为方便监管,如颔联所言,按《千字文》《百家姓》中各字编排,但依律如天、玄、帝、皇、丘、轲、数字、荒吊等字须避讳。开考前两日,佐贰在外帘至公堂先按考舍数编号,之后打乱顺序,交监临、监试、提调等亲按红戳,记录在簿,再将号戳以绳珠穿,每四十号为一串,试卷亦以四十本为一束,依号簿名次,同试卷对照发放,以此既有条不紊,又防止串通作弊。
二、 考试中的情形
开考当天,一切准备就绪,点检考生入场,诗云:纸上丹豪点注轻,玉阶胪唱此先声。旁行大似公卿表,部勒还如子弟兵。何止万人来庇厦,直无一士不知名。三吴诗礼于今盛,非复前朝复社生。先是朝廷以江浙士习浇漓为忧,特敕加意整顿。至是分三路点名,士子皆鱼贯而入,无敢拥挤喧哗者。公尝为两江士子称枉云。颔联反映了搜检的严格,搜检的差役排成两行,每二人搜检一人;考生“衣服器具均有成式”,送考不准进入头门,以防挟带。颈、尾二联写应试士子过多,关防任务綦重,小注中点明,贡院采取军队列阵的方式,将士子依籍贯兵分三路进场;据史料记载,这是林则徐主持江南乡试时的发明,考前公布时间地点,至点名日寅时正刻,以炮声为号,监临先点中路炮,提调、监试聞声再点东西两路,黄彭年则在此基础上改进,命各路先点毕者暂停,俟三路同毕始行举炮,东西两路人数较多,可增案分点,以期迅速。如此一来,既有效杜弊,又有条不紊。
乡试共三场,试卷于每场首日发放,诗云:万本刊成累万层,小胥举牍力难胜。校雠莫倚钞书吏,发付都为受牒僧。一出棘篱成故纸,遥看帘箔上疏灯。就中亦有华胥客,敲遍阑干唤不应。发题率以夜半,亦有高卧不起者。此举多在夜半,吏役止于号舍门口,从留隙处送入,并拍板提醒,不准与考生直接交流。接到题纸后,有的考生挑灯奋笔,有的径直贴在墙上,还有的酣睡毫无觉察,可谓形态各异。
考试期间,考官与考生的一应起居,均由贡院提供,诗云:太仓红粟漫相因,置匕亲尝玉粒新。公先期验视米色,至是复亲尝之。王播趁齐何踊跃,陈平分肉要停匀。蕴丝未吐蚕先饱,得食相呼鹿自驯。异日鸣钟兼列鼎,粥齑休忘秀才贫。这是朝廷优待士子的象征,小注所记,又体现了黄彭年对考生的关怀。顺便提一句,乡闱给予考官的待遇更加优厚,甚至奢华,以致林则徐在日记中慨叹“自入闱以来,监临、提调、监试,连日输送酒席,是日因近中秋,送席尤多,心甚愧之,且觉物力可惜”。
三、 试后及阅卷环节
三场结束,士子完卷出号,向至公堂栅栏处交卷,至贡院龙门处待衙役开门,聚集数千人后放出,是谓“放牌”(依例午时前放第一牌,午后放第二牌,傍晚放第三牌,戌时清场)。诗云:博带褒衣纳卷同,上堂已了任西东。王前何必骄卢后,枚速终当胜马工。出场早者可以蓄养精力,料简考具,迟则常有不及之势。好放蛟鱼归碧澥,莫教鹦鹉怨雕龙。从来兵法兼擒纵,赚得书生入彀中。考生按籍贯交卷,所以江南贡院东西两侧,分列安徽和江苏受卷官,一手接卷,一手发签,考生至龙门处验签缴销后方可准出,才思敏捷者提早离席,文笔艰涩者则久滞不归,水平高下立现。
《钦定科场条例》中对受卷有所谓“八条三约”的规定,如诗中可见:都堂纳卷静无哗,考格分明未许差。最误英雄由跅弛,稍宽绳尺惜才华。救难从井非予忍,玷可磨圭不汝瑕。龙术昌阳俱入笼,丹成定属阿谁家?即不准与考生交谈;受卷官必须亲自验收,并认真检查闱墨是否有违例现象(如卷内填涂、添注字样须依科场条例款式;失范者须呈明监临贴出,明记在档,以备查对);受卷后不得与帘官先行翻阅、指示改正;登记试卷时,必须将点名号簿详细查对,以防冒滥倩代,并于簿面注明受卷官姓名,用印封固。
试卷收好后,受卷官于墨卷面戳印,每十卷用纸包裹固封,监临、外监试、外提调等闱官亲行掣签编号,外收掌官以每十包为一束,详载号簿,钤盖关防,最后装箱次第进卷,樊诗小注“日进三千余卷”,可见工作量之大。
进卷由弥封官亲自接收,诗云:糊名故事起唐时,缄秘真成无缝衣。包老定难关节到,章持或恐姓名非。情同射覆谁当中?事等探筹世所讥。常格困人可唱叹,别头一试至今稀。颔联指弥封前,须仔细核对试卷次序和名簿;颈联则形容弥封时,须专心阅视,防人窃取或割换试卷,随时留心稽查试卷,依律严查重究违例者;弥封后,须于接缝处钤盖弥封官红印关防,并留姓名戳记,以便磨勘(指进呈朝廷,由礼部官员及翰林儒臣等复核)。
樊诗首联提到“糊名故事起唐时”,涉及到弥封制(也称糊名法)的起源问题,对此学界聚讼纷争,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条曰“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程千帆教授《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亦指“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了试卷不糊名的方式”;今天通行的科举史中,公认北宋太宗淳化三年殿试所行糊名之法,为该制度的发端,至真宗咸平二年在省试中实行,景德四年在各级考试中推行,遂成定制。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唐代常举考试中或无糊名,而制科则有,唐中叶杜佑《通典》中即有“试之日,或有殿庭,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的记载;唐初铨选官吏时亦行糊名法,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糊名”条云“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专以防奸为主,如弥封誊录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至玄宗开元十五年又行“九月敕令,今年吏部选人,宜依例糊名试判,临时考第奏闻”(王溥《唐会要》)。所以樊增祥之说,其来有自,显示了他淹通典故的学人见识。
弥封后,由弥封官亲送试卷于至公堂,约誊录官同时在场交接。诗云:滴露研珠几砚春,赐钱深念写官贫。郢书燕说休沿误,晋帖唐临始逼真。南宋词严偷减字,北堂书爱影钞人。只怜三载宾兴典,苦累田间识字民。《钦定科场条例》规定,誊录官定额四名,誊录吏无算,多由岁科考成绩不佳或是科中举无望的生员充当,所谓“识字民”是也;滴露研珠,指用锭银朱笔书写;誊录标准如颔联所云,即以王书或颜体楷书为佳,要求字迹工缮,不得讹误。誊抄时须朱墨两卷一致“墨卷内添注涂改字数者,朱卷毋庸誊写;墨卷业已敬避或缺省的字眼,朱卷亦应避讳或缺笔;墨卷题内字及文字内笔画错写者,朱卷须照原字誊写,不得自行改正”;严禁偷减笔误或潦草无状。尾联写这些文字民工,三年才轮着机会,且收入微薄,实在不易,早年为他人作书记的类似经历,让樊增祥对他们多了一份同情。
与誊录相辅相成的是对读,即将誊录后的朱卷与考生原来的墨卷进行比对,这是对上一环节成果的验收,也是外闱四所工作的收官之作。诗云:藜火青时太乙临,校雠还抱菩提心。脱文细扫林间叶,对语相关枝上禽。画里渔樵常互答,乐中笙磬要同音。校刊亦是专家业,学派由来出向歆。再现了两官秉烛夜读,捉对细勘的场景: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雠相对;一人读墨,一人读朱,如同唱和;若有朱墨不符或朱卷改窜潦草等处,及时举报,并用赭黄笔圈出,以保证誊录的准确性,杜绝每个细节上的徇私舞弊。
四、 《紫泥酬唱集》的价值
首先,组诗全景展现清代乡试内外细节。考试和铨选,关系朝廷纲纪和权威,清代各级科举制度,越来越完备,越来越细密,成文和不成文的条规均极成熟和规范,围绕“科场杜弊”和“选贤与能”制定有效的专门法,其操作性和针对性日益增强,对于维护制度公平和程序正义,防范权力、金钱对选人用人机制的渗透十分重要,时至今日,仍有巨大借鉴意义。但清代科举的弊端也十分明显。第一,如诗中所示,考试各个环节都须大量人力,朝廷照单全收,靡费巨大。第二,阅卷规定愈加繁苛,工作量越来越大,文章的去取,常依程式、字迹为圭臬,反而忽视了质实这一衡文的核心标准,樊增祥对此深有体会。“尔来制艺实薄劣,内无骨干矜皮毛”,八股之佳者“犹能发挥义理,包罗史籍”,所以科举改革的方向,不在于形式,更应重内容。最后,正如杨国强指出的“科举意在用铲平一切单面优势和主观影响的办法着力维护各方公平,这一过程不能不以其选出的人物因越来越普遍化而普通化,又因越来越普通化而均等化”,最终选贤的机制异化为反智的工具,所谓“至公莫如科目”,而“其弊不胜暗焉”。
其次,诗中大量自注,文学性兼具史实性。就文学价值而言,《紫泥酬唱集》以组诗形式,赋予枯燥的律例以审美的想象“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钱钟书《宋诗选注》语);大量自注,又扩充了纪实的意涵,许多本事已无可考,诗加注可略补史阙;借助史料,则有助于理解诗意,且体现出很强的读者意识,因为很多情事和典故,作者和酬唱对象之间心知肚明,无须再注,所以其意在预留给“未在场”的读者,甚至“端赖自注,椟胜于珠”(钱钟书语),诗注相映,韵散结合,突破律诗的体制局限,丰富了画面感和情节性。
最后,组诗延续了锁院唱和传统。《紫泥酬唱集》是樊增祥与黄彭年诸人的锁院唱和之作,沿袭了欧阳修以来,流韵千年的文人传统。“青毡结习老犹存”,帘官们长时间封闭一处,在劳碌一天之后,趁此解乏纾闷;有时同拟一题,共咏一物,“煎茶試院同欣赏”。如樊诗《次韵监临院桂》《次韵监临院竹》《试院中秋看月华同作》《试院喜雨次韵》等,借以品第高下,切磋技艺。
诸葛忆兵在《论宋人锁院诗》中指出,试官们不仅用次韵唱和将单调重复的较艺衡文劳动诗意化,而且把唱和当作是与清谈、朗诵一样的娱乐消遣方式,每个诗人对锁院生活现状的喜忧态度不同,每个诗人的精神都会超越锁院而延伸到过去和未来;而这种情感的流露,又因自身体验而呈现不同。黄彭年位居监临,所以发语常从高处着眼,以纲纪为念;樊增祥位卑年轻,脱离科场不久,所以多感同身受,有时以诙谐打趣消解焦虑。如对待试卷,黄曰“莫言一纸功名薄”,一副谆谆训诫的面孔;樊则戏称“一出棘篱成故纸”,幽默中暗藏讥讽。这些细微之处,呈现了诗人对科考的看法,逗漏出细腻的内心情态。
纪晓岚凭什么被称为清朝的一大才子?没见他留下什么著作啊?历史上的纪晓岚
—————————吴兆路博士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 —————————
随着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清宫戏在荧屏上的连续播出,纪晓岚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乾隆年间的大学士,没想到时隔200年后又“火”了一把,尤其是他与和坤的斗智斗勇,很出彩。电视剧中的纪晓岚显然被美化了不少,当然其中也不乏很多戏谑的成分。历史上的纪晓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今撷取几个不同的侧面,以飨感兴趣的人们。
河间才子入翰林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据朱为之写的墓志铭说,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于是“昀”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昀”即日光的意思,晓岚是他的字。
这奇异的出生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是,纪昀自幼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自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
纪晓岚从小就有“神童”之称。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纪昀同意了。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雍正十二年,纪晓岚随父入京,受业于著名画家董邦达门下。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名师自然出高徒。乾隆五年(1740),纪昀返乡应童子试。乾隆十二年应乡试,其文章写得词采富丽,才气飞扬,引人入胜。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刘统勋。两人不禁为之拍案称绝,被擢为乡试第一。十九年三月中进士,会试列第22名,殿试中名列二甲第四名。同年进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视学福建。纪昀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
纪晓岚入主翰林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有一年乾隆帝东巡泰山,纪昀随驾。至东岳弥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论语》里的“仰之弥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颇难应对的上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弥上也。”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对得自然工巧,无懈可击。
宦途生涯多烟云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卢文?、王昶等。乾隆二十年,纪昀在北京歙县会馆拜见了戴震。两人一见如故,并折节与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有趣:当时纪昀得知消息,想预先通知卢家。但又怕引火烧身,不敢轻易传话、写信。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卢见曾从中终于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后经刘统勋等人的严密侦缉,纪昀终于败露,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纪昀在新疆呆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时间中,其大儿子纪汝佶病亡,爱妾郭彩符在纪昀东归不久也撒手人寰。在这段日子里,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体会到了君主的无常、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一种人生的空幻感与弥漫感伤的情绪时时萦绕于心际。在这期间,他曾为自己的一块砚台赋诗:“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他还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图上,韩湘子、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铁拐李酣然大睡。纪昀端详过后,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信笔写道:
“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哪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重返翰林院,使纪晓岚的思想为仕与隐的抉择产生过激烈的斗争。他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胜衰荣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其争强好胜,还不如酣然“痴不省”而来得快活。
但是,纪昀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过那种“水中凫”的生活,火热的经世情怀终于战胜了退隐的念头。纪昀生活后期,备受恩宠。他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竟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纪昀不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执学术牛耳,为士林所宗仰。洪亮吉就称他“当代无人可并论”,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宗。虽然如此,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年轻时一度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他,至此,日感疲惫,再“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所以当《阅微草堂笔记》脱稿时,他不无抱憾地吟咏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嘉庆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鸿儒纪晓岚去世,终年82岁。嘉庆帝曾亲自前往祭奠,并追谥文达。
立身之道与交游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另外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从其作品或一些文献里可以查证,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诸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余集、邵晋涵、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刘墉等,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纪昀初识戴震。当时戴震是来京避难的。两人情深意笃。纪昀还曾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乾隆三十八年,戴震还因纪昀的推荐进入四库馆。戴震去世后,纪昀曾深情赋诗,说是“披肝露胆两无疑”的朋友。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扼杀人性的尖锐抨击,这在纪晓岚纂修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都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纪晓岚多次述及他和陆青来的结交经过。陆青来曾官至湖南巡抚、户部郎中。治学倡导经世致用。他与纪晓岚少年时代同受业于董邦达,是非常要好的同学。纪晓岚说,他小的时候常喜欢戏侮陆青来,但青来并不为忤,称纪晓岚的喜怒变化是真性情的表现。为此,纪昀颇有知己之感。
纪晓岚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董元度。董元度,字寄庐,号曲江,山东平原人。乾隆十七年进士。二人相识于乾隆十三年,交谊甚笃,有多首酬唱诗传世。董氏性情洒脱,不喜欢受人约束。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后仕途不顺,穷困而死,所以其诗多清婉而感伤。纪昀《戏赠曲江》诗中曾说他“疏狂全未减,落拓久无聊”,并称:“爱尔如兄弟,结交三载余。每怜同寂寞,相与惜居诸。”《阅微草堂笔记》也多次表示对董元度所禀持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处世态度推崇备至。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刘墉,字崇石,号石庵,刘统勋长子。刘墉在民间是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户晓的《刘公案》就是表彰他的。刘墉比纪昀年长4岁,都是一代才子。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朋党之见,君子病焉。”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
夙兴夜寐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缮告成。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于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于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于四十九年十一月。这即是内四阁《四库全书》。这四部全书当时分藏于大内(紫金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承德)文津阁及盛京(沈阳)故宫文溯阁。历史战火把文源阁的那一部化为了灰烬,其他三部现分别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南三阁《四库全书》后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同样由于历史战火的原因,扬州、镇江的那两部皆付之一炬,现仅杭州的那部尚残缺不全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昀又殚十年之力,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当时各纂修官每校阅一种书籍,便要撰写一篇提要,最后由纪昀、陆锡熊笔削考校、再三润饰。陆锡熊死得较早,主要工作是纪昀完成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视为纪昀学术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献。当时的大学者朱�在《纪晓岚墓志铭》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亦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其中有380多种佚书是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搜集失而复得的珍品。还有不少书籍,经过艰苦的考订而恢复了原貌。郦道元的《水经注》,便是经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长期混淆的“经”与“注”得以区别开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思想学术价值,介绍著录与存目书籍,写明作者名姓、所处时代、该书要旨和基本评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目录学著作。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据官方上报的数字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销毁、抽毁的书目多达2600多种,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阅微草堂度晚年
《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言小说集。由于纪昀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通达、学识渊博而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滦阳消夏录序》)的写实手法,所以艺术风格独特。
《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约40万字。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滦阳续录》6卷。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该书是纪晓岚十年心血的结晶,又是纪晓岚晚年心灵世界的反映,也从某一个侧面显现出清代中期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风貌。该书的取材,一是来自于纪晓岚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二是来自于他人提供或转述的材料。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文人学士、妓女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几乎无所不包。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书中有些怪异奇谲的故事,虽然充满了因果报应、祸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清中叶的某些人生实相,并触及到当时某些社会弊端,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
《阅微草堂笔记》有不少故事章节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和黑暗,道学家的虚伪和卑鄙。如官吏的营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卑鄙下流。诸如此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如《滦阳消夏录》(六)第十则,作者就借山中“鬼隐士”之口,生动地描绘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间世道,充满了相互倾轧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滦阳消夏录》卷四则写“有两塾师临村居,皆以道学自任”。在公开场合,他们“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暗里却互相勾结,丧尽天良,谋夺寡妇田产。
另外,《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不少篇章揭示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作为乾隆皇帝的一个文学侍臣,纪晓岚虽缺乏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但他忠实记录传闻的写作精神及其正义感,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滦阳续录》(五)就讲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河北沧州有个董华,家里穷得无立锥之地,以卖药卜卦为生,“一母一妻,以缝纫浣濯佐之,犹日不举火。”适逢这年又发生了大饥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毙。无奈之下,董华只好“鬻妇以求活”。在这则故事里,作者对那名“万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没有丝毫的指责之意,反添几分同情和理解,真实形象地展现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阅微草堂笔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有“过于议论”之嫌,“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讽喻性的故事还是颇为生动风趣的,甚至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如是我闻》卷三写一“相见辙讲学”的翰林官员,别人也以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没想到,他也竟会因没有及时接受来宾的送礼而“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人物表里不一的个性特征和心灵世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另外诸如《姑妄听之》卷二“河中寻兽”之类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纪昀虽把《阅微草堂笔记》视为“消遣岁月”(《滦阳消夏录序》)的一部闲书,甚至也很难与《聊斋志异》相媲美,但它不蹈旧辙,自成一家,风格独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纪晓岚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
……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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