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戏剧《高明和元末南戏《琵琶记》》鉴赏

元戏剧《高明和元末南戏《琵琶记》》鉴赏元戏剧《高明和元末南戏《琵琶记》》鉴赏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一种地方性剧种，最初流行于浙东沿海一带，人们称它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南戏产生于北宋末年。南宋光宗年间 (1190—1194)永嘉人所作《赵贞女》 、《王魁》等戏文流行到杭州后，由于它反映了东南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 “丈夫成名，抛妻弃子” 的社会问题，所以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为南戏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杂剧盛行，南戏无力与之抗衡; 但它一方面吸收杂剧的优点充实自己，一方面在流行中吸取民间词调演唱故事丰富自己，到了元末，杂剧衰微，加之南方政治形势的动荡，给南戏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明、施惠等作家的产生，使南戏重新走向兴盛，《琵琶记》、《拜月亭》等名剧的出现即是标志。南戏兴盛也成了明清传奇之先声。

南戏和杂剧相比，有很多不同。在体制上，杂剧一般每本四折，或加楔子。多折多楔者为例外。南戏的出数不限，有的多达数十出，根据内容而定，比杂剧自由。当然，南戏也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格式，如第一出往往由一人交代创作意图和介绍剧情大意，第二出生出场，第三出旦出场，最后以大团园结束全剧。

在演唱上，杂剧旦本戏全由旦唱，末本戏全由末唱，同本戏旦末不能轮唱。每折也只限一人唱。南戏没有这些限制，可根据剧情。人物需要，或独唱，或合唱，或接唱，或同唱。

在曲调上，杂剧每折戏用一套曲子，这套曲子又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不能变更。南戏每出可用几套曲子，也不限同一宫调，还可换韵。

在情调上，因杂剧南戏最初流行地区不同，杂剧慷慨高亢，南戏婉转轻柔，杂剧朴实，南戏流丽。

《琵琶记》是南戏较有影响的作品，作者高明，(1305?——1359) ，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县人。早年乡居。后热中功名，四十岁左右中了进士，在处州、杭州等地作小官。1348年，任镇压浙东方国珍起义的元军统帅府都事，后因与统帅意见不合，“辟不治文书” 。方国珍投降后，回杭州隐居，又被任命为江南台椽，福建省都事等职。1356年后，归隐于宁波城东的栎社，《琵琶记》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高明是个封建伦理道德的狂热鼓吹者，他曾为陈妙珍请求旌表; 在《昭君出塞图》中大骂昭君出嫁异邦是“失节”，说什么“纲常紊乱乃至此，千载玉颜犹可耻”，甚至不近情理地认为“蛾眉傥不嫁单于，灭火安知非此水” 。他开始并不轻视名利，《宋元学案》七十说他曾叹道： “人不专一径取第，虽博奚为”?并奋读春秋，“识圣人大义”，终于“登至元乙酉第” 。但做了官后，因“数忤权贵” ，或“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 ，于是感慨万端，始信高官厚禄乃“为忧患之始” ，安心归隐，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游山观水，以终其生。

高明的文学主张也很明确，认为才子佳人、神仙幽怪等作品，即使文词优美，但因无关风化，所以 “琐碎不堪观” 。他主张传奇要能感动人，不必寻宫数调，插科打浑，只要让人看到自己所写的孝子贤妻受到教育，就算达到目的。他的《琵琶记》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因而受到朱元璋的重视。朱元璋曾派人请他，他佯狂不出。朱元璋在他死后，看了他的《琵琶记》，非常赞赏，把四书五经比做人家不能少的五谷，把《琵琶记》比作富贵人家不可少的珍馐美味。

《琵琶记》是根据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赵贞女》已失传，写的是蔡伯喈上京应试，贪恋富贵功名，背亲弃妇，另娶新欢，赵五娘在家独立支持门户，于公婆死后进京寻夫，伯喈不认，最后“马踩赵五娘，雷轰蔡伯喈” ，以悲剧告终。此剧反映了“富易交，贵易妻” 的社会现实，受到观众欢迎。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可见《赵贞女》是与民间传说相一致的。当然历史上的蔡伯喈并非如此，但作为文艺作品，《赵贞女》是有其积极的现实批判意义的。

高明写《琵琶记》目的是为蔡伯喈翻案。他把对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 的蔡伯喈，写成“不肯赴试，父亲不从; 不肯作官，皇帝不从;不肯再婚，牛相不从” 的“三不从”的蔡伯喈，“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三不孝亦非其罪”，就是说蔡伯喈实际上是个孝子，父母妻子对他的埋怨只不过是误会而已。这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自己在相府饫甘餍肥，父母却在家乡锇死，孝在何处?蔡伯喈这个人物除了《丹陛陈情》、《琴诉荷池》、《书馆相逢》几个场面把他的心情写得细致感人，真实生动，多数场合都显得概念化，是个不忠的“忠臣”，不孝的“孝子” 。言语行动矛盾百出。

赵五娘这个人物是根据民间戏曲的某些情节虚构的。作者一方面竭力写她的孝、贤、贞，在宣扬封建道德方面和蔡伯喈一唱一和，互相呼应; 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这一人物在总的方面以其真实动人的思想感情压倒了那些枯燥气味的封建说教。其中描写她悲苦生活的《糟糠自咽》、《祝发买葬》就是千古传颂的优秀篇章。

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哪，你遭砻被春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作者写她吃糠，本来是为了表现她对公婆之孝，但这里的描写已超出孝的范围，写了糠的难于下咽，紧接着又写了她的以糠自比，贴切动人。作者又写她唱道：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相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 奴家恰便似糠呵，怎好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这段唱是表现一个在饥荒年间肩负供养公婆的生活重担、与丈夫相见遥遥无期的劳动妇女沉痛的内心自白，虽然作者最后又回到了供膳公婆甘旨的孝，但这岂止是孝? !

五娘剪发本来为了埋葬公婆，仍然是在表现她的孝。但五娘剪发时的唱词，也已经超出了孝的限制。

一从鸾风分，谁梳鬓云。妆台懒临生暗尘，那更钗梳首饰典无存也。头发，是我担搁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资送老亲! 剪发伤情也，怨只怨结发薄幸人!

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欲剪未剪，教我先泪零。我当初早披剃入空门也，做个尼姑去，今日免艰辛。咳，只有我的头发恁般苦，少什么佳人的珠围翠拥兰麝熏!呀，似这般光景呵，我的身死兀自无埋处，说什么剪发愚妇人。

堪怜愚妇人，单身又贫。头发，我待不剪你啊，开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你呵，金刀下处心疼也! 休休，却将堆鸦髻，午鸾鬓，与乌鸟报答白发亲，教人道雾鬓云鬟女，断送他霜鬟雪鬓人。

在这里，作者写出了一个为生活艰难所逼，以至于不得不剪下心爱的头发去卖，而在剪发时又想起自己的全部不幸遭遇的妇女的悲叹和怨恨。她没有对头发说，是丈夫耽误了自己的青春，而说自己耽误了头发的青春。她感叹只有象自己这样贫穷的女子，头发才遭到如此不幸的厄运。这种描写方法，曲折而动人。这不仅是在代发诉冤，更是代人诉苦。

赵五娘是《琵琶记》里写得最好的人物。她的成功是该剧能够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琵琶记》在结构上有自己独特之处。“付末开场” 以后，蔡邕和赵五娘这两个人物便在第二出登场，同时写蔡邕的赴选及蔡邕、蔡公、蔡婆的意见分歧。第三出写牛氏和牛府。以后两条线索交错发展，互相对照，直到最后结合在一起，全剧结构紧凑，很富于戏剧性。

在语言方面也很有特色，如赵五娘的唱词，朴质自然; 蔡伯喈唱词，抒情写景，都是绮丽典雅; 牛氏唱词，则多使事用典。

明末南戏，除《琵琶记》外，还有所谓“四大传奇” 。这就是相传元人施惠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的《拜月亭》 (写大家闺秀王瑞兰和秀才蒋世隆的爱情故事) ，衍宋代五十朋事、宣扬“义夫节妇”的《荆钗记》，写五代时的君主刘知远与妻李三娘分离聚合的《白兔记》，宣扬“亲睦为节” 、“孝友为先” 、“妻贤夫祸少”的《杀狗记》。

元戏剧《高明和元末南戏《琵琶记》》鉴赏 元戏剧《高明和元末南戏《琵琶记》》鉴赏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一种地方性剧种，最初流行于浙东沿海一带，人们称它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南戏产生于北宋末年。南宋光宗年间 (1190—1194)永嘉人所作《赵贞女》 、《王魁》等戏文流行到杭州后，由于它反映了东南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 “丈夫成名，抛妻弃子” 的社会问题，所以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为南戏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杂剧盛行，南戏无力与之抗衡; 但它一方面吸收杂剧的优点充实自己，一方面在流行中吸取民间词调演唱故事丰富自己，到了元末，杂剧衰微，加之南方政治形势的动荡，给南戏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明、施惠等作家的产生，使南戏重新走向兴盛，《琵琶记》、《拜月亭》等名剧的出现即是标志。南戏兴盛也成了明清传奇之先声。

南戏和杂剧相比，有很多不同。在体制上，杂剧一般每本四折，或加楔子。多折多楔者为例外。南戏的出数不限，有的多达数十出，根据内容而定，比杂剧自由。当然，南戏也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格式，如第一出往往由一人交代创作意图和介绍剧情大意，第二出生出场，第三出旦出场，最后以大团园结束全剧。

在演唱上，杂剧旦本戏全由旦唱，末本戏全由末唱，同本戏旦末不能轮唱。每折也只限一人唱。南戏没有这些限制，可根据剧情。人物需要，或独唱，或合唱，或接唱，或同唱。

在曲调上，杂剧每折戏用一套曲子，这套曲子又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不能变更。南戏每出可用几套曲子，也不限同一宫调，还可换韵。

在情调上，因杂剧南戏最初流行地区不同，杂剧慷慨高亢，南戏婉转轻柔，杂剧朴实，南戏流丽。

《琵琶记》是南戏较有影响的作品，作者高明，(1305?——1359) ，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县人。早年乡居。后热中功名，四十岁左右中了进士，在处州、杭州等地作小官。1348年，任镇压浙东方国珍起义的元军统帅府都事，后因与统帅意见不合，“辟不治文书” 。方国珍投降后，回杭州隐居，又被任命为江南台椽，福建省都事等职。1356年后，归隐于宁波城东的栎社，《琵琶记》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高明是个封建伦理道德的狂热鼓吹者，他曾为陈妙珍请求旌表; 在《昭君出塞图》中大骂昭君出嫁异邦是“失节”，说什么“纲常紊乱乃至此，千载玉颜犹可耻”，甚至不近情理地认为“蛾眉傥不嫁单于，灭火安知非此水” 。他开始并不轻视名利，《宋元学案》七十说他曾叹道： “人不专一径取第，虽博奚为”?并奋读春秋，“识圣人大义”，终于“登至元乙酉第” 。但做了官后，因“数忤权贵” ，或“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 ，于是感慨万端，始信高官厚禄乃“为忧患之始” ，安心归隐，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游山观水，以终其生。

高明的文学主张也很明确，认为才子佳人、神仙幽怪等作品，即使文词优美，但因无关风化，所以 “琐碎不堪观” 。他主张传奇要能感动人，不必寻宫数调，插科打浑，只要让人看到自己所写的孝子贤妻受到教育，就算达到目的。他的《琵琶记》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因而受到朱元璋的重视。朱元璋曾派人请他，他佯狂不出。朱元璋在他死后，看了他的《琵琶记》，非常赞赏，把四书五经比做人家不能少的五谷，把《琵琶记》比作富贵人家不可少的珍馐美味。

《琵琶记》是根据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赵贞女》已失传，写的是蔡伯喈上京应试，贪恋富贵功名，背亲弃妇，另娶新欢，赵五娘在家独立支持门户，于公婆死后进京寻夫，伯喈不认，最后“马踩赵五娘，雷轰蔡伯喈” ，以悲剧告终。此剧反映了“富易交，贵易妻” 的社会现实，受到观众欢迎。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可见《赵贞女》是与民间传说相一致的。当然历史上的蔡伯喈并非如此，但作为文艺作品，《赵贞女》是有其积极的现实批判意义的。

高明写《琵琶记》目的是为蔡伯喈翻案。他把对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 的蔡伯喈，写成“不肯赴试，父亲不从; 不肯作官，皇帝不从;不肯再婚，牛相不从” 的“三不从”的蔡伯喈，“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三不孝亦非其罪”，就是说蔡伯喈实际上是个孝子，父母妻子对他的埋怨只不过是误会而已。这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自己在相府饫甘餍肥，父母却在家乡锇死，孝在何处?蔡伯喈这个人物除了《丹陛陈情》、《琴诉荷池》、《书馆相逢》几个场面把他的心情写得细致感人，真实生动，多数场合都显得概念化，是个不忠的“忠臣”，不孝的“孝子” 。言语行动矛盾百出。

赵五娘这个人物是根据民间戏曲的某些情节虚构的。作者一方面竭力写她的孝、贤、贞，在宣扬封建道德方面和蔡伯喈一唱一和，互相呼应; 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这一人物在总的方面以其真实动人的思想感情压倒了那些枯燥气味的封建说教。其中描写她悲苦生活的《糟糠自咽》、《祝发买葬》就是千古传颂的优秀篇章。

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哪，你遭砻被春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作者写她吃糠，本来是为了表现她对公婆之孝，但这里的描写已超出孝的范围，写了糠的难于下咽，紧接着又写了她的以糠自比，贴切动人。作者又写她唱道：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相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 奴家恰便似糠呵，怎好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这段唱是表现一个在饥荒年间肩负供养公婆的生活重担、与丈夫相见遥遥无期的劳动妇女沉痛的内心自白，虽然作者最后又回到了供膳公婆甘旨的孝，但这岂止是孝? !

五娘剪发本来为了埋葬公婆，仍然是在表现她的孝。但五娘剪发时的唱词，也已经超出了孝的限制。

一从鸾风分，谁梳鬓云。妆台懒临生暗尘，那更钗梳首饰典无存也。头发，是我担搁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资送老亲! 剪发伤情也，怨只怨结发薄幸人!

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欲剪未剪，教我先泪零。我当初早披剃入空门也，做个尼姑去，今日免艰辛。咳，只有我的头发恁般苦，少什么佳人的珠围翠拥兰麝熏!呀，似这般光景呵，我的身死兀自无埋处，说什么剪发愚妇人。

堪怜愚妇人，单身又贫。头发，我待不剪你啊，开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你呵，金刀下处心疼也! 休休，却将堆鸦髻，午鸾鬓，与乌鸟报答白发亲，教人道雾鬓云鬟女，断送他霜鬟雪鬓人。

在这里，作者写出了一个为生活艰难所逼，以至于不得不剪下心爱的头发去卖，而在剪发时又想起自己的全部不幸遭遇的妇女的悲叹和怨恨。她没有对头发说，是丈夫耽误了自己的青春，而说自己耽误了头发的青春。她感叹只有象自己这样贫穷的女子，头发才遭到如此不幸的厄运。这种描写方法，曲折而动人。这不仅是在代发诉冤，更是代人诉苦。

赵五娘是《琵琶记》里写得最好的人物。她的成功是该剧能够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琵琶记》在结构上有自己独特之处。“付末开场” 以后，蔡邕和赵五娘这两个人物便在第二出登场，同时写蔡邕的赴选及蔡邕、蔡公、蔡婆的意见分歧。第三出写牛氏和牛府。以后两条线索交错发展，互相对照，直到最后结合在一起，全剧结构紧凑，很富于戏剧性。

在语言方面也很有特色，如赵五娘的唱词，朴质自然; 蔡伯喈唱词，抒情写景，都是绮丽典雅; 牛氏唱词，则多使事用典。

明末南戏，除《琵琶记》外，还有所谓“四大传奇” 。这就是相传元人施惠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的《拜月亭》 (写大家闺秀王瑞兰和秀才蒋世隆的爱情故事) ，衍宋代五十朋事、宣扬“义夫节妇”的《荆钗记》，写五代时的君主刘知远与妻李三娘分离聚合的《白兔记》，宣扬“亲睦为节” 、“孝友为先” 、“妻贤夫祸少”的《杀狗记》。

《琵琶记》主要讲了什么？《琵琶记》，改变自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元末明初戏曲家高明所著。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
《琵琶记》南戏在北宋末年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之后一直流行于南方民间。南戏虽然产生较早，也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但由于封建士大夫的鄙视和排斥，这种民间的戏曲形式没能向更高水平发展。元代北方杂剧南移之后，南方的舞台一度被这种更为成熟的戏剧形式所占领，南戏更趋于衰落。到了元末，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动，加之南戏本身具有体制自由、表演灵活的优点，并在和北杂剧接触的过程中汲取了北杂剧的长处，因而南戏逐渐发展成为更加完善的戏剧形式。一些文人开始对南戏加以注意，并积极从事南戏剧本创作，使南戏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这一时期，高明的《琵琶记》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因此，被称为南戏“中光之祖”。
作品描写了书生新婚两月，奉父命赴京应试。中状元后，牛丞相奉旨招他为婿，他以家有父母妻室辞婚，继又向皇帝辞官，均不获准，被迫入赘相府。适值家乡连遭荒旱，家庭生活的重担全由妻子赵五娘承担。赵五娘暗吞糠粃，将求得的赈米侍奉公婆。年迈的双亲盼子不归，气饿而死。赵五娘剪发买葬，后背琵琶弹唱乞讨，上京寻夫。幸赖牛氏贤德，使其夫妻重聚。最后以一夫二妇归家庐墓3年、一门旌表结束。
这部戏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创造了赵五娘这一具有传统的美好品质的妇女形象。《琵琶记》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上都获得很大成功，因此成为南戏中之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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