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梁漱溟

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人类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态度，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由三大根本态度演为各别不同的三大系文化，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实出于此。论起来，这三态度都因人类生活中的三大项问题而各有其必要与不适用，如我前面历段所说，最妙是随问题的转移而变其态度—问题问到那里，就持那种态度;却人类自己在未尝试经验过时，无从看得这般清楚而警醒自己留心这个分际。于是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却自其态度论，则有个合宜不合宜;希腊人态度要对些，因为人类原处在第一项问题之下;中国人态度和印度人态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为问题还不到。不过希腊人也并非看清必要而为适当之应付，所以西洋中世纪折入第三路一千多年。到文艺复兴乃始揀择批评的重新去走第一路，把希腊人的态度又拿出来。他这一次当真来走这条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于是人类文化上所应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都由此成就出来，即所谓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那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人要抛弃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揀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径过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之价值始终不能为世人所认识;(无识的人之恭维不算数)既看不出有什么好，却又不敢菲薄。一种文化都没有价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时;即有价值也不为人所认识，除非晓得了他所以必要的问题。他的问题是第三问题前曾略说。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选自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鉴赏〕　本文选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该书是梁漱溟的成名作，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一本代表作。此书要点是论述文化哲学，着重于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不同类型文化的哲学基础，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展望。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只是同一条路上走得快慢不同，跑得慢的就是落后的文化，跑得快的就是先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必须以西方文化为模仿的典范，这是必然的趋势。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观点，显然有着全盘西化倾向。梁漱溟不局限于中西文化比较，首次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明一起加以比较，且主要从人生哲学(“意欲”)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在他看来，文化只是路向的不同而没有好坏的区别：“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梁漱溟以为是三种不同的类型，对人类均有贡献，都是适应当时环境而产生的，不必分什么好与坏。这是从文化的民族性着眼，是与陈独秀、胡适等人针锋相对的。在梁漱溟看来，文化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是人类“意欲”的产物。因着“意欲”指向的不同，导致人生态度和文化类型亦有相应的差别。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意欲向后要求”的印度文化。“意欲向前”的西方人，着眼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物质。为了征服环境并满足人对食物、住所的根本需要，意欲是一往无前的，产生了崇尚理智、以科学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人，着眼考虑的是内界生命，在不计较功利的价值取向下，重视的是如何与周围环境之间求得一个平衡。调和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关心的重点，形成了注重直觉、讲究伦理的中国文化。“意欲向后”的印度人，意欲回复到自身去寻找自我的否定，着眼探索的是人死后的世界，出现了崇尚现量、走宗教道路的印度文化。梁漱溟以为，这不是由社会中的经济因素与政治变化来确定的，而是古代的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这三个不同路向的文化，在历史上的“次第重现”，就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这是梁漱溟所下的结论。他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中国文化在当今的复兴，是由于它比西方文化高明。一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这是他把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作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的原因所在。西方思想界许多有识之士，如倭铿、克鲁泡特金、罗素、柏格森等人，都是盛赞中国文化，他们要求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二是强调直觉有着高于理智的品性。梁漱溟以为，中西文化的根子在直觉与理智，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国人是用直觉的。理智的功能让人们注重外在自然界，形成功利主义价值观，走个体自拓的个人主义道路。以此来处理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处于冷漠寡欢、逼狭严酷的境地。直觉让人们关心内在的精神，形成不计较利害的超功利主义，使人人做到尚情无我，即注重人的内心情感而不太考虑自我的利益。以直觉来处理人际关系，使人与人处于浑融和谐的境地。因此主张以直觉代理智，拿直觉来拯救西方文化。梁漱溟在理论上承认，印度文化的复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归宿。此时梁漱溟的思想正处于由佛向儒的嬗变中，故以为印度文化是不切合现时实际的，当务之急乃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于1922年1月。出版当年就印刷五次之多。以孔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同以科学与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在东西文化论争成为时代的焦点中，占据上风的是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全盘西化倾向的主张。一如梁漱溟所言，坚持孔学的“旧派”，已经拿不出什么有力的依据来与“新派”论战。对“旧派”来说，只是心理上有一种反感而不服，许多“旧派”根本不曾认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新派”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梁漱溟吸取了西方柏格森、叔本华的思想，结合王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思想，构筑了以“意欲”决定文化的唯意志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类文化的三路向说与三大文化的“次第重现”论，认为当今文化发展的趋向是孔学的复兴。不只以独创性的文化多元论来抗衡流行的文化一元论，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遗老们提供了理论武器。这自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如著名学者李石岑所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一年，销售十余万册，有近百篇论文和几十个小册子同他辩论，大打笔墨官司。翻译成十二国文字，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五年之内同他通讯的信札有五千以上。缘由很简明，因为梁漱溟为“旧派”的孔学注入了新的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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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人类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态度，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由三大根本态度演为各别不同的三大系文化，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实出于此。论起来，这三态度都因人类生活中的三大项问题而各有其必要与不适用，如我前面历段所说，最妙是随问题的转移而变其态度—问题问到那里，就持那种态度;却人类自己在未尝试经验过时，无从看得这般清楚而警醒自己留心这个分际。于是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却自其态度论，则有个合宜不合宜;希腊人态度要对些，因为人类原处在第一项问题之下;中国人态度和印度人态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为问题还不到。不过希腊人也并非看清必要而为适当之应付，所以西洋中世纪折入第三路一千多年。到文艺复兴乃始拣择批评的重新去走第一路，把希腊人的态度又拿出来。他这一次当真来走这条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于是人类文化上所应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都由此成就出来，即所谓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那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人要抛弃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径过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之价值始终不能为世人所认识;(无识的人之恭维不算数)既看不出有什么好，却又不敢菲薄。一种文化都没有价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时;即有价值也不为人所认识，除非晓得了他所以必要的问题。他的问题是第三问题前曾略说。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选自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鉴赏〕　本文选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该书是梁漱溟的成名作，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一本代表作。此书要点是论述文化哲学，着重于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不同类型文化的哲学基础，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展望。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只是同一条路上走得快慢不同，跑得慢的就是落后的文化，跑得快的就是先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必须以西方文化为模仿的典范，这是必然的趋势。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观点，显然有着全盘西化倾向。梁漱溟不局限于中西文化比较，首次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明一起加以比较，且主要从人生哲学(“意欲”)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在他看来，文化只是路向的不同而没有好坏的区别：“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梁漱溟以为是三种不同的类型，对人类均有贡献，都是适应当时环境而产生的，不必分什么好与坏。这是从文化的民族性着眼，是与陈独秀、胡适等人针锋相对的。在梁漱溟看来，文化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是人类“意欲”的产物。因着“意欲”指向的不同，导致人生态度和文化类型亦有相应的差别。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意欲向后要求”的印度文化。“意欲向前”的西方人，着眼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物质。为了征服环境并满足人对食物、住所的根本需要，意欲是一往无前的，产生了崇尚理智、以科学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人，着眼考虑的是内界生命，在不计较功利的价值取向下，重视的是如何与周围环境之间求得一个平衡。调和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关心的重点，形成了注重直觉、讲究伦理的中国文化。“意欲向后”的印度人，意欲回复到自身去寻找自我的否定，着眼探索的是人死后的世界，出现了崇尚现量、走宗教道路的印度文化。梁漱溟以为，这不是由社会中的经济因素与政治变化来确定的，而是古代的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这三个不同路向的文化，在历史上的“次第重现”，就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这是梁漱溟所下的结论。他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中国文化在当今的复兴，是由于它比西方文化高明。一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这是他把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作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的原因所在。西方思想界许多有识之士，如倭铿、克鲁泡特金、罗素、柏格森等人，都是盛赞中国文化，他们要求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二是强调直觉有着高于理智的品性。梁漱溟以为，中西文化的根子在直觉与理智，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国人是用直觉的。理智的功能让人们注重外在自然界，形成功利主义价值观，走个体自拓的个人主义道路。以此来处理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处于冷漠寡欢、逼狭严酷的境地。直觉让人们关心内在的精神，形成不计较利害的超功利主义，使人人做到尚情无我，即注重人的内心情感而不太考虑自我的利益。以直觉来处理人际关系，使人与人处于浑融和谐的境地。因此主张以直觉代理智，拿直觉来拯救西方文化。梁漱溟在理论上承认，印度文化的复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归宿。此时梁漱溟的思想正处于由佛向儒的嬗变中，故以为印度文化是不切合现时实际的，当务之急乃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于1922年1月。出版当年就印刷五次之多。以孔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同以科学与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在东西文化论争成为时代的焦点中，占据上风的是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全盘西化倾向的主张。一如梁漱溟所言，坚持孔学的“旧派”，已经拿不出什么有力的依据来与“新派”论战。对“旧派”来说，只是心理上有一种反感而不服，许多“旧派”根本不曾认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新派”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梁漱溟吸取了西方柏格森、叔本华的思想，结合王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思想，构筑了以“意欲”决定文化的唯意志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类文化的三路向说与三大文化的“次第重现”论，认为当今文化发展的趋向是孔学的复兴。不只以独创性的文化多元论来抗衡流行的文化一元论，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遗老们提供了理论武器。这自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如著名学者李石岑所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一年，销售十余万册，有近百篇论文和几十个小册子同他辩论，大打笔墨官司。翻译成十二国文字，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五年之内同他通讯的信札有五千以上。缘由很简明，因为梁漱溟为“旧派”的孔学注入了新的哲学依据。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1920 年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课外讲演中首次畅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讲演记录。1921年 10 月，梁漱溟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不想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造成了轰动。“这本书头 4 年中一连印刷了 8 次，同时也把梁漱溟抬到了全国瞩目的位置上。”“一部学术著作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读者，这还是史无前例的。”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化哲学是他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主要体现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书中讨论了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预测。 意欲、直觉和理智是贯穿其间的三个哲学范畴。

“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这是梁漱溟讨论东西文化问题时首先提出来的问题，他认为要确定某家文化是如何，就是要知道它那异于别家的地方。即通过比较而达到此目的，与其他思想家不同梁漱溟不是进入文化史的领域寻找东西文化的差异，而是先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哲学，提出文化的三路向的主张。

他从“人生的意欲”出发，将中、西、印三方文化概括为人类生活样式的三种不同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往世”观念发达。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往世思想之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随后，梁漱溟从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及知识构成方法上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为了进一步说明中西文化之不同，他还引进了现量（感觉）、比量（认识论中的“理智”）、非量（佛学中的名词，用以解释“直觉的”）等来概括中、西、印度文化在解决问题、构成知识方法上之不同。

依照他对三种文化的考察，他提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之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中国文化在第一路未走完之下，走上了第二条路。而印度文化是在第一、第二路未走完之下，径直拐到上了第三条路。相比于西方文化，他们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所以“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可以看出“梁漱溟对于世界文化的预测”有一主要思想贯穿其中那就是物质的需要是基础 ，道德精神是人的本质，终极关怀是人永恒的追求。由于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物质基础，所以要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以弥补其“早熟”，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自己的文化理想。

同样是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胡适则认为“‘此刻’的问题，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如何让选择去取的问题，而不是东方化能否翻身为世界文化的问题。”胡适认为梁漱溟先生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寻一个简单公式，而不知简单公式绝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结果只有分析别的形式，而实在都是一堆拢统的话。”实际上，胡适是以他的历史进化的眼光来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主张。

胡适主要从两个方面指出梁先生论证方面的“拢统”问题。第一个是文化定位上的拢统，梁漱溟认为:“东方化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 ……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胡适认为梁漱溟的论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究竟能否成为世界文化并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的，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所以说“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其次在文化分类上，在胡适看来，梁漱溟“又得一个关于三系文化的奇妙结论”，甚而认为已是拢统至极。“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拢统之至。”

关于中国文化是否必须要“翻身成为世界文化才能存在”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争论，实际是源自两者对世界文化认知的不同。在梁漱溟的观念中，似乎是一个共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就等于自认废绝。他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貌似是文化的多元，实际上在他的认知中每个阶段都只能有一种文化作为主导，各种文化出现“轮流坐庄”的情况。这样世界不仅是共时的，世界文化也出现阶段性的一元倾向。而胡适则认为，“东西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笼统地下判断。要知道“世界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文化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世界上的文化“不能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个性的区别”。也就是说胡适认为的世界即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

其次，对于东西文化是性质上的差异还是发展程度上的不同，两者也有着分歧。从梁漱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测，即“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可以看出，在他的观念中东西方文化是性质上的差异，所以必须取而代之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胡适虽未直接表明他的态度，但从“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时候有先后的不同”可以看出，胡适的观点更倾向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在发展程度上的不同。

胡适把“程度的差异”落实在“历史”之上，以之为论述的核心。他的种种辨析都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以从“各种文化的过去种种经过”，“看出各种文化的原形”。他提出，“凡是有久长历史的民族，在那久长的历史上，往往因时代的变迁、环境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解决样式”。中国、印度、欧洲三大系民族的政治史就是如此，“所不同者，只是某种制度（例如多头政治）在甲民族的采用在古代，而在乙民族则上古与近代都曾采用”。他更指出，在“思想史上，这三大系的民族都曾有他们的光明时代与黑暗时代”。胡适正是在历史之中，寻找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并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各有偏颇之处，然而并非意气浮乏之争，其中亦有诸多真知灼见。从表面上看，胡、梁之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是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立场。梁漱溟和胡适面对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时，虽然对怎样向西方学习以及学到什么程度，观点未必一致，但都意识到在面向西方的同时需要维护中国自身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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