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史通·自叙》原文注解与鉴赏

史通·自叙　刘知幾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五常〔51〕异禀〔52〕，百行〔53〕殊执〔54〕，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55〕，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56〕，则理难铨综〔57〕，故陆景《典语》生焉。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58〕，识昧圆通〔59〕，家有诋诃〔60〕，人相掎摭〔61〕，故刘勰《文心》生焉。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62〕，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63〕，殚〔64〕其体统〔65〕。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66〕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67〕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68〕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69〕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昔梁征士〔70〕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71〕者有三。而予辄不自揆〔72〕，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何者？扬雄尝好雕虫小技〔73〕，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扬雄草玄〔74〕，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詶〔75〕之。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扬雄少为范踆、刘歆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盖酱瓿〔76〕。然刘、范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扬》、《羽猎》之流耳。如《太玄》深奥，理难探赜〔77〕。既绝窥逾〔78〕，故加讥诮。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

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79〕参圣〔80〕。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81〕，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82〕，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注释〕庭训：父亲的教诲。训，教诲，开导。文学：泛指文章经籍。纨绮：指少年时期。艰琐：艰难琐碎。捶挞：鞭打。逮：到。怠：怠懈。期年：一整年。甫：才。举：穷尽。获麟：春秋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至此绝笔。引申指春秋末期。触类：接触同类。周：遍及。假赁：借、租赁。弱冠：古代二十岁行冠礼，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弱，年少。射策：应试。获遂本愿：能够满足本来的愿望。穿凿：原意为牵强附会，此指尽力了解史书。襟腑：心胸、襟怀。总角：童年时代。谢：谢承，吴国人，著《后汉书》。赧然：脸红、难为情。方寸：心、脑海。立：即三十而立。见许：相称许。许，称赞。榷扬：研讨。怀抱：胸襟、抱负。八索：古书名。九丘：古书名。坟典：三坟五典的并称，后转为古代典籍的通称。不刊：即不刊之词，不必删改、修订。迟回：迟疑不决。载笔：史传、制疏、表奏一类文字。东观：汉代藏书之地，后代泛指史馆。凿枘：圆凿方枘的略语，指不相容。龃龉：相违抗。依违：违心地依顺。郁怏：抑郁不乐。孤愤：因孤高嫉俗而产生的愤慨之情。寄怀：寄托怀抱。嘿：同“默”，静默、不语。牢笼：包罗。错综：交错综合。牴牾：抵触。墙面：谓面对墙壁，目无所见。比喻一无所知。讹音：不合标准的异音。鄙句：俚俗的语句。守株：“守株待兔”的省称。胶柱：胶住瑟上的弦柱，以致不能调节音的高低，比喻固执拘泥，不知变通。拘忌：拘束顾忌。〔51〕五常：金、木、水、火、土，此指人的气质。〔52〕禀：领受、承受。〔53〕百行：各种品行。〔54〕执：执持、具有。〔55〕壤隔：即天壤之隔，指差别很大。〔56〕品藻：评论、品题。〔57〕铨综：权衡和综合。〔58〕祖述：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59〕圆通：通达事理。〔60〕诋诃：诋毁、指责。〔61〕掎摭：指摘。〔62〕载笔之士：史官。〔63〕指归：即旨归，指主旨。〔64〕殚：竭尽。〔65〕体统：文章的体裁和条例。〔66〕掞：尽。〔67〕慸芥：也作“芥蒂”，细小的梗塞物。〔68〕服、杜：即服虔、杜预。〔69〕冀：希望。〔70〕征士：不接受朝廷征聘的文士。〔71〕冯敬通：冯衍，汉朝人。有奇才，博通群书。〔72〕揆：度量、揣度。〔73〕雕虫小技：比喻小技、小道，多指词章之学。〔74〕玄：指《太玄》。〔75〕詶：酬答。〔76〕酱瓿：装酱的瓦器。瓿，瓦器。〔77〕赜：幽深难见。〔78〕窥逾：也作“窥觎”，希求。〔79〕绝伦：无与伦比。〔80〕参圣：位跻圣人之列。〔81〕捐：抛弃。〔82〕涟洏：泪流不止的样子。

(张剑光)

〔鉴赏〕《自叙》是刘知幾《史通》全书的点睛之篇，灵魂所在，纲领所系，可目为导读篇。

《自叙》述一生学术生涯、《史通》缘起、宗旨、内容及学术价值，体现了刘知幾的独断之学和通识之才。

他“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将求仕进，兼习揣摩”。年二十中进士，任获嘉县主簿(相当九品官)达三十年。后以文笔见长被推荐入史馆，参与纂修实录与国史。

在幼年时代，他就显示出自立、自强的学习精神。《自叙》对此有所披露，说自己“年在总角”，其父令他读古文《尚书》，他以“其辞艰琐”，弃而不学，虽屡受“捶挞”，决不曲就。遂自选《左传》，旁听一年，便能“略举大义”，令父兄辈刮目相看。其父有意让他“专此一经”，他又以《春秋》止于“获麟”，后史不详为由，另读群史，“以广见闻”。十余岁的少年，便养成了独特的读书精神。尤其可贵的是能独申己见，不与俗苟合，又“不假师训”，如《自叙》所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习染。”对于名家著述，他也勇于质疑问难，指陈利弊，以致招来责备，有人教训他：“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面对这种责难，他反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相抗衡。在刘知幾看来，前人的成就，理应继承，并且要做到博览群书，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年十七，对汉、唐史籍便能“窥览略周”。“射策登朝”之后，又能“公私借书，咨情披阅”、“杂记小书，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做到了博而不杂，多而不芜。善读书，是刘知幾独断之学的起点。

由博览达到专精是刘知幾独断之学成熟的标志。汉代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学者多走上章句之学，一生专治一经。刘知幾反对这种治学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倡博览群书的主张：“学者有博闻归来，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司马迁)、固(班固)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史通·杂述》)显然，博与专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治学之道。刘知幾主张治学以博览为基础，然后向专精方向发展，不能停留在博览阶段，只图博览，也不是真正的治学。“独断之学”的精髓，要在择善；学术专精，务在辨伪。他强调指出：“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杂说》下)只有做到多闻择善、明得失、辨真伪、评是非、析其流、通其义，才称得起独断之学。刘知幾精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纪传体正史，也深究过《淮南子》、《法言》、《论衡》、《风俗通》、《文心》等子学名著，从中汲取了可贵的学术营养，丰富了自己的才、学、识。更为重要的是从前人的失误、偏见、缺憾中寻找正确答案，探求真理，以形成自己的独特治学之道。他指出，孔子之后，“史籍逾多，苟非世也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迄于姚(察)、李(百药)、令狐(德棻)、孔(颖达)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自叙》)。他视此举为效法孔子删“六经”的盛事，是“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孔子删订了“六经”，“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而他要修订群史，却要“致惊未俗，取咎时人”。这使他“徘徊良久”，“握管叹息”。由于对独断之学的追求，毅然冲破世俗偏见，奋力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他在阐述《史通》动机时指出：“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种博览群书、指正群书、编撰新作的激情，正是他的独断之学发展的动力。

《史通》是刘知幾独断之学成熟的象征。他身在史馆，心系独断之学。他提出修国史必须坚持“据事直书”的原则，反对曲笔阿主，却遭到权贵们的敌视，兼史馆兼修的宰相宗楚客竟然诬指“其言抵切”，并在史臣中煽动说：“是子作书，欲致吾何地！”(《新唐书·刘子玄传》)语中暗藏杀机。刘知幾愤怒地指出，史馆埋没人才，重用尸素，不可能有所作为。他认为，古来名家，立言垂后，不必身居官舍，而是“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辨职》)。鉴于史馆腐败之风根深蒂固，他愤然决定与之分道扬镳。在《自叙》中他追述了当时的心境：“嗟乎！虽任当其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这种杜门私撰，就是“成其一家”，完成独断之学。《史通》作为独断之学的结晶，正是刘知幾学术生涯的圆满结局。

《史通》何以称通，它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刘知幾都有明确解释。他指出，史籍有二类，一类“贵乎博闻”，以博采史料见称。一类是以贯通古今著称，“贵乎俊识通才”。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扬雄、王充、刘勰等名家，皆为“俊识通才”。刘知幾直追孔子，效法《史记》。特别是对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是一脉相承。他说：“汉求司马迁之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史通子”是司马迁后人荣获的荣誉封号，含有通史鼻祖之义。刘知幾以《史通》名书，其义在继承通史传统，弘扬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

《史记》旨在“通古今之变”，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史通》之通，在于总结史籍、史制发展、演变规律。在贯通古今这一点上，有一定共性。《史通》之通，有纵通、横通之别，如《六家》、《二体》、《史官建制》、《古今正史》诸篇，皆贯通历代，纵论史籍、史制演变。又如《载言》、《本纪》、《世家》、《列传》、《书志》、《杂述》等篇，均从横向评论史籍体裁、体例。又如《直书》、《曲笔》、《疑经》、《惑古》等篇，又是横中有通，纵横交错，对某些专题作纵向总结、评论。从总体上看《史通》无疑是一部史学史、史学理论杰作，具有融会贯通的特色。所以，《自叙》评价此书“贯穿者深矣”、“网罗者密矣”、“商略者远矣”、“发明者多矣”，诚非虚言。《自叙》在揭示《史通》内容时说：是书以史为主，旁及“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可谓博通古今，体现了通识之才。

“通识”除含有贯通古今的才能之外，还包含写史的见识、观点、态度，也就是史德。没有良好的史德，谈不上贯通古今，更无法对历史人物、事件作出正确评论。《自叙》在阐明《史通》宗旨时说：“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就是通识之才的集中体现。这与他一贯主张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反对“曲笔阿时，谀言媚主”(《曲笔》)的原则是一致的。史家的天职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史家应有的节操是“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直书》)。他还认为，对“曲笔”献媚之徒，“投畀豺虎可也”。这种曲、直之辨，反映了史界两种对立的道德观。《自叙》所说“与夺”、“鉴戒”、“讽刺”正是对《史通》一书性质的高度概括，也是通识之才的最准确的注解。

《史通》问世之后，史学家、刘知幾的好友徐坚评价说：“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本传)然而，刘知幾对自己的著作的历史命运却十分担忧。他说：“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史通》的确是惊世骇俗之作。世人对直言不讳之作，多有异词诽语，《史通》也逃不出此厄。所以，刘知幾最担心的是《史通》的未来命运。他指出，扬雄所撰《太玄经》，“极阴阳之数”，张衡赞为“绝伦参圣”。而后世若没有张衡、徐坚再世，“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继之以血也”。值得庆幸的是，武、韦集团先后覆灭，权臣宗楚客被诛，他才“获免于难”。唐玄宗继位，派人就家抄录《史通》，读而善之，遂追赠刘知幾为工部尚书。《史通》得以流传于世，避免了泪与血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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