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著名文学家黄庭坚谪居戎州(今四州宜宾)。当地士绅姚玉君集五谷精华,取古城旧州塔下安乐泉精酿,制成了五粮液最初的雏形“姚子雪曲”。而黄庭坚与“姚子雪曲”也有一段传世佳话,本已戒酒十五年的黄庭坚,按捺不住美酒诱惑,尝后赞誉有加,推崇备至。
《战国策》中有“仪狄善酿”的故事,可见酒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了。与酒有关的文化随之产生,酒器、酒礼、酒德和酒兴构成了酒文化的硬核。酒器化骨,酒礼作血,酒德为魂,酒兴助威,四者相互联系,协调统一。
宋朝时期,姚子雪曲集五粮精华,在酒质和口感上,更上一层楼。清宣统元年(1909年),姚子雪曲传人邓子均举办家宴,举人杨慧泉浅尝甘脂,大为赞赏,提议将“姚子雪曲”改名为“五粮液”。自此“姚子雪曲”改名“五粮液”,经久不衰。
有酒,必有窖,而酒窖是酒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洪武元年(1368年),宜宾陈氏接手姚子雪曲,兴建了用于酿造五粮液酒窖。经过651年的持续酿造,窖泥中积累了丰富的微生物。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酒中的醛加速转化为羧酸,新生的羧酸与酒精产生酯化反应,生成具有芳香气味的乙酸乙酯。这就是五粮液的浓郁醇香、回味悠长的秘密。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仪渗透到政治、伦理、民俗等方面,是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尚书·酒浩》指出:“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酒礼成为文明进步的标志。《汉书﹒食货志》认为:“百礼之会, 非酒不行。”举办祭祀时,“以酒成礼”,必须“五齐”用以祭祀,“三清”专供饮用。
酒礼形式多样,因人而异。《礼记·月令》规定:“孟夏之月,天子饮耐, 用礼乐。”天子饮酒,配以礼乐,以示权威。对君子而言,“夫饮之礼, 不脱屦而即序者谓之礼。”衣冠端正,位序不乱是酒礼对君子的要求。据《周礼》记载,当时还专门设置了大酋和酒正的官职,用来监督和执行酒礼。
在古代祭祀中,供奉五谷是最高规格的祭礼。《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谷体现了朴实自然的物资追求。五粮液采用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等五种粮食,取其精华,融其诸味,“杯底五谷杯上液”,是千年祭礼的缩影。
另外据研究表明,少量饮酒能够加快血液流动,提高新陈代谢,激发创作灵感。事实上,李时珍早已洞悉这一研究成果,他认为:“酒, 天之美禄也,面曲之酒, 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这就是古人眼中的“酒德”。
酒德事大,不容小觑。黄庭坚品尝五粮液后,留下了《安乐泉颂》,诗曰:“姚子雪麴,杯色争玉。得汤郁郁,白云生谷。清而不薄,厚而不浊。甘而不哕,辛而不螫。老夫手风,须此晨药。眼花作颂,颠倒淡墨。“黄庭坚用诗化的语言,给予五粮液极高的评价。
酒是社交沟通的载体和媒介,能够消除隔阂,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礼记·乐记》曰:“酒食者, 所以合欢也”。春秋时期齐国上大夫晏婴也有共鸣:“古之饮酒也, 足以通气合好而已矣, 故男不群乐以妨事, 女不群乐以妨功。”“通气合好”是酒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荔枝绿也是五粮液的前身,由宜宾王公权用大米、高粱、玉米酿造。黄庭坚对酿制的“荔枝绿”颇有好感,特地赋诗:“王公权家荔枝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里面轻红肌;泼醅葡萄未足数,堆盘马乳不同时;谁能品此胜绝味,惟有老杜东楼诗。”一杯荔枝绿,增进了黄庭坚和戎州的感情。
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五粮液的记载:“秦、蜀有咂嘛酒,用稻、麦、 黍、秫药曲、小罂封酿而成,以筒吸饮。”在酿造五粮液的五谷中,高粱味甘性温,有健脾益胃之效。大米味甘性平,有补中益气的功能。糯米为温补强壮食品,能止汗补血。小麦性平微寒,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玉米味甘性平,可以健脾利湿。五谷“通气合好”,为五粮液树立起酒味全面、出类拔萃的独特气质。
1915年,五粮液首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之后,相继取得国际金奖39次。1991年,五粮液被评为“中国十大驰名商标”。2002年,五粮液蝉联四次“中国名酒”称号。2018年,五粮液品牌价值达1152.86亿元,远超其他白酒品牌。
酒,是流动的粮食,也是凝固的文化,是普通的饮料,也是特殊的镜子,是感官的刺激,也是情绪的安慰。酒器戒满,酒礼载道,酒德忌贪,酒兴见性,一杯老酒足矣。五粮液从诞生到传承,千年来糅合神工匠心,见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从古至今与国人有道不完的交集,是传承,也是岁月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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